1976年毛主席逝世，杨振宁含泪说出十二字，举国上下悲痛欲绝！

1976年9月10日的清晨，美国纽约的天空灰蒙蒙的。杨振宁站在公寓窗前，手里攥着前一晚刚刚确认过的电报内容，反复看了又看，仍旧有些恍惚。电报上的时间写得清清楚楚——“1976年9月9日零时十分，毛泽东同志逝世。”这一刻，远在大洋彼岸的华人社会震动不已，而年近五十四岁的杨振宁，却只是默默关上房门，一整天没有再出现在任何人面前。

有意思的是，在很多西方同行的记忆中，杨振宁是那个谈起物理问题时，思路敏捷、话语利落的学者，很少流露激烈情绪。但这一次，面对毛主席的离去，他却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悲痛。直到纽约华侨社团紧急筹备起一场追悼会，他才带着通红的眼睛，出现在讲台上，用十二个字，为这位改变中国命运的领袖做出评价。

那么，这十二个字是怎么从他口中说出来的？这位在世界物理学界声名赫赫的科学家，又是怎样一步步，与中国、与毛主席发生密切关联的？故事得从三十多年前说起。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刚刚结束，中国满目疮痍。就在这一年，年仅二十三岁的杨振宁，借着庚子赔款奖学金，登上了远赴美国的轮船，前往芝加哥大学深造。那会儿的中国青年留学生不多，能出国的大多肩上都压着一种难以言说的责任感——不是为个人出路，更多是为将来能否“学成报国”。

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期间，杨振宁全身心投入理论物理研究。后来，他和李政道提出了著名的“宇称不守恒”理论，一举打破当时国际物理学界的一条“铁律”，并在一九五七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荣誉加身，世界震动，但值得一提的是，在领奖台上，他仍旧刻意提到自己的文化根源。

那次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他在代表致辞中，强调自己以中国的传统教育为骄傲，又专心致力于现代科学研究。这并不是一句礼貌性的寒暄，而是他心中的真实感受。多年之后，有人回忆起那次讲话，都感慨，杨振宁在最风光的时刻，还在强调“我是中国人”，这一点在当时的国际语境之下，是非常少见的。

然而，心里再怎么牵挂故土，现实却并不允许他轻易回国。一九四〇年代末至五〇年代初，冷战格局迅速成形，中美关系骤然冻结。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中国实施封锁和敌视政策，在签证、往来、学术交流等方面层层设限。杨振宁曾多次设想回国探亲，但每一次都被现实挡了回去。

这种“回不去”的状态，一拖就是二十多年。

一、中国“解冻”的缝隙：杨振宁第一次踏上归途

六十年代末，国际局势出现微妙变化。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愈演愈烈，一方面对中国指手画脚，另一方面在军事、政治上进行压力。中国开始有意识地调整外交方向，对美关系逐渐出现松动迹象。对不少海外华人学者而言，这无疑像是缝隙中透进来的一线光。

一九七〇年，杨振宁给远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的父亲杨武之写了一封信。他在信里直言，这些年一直想回国看看，现在总算看到了希望。话语不长，却藏着多年的等待与压抑。

一九七一年，距离他离开中国，已经整整二十六年。这一年，他正式提出回国探亲申请。对于当时的美国当局来说，一个在前沿领域拿过诺奖、影响力极大的物理学家，要跑去“敌对阵营”的国家，当然不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结果也不意外，申请遭到阻挠，一拖再拖。

这样的消息，很快传到中国有关方面。国内对此并非无动于衷。经过一番耐心、复杂的外交协调，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心下，杨振宁最终获准从缅甸转机，乘坐法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回国。这一路辗转，看上去只是航班路线的安排，背后却是多方斡旋和政治考量。

飞机飞到中国上空时，机舱内传来一句平静的广播：“我们已经进入中国领空。”这一句话，把杨振宁压在心头二十多年的情绪一下子撕开。他坐在位置上，透过舷窗，看着云层下方隐约可见的山川河流，心里明白，自己终于回来了。

那时候的中国，还在特殊政治运动的后期，许多知识分子和科学家身处困境。杨振宁在启程前，已经听说自己的老朋友邓稼先，被调往西北某地“学习”，生活极其艰难。这件事一直记在他心里。

飞机落地上海不久，他向接待人员递交了一份要见的亲友名单，邓稼先被放在第一位。这并不是一份普通的“见面名单”，实际上更像是一次求情。他清楚，对有些人来说，见一面，不只是叙旧，而是可能改变命运。

接到这一请求后，周恩来总理迅速作出指示，要把邓稼先召回北京。相关工作人员辗转多方，才在西北找到邓稼先，将他接回。用后来人的眼光看，这次调回北京，某种意义上就是一次“解救”。很快，余敏、胡思等一批受牵连的科研人员，也陆续得以脱身。这一连串变化，与杨振宁那一份名单，关系不小。

多年以后，邓稼先的夫人于敏华回忆起这段往事，仍然非常动情。她知道，在那个风高浪急的年代，能有人在海外还惦记着这些身处逆境的同行，实在难能可贵。从杨振宁的角度看，这不过是份内之义，但对很多人来说，却是雪中送炭。

在北京停留期间，杨振宁还去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等单位参观。那时的教育、科研条件远不如海外。老旧的仪器、紧张的经费、凌乱的学术环境，都让这位国际物理学界的名家看在眼里，忧在心里。他并没有客套，而是坦率提出：必须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如果基础打不牢，后续的高精尖发展都会受限。

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杨振宁一家。宴会气氛非常亲切，从国家大势聊到家庭琐事，毫无拘束。席间有一段小插曲，挺有意思。杨振宁面对岳父杜聿明，一时不知该如何称呼，只好略显局促地叫了一声“杜聿明先生”。周恩来在旁边笑着提醒：“应该叫岳丈大人才对。”一句话，既化解了尴尬，也体现出一种人情味。

宴会结束时，周恩来特意嘱托杨振宁，希望他和其他有识之士，能够在中美之间搭一座“科学交流、增进友谊”的桥梁。那会儿，中美尚未正式建交，美方对中国的报道多半偏见重重，甚至不乏恶意抹黑。周总理清楚，靠政府渠道不够，还需要借用这些在国际学术界具有影响力的人物，改变外界对中国的刻板印象。

杨振宁听在耳里，记在心上。回到美国后，他没有把这句话当作客套，而是当成一份责任。

二、从讲台到会客厅：物理学家与“巨人”的一次对话

回到美国之后几年间，杨振宁并没有安安稳稳待在实验室。他频繁受邀前往日本、欧洲、南美等地访问讲学。每到一处，他做学术报告之外，总会抽出时间，向外界简要介绍中国的实际情况：社会秩序、工业基础、教育起点、文化传承等等。这些内容，在当时的西方舆论环境中，几乎难以通过主流媒体获得。

不得不说，以他当时的声望，这样的介绍，对国际上不少科学家和知识界人士影响很大。很多人正是通过他的讲述，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对中国的了解其实非常有限。这种认知差距的被打破，为后来自七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大规模学术交流铺了底子。

一九七一年之后几年，美国学界赴华访问的科学家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自杨振宁第一次回国后，相继有上百位美籍科学家来到中国交流、访问、讲学。他们在物理、化学、生物、数学等领域，与中国科研人员进行深入讨论，多数人回国后，对中国的评价都明显改观。

一九七三年七月，杨振宁再度踏上回国的旅途。这时候，他心里有一个愈来愈强烈的愿望：见一见毛主席。

之前的几次回国，他已经曾经含蓄地表达过这个想法，但考虑到当时国内的形势与毛主席的工作强度，很难安排。到了这一次，他干脆直接了当。接待人员问他：“杨教授，这次来想见哪些人？”他想都没想，脱口而出：“毛主席。”

工作人员听完，只是笑了笑，并未多说什么。杨振宁这才反应过来，自己的请求有些冒昧。自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访华前十天，毛主席就出现心脏骤停等严重健康问题，再加上白内障和长期劳累，身体状况一直不理想。能否见客，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安排日程”，而是需要严格权衡。

想到这一点，他有些懊恼。毛主席每天要处理的政务极多，如果每位科学家都提见面要求，无疑会增加负担。于是他暗自决定，无论这次结果如何，自己不再主动提出类似请求。

事情的转折来得有些突然。几天之后，他突然接到通知——毛主席同意与他会见。

那天，他特意穿着十分正式，在工作人员引领下，进入中南海的一间书房。房内布置不算奢华，更多的是一种朴素、实用的气息。周恩来已经先行在场，准备担任介绍人。

杨振宁刚一进门，就看到毛主席坐在沙发上，面带微笑。虽然年事已高，身体略显虚弱，但眼神依然有神。周恩来手掌虚向杨振宁，向主席介绍：“主席，这位就是杨振宁，杨教授。”杨振宁快步上前，握住毛主席的手，心里的激动可想而知。

毛主席开口便说：“我们虽然以前没见过，但我晓得，你在物理学方面贡献很大。”这句话既是礼貌，也是事实。对于重要领域的科学进展，他一直保持关注。

会谈很快切入正题，从物理谈到哲学，又从哲学绕回科学。为了便于交流，杨振宁用尽量简洁、通俗的语言，介绍了自己在粒子物理方面的一些研究思路，提到质子内部结构问题时，毛主席忽然问了一句：“质子可以分割吗？”

杨振宁回答得很谨慎：“关于这个问题，科学界也在讨论，现在还没有统一答案。”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个前沿难题，还远未有定论。

毛主席听后，笑着摇了摇头，说道：“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如果分到某个程度就不能再分，那以后几万年的科学家还干什么？公孙龙、惠施这些人，有人说是诡辩，但中国古书里早就有‘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样的说法，说的就是物质无限可分。”

这一番话，把古代逻辑思想与现代科学问题自然地联系在一起。杨振宁不止一次提到，这段对话让他印象极深。毛主席不是从专业物理角度，而是用哲学和古典文献切入，却能触及科学问题的本质，这种跨领域的思维，在一般政治家身上并不常见。

两人还顺势聊到中国历史、诗词创作。杨振宁谈起自己对毛主席诗词的理解，毛主席也不时插话，补充创作背景。时间悄然流逝，一个半小时很快过去。

起身这一刻，毛主席已经八十出头，起身并不容易。他向杨振宁招了招手，说：“你拉我一把。”杨振宁连忙上前，小心搀扶。走到书房门口，两人再一次握手。毛主席笑着说道：“感谢你这位科学家，你对世界有贡献。我也想对世界做些贡献，只是还没有做到。”

听到这句话，杨振宁心中一震。他很清楚，眼前这位老人，已经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上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记。这种“尚未做到”的自我要求，说实在话，带着一种近乎苛刻的自省。

情绪激动之下，他脱口而出：“主席，我祝你万寿无疆！”毛主席连连摇头：“不对，你不要这样讲，这话不科学。”一句轻松的回应，却透露出他对生老病死的清醒态度。

这次会见结束后，杨振宁经常在不同场合回忆起那一幕。在他看来，二十世纪有很多伟人，但能像毛主席这样，对世界格局、对民族命运产生如此深远影响的人，并不多见。这种评价，既带学者的冷静判断，也有几分个人情感。

三、病榻、电话与悼词：那十二个字的来历

一九七六年年初，中国政坛连续出现变故。年初一月八日，周恩来总理因膀胱癌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七岁。噩耗传出时，杨振宁在美国。得知消息后，他的悲痛一点不比普通中国人少，随即提出回国申请，希望能为这位曾经多次接见他、并亲自帮助他回国探亲的老人送上一程。

那时国内局势非常紧张，各方事务堆积如山，无暇他顾。即便如此，时任国务院负责工作的华国锋，仍然抽出时间接见了杨振宁。四月十六日，华国锋在会见前，特意向调查部负责人详细了解了杨振宁在国内的友人情况，又尽力邀请这些人一同前往会场。杨振宁推门而入，看到许多熟悉面孔坐在屋里，既惊讶又感动。

会谈中，气氛不算轻松，但尚算真诚。在闲谈间隙，杨振宁再次表达了一个愿望：想再见一见毛主席。周总理去世之后，他隐隐有种担忧，总觉得应该再见一面。华国锋沉默了很久，才缓缓说了一句：“还是算了吧，主席现在身体确实不太好。”

这句话背后，是很多外人看不到的考虑。一九七六年的毛主席，已经八十三岁，晚年疾病缠身。据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每一次安排会见，即便身体极不舒服，毛主席仍然会勉力支撑，尽量让来访者不觉察他的虚弱。但会后，他常常要休息很长时间才能缓过劲来。领导层不得不控制会见次数，以免体力透支。

华国锋觉得，只以一句“算了吧”敷衍，实在过意不去。会后不久，他亲自打电话给杨振宁，详细解释了毛主席身体状况：视力严重受损，起居行动困难，每见一次客人，都是极大的消耗。电话那头，杨振宁默默听完，眼眶湿润，只能拜托华国锋转达自己对主席的问候。

说白了，这是一次遗憾的“未能会面”。等他再度回到美国，一切就已经来不及了。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从北京传出，很快通过各种渠道传到海外。纽约时间还未到中午，相关的电报就送到了杨振宁手中。他起初不太敢相信，反复确认信息来源后，才终于接受这个事实。那一天，本来安排了不少学术工作，他几乎全部取消，一个人把自己关在书房，整整一天没有出门。

不久，纽约华侨社团自发组织起一场规模很大的追悼会。对于当时身在美国的华人来说，这既是一种集体悼念，也是一种精神寄托。追悼会上，许多人忍不住哭出声来，场面严肃而压抑。

杨振宁作为知名华人学者，被推举为发言代表之一。他准备了一篇题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巨人》的悼词。在这篇悼词里，他并没有只停留在个人情感，而是从历史角度回顾了毛主席的一生作用。他谈到旧中国是怎样的社会结构——封建主义残余和帝国主义压迫交织在一起，底层人民近乎没有生存空间，“这是一个吃人的社会。”这句话在会场上引起了低声的唏嘘。

接着，他讲到中国人民如何在长期黑暗中摸索前行，一次又一次失败，一次又一次爬起来。其间有曲折，有错误，但总体上，是一条向上攀爬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毛主席无疑是关键人物之一。他用“引路人”“明灯”“舵手”等词，来形容毛主席在中国革命与建设过程中的地位。

在悼词的最后，他停顿了一下，把视线缓缓扫过台下，然后含着泪，用十二个字做总结：“他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位巨人。”这十二个字一出口，会场里不少人已经控制不住情绪，有人掩面，有人低头抽泣。

这句话后来被广泛引用。很多不熟悉背景的人只知道这十二个字，却不知道，在此之前，杨振宁曾与毛主席在中南海书房有一场跨越科学与哲学的谈话；也不知道，他曾经几次努力想回国见上一面，最终还是留下了遗憾。

纵观杨振宁一生，他在物理学界的贡献有目共睹，但在这段历史中，他还有另一重身份——桥梁。七十年代初，他在中美关系尚未完全解冻的时候，主动承担起对外说明中国真实面貌的责任，帮助打破了不少偏见。很多海外科学家，正是在听了他的介绍后，对中国产生好感，愿意踏上这片土地。

而从中国的角度看，他第一次回国的探亲之旅，不只是简单的亲情之行，也牵动着一批受困的科研人员命运；他后来几次往返，更像是新中国对外打开科学大门过程中的一块关键铺路石。

一九七六年九月之后，中国历史翻开新的一页。至于那个在纽约讲台上，含泪说出“他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位巨人”的物理学家，仍旧在自己的学术道路上继续前行。那些发生在一九七一、一九七三、一九七六年的往事，则静静留在那一段特定的时空里，既不需要过度拔高，也无需刻意渲染，只要按其原本面貌存在，就已经足够有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