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刘道玉先生追思会发言稿

刘道玉先生追思会发言稿

邓晓芒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今天我们有幸聚集在一起，缅怀我们敬爱的老校长刘道玉先生。借此机会，我首先想对老校长毕生从事的中国大学教育改革事业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并对老校长倾注全部心血所取得的实质性成就表示衷心的感谢！遥想当年，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着我们这一批从底层进入高等学府的莘莘学子，作为全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的刘道玉先生带给我们的是一片光辉灿烂的未来前景。刘道玉先生在任期间推行自由、民主、平等的校风，大力改革教育方法和制度，率先推行学分制、主辅修制、转学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贷学金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拉开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短短7年不到，就使武大成为全国高校的标杆，被誉为“当代蔡元培”。

我那时正逢研究生毕业和留校任教，充分享受到了刘校长所营造的生动新鲜的学术风气，感到浑身充满了创造的活力，仿佛整个世界都在我们面前舒展开来，等待着我们去开拓、去创新！直到今天，我还是认为刘道玉校长所倡导和推行的高校改革决不是什么“过于激进”的改革，而是真正的高校改革，它首次使我国的高等学校开始像一所真正的高等学校了；而此后一系列的左改右改或“纠偏”，很多都是在瞎折腾，结果使高校越改越成为一座地道的衙门，带来了无穷的后患。从实质上看，刘校长的教育改革最重要的无非是两条，一个是尊重教师，一个是尊重学生，归结为一条，则是对人的尊重。反之，缺乏对人的尊重的改革则是把老师贬为打工仔，把学生视为机器零件，整个学校则成为矗立在师生们头上的一个毫无人情味的官僚体系，哪里还有一点学校的气氛。这正是我们今天越来越怀念刘道玉时代的根本原因。

其次，我第二个想表达的是对刘道玉老校长个人风骨的由衷的钦佩。在中国，通常的惯例是，一个人在某个官位上犯了“错误”，从轻发落的方式就是调离原单位，平调至另一单位照样做官。但刘校长的特立独行就体现在，他决不违心地“认错”，也不去别的地方继续做官，因为他并不认为自己当校长就是当了“官”，而是把自己干的工作视为自己毕生的理想，如果不被上面的人认可，他宁愿辞官，当一个普通教书匠，能上能下。就凭这一点，我看除了刘校长外，当今几乎无人能够做到！刘校长给我们树立的是一种做人的楷模，一种极高的人生境界。人是应该有自己的原则的，不是什么随处可安放的“螺丝钉”和任意拿捏的橡皮泥。刘校长这样的人，即使做了官，我们也看不到他身上的官气。这就是刘校长为什么让人感到如此平易近人的原因。

最后，我第三个想表达的是我个人对刘校长发自内心深处的感激。我1979年考上武汉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1981年刘校长上任时我正在做毕业论文，第二年答辩通过后又留校任教，赶上了武汉大学改革开放带来的自由宽松的学术气氛。记得大约是1985年，有位我父亲的老同事在厦门大学哲学系当教授，来信问我想不想调到厦门大学去做他的助手。我听了有点动心，很向往海边的风景。中文系的易中天知道了我的心思，马上鼓动我说，咱们一起去厦门！不想，八字还没有一撇，被校长获悉了，竟然亲自到我家来做工作，当时我连一个讲师都不是，他对我说：“厦门哪里有武大好啊！”我一下子就被刘校长这种礼贤下士的诚意感动了，最终打消了调动的念头。那是我第一次和刘校长直接打交道，我认定，在这样的校长治下，这里才是我发展自身的最优环境。易中天当时也没走成，他是92年才决定调往厦大的，那时刘校长早已不在位了。

刘校长1988年去职，转而从事普通的教学工作，但他定下来的一套体制还有一定的延续性。我1987年上讲师，88年破格为副教授，89年又破格为教授，这看起来没有先例，其实都是沿着刘校长铺好的路，即学校掌握名额，具体谁上，由资深老教授们说了算。当年哲学系只有一个教授名额，五位教授投票，一致同意我上。但此前除了85年那次外，我没有和刘校长打过任何交道，直到2013年参加刘校长80大寿活动。最近一些年，刘校长潜心研究教育学，倒是与我保持着电子邮件联系，经常和我讨论与教育哲学相关的问题，有的还激发了我的思考，写成文章发表在学术杂志上，如在《论人类创造力的起源》一文中（清华大学学报2024年第6期），我开篇就点出这是与刘校长讨论的结果。近五年来，刘校长自己公开出版的教育学方面的著作就有四本，可见其思考之勤奋。在与刘校长的往来对话中，我自己的思想也获益良多，但他一直都是以“请教”的姿态来和我交流，令我感佩不已。刘校长耗尽自己人生的最后一分钟，坦然而逝，充分证明了一个大写的“人”为了自己的理想“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崇高胸怀。

值此追忆逝者、激励后人之际，无以寄托哀思，权以七律一首祭奠于道玉先生灵前：

咏梅

群芳岂妒报春时

寂寞寒天气若丝

香阵袭来惊且住

花云淡去醉还疑

冰魂可使凝千媚

傲骨谁将立万枝

落尽繁华终不悔

新芽已绿浣纱溪

本文转载自“晓芒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