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复查瞿秋白案，《多余的话》引起广泛的争论，到底是什么原因

1979年初冬，北京已经起风了。中纪委一间并不宽敞的办公室里，有人轻声念出一个久违的名字——“瞿秋白”。屋里一位老干部放下茶杯，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个案子，再拖下去就说不过去了。”一句平静的话，背后站着的是四十多年的恩怨、争议与疑问，其中最刺眼的焦点，就是那篇写于1935年的狱中遗稿《多余的话》。

要说这场争论从哪里起头，似乎又不能只盯着1979年。时间往前拨回到1935年6月，福建长汀的枪声响起时，很少有人会想到，一篇在国民党报纸上刊载的长文，会在此后几十年里，一次又一次搅动中国革命史的叙事。

有意思的是，《多余的话》本来只是瞿秋白留给后世的一纸“私话”，却在不同年代，被赋予截然相反的含义。有人把它当作“晚节不保”的证据，有人则从中读出一个知识分子式的沉郁与自省。等到1979年专门复查瞿秋白案时，这篇文章几乎成了绕不开的核心问题——它到底算什么？

一

1935年6月，时任国民党第36师师长的宋希濂接到上级蒋鼎文转来的密电，密电背后是蒋介石的意志：对被押在长汀的瞿秋白，“就地枪决”。对于执行命令的军官来说，那或许只是又一项“剿共任务”；对后来的人而言，这一天却成了一个难以抹去的历史节点。

多年以后，宋希濂在被俘后回忆这段往事，始终难掩心中阴影。他在接受政协文史工作者汪东林采访时，把瞿秋白就义前的情形讲得很细。通过这些回忆，一个从容赴死的形象渐渐清晰：不呼号，不求饶，只是提出一个看似“文人气”的请求——希望将狱中几个月写下的稿子带出去发表，其中就有那篇长文《多余的话》。

瞿秋白本人似乎并不抱太大希望，他明白敌我之间的残酷现实，这些文字能否见天日，完全不是自己能掌握的。出人意料的是，1935年不久，国民党“中统”主办的《社会新闻》就陆续刊载了这份遗稿，1937年《逸经》半月刊又全文刊印。更让人难以预见的是，这篇文章从一刊出，争议就像火种一样，埋在历史的土层里，时不时被不同的风吹起来，又烧上一阵。

如果只看牺牲一事，党内对瞿秋白的评价，在很长时间里是明确而肯定的。

1945年4月召开的中共七大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就专门提到他。文件指出，在“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以瞿秋白为代表的一批同志曾被错误打击，但他被打击之后仍在文化战线作了许多有益工作，1935年6月又“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无产阶级英雄气概，永远值得纪念”。这是中共中央在正式决议中，第一次以比较系统的方式，对瞿秋白作出定性。

毛泽东后来谈到瞿秋白时，还专门强调他在困难年代“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认为他的意志与精神“不会死去”。这些评价在随后的岁月里并未改变，直到六十年代中期之前，瞿秋白的形象，都更多停留在“早期领导人”“革命烈士”这几个关键词上。

真正让局面发生微妙变化的，偏偏就是那篇狱中遗稿。《多余的话》写成于1935年春夏之交，在内容上并非简单的“悔罪书”，而是带着浓重个人色彩的回顾与反思。不过，从一开始，党内对这份文字就抱着相当谨慎的态度，甚至可以说是“不轻易相信”。

二

之所以产生“不相信”，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先看流传途径。狱中烈士留下文字，这在当年的斗争环境下并不少见。方志敏在江西就曾在囚禁期间写下数十万字的遗稿，包括《可爱的中国》《清贫》等。这些稿件从监狱送出，经过的是极其隐秘、复杂的地下交通线：有看守的同情，有同志的接应，也有一次次差点暴露的危险。建国后，参与转送遗稿的多个当事人都还在，他们对当年的每个环节记得清清楚楚，因此这些文稿的真伪并没有太大争议。

但《多余的话》的轨迹就完全不同了。这篇文章既不是通过党组织的交通系统传出，也不是由地下关系辗转保留，而是由国民党“中统”控制的刊物公开发表。1935年开始连载，1937年又被《逸经》半月刊全文印行。这样一来，问题就来了：这到底是敌人伪托之作，还是瞿秋白留下、被敌方利用的材料？单凭当时掌握的线索，很难下死结论。

值得一提的是，国民党当局在刊载《多余的话》时，并没有把它当作“叛徒自白书”到处宣扬，反而更像是刊载一篇颇具文采的“自述”。从政治宣传的角度看，这种处理多少有些反常。也正是这种诡异的刊行方式，让许多共产党人更加怀疑：是不是有人借用瞿秋白的名义，写了一篇“自我否定”的文章，企图瓦解对他原本的尊重。

六十年代，李克农向陆定一转述了一个情况：有人声称手里有《多余的话》真迹，要以高价卖出。陆定一当时认定此稿系伪造，对购买毫无兴趣。但在人民大会堂的一次会见中，周恩来当面表示，自己看过那份手迹，确是瞿秋白笔迹。这种高层间的不同判断，让问题更添一层迷雾。

再看思想内容。从字里行间看，《多余的话》确实与当时提倡的“革命英雄书写”风格不一样。方志敏在遗稿中洋溢着对未来胜利的信心，对革命道路坚定无比，即便提到挫折与困苦，也一笔带过，主调高昂。而瞿秋白在文中，则更多谈到个人性格、知识分子心态、政治斗争中的摇摆与不安，有时措辞甚至带着伤感、冷静乃至悲观。

在强调“纯而又纯”的年代，这样的文字就显得格格不入。有的段落让人读起来像是“书生从政”的自嘲，有的则给人一种“心灰意冷”的感觉，与人们脑海中“刑场上慷慨就义”的英雄形象，似乎并不那么合拍。

正因为此，关于真伪与评价的问题就交织在一起了。

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对《多余的话》态度非常坚决，她认为这篇文章是假的，理由也很简单：如果真有这样的手稿，国民党完全可以借机大做文章，把手迹公开展览，以达到政治宣传的最大化效果。既然没有这样做，就说明其中有猫腻。

但也有人有不同感受。作家丁玲在延安读到《多余的话》时，觉得文风、语气、精神状态都和自己熟悉的瞿秋白十分相似。她回忆说，读着读着，仿佛就看见了本人，那种略带幽默的自省，那种复杂的内心活动，让她几乎无法相信是伪作。

这种截然相反的判断，在相当长时间里共存着。人们在公开评价中绕开《多余的话》，既不明确肯定，也不贸然否定。这种“搁置”，本身就是一种态度。

三

进入六十年代，这份“搁置”被打破。1962年，香港自联社出版司马璐所写《瞿秋白传》，书后附上了《多余的话》全文，在港澳读书界引起不小反响。1963年，另一篇文章却在内地掀起了另一场风波——这就是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

太平天国名将李秀成在被俘后，曾写下一部自述。后世一直争论，这份文本到底算是“认罪书”，还是“被迫而作的交代”。在特定政治语境下，“变节”与否自然不是纯学术问题。《评李秀成自述》发表后，把李秀成塑造成“晚节不保”的典型，有意无意间，很多人就把瞿秋白和李秀成联在了一起。

一种颇简单粗暴的对比逻辑开始流行：李秀成战功显赫，最后写了“自述”，被视为投降；瞿秋白早年地位重要，晚年写了《多余的话》，是不是也走了同一条路？有了这样的思路，宣传中对瞿秋白的提及就越来越少，直到某个阶段，“叛徒”的帽子开始频繁出现在内部材料中。

1972年，有关部门正式做出结论，认定瞿秋白“在狱中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这个定性，对他个人形象几乎是致命打击，也直接影响到他的家人。杨之华在“特殊年代”中被关押六年，遭受种种折磨，1973年含冤病逝。她生前撰写的《回忆秋白》稿本被压在故纸堆里，直到多年后才得以公开出版。

即便在后来逐步拨乱反正的过程中，涉及瞿秋白的平反问题，推进也很谨慎。既有“叛徒定性”的旧文件束缚，又有《多余的话》这篇文章的敏感性，当时相关单位内部讨论时，往往都绕不过这几个关键点。

转机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出现的。

1979年，已经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主动提出要认真复查瞿秋白问题。他在2月1日写信给陈云、黄克诚，详细陈述了自己的意见，提议由中纪委牵头重新调查。与此同时，他还鼓励瞿秋白之女瞿独伊写信反映情况。

社会气氛在这一时期已经明显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陈铁建写了一篇《重评〈多余的话〉》，于1979年3月刊载在《历史研究》第三期。文章不再停留在单一政治标签上，而是试图从文本本身、历史语境、人物经历出发，对这篇狱中文稿做出较为冷静的分析。论点虽然还算谨慎，但在当时，也足以被视为“逆风而行”。

文章发表后，争议立刻涌向作者本人。有人批评他“为叛徒翻案”，有人质疑“动机不纯”。1979年6月，陈铁建受邀到福建才溪参加学术讨论会。会场上，不少人要求他专门讲讲“为什么要重评《多余的话》”，言语间带着明显火药味。他连续挨了两天“批评”，气氛颇为紧张。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转来一份中纪委的通知，请他加入一个新的调查小组。对外名称很简单，叫“第八组”，对内却有个明确任务：复查瞿秋白案。

四

其实，复查工作并不是从零起步。早在五十年代中期，公安部就曾就瞿秋白被害一事展开过系统调查。

1954年，湖南省公安厅在侦办案件过程中，从两名参与过当年长汀枪决行动的人员口供中，发现了重要线索。公安部随即指示十三局抽调力量立案调查。此后十年间，调查人员沿着当年的线索，在福建、江西、湖南等地多方取证，查档案、访旧人、核对时间地点，终于在1964年10月19日完成一份颇为详尽的《瞿秋白烈士被害问题调查报告》。

报告的结论相当明确：在被捕、关押和就义前，瞿秋白没有出卖党组织和同志，没有叛变行为。这份报告的材料基础相对扎实，既有敌方旧档案，也有多名知情人的回忆。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不久后急转直下，这份调查结果并未在更大范围内产生应有影响。

到了六十年代中期，“批瞿”风气抬头，原本只是“有争议”的问题，被不断放大，直至公开定性。1972年的那纸文件，把“在狱中写《多余的话》自首叛变”的说法钉死在纸面上。等到1979年中纪委第八组提出为瞿秋白平反，拿出事实依据时，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仍然没有马上通过相关决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如何对待旧有结论。

不过，气候已经变了。既有内部调查在持续推进，又有学界的讨论在慢慢发酵，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如果不对《多余的话》作出新的判断，许多历史问题就难以收尾。

这一点，在1980年10月的文件里体现得很清楚。

1980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了中纪委《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就义情况的调查报告》的通知，标志着这起延宕多年的案件，正式完成复查。报告对《多余的话》的性质，作出了极为直接的表述：“文中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乞求不死的意图。”

这样一条条列出的结论，其实抓住了当年政治评价的几个关键点。对于是否“叛变”，是否“投降”，是否“为敌服务”，报告给出的答案，是清晰而否定的。换句话说，《多余的话》不是叛徒“自白书”，而是一个在生死关头，对自身与革命进行反思的特殊文本。

五

围绕《多余的话》的争论，到了八十年代初才算真正有了定论，但一连串的信件与批示，可以看出当时复查工作推进的实际轨迹。

在陈铁建的文章发表不久，瞿秋白的妹妹瞿轶群——此时已是79岁高龄——给中纪委写了一封信，要求重新审查兄长的案子。陈云收到信后，把它转给胡耀邦。胡耀邦在信上写下批示：“瞿秋白同志要在明年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请现在就搞材料。此信中的要求合理解决。请陈野苹同志办。”

陈野苹时任中组部副部长，他接到批示后，将信转给中纪委第八组。这一串简单的流转，背后其实是中央层面对复查工作的明确态度：不再拖延，该做的调查要做，该推翻的错误结论要推翻。

与此同时，陈铁建也被请到上海，向第八组负责人、时任中纪委研究室副主任孙克悠详细介绍自己掌握的情况：包括瞿秋白被捕前后的活动轨迹，当年国民党监禁、审讯的具体做法，以及《多余的话》刊行的背景和后来各种版本的流传。他不是作决定的人，却成了提供线索与材料的重要一环。

从已公开的资料看，第八组在复查工作中，并没有花太多时间重新讨论“思想评价”的问题，而是把重点放在事实核查上：有没有叛变？有没有出卖同志？有没有配合敌人破坏党组织？这一系列问题，一一与当年的公安部报告、地方档案、当事人口述进行对照。结论与1964年的那份调查报告基本一致——叛变的指控站不住脚。

有意思的是，这次复查也进一步澄清了一个误解：不少人早年以为，只要在敌人控制的报纸上发表文字，就意味着“站在敌人一边”；又或者，文章中只要出现某些“低沉”“反思”语句，就可以被扣上“动摇”甚至“投降”的帽子。复查报告显然没有沿用这种简化逻辑，而是把《多余的话》置于当时具体的斗争环境之中，看它究竟对敌人有没有实际帮助，又是否构成实质性的政治背叛。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纪委向大会作的工作报告中，专门提到了对瞿秋白案复查的情况，明确指出：经调查，瞿秋白在被捕后“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因而遭受敌人杀害”。这句话，与1945年的七大决议形成了某种呼应，也宣告早先的“叛徒定性”被彻底推翻。

从枪声响起的1935年，到十二大报告中的那句“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中间隔了四十七年。在这四十七年里，一篇名为《多余的话》的狱中文稿，几次被抬上风口浪尖，既承受了时代情绪的投射，也暴露出评价革命人物时的种种复杂标准。

六

回头再看《多余的话》，很多读者都会有一种复杂的感受。一边是长汀刑场上的从容就义，另一边是文字中流露出的困惑和自责。两者放在一起，似乎有点不那么“整齐划一”，却又更接近真实的人。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习惯用一种简单的模式去想象革命者：永远乐观，始终坚定，从不犹豫，也不多想心事。《多余的话》打破的，正是这种单一的想象。文中确实有不少伤感甚至消沉的句子，有时还带点尖锐的自嘲。比如对“书生从政”的无力感，对党内斗争的反思，对自身缺点的剖析，这些内容，与其说是在“认罪”，不如说是在做一份近乎残酷的自我检讨。

这类文字，在强调高昂斗志的年代，很容易被看作“丧气话”。但从历史事实来看，《多余的话》并没有替敌方说话，更没有交代同志情况或泄露组织机密。正如1980年调查报告所下的判断，它不符合“叛变自白书”的任何一个要件。

也正因为如此，围绕这篇遗稿的漫长争论，最终指向的一个问题，其实并不抽象：怎样看待一个革命者的脆弱与摇摆？在生死关头，一个人既可以有英雄的选择，也可以有知识分子的忧思，这两面并不必然相互排斥。

试想一下，当年身处牢房的，若不是一个在革命道路上经历过重大起伏的人，又怎会写出这样复杂的文字？一个人在纸上呈现出的犹疑与反思，并不能自动推导出行为上的投降。把思想上的自省，与政治意义上的叛变简单画等号，本身就是一种粗糙甚至危险的做法。

从这个角度看，1979年启动的复查工作，意义并不局限在为某一位烈士“翻案”。它实际上也在悄然调整一种评价标准：对待历史人物时，是只看一种单线条的“英雄形象”，还是允许看到更丰富的人性层次？在政治立场与个人情感之间，能不能做出合理区分？

不得不说，《多余的话》之所以能引发广泛争论，恰恰在于它逼着后人面对这些问题。对不少中老年读者来说，当年关于“是否叛变”的争辩，也许已经渐渐淡出记忆，但那一代人在政治风浪中见过的种种“帽子”，在这个案件中仍能找到影子。

七

把视线再放宽一些，瞿秋白案的复查，也折射出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间，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一条大致脉络。

一方面，是对事实的重视。无论是公安部在五十年代做的长达十年的调查，还是中纪委第八组在七十年代末组织的复查，最终都不得不回到最基本的材料：口供、档案、当事人回忆。这些东西看似枯燥，却是打破简单定性的重要支撑。没有这些踏实的工作，任何平反都容易沦为“另一种拍脑袋”。

另一方面，是对文献的重新审视。《多余的话》既是政治案件中的证物，又是一篇有一定文学价值的长文。当它被重新置于历史语境中仔细阅读，人们发现，它既没有对共产党立场的根本否定，也没有对敌方的歌功颂德，更多是对一段个人革命经历的沉重回顾。这样的文本，显然不适合作为“叛徒”的铁证，却很像一面镜子，照出一代知识分子投身革命时的复杂内心。

值得注意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党内正式文件对瞿秋白的肯定评价从未中断，即便在《多余的话》饱受质疑时，他“革命烈士”的身份也没有被彻底否定。真正造成巨大伤害的，是1972年那份“叛徒定性”。而要纠正这份文件，仅靠几句“态度上的改变”远远不够，必须有扎实的调查结论作支持。

从这个意义上说，1979年的复查并不是简单的“翻转”，而是一种回到原点的修正。通过重新审视早年的调查报告，重新理解《多余的话》，重新梳理被捕、关押、就义的全过程，复查工作一步步把人们拉回到事实本身。

到1982年十二大报告中，那句“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写入正式文件时，许多曾经亲历那段历史的人，应该都会有一种说不出口的复杂心情。争议并没有完全消散，许多疑问也未必都能获得统一答案，但至少有一点已经明确：用“叛徒”二字去概括瞿秋白，是不符合事实的。

在众多革命者的故事里，瞿秋白的经历也许算不上最传奇，却颇具代表性。他有高位时的意气风发，也有被批评时的失落和迷惘；有狱中写作的沉吟，也有刑场前的从容决绝。把这些全都看成一体，而不是只挑一面放大，恐怕更接近历史原貌。

至于《多余的话》为何能在1979年的复查中再次成为焦点，原因并不难理解：这篇文章长期以来被视作“叛变证据”的核心，能不能翻案，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如何重新阅读它。等到官方调查报告用四条简明的结论，把“叛变”指控逐一否定之后，《多余的话》就从“罪证”，变成了一份需要认真研究的历史文献。

从1935年长汀的密电，到1979年中纪委的复查，再到1982年的大会报告，一条时间线被完整拉直。《多余的话》引起的广泛争论，归根到底，源于不同年代对“革命者应当是什么样”的期待差异，也源于历史判断在现实压力下的摇摆与修正。瞿秋白本人的命运，恰好落在这些交叉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