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树的执念。︱周锦虹专栏

城市里的树与我们

文︱周锦虹

3月，又是一年春暖花开时。按照规定，我们都应该去种树。

1981年12月，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规定凡是条件具备的地方，年满11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除老弱病残者外，每人每年应义务植树3至5棵。

这个决议至今依然有效。

研究表明，树木在城市环境中的重要性与人类的身心健康存在直接联系。生理上，树木净化空气，可以降低人们呼吸系统发病率；树冠葱茏遮阴，有效缓解城市热岛效应，减少热射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树木还会释放“芬多精”，能增强人们的免疫力、降低血压和压力激素（皮质醇）水平。

心理上，树木提供的“柔性引力（Soft fascination）”能让人恢复注意力，提高工作效率；树木的叶色、花香、树影婆娑的视觉美感以及风吹树叶的白噪音，可为人们提供持续、低成本的正向感官刺激，缓解焦虑与抑郁情绪。

不只于此，在城市空间里，拥有良好树木景观的公共空间更易吸引人们停留、散步和聚集，自然催生邻里间的交流，从而增强社区凝聚力，降低居民的社交孤立感；合理配置的树木（比如林荫道）显著提高了人们步行和骑行的意愿，从而促进运动量提升，对抗久坐带来的代谢综合征。

▲林下空间，浙大求是新村，2025年3月。空出一个车位的位置，就能成为邻居的社交中心

一个城市需要多少棵树呢？40%。三十年来，这个数字一直在业界流传（即从上方俯瞰一座城市，树冠占据城市空间的比例要达40%，所谓“树冠指数”，即“城市林木树冠覆盖率”Urban Tree Canopy Cover，简称UTC）。

这一数字最早出现于1997年《美国森林》杂志的一篇分析文章，但在2017年1月，发布者撤回了其立场，认为这样说不够严谨，因城市还需要考虑许多其他因素，比如人口密度、建筑密度、当地气候、其他植被覆盖率等。不过最近也有研究发现，如果一座城市的树冠覆盖率达到30%，平均气温就会下降约半度，与热浪相关的过早死亡人数也会减少三分之一。

树冠指数是衡量城市森林覆盖水平的重要指标，反映了城市中树木冠层覆盖地面的面积比例，但这个数据不太好测量，在我国它并非一个官方数据，因此也从未在公开报告中发布过各城市的“城区树冠覆盖率”。根据2024年最新的《国家森林城市评价指标》，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树冠覆盖率须≥26%，县级城市建成区须≥20%‌，且强调这是一票否决性指标。截至目前，中国已建成‌219个国家森林城市‌，按照这个规定大部分中国城市应该是超过26%的。

◆中国主要城市建成区树冠指数（UTC）估算

*来源：千问/KIMI

在中国，种树有着深植于心的悠久文化传统。段义孚在《神州》一书提到，中国早在周代就通过‌法规政策‌推动植树护林，《国语·周语上》说，要在道路两旁成排地种植树木，用来标示道路的走向和边界（“列树以表道”）。

张岱的《夜航船》记载，隋炀帝杨广凿通运河后，余姚人虞世基奏请在运河堤上栽柳树，理由一是柳树树根四出，可以很好地巩固河堤，延续河堤寿命；二是拉船的女人们（“牵舟之女”）可以在下面乘乘凉歇歇脚；三是拉船的羊群（没看错，羊也参与拉舟）可以吃柳树枝叶补充体力。那么多好处，皇帝好喜欢，诏令天下每捐献一棵柳树就赏赐一匹布（“诏民间进柳一株，赐一缣”）。人民群众争相种树，隋炀帝也亲自种了一棵，并御笔亲赐垂柳姓杨，曰“杨柳”。所以，柳树姓杨，还是国姓。

唐代还推行了驿站植树制度。《唐律疏议·杂律》明确规定：“诸官道内，辄种私树者，杖六十；若侵夺官树者，计赃准盗论。”规定驿站之间、官道两旁必须种植树木。沿途的县令、驿长是直接责任人，树木的成活率、保存率纳入官员的政绩考核，规定“死一株，补一株”，如果树木大量死亡或被盗伐，官员将被追责。

清朝左宗棠远征新疆，在茫茫戈壁中还命令部队“道旁种树，遇水栽柳”，“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清军种下的杨柳象征中原文明的生命力延伸到了边疆，绿树成荫意味着“春风已度玉门关”，打破了边疆荒凉、被遗弃的心理暗示，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左宗棠之用意好深远。

段义孚认为历代种种举措不仅改善环境，更塑造了中国“林木即民生”的社会共识‌，并评价1980年代中国《森林法》的修订和轰轰烈烈的全民植树运动，本质上都是对古代“劝民种树”治理逻辑的继承‌。

植树还早早就赋予文化意义，如《诗经》中以“桑梓”代指故乡，《山海经》中“建木”隐喻天地联结，反映出树木在精神层面对社会认同与宇宙观的影响‌。文人通过诗词赋予植树‌道德教化意义‌，使林木种植从实用功能扩展为“修身养性”的载体‌。中国传统植树观念中“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可持续思维，为现代生态治理提供了文化根基‌。

▲新疆，哈密人民公园里的左公柳。目前哈密境内还保留有左公柳218棵。图片来源：行旅之沙

▲“柳浪闻莺春色娇,一株杨柳一株桃”。桃红柳绿是东方园林春天的经典意境。2022年5月，西湖七柳迁移事件，彰显杭州公众视柳树为西湖符号的文化共识。图片来源：杭州19楼佚名

树木甚至是一个城市的身份。阿兰·雅各布斯在提到“如何创造一条伟大的街道”时说，想在有限投资之下最大程度改善街道环境品质，没有比种树更好的办法了。告诉你一个秘密，如果你现在刚移居到一个新城市，想给家人买一套好房子，且又不知道该买在哪个区域时，你只需打开卫星地图，往绿荫葱茏的地方选，那里多半就是这个城市最高尚的居住区。

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调查了四大洲不同纬度的多个城市，发现城市财富与社区树木数量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富裕居民通常在附近的人行道上享受到更多的树荫。“仅仅通过观察哪些区域有树荫，我们就能判断出富人和穷人居住在哪里。”

为什么我们总是嫌城市里的树栽得还不够多？因为它们有可能栽在了不适宜生长的地方，或者它们没有栽在人们最需要的地方。比如城市中最容易受到极端高温和污染影响的人口都是经济上最脆弱的城市人口，而这些地方也是植被最少的地方。另外，城市居民要经常出门搭载公共公交通工具，或经常步行去邻近的公共设施、购物中心与公园，在这些路径与区域多种树木，可大幅提升城市居民的获得感与宜居度。

▲美国，佛罗里达州，坦帕市街道更新，Reed Hilderbrand景观事务所设计。设计以成熟的常绿栎树为骨架，通过加宽人行道并为每棵树预留约34m³的土壤空间，确保树木健康生长并形成连续的街道树冠系统，目标是在10年内实现约75%的树冠覆盖率。2023年获全球首个WELL社区标准城市开发项目，2025获ASLA城市设计类荣誉奖。图片来源：谷德设计网

多种树还要清楚种什么树。城市树木还面临一个巨大威胁，就是其物种多样性不足。事实上，在世界各地的大多数城市中，物种之间的丰富度存在严重不平衡，少数物种占据了大多数。在蒙特利尔，仅悬铃木（Platanus，世界著名的优良庭荫树和行道树，也就是梧桐树）就占该市树木总数的17%以上，而枫树属植物则占该市树木总数的30%以上。在杭州，市树香樟占了全市57万颗行道树的至少一半。

浙江农林大学的一项研究指，杭州的行道树涵盖了51个物种（隶属于29个科），其中前十种物种就占所有行道树的90.56%。香樟是所有城区的主要物种，其中有一半的城区拥有超过60%的樟树。金叶女贞和银杏是杭州市第二和第三大数量的物种。行道树之王悬铃木因飞絮困扰已经退居第四（2003年悬铃木占比还高达52.5％），主要分布在拱墅、上城和西湖区。该研究还发现拱墅区的行道树最大，而余杭区的行道树最小。

长期以来，单一物种的线性种植一直备受推崇。因其美观且易于维护，人们通常认为它比混合林分更具装饰性，也更便于管理。然而，人们意识到这些单一种群对气候危害和病原体更加敏感，例如法国有些城市的悬铃木正受彩色溃疡病菌侵染，北美的悬铃木遭灰粘土甲虫蛀食；而蒙特利尔的白蜡树则面临翡翠灰螟的严重威胁，若放任不管，这种害虫可在数年内杀死几乎全部白蜡树，并因树木枯死倒伏而危及公共安全。

1990年，美国林学家弗兰克·桑塔穆尔（Frank S. Santamour Jr. ）提出“桑塔穆尔规则”：一座城市同一个物种的树不要超过城市树木总量的10%，同一属的不要超过20%，同一科的不超过30%。农林大学的研究也提醒杭州城市行道树单一物种的高比例可能很容易威胁生态安全，导致不利的社会经济后果。

2022年，生态学家埃斯佩隆·罗德里格斯（Esperon-Rodriguez）和他的团队对78个不同国家164个城市的3129种树木和灌木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到2050年，这些物种的三分之二可能面临危险。

种树这么重要，各大城市都在苦思冥想鼓励大家多种树。大家都知道项目规划建设中有一个“绿地率”的概念（注意是绿地率，不是绿化率，绿地率是受法规严格约束的法定指标，用于衡量真实的绿化水平，而绿化率是一个仅用于房地产营销商业宣传的模糊概念），但光有绿地率并不能准确反应城市景观绿化的强度，比如同样1000平米绿地，只是一块草坪，与乔木灌木草坪混种的绿地，绿地率是一样的，但其绿化效果、降低城市热岛效应结果却大不同。

怎么办呢？为了应对不断升温的气候变化，台北推出“绿色植生降温计划”，发誓要将都市热区的体感温度下降2℃。2026年1月1日，《台北市新建建筑物绿化实施规则》首次将“绿容率”纳入城市景观管治范围。

所谓绿容率，就是指等效绿覆面积总和与建筑用地面积之比。由于植栽的遮荫效果与各类植栽枝叶密度有关，为配合台北降温城市计划，针对各类植栽之枝叶密度不同、降温遮荫效果不同，分别订定了降温系数。规则规定，如果你种植了高遮荫乔木，那么降温系数可以乘以3，如果是低遮荫乔木，则乘以2，灌木为1.2，花花草草就只能按照1计算。

打个比方，你在1000平米的场地中，种了40颗高大乔木（每颗树冠绿覆面积按25平米计，都有详细规定），500平米的灌木，400平米的草地，那么这块场地的绿地率是100%，绿容率就是（25*40*3+500*1.2+400*1）/1000=4。依台北都市发展局委托专业机构研究结果，当绿容率达1.8以上时，场域内体感温度就可降温2℃。

为了尽可能鼓励人们扩大种树面积，台北的总绿覆面积不仅涵盖新建用地内的空地，同时将建筑物本体上所有绿覆面积统统计入（包括外立面、阳台露台、屋顶平台）。以台北第二类建筑基地，即公有建筑物及公私立各级学校之建筑用地为例，规则要求绿覆率不得少于80%，绿容率不得少于1.9。但中国很多城市出于监管考虑，为防止开发业主偷工减料滥竽充数，对这些非地面绿化面积是有限制的。

▲台北立体绿化示意。图片来源：asmag.com.tw

《杭州市城市绿化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规定，建设工程项目实施屋顶绿化、垂直绿化按规定计算的绿地面积总额，不得超过建设工程项目审批确定的附属绿地面积的20%。这不仅给高密度开发项目达成约定绿地率带来难度，同时也抑制了业主对项目立体生态景观建设的积极性：造得再多，政府也只能给你计算20%。

关于文章开头提到的“国家要求每人每年必须种3-5棵树”一事，大家也不必过于焦虑。政府后来已明确规定，“单位和个人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认建认养树木绿地、参与养护管理、绿化宣传、以资代劳等多种形式履行植树义务”。虽然相关规定并未废止，但政府的良苦用心，相信大家也能够理解。

春则为生，盛德在木。

在这个万物生长的季节，大自然最伟大的善意就藏在每一棵破土而出的树苗里。

参考文献：

1、彼得·迪齐克斯Peter Dizikes：“More trees where they matter, please”，麻省理工学院新闻网news.mit.edu ，February 24, 2026

2、法国国家农业与环境研究所（Inrae），Bastien Castagneyrol、Alain Paquette；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MNHN）系统学名誉教授、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进化和生物多样性研究所（UMR7205）研究员 Serge Muller，https://theconversation.com

3、[美] 段义孚 (Yi-Fu Tuan)：《神州：历史眼光下的中国地理》，译者：赵世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2月

4、浙江农林大学，Yanjun Hu等，“城市行道树调查的替代方案：利用街景图像调查行道树的物种、结构和多样性”，风景园林学社，2024年4月16日。

5、台北市都市发展局，「台北市新建建筑物绿化实施规则」

6、本文有借助AI人工智能工具DeepSeek、千问进行信息整理、数据核查、估算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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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rong imagination begets the event itself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