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国军少将营救红军八万余人，毛主席建国后亲自嘱咐寻找他！

1934年秋天，江西瑞金的夜色压得很低，山间只有虫鸣。几里之外，昏黄的军营灯火连成一片，国民党部队正在悄悄调动兵力。少有人想到，就在同一片天空下，有人正冒着生命危险，将一条足以改变历史走向的情报，送往红军驻地。

那一年，是中央苏区生死攸关的一年。国民党“围剿”步步紧逼，红军被困在狭小地区，补给匮乏，兵力悬殊。如果再出一点差池，中央红军很可能连“转移”这两个字都来不及写在史书上。

有意思的是，这条关键情报既不是来自普通探子，也不是从战场缴获，而是从一位国民党少将那里传出，再通过一个“教书先生”的手递进了周恩来手中。多年之后，毛泽东在北京特意交代一句：“一定要找到这个人。”这就把线索直接扯回到几十年前那个风云激荡的广东青年身上。

这个人，便是国军少将莫雄。

一、从“救蒋”到“斗蒋”：一位少将的路越来越窄

莫雄1891年出生在广东英德，一个普通农家。家里并不宽裕，他却从小胆子极大，性情直爽，说话做事都不拖泥带水。因为交友广、路数杂，人送外号“五色将军”，意思是这人哪条道上都能说得上话。

1907年前后，清廷的统治已经千疮百孔，广东新思潮涌动。16岁的莫雄在广州接触到革命宣传，心里憋着一口气：与其一辈子窝在乡下，看人脸色过日子，不如拼一把。没多久，他就通过关系加入了同盟会，在当地新军中谋得一个位置，暗中配合革命党人活动。

武昌起义爆发后，南方局势剧烈震荡。莫雄紧跟孙中山，参与讨伐军阀、护法运动，在战场上多次立功，很快进入孙中山的视野。那时候的他，只想着两件事：一是“反清”，二是“救国”。至于以后政局会怎么变，还远远没到他考虑的层面。

真正改变他一生命运的，是1922年那次险些要蒋介石命的围困。

那一年，北伐军准备讨伐吴佩孚。蒋介石被任命为大本营参军兼粤军第二军总参谋长，负责大本营的安全。按常理，他在后方坐镇，风险不算太大。偏偏桂林附近上万土匪忽然集结，直接把蒋介石所在区域团团围住。

蒋介石被堵在狭小地带，人少势弱，很快抵挡不住。情况紧急，他向粤军第四独立旅发出求援电报。但按当时部队的机动能力，要在短时间内赶到，几乎是痴人说梦。蒋介石心里很清楚，真要援军赶不上，只能拼个鱼死网破。

就在这种生死攸关的节骨眼上，莫雄率领两个营的兵力，硬是从上万敌军的包围圈中撕开一道口子，把蒋介石从刀尖下拖了出来。那一仗打得极险，莫雄也是从尸堆里杀出一条血路。

从那开始，两人算是真正结下了“生死之交”。蒋介石对莫雄印象极深，不但记住了这位“救命恩人”，还在军中对他格外器重。同年，陈炯明叛变，带兵进犯广州。身为梧州卫戍司令的莫雄，带着有限的兵力配合滇军和桂系，把陈炯明部队从广州赶了出去。31岁那年，他从中校营长直接被提升为少将旅长，仕途看起来一片光明。

照理说，这样的人，按正常路线走下去，要么在战场上连功封将，要么在国民党军队中高位稳坐。但世事偏偏拐了个弯。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矛盾迅速激化。蒋介石逐步掌握军权，开始清除异己。1925年廖仲恺遇刺身亡，这起案件成了蒋介石整肃粤军老将的由头。许多跟随孙中山起家的老部队，都在这股风浪中被逼得七零八散。

莫雄的上司许崇智也被迫离开队伍。紧接着，蒋介石假借许崇智名义，诬称十一师为“反革命”，命令围剿石龙驻地。莫雄即便心里满是怒火，也不得不放下手中的枪，宣布部队就地解散。

这一刀砍得很重。他曾拼命救过的那个人，如今反过来拿着“反革命”的帽子，对着他所在的队伍挥拳。这种心理落差，不难想象。

1927年，莫雄去投张发奎，在广州又当上了少将团长。张发奎一度举起反蒋大旗，莫雄也跟着站到前台。但1930年反蒋失败，张发奎下野，势力瓦解，莫雄只得退居上海，暂时隐身。

表面上是“赋闲”，其实对他来说，这一年才真正走到了人生的分岔口。

二、上海暗流与“铁桶计划”：少将转身，关乎八万多人的命

上海是个有趣的地方，越是表面繁华，底下的暗流越多。莫雄在这里遇到了一位“老同志”——原十一师政治部主任刘哑佛。两人多年未见，一顿酒喝下去，话自然就多了。

刘哑佛了解到莫雄的困境后，主动牵线，让他结识了中共上海地下党人严希纯、项与年等人。又通过关系，让他和周恩来、李克农取得了联系。

那几年，国共关系已经破裂，形势日益紧张。党对新接触的对象审查非常严格。莫雄有国民党将领身份，和蒋介石、张发奎等人关系复杂，周恩来一方面看重他的能力和立场转变，另一方面也必须顾及组织安全。

在多次交谈中，周恩来谈到革命目标和未来中国的前途。莫雄听着这些话，心里有股很微妙的感觉——当年跟着孙中山喊“民主”“救国”，原本就是为了这种理想。现在倒好，孙中山去世，革命旗号被一些人拿去做别的文章，这种落差让他难免有些愤然。

在这种氛围下，他主动提出想加入共产党。周恩来却耐心劝他：“你还有特殊身份和关系，现在到党内来，反而不好开展工作。留在党外，利用现有条件，能帮的忙更多。”这话虽冷静，却很中肯。

莫雄想了想，答应下来。他知道，这是另外一种“入局”的方式，只不过这次不是举旗公开亮相，而是隐在对手的队伍里，打一场看不见硝烟的仗。

到了这一年年底，他通过宋子文重新在国民党机关谋得职位。蒋介石见到这位旧日救命恩人回来，虽然心里略有疑虑，但念及从前，又正需要能打的将领，最终还是重用他，任命其为税警总团总团长。

不久之后，蒋介石又将他派往江西，担任德安地区专员兼“剿共”保安司令。这个任命表面上是重托，实际是要他在赣北地区当“先锋”，配合对中央苏区的“围剿”。

莫雄拿到任命后，没有急着动兵，第一时间反而去了一趟上海。他找到项与年等人，开门见山：“蒋介石让我剿共，我偏要借他的手打他自己。”这句话说得不客气，态度却非常清晰。随后，他把准备成立的机构名单递给地下党，希望由组织从中安插骨干。

在上海地下党的支持下，一个以地下党员为核心骨干架构的“剿共司令部”在1934年春天悄悄成型。莫雄是名义上的总司令，但很多重要工作由刘哑佛、项与年等人具体操作。这样一来，对外是“围剿机构”，对内却变成了秘密配合苏区的“保护伞”。

莫雄在赣北的行动，看上去很“卖力”。面上，他调兵遣将，与红军展开所谓“激战”，逼迫红军‘撤退’；实际上，多是配合性的行动，给红军留下回旋余地。蒋介石远在上方，看到报上战果频出，又有原来“救命之恩”的情面作底子，逐渐对莫雄信任到几乎不设防。

就在这一切看似顺利时，局势突然起了新变化。

1934年夏天，蒋介石在庐山召集重要将领密议“最后一击”。这次会上的重点，是一个后来让历史学界反复提到的“铁桶计划”。

按照这个构想，国民党计划出动约150万兵力，配合270架飞机、200门大炮，把中央苏区层层包围，构筑一道几乎密不透风的“铁桶”。只要计划顺利实施，中央红军极可能被死死困在瑞金等地，连突围的机会都未必有。

按原定安排，莫雄本来没资格参加这样级别的会议。但庐山在德安境内，再加上他与蒋介石的关系不一般，最终被特许列席。正是这个“例外”，让他听到了足以扭转战局的消息。

会后，他的心情可以想见。对于蒋介石的手段，他早有心理准备，但当所有部署具体到兵力数字、封锁路线，甚至连封锁时间都精细到日时，他才意识到，这次行动的杀伤力远比前几次“围剿”要毒辣得多。

从庐山回到驻地，他立刻召集刘哑佛、项与年等人商议。没有太多客套，几人很快达成共识：必须把“铁桶计划”的核心内容传到中央红军手中，而且要在行动开始前送到。

问题是，国民党严密封锁，普通情报方式很难躲过搜查。大家反复琢磨，想到一个看似笨拙，却相对安全的办法——用特制药水，把详细的计划内容写进字典之中。

他们准备了四本字典，利用隐形药水，以极细小的字一笔一画把“铁桶计划”的内容写在书页空白与夹缝里。这活儿一点不轻松，三个人轮流上阵，足足忙了一整天一整夜。药水干后，从表面看只是一摞普通字典，连细看都察觉不出异常。

接下来就需要一个合适的人，把这几本字典送进苏区。这个人不仅要熟悉路况，还得能在层层搜查中不引人怀疑。犹豫再三，项与年主动提出来：“我去。就说是教书的，带几本字典很正常。”

这话一出口，房间里一时有些沉默。大家都清楚，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跑腿”，而是拿命换的信息。莫雄沉吟片刻，只问了一句：“你有把握吗？”项与年笑得很轻：“路不好走，人总得走一趟。”

决定定下后，他们根据莫雄掌握的敌情，重新规划路线，尽量避开重兵驻扎地。出发前，莫雄把准备好的通行凭证以及能利用的关系，一并交到项与年手中。形式上，他仍是一名国民党地方长官送一个教书先生返回乡下，外人看不出异样。

项与年的行程极为艰难。白天，他尽量在偏僻处隐蔽，晚上摸黑赶路。能绕开村镇就绕开，实在绕不开，就扮作在乡下找教职的读书人。饿了吃点干粮，与山间野果；渴了就就近喝山泉水。没几天，他那身“教书先生”的衣服就又脏又旧，和真正的穷教员没什么两样。

更难的是精神压力。沿途各村几乎都驻有国民党兵，盘查极严。字典放在竹篓最底下，外面遮着几件破衣服，每次遇到搜查，他都得装出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解释自己在外教书多年，现在想回乡。“教书匠”这种身份，说不起眼，却是那个年代少有人特别在意的角色。

一路上，他整个人瘦了一大圈。到10月7日，总算在蒋介石“铁桶计划”全面启动前，把这几本看似普通的字典交到了周恩来和李克农手中。

周恩来见他时，几乎认不出这个老战友。项与年的脸被日晒风吹得黝黑消瘦，眼中全是血丝，却仍然十分清醒。他把字典递过去，只简单说了一句：“全部都在里面。”周恩来翻看几页，又听他讲完具体情况，才完全明白这次行动的分量。

当周恩来感谢他时，项与年反而摆摆手：“要谢还是该谢莫雄兄弟，要不是他从庐山带出这个消息，我们现在还被蒙在鼓里。”这话一点也不夸张——没有这条情报，中央红军很可能在瑞金附近遭到全面包围，后果不堪设想。

情报很快被整理上报中央。中央随即调整部署，抓紧时间组织战略转移。红军部队利用灵活机动的小股兵力牵制敌人，掩护主力悄然撤出原有阵地。等到蒋介石按照“铁桶计划”完成合围时，中央红军已经甩开包围圈，踏上了漫长而艰苦的长征之路。

这一进一退之间，八万多名红军官兵摆脱了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表面上看，是红军果断实施战略转移；背后支撑这一决策的，正是那几本被汗水浸湿过的字典，以及那个从庐山走出来的少将。

三、风雨之后的相逢：一纸嘱托与迟到二十多年的握手

“铁桶计划”落空后，蒋介石自然怒不可遏。他一方面将责任推给手下指挥，另一方面也在暗中追查情报泄露的根源。莫雄身在其中，压力骤然陡增。

从那以后，他一边掩饰自己的真实态度，一边利用职权便利继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也多次在抗战前线奔走，身份依旧是国民党将领。但由于之前的“反蒋”经历和错综复杂的人脉，他在国民党内部始终处在一种既被利用、又不完全信任的微妙位置。

日本投降后，国内形势又发生了大变化。国共双方力量对比开始倾斜，解放战争的帷幕逐步拉开。莫雄在这种局势下，不便公开亮明身份，只能小心维持表面上的“旧关系”，悄然等待新的结果。

1949年新中国成立，天翻地覆。曾经在国民党军中任过多种职务的旧将领，有的远走海外，有的选择观望，有的主动联系新政权。莫雄的名字，在这一片复杂名单中一度并不起眼。

真正让他的名字重新被提起的，是那份多年之前的情报。中央在整理党史、梳理长征前后重要节点时，把“铁桶计划”被及时破获这一环节再三核对，相关人员的回忆和记录逐渐拼合成一张清晰的图景。项与年等人的报告中，都不约而同提到一个关键人物——莫雄。

毛泽东在听取汇报、阅读材料时，对这位当年身在国民党阵营却冒险相助红军的少将，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点了一个明确的要求：“要设法把这个人找出来。”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各种事务堆在一起。但有关莫雄的线索，始终被一些人放在心上。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始多方打听，通过旧识、通过香港的关系，一点点查找这位“躲在历史缝隙里”的人。

经过多番周折，终于在香港找到莫雄的消息。这个曾经的“赣北剿共司令”，此时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1956年国庆前夕，他接到邀请，赴北京参加国庆活动。

那一次，他登上天安门，亲眼看着新中国成立后的首都景象。对一位出身清末、辗转辛亥、军阀混战、抗战、内战的老军人来说，这种感觉，比普通旁观者要复杂得多。

在安排的一次会见中，他见到了毛泽东。两人并非旧交，却因为一份情报和一段历史，在精神上早已有某种联系。毛泽东对他表示问候，也对他当年的冒险之举给予肯定。这种肯定，并不是客套地讲几句客气话，而是把他当作真正的同志和战友来看待。

值得一提的是，中央还专门安排了一场小范围的见面会，让莫雄和项与年等旧日伙伴重新坐到一张桌子上。多年不见，大家早已两鬓斑白，但一谈起那本写满密字的字典、那段黑夜中翻山越岭的路，许多细节又清晰地浮上来。

这一幕，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这些人当年所做的事，很多连家人都不清楚，史书一时也记不全，但在真正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心里，却从未被忽略。

此后，莫雄留在北京生活，尽其所能参与一些工作。严格说，他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起义将领”，也不是在解放战争中大张旗鼓“倒戈”的人物。他的特殊之处在于，在关系极为复杂的阵营里，选择冒着巨大风险做了一件对历史方向有分量的事，而且一直没有拿这件事当筹码去换取名利。

1980年，莫雄在北京病逝，享年八十九岁。许多熟悉他身世的人知道，这个从广东山乡走出来的少将，其实完全可以走上另一条路——顺着蒋介石的阶梯往上爬，凭着军功与交情，在旧政权中稳居高位。但他在关键时刻做了与自身利益不符的选择，这就让他的人生多出了一层难得的厚度。

回头梳理这段历史，有一点不得不承认：长征的胜利，靠的是无数红军指战员浴血奋战、靠的是党中央的正确决策，也同样离不开那些在阴影里递上一把援手的人。

莫雄、项与年、刘哑佛这些名字，在大众视野中远不如那些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将领那样响亮，却在最危险的时候，为八万多条性命尽到了一份责任。这种作用，说不上惊天动地，却实实在在地改写了后续的局势。

那几年，中国处在各种力量纠缠不清的洪流当中，有人顺势而浮，有人逆流而行。莫雄的选择，是在浪头之下悄悄调转了一点方向。哪怕这一点看似极小，时间一拉长，偏差也会变成新的航线。

历史终究记住了他，也记住了那句来自北京的嘱托：“一定要找到这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