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龙：野蛮的“文明”——福泽谕吉的“黑白人生”丨天涯·新刊

天有际，思无涯。

《天涯》2026年第2期

点击封面，马上下单本期《天涯》

编者按

针对近期日本对华态度的急剧转向，军旅作家王龙在《野蛮的“文明”》中抽丝剥茧，挖掘出曾对日本国民性产生广泛影响的福泽谕吉在“启蒙”与“军国主义”中撕裂的黑白人生，让我们看到日本何以成为今日之日本的思想根源，提醒我们要永远对日本的野心保持清醒和警惕。《野蛮的”文明“》一文在本刊发表后，被《作家文摘》转载。

今日，我们推送王龙《野蛮的“文明”》全文，以飨读者。

野蛮的文明

——福泽谕吉的“黑白人生“

王龙

甲午战争的“舆论明星”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政府军屡败，遂依宗藩关系向清朝乞师。清廷应允派兵驻牙山，并照会日本。蓄谋已久的日本，借机出兵控制汉城，起义平息后拒不撤军，反于7月25日突袭清军“高升号”及牙山驻军，震惊世界的甲午战争由此爆发。

这场决定国运成败的战争打响时，清廷仓皇应战，陷入严重的内耗与混乱之中：以光绪和慈禧为首的帝后两党明争暗斗、相互掣肘，在战和之间摇摆不定；北洋海军自1888年成军后未添一舰，装备陈旧，训练荒废，战端一开，迅即溃败；而朝廷竟在丰岛海战失利后，反由《申报》等报刊鼓吹“牙山大捷”，民间被虚假宣传蒙骗，整个大清一盘散沙，人心涣散，呈现一派千疮百孔的深层危机。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遥远的东瀛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陷入了战意高扬的举国亢奋之中。就在中日正式宣战的当天，日本报纸一篇题为《直冲北京可也》的社论，如同火上浇油一般煽起民众对战争的狂热，使日本占领朝鲜、征服中国的野心更加膨胀。

在这篇社论中，作者冠冕堂皇地宣称，日清之战表面上是两国之争，实则关乎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的对决，日本并非只为自身而战，“而是为着世界文明而战”。

根据文中的观点，作为“先进文明”代表的日本，不应只满足于在海上击败清朝，而应长驱直入、直抵北京，给“蒙昧”的中国以“当头棒喝”。作者狂妄声称，唯有让“日本的太阳旗早日在北京城头迎风飘扬”，才能迫使落后的中国“幡然醒悟”，“一不做二不休，使其俯伏于文明之师面前”。

紧接着，这个日本人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大肆鼓动日本应该趁此机会“赶快攻略满洲三省”，将盛京、吉林、黑龙江三省纳入日本版图，“还要将南方的台湾岛割让给我们”。他甚至贪婪地煽动日本军队公开劫掠：

这次要收罗全北京的金银财宝，不分官民，无余不漏，只要体积不大的东西，甚至是清国佬的衣服，也请剥下带回来。其中有名的古画、古董、珠宝、玉器等如果多的话……也应一并取得。

甲午战争期间，在整个日本的舆论场上，这几乎是最活跃的一个身影了。

从战前的引导与造势，到战争中的鼓动和奔走，一直到战后为日本开脱和谋划，这个使出浑身解数的日本人，可谓倾尽心力，无所不用其极，俨然成为这场战争最引人瞩目的“舆论明星”。

他连日撰文，摇旗呐喊，以“文明使命”之名，为日本发动战争编织合法性外衣；他颠倒黑白，粉饰暴行，极力掩盖日军在旅顺屠城四日、血流成河的滔天罪恶，将侵略美化为“救世之举”；更令人发指的是，面对受害的中国与朝鲜，他竟宣称弱者唯有顺从命运，对于作为“文明引导者”的日本，应该“三拜九叩，感恩戴德，痛改前非”。

当得知日军偷袭北洋舰队得手后，他更是欣喜若狂，激动得落泪；旋即在日本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军资献纳”运动，带头捐纳巨款高达一万日元，全日本达到这一数额的仅有五人。

面对这笔巨额捐款，他也不禁有些“肉疼”地表白：“我家产本不丰裕，此番捐输，犹如从身上割去一手一脚……”

然而，这“割肉”之痛转瞬被更炽烈的狂热所代替。他便满怀激情地鼓动日本国民，为了和中国决一死战，就是身家性命也不足惜，“举日本全国之力，即可达成此文明使命！”

他高扬“文明之战”的幌子，号召全体国民“抱定战斗至男女老少皆玉碎，乃至人种灭绝之决心”。他还在自己办的报纸上发表《日本臣民的觉悟》一文，大声疾呼为了战争的胜利人人都要出力，就连神官僧侣也要为取得战争胜利而祈祷……

在这种大打鸡血的宣传下，日本掀起了一波空前的“爱国”浪潮。政府发行的战争公债被抢购一空，总额高达2.5亿日元，相当于当时日本年度财政收入的两倍以上。直到甲午战争结束时，这笔巨款尚未用完，国库结余逾2000万日元。

能拥有如此巨大的号召力，自然不是普通人。在日本近代史上，他堪称最耀眼、最复杂也最具争议的思想巨擘。日本人将其奉若神明，赋予诸多尊称：“日本近代化设计师”“明治启蒙思想家”“东方伏尔泰”等。

但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典型的穷兵黩武主义者，也是日本第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他手持所谓文明的火炬，照亮了日本近代化的道路，却也亲手点燃了吞噬东亚的战火。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光中，他不遗余力地鼓吹对外扩张与民族优越论，煽动侵略狂潮，使亚洲邻国深陷苦难，最终也将日本自身推向覆亡的不归之路。

他，就是福泽谕吉——日本近代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亦是日本帝国意识形态最深刻的奠基者之一。

福泽谕吉一生既非高官显贵，亦非英雄豪杰，不过区区一介布衣书生。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手无寸铁的民间学者，他的思想不仅塑造了日本的国家道路，也改变了大和民族的历史命运。

今天，面对日本右翼渲染“外部威胁”、力推修宪扩军，那个蛰伏已久的军国主义幽灵正悄然浮现。百余年前，福泽谕吉以“弱肉强食”为内核的国家哲学，早已埋下侵略扩张的思想火种。当下唯有溯本追源、洞察其脉，方能警醒世人、防患未然——以历史之镜鉴，守和平之未来。

永不卸任的“思想天皇”

熟悉日本的人知道，从1984年至2024年，日本流通的最高面额纸币一万日元上，始终印着福泽谕吉的肖像，四十年如一日稳居“国币之首”。久而久之，福泽谕吉的头像在日本不仅成为财富的象征，还被民间戏称为“日本的国脸”——一张代表着近代日本精神底色的面孔。

无论时代风云如何变幻，日本人一直将福泽谕吉视为国民启蒙的灯塔、文明转型的导师。在日本近代思想史上，福泽谕吉俨然成了一位“永不卸任的思想天皇”。著名政治思想史家丸山真男认为，福泽谕吉留给后世的最大遗产，不是与政治的纠缠互动，而是“他对日本人思维方式和日常生活态度的彻底批判”。

作为明治维新的思想旗手，福泽谕吉曾以一己之力在日本掀起惊天狂澜，更以雷霆之笔劈开千年蒙昧：他宣告“天不生人上之人，亦不生人下之人”，撼动封建等级，掀起四民平等之风；他疾呼“人人独立，国家乃能独立”，点燃个体觉醒火种，照亮日本国民精神；他的《文明论概略》以西洋文明为熔炉，重新锻造了大和民族的精神底色，推动日本走上近代化道路。其思想之锐利、影响之深远，在日本列岛可谓空前绝后，震古烁今。

福泽谕吉清醒而犀利的批判精神，首先体现在对自身的自省上。他虽然是名重日本的思想家，但从未将自己的角色神圣化。虽然身为书斋中的学者，他毫无道学先生的迂腐与虚矫，尤其厌恶空谈道德的人物：“世间经常有些所谓道德君子之类的学者，他们内心里跃跃欲试，却大发牢骚，认为别人所作所为都是坏事。”

福泽谕吉虽名满天下，但对自己的局限非常清醒，从不以救世主姿态示人。这种通脱旷达的学者形象，在其晚年口述的《福泽谕吉自传》中展现得尤为生动。它以自我解剖的深度、极为坦诚的细节、笑泪交织的豁达，真实讲述了福泽谕吉的一生。

世上流行的名人自传，大多难免有自我粉饰之嫌。而福泽谕吉这部口述的自传，不仅详述所经时代的思想变迁与潮流激荡，更毫不避讳地袒露自身的怯懦、贪欲与荒唐，哪怕是最不堪的弱点都一一倾吐出来。他坦言自己一直胆小，看见鲜血就会吓昏过去。有时为了拒绝金钱的诱惑而烦恼，特别是见了酒就“几乎忘掉‘廉耻’二字，太没出息”。年轻时手脚还不干净，有一次去茶室喝酒时，甚至偷过妓女的漱口杯，自己还当作宝物沾沾自喜，等等。这些充满市井烟火气的琐碎细节，非但未损其形象，反而因毫无矫饰的诚实，令这位启蒙巨匠显得真实可信。

大多名人不会将“糗事”公之于众，福泽谕吉却津津乐道。从《福泽谕吉自传》里，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感情充沛又海雨天风的福泽谕吉，一个既洞察世事又自我反思的福泽谕吉，一个超迈尘俗又善待万物的福泽谕吉，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丰富之人，一个真实面对自己内心的人：

哥哥死后不久，家财完全卖尽，家里既没有了家具也没有钱，只落得一贫如洗。并且一个来访的人也没有，寂寥至极，有如古刹一样。

正因为我是贫寒士族出身，所以一切都要自己想各种办法动手解决。像钉根木屐的带子或缝补竹皮草屐的皮子等等都由我来做。

首先提起我的恶习来乃是生来好酒，这是我的一大缺点。长大之后，自己也明知那是坏毛病，但已恶习成性，不能自禁。即对这点我也不敢隐瞒而是坦白直言。

每个人的面前都摆上酒杯，饮酒的时候出了洋相。在座的日本人当中，有的人先把酒杯中浮起来的东西吞到嘴里，随着大吃一惊，又都喷了出来；有的人没有喷出而嘎吱嘎吱地咀嚼起来。后来才知道，原来里面放过了冰块。

读着这些鲜活生动的自述回忆，完全如同一名邻家老翁在娓娓道来，毫无隔膜陌生之感，更无文过饰非之嫌。

这种话语风格并非刻意表演，而是福泽谕吉终生秉持的平民精神的自然流露。他从不神化知识分子，也不盲从官方权威，而是强调发扬全体民众的智力。在他看来，作为一个国家思想者的价值，不是要凌驾于民众之上，而在于汇聚民众的诉求——他们不是光，而是光的传导者。

回望十九世纪末那场决定中日国运的历史大考，无论是对西洋文明的理解深度，还是在为人处世的境界格局上，康有为皆难以企及福泽谕吉之高度。更重要的是，福泽谕吉的影响远不止于日本一国。从梁启超等维新志士，到陈独秀等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无不受到福泽谕吉启蒙理念的影响。

福泽谕吉既是修为深厚的谦谦君子，又极力鼓吹“文明等级论”；他既倡导天赋人权，又鼓吹强权政治；他既是日本“文化开化”的摆渡人，又是把亚洲邻邦推入战火的掘墓者。

光明与暗影同源，理性与疯狂一念，启蒙与傲慢共生。赞颂者奉其为灯塔，批判者斥其为祸源。原来，福泽谕吉的一生，在历史上扮演过这么多角色。特别是作为日本侵华的“思想教父”，他一生竟然写过四十多篇鼓吹侵华的文章，成为军国主义侵华理论家的鼻祖。

自相矛盾的黑白人生，彼此角力的思想主张，福泽谕吉从理性滑向鼓吹强权，终究用“文明”引导了黑暗。他是破空而来的一只稀世之鸟，那凄绝怪异的声声惊鸣，至今在日本余音不绝，毁誉难分。

解开福泽谕吉的人生谜团，必须回溯其精神源头。他的父亲福泽百助，正是那把最初的钥匙，这位下级武士的远见与执拗，对儿子的一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差点当和尚的天才

福泽谕吉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刻，正是日本一个斗争尖锐的复杂时期，也是风云际会的激变时代。他的人生命运恰与日本近代化转型同频共振，复杂如万花筒，生动如浮世绘，好似一叶扁舟，既被时代巨浪推涌，亦以思想助推浪潮。

1835年1月10日，日本仍处于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江户时代。在九州偏远的中津藩——一个深受儒家文化浸润的藩国，下级武士福泽百助迎来了人生中的双重喜悦。

他不仅精于藩政财务，更醉心经学诗文，素以儒雅博识闻名乡里。这一天，他终于如愿购得一套梦寐以求的清国典籍《上谕条例》。夜灯之下，他反复摩挲书页，欣喜难抑。恰在此时，家中又传来喜讯：第二个儿子顺利地呱呱坠地。

双喜临门，真乃祥瑞之兆。福泽百助毫不犹豫，从刚刚获得的书中取“谕”字为名，赐子“谕吉”——既铭刻对汉学的虔诚，也寄托对新生命的期许。

这个吉祥的名字，却没给福泽家带来好运。

福泽谕吉出生的江户时代，是日本历史上最僵化、最板结的时期。德川幕府统治二百六十余年，闭关锁国，天下“太平”到连一场像样的战争都未曾发生。然而，这死水般的稳定，是以社会阶层的彻底固化为代价的。比起清朝的闭关锁国，日本的情形更为极端：它不仅锁住了国门，更“锁”死了每一个普通人的命运。

江户幕府以“士农工商”划分等级，将身份与职业世代锁定，每个人刚一生下来，命运便已注定。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所言：几千万日本人，如同被囚于几千万个密不透风的小格子中，动弹不得。森严的等级制度，如一座无形大山，压得底层草根喘不过气来。

在这样的社会中，平民百姓纵有万般才学，也难有出头之日。福泽百助通经史、精财务，为人清正廉洁，却因下级武士的卑微身份，终其一生只能在藩内担任一名小会计。虽然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却怀才不遇，一事无成。他育有两子三女，家口繁重，生计维艰，全家常年挣扎于贫困边缘。面对前路无光，希望渺茫，这个老实人唯有沉默忍受时代加诸凡人的困厄。

对铁板一块的社会牢笼，福泽百助心中积郁难平，不甘心儿子重蹈自己的覆辙。福泽谕吉刚一生下来，他就下决心把儿子送去寺庙当和尚。因为在那个窒息的时代，唯有佛门尚留有一道缝隙，即使再低微的出身，也能凭才学登上最高僧官之位。这样已经是一个底层的父亲，对不公世道最后的反抗。

然而，1836年6月，福泽百助猝然病逝。那一年福泽谕吉虚岁才三岁，尚不解生死，更不知命运已抽走了最后一块砖石。全家人的顶梁柱轰然倒塌，母亲只好拖带五个孩子回到中津老家。福泽家的日子，自此坠入更深的寒夜。

直至晚年，福泽谕吉在自传中回忆起父亲，仍然难以释怀他那被时代碾碎的一生。

父亲只活了四十五岁，直到临死还抱恨终天。为了反抗命运的不公，竟至于甘愿送幼子入寺为僧。每当忆及此事，福泽谕吉便“独自感伤啜泣”。他相信不是父亲无能，而是日本愚昧落伍的制度，亲手埋葬了一个本可闪光的灵魂。这也是他日后投身启蒙、立志改造日本社会的最初动因——他要砸碎吃人的等级，唤醒沉睡的国民，再造一个崭新的国家。

福泽百助早逝后，福泽谕吉并没有去当和尚——因兄长不幸病亡，他意外承袭了父亲的下级武士身份。父亲虽然早逝，但福泽一家母慈子孝，兄弟和睦，从未有过争执，甚至连一丝庸俗卑鄙的念头都不曾有。其家教之严，从福泽谕吉回忆录中的一个细节可见一斑：

每年夏天福泽的家乡都要演戏，但根据藩方当局的告示规定，只要身份为“藩士”（即武士）的人，决不得走近看戏。虽然告示非常严厉，但往往只是一纸空文。那些生活落魄的低级武士腰间佩带一把短刀，把脸一蒙，踢破篱笆走进戏场，满不在乎地白看戏。如果谁要加以责问，反会遭他们一顿臭骂，因此没人敢过问。

然而在中津藩的下级士族中，不去看戏的大概只有福泽一家。这户自命清高的家庭，在藩内显得特立独行。父亲深植的儒家礼教传统，加之武士门第的刚毅之风，深深地影响着福泽全家。他们家里连一件乐器都没有，因为乐器是“花里胡哨的玩意儿”，正经人家不该摆弄。

福泽的母亲虽是女流，但谨守亡夫树立的家风，从未向孩子们提过一句有关戏曲的话，家中也没有人谈演戏的事。夏天很热，邻里纷纷赶去看戏纳凉，福泽一家却安坐如常，对近在咫尺的锣鼓喧天无动于衷。福泽谕吉到年老时仍记得：幼时在家，他能言善道、活泼好动，却偏偏不会爬树，也不识水性。他后来才意识到，“这恐怕是因为未能与同藩子弟打成一片，长久处于孤立所致”。

然而，在江户时代的中津藩，这份“士”的名分非但不是荣耀，反成一种尴尬的负累。许多穷困的小士族子弟出门，常以手巾蒙面，唯恐人认出寒酸相；买米打油，也专挑夜深人静时才偷偷摸摸溜出门，因为贫穷而羞于见人。

不愿尊严被制度碾碎，年轻的福泽谕吉偏不低头。他昂首挺胸，腰佩武士的大小双刀，白日里径直走上街头，堂堂正正地买菜、打酒、与商贩谈笑。

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一个穷武士，还摆什么架子？”

他只提着酒壶，从容来去。在他眼中，真正的耻辱不是贫穷，而是向虚伪的世俗屈膝。

黑船撞开的世界

自从懂事起，福泽谕吉便深陷门阀制度的罗网。就连儿时孩童间的嬉戏玩乐，也要论出身高低，这使得他对封建等级充满愤恨。于是，他发狠要在一切事情上胜过上层士族的子弟：读书要压过他们，论辩要驳倒他们，就连掰手腕，哪怕脸红筋胀、青筋暴起，也绝不容自己输给他们半分。

由于兄弟姐妹众多，生活困窘，福泽谕吉直到十四五岁的年龄才进入村塾上学，在一群比他小得多的孩子中，他感到十分害羞不安。但很快，福泽谕吉就展现出惊人的学习天赋，进步之快出人意料。他在自传中回忆青少年时发奋刻苦的情形：

《左传》共十五卷，一般学生只读其中三四卷就放下了，而我是整部通读，一共反复读过十一遍，认为精彩之处还记在心里，这样我便基本上成了一个小小的汉学家。

就这样，福泽谕吉很早就具备了深厚的汉学功底，甚至远远超越了他的老师。他写得一手不错的汉字书法，也能作出像样的汉诗。那股不肯服输的劲头，早已不只是少年意气，而是一颗心在无声地向黑暗世界宣战。

压抑愈深，反抗愈烈。街坊的冷眼、上层的轻蔑，日日如芒刺在背，福泽谕吉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二十一岁那年，他背起行囊，决心远走他乡。他在自传中回忆，那一天离开家乡中津时，他心里想，这种破地方有什么好留恋的呢？我离开之后，永远不再回来！福泽谕吉清楚地记得，直到看不见来时路了，他还回头朝家乡的方向恨恨吐了几口口水。

激变时期的日本一日千里，新旧交织。为了追赶时代的步伐，福泽谕吉走过了一条学习儒学到兰学再到洋学的曲折道路。可以说，“汉文化的根，荷兰化的叶，欧美化的果”，是福泽谕吉一生治学的生动缩影，也构成了他复杂多变的思想轨迹。

福泽谕吉早年打下深厚的汉学功底，原本有望成为一代汉学大家。然而，自鸦片战争以来，他目睹中国在列强炮舰下节节溃败，深感震惊。他开始强烈质疑儒学作为一门“虚学”的弊端。由此决意转向西学。

第一次关键转折，发生在1853年的“黑船来航”事件。对福泽谕吉而言，这不仅是为日本敲响的警钟，更是个人命运的转折。

1853年7月8日，刚刚挤进强国之列的美国，派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率领四艘全副武装的黑色军舰，强行闯入日本横须贺港。他此行的目的，是为美国打通太平洋航线、抢占东方市场，直接代表美国总统要求日本打开国门、通商往来。

佩里将军在耀武扬威展示武力之余，更以一整套“西洋奇器”向日本人彰显了工业文明的伟力：电报机能隔空传信，怀表嘀嗒如心跳般精准，望远镜可窥数里之外，新式火炮轰鸣震地——而最令人心驰神往的是一台小型蒸汽机车。当这个白烟升腾的怪物呼啸前行时，四周水泄不通围观的幕府官员瞠目结舌，有人吓得后退半步，有人惊得合不拢嘴，日本人这才知道，他们与大洋彼岸那个世界，已隔着整整一个时代的距离。

黑船惊醒了沉睡的日本，也撞开了福泽谕吉的世界。美国军舰开到江户的消息，野火燎原般传遍了日本的藩乡町村，人们争相传扬黑船的威力，向往着西方的坚船利炮。当时封闭的日本只向荷兰开放了一道窗口，日本人都跟荷兰人学习炮术，而要了解荷兰的炮术，则非读原著不可。

所谓“兰学”，在日本士人眼中不过是匠人之技，与儒学大道不可同日而语——恰如晚清士大夫视西学为“奇技淫巧”，不屑一顾。

然而，年仅十九岁的福泽谕吉却从中敏锐地嗅到了时代的风向。他意识到日本的存亡，不在经卷注疏之间，而在蒸汽与火药之中；未来的钥匙，就藏在那些被轻视的“西洋技艺”中。就在那一刻，他决意放弃儒学转投兰学，不为谋一技之长，而是为迎接一个奔涌而来的新时代。

“三思方举步，百折不回头。”既然汉文都能学得又快又好，福泽谕吉下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攻克兰学这道难关。即使遭到众多亲友反对和嘲笑，他的决心也没有动摇。

当时福泽谕吉身边几乎无人通晓洋文。他迎难而上，先师从长崎炮术专家山本物次郎，协助翻译荷兰炮术典籍，在实践中逐步掌握荷兰语。1855年，他又跋涉千里，赴大阪投奔兰学巨擘绪方洪庵，在这位悬壶济世的荷兰医学权威门下求学。在适塾苦读三载，他潜心钻研荷兰文原版的物理学与医学著作，终以第一名成绩结业，并被委任为塾长，主持荷兰原著精读与化学实验，由此奠定了其西学根基。

昔日被人嘲笑的“乡士少年”，如今已站在日本兰学最前沿，手执一卷荷书，点燃了现代文明的第一簇火光。

1858年，二十三岁的福泽谕吉来到江户，在筑地铁炮洲的一间简陋兰学塾执教。这间名为“兰塾”的小屋，日后将成为日本首屈一指的私立学府——庆应义塾大学。

这段时间，他昼夜伏案备课，油灯常燃至深夜，经常墨迹未干，晨光已透窗棂。在教了一段时间的书以后，他渐渐发现自己对荷兰语的掌握，不但远超常人水平，甚至已不输给江户那些有名的学者，因此便开始暗自洋洋得意起来，第一次尝到了“高人一等”的滋味。

不过，很快福泽谕吉就笑不出来了。安政六年（1859年），在去刚刚对外开放的横滨观光时，意气风发的福泽谕吉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这份自信被现实击得粉碎——当他刚站在一个新世界的门口，才猛然醒悟那盏引以为傲的灯，照得见别人，却照不亮未来。

蹈海取火

美国“黑船”来航后，日本被迫在1854年签下《神奈川条约》，又于1858年接连与美、荷、俄、英、法五国签订不平等的《安政五国条约》，首次打开国门。此后，列强蜂拥而入，在这个锁国两百多年的岛国争相划分势力范围。

横滨，作为最早依约开放的港口之一，成了西方冲击的第一道闸门。

那时横滨刚刚开埠，外国人纷纷前来开商店做生意。福泽谕吉走在横滨的街上，惊讶地发现这里老外店铺的招牌，包括商品的包装上面连一个荷兰字都没有，清一色全都变成了如同天书般的英文。他苦学数年荷兰语，到头来却几乎毫无用处——不仅连街边商店的招牌都读不懂，甚至连眼前的文字究竟是英文还是法文都分辨不清。

费尽心血才拿到的一把钥匙，却插不进任何一扇新世界的大门。换作一般常人，这样的打击足以令人彻底崩溃。但巨大的挫折感没有击垮福泽谕吉，反而激发了他求胜的欲望。他意识到日本正与列强缔约，亟须掌握世界通用的英语，于是毅然转身，重新立誓：此番苦学，绝不再做时代的落伍者。

福泽谕吉求知欲狂。为了学英语，他四处奔走，遍访塾师，却苦于无人通晓英美之学。无奈之下，只得倚靠一部荷英对照词典，逐字啃读，日夜不辍。

正当他举步维艰之际，命运却照进一束意外之光——1860年，他竟获选随幕府使节团赴美，亲历那个曾以黑船叩开日本国门的国度。

安政六年（1859年）冬天，德川幕府决定派军舰“咸临丸”前往美国，递交《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的批准书。这是日本开港以来首次官方遣使远渡西洋，虽然意义空前巨大，但其中风险更巨大。“咸临丸”仅配备一百马力的蒸汽机，仅在进出港口时使用；一旦驶入大洋，仍须依赖风帆航行。以如此小型舰船横渡太平洋，在当时被视为近乎自杀的冒险。许多士人望而却步，视此行为“卖命之旅”。

福泽谕吉根本就顾不上这些，他想方设法通过熟人的引荐认识了舰长，好不容易才以舰上书记官的身份，争取到了这趟“卖命”的旅行。

1860年，二十五岁的福泽谕吉登上“咸临丸”，这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远行，更成为他思想蜕变的关键起点。这趟以命相搏的旅途之艰险，远远超乎想象，福泽谕吉形容“坐船如在狱中遇大地震”。船在狂涛中颠簸，淡水日渐枯竭，食物霉变难咽，晕船呕吐者几近虚脱……幸好日本人自恃艺高胆大，只学了五年航海术就横跨了太平洋。

正是这趟至关重要的访问，使福泽谕吉睁眼看到了真正的世界，人生从此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彼时的日本，锁国二百余年，对美国几乎一无所知。当这群脚上穿着麻鞋、腰里挂着佩刀的日本武士，历经三十七天风浪抵达旧金山码头时，昔日“神国日本”的优越感瞬间崩塌。眼前满街是煤气街灯、辚辚马车、西式楼房，行人衣着光鲜，举止从容，这一切都与他们熟悉的江户截然不同。这群武士顿时手足无措，举步维艰，活脱脱成了一帮缩手缩脚的“土老帽”。

《福泽谕吉自传》中以罕见的坦诚与幽默，记下了那一刻的窘迫与震撼：

我有生以来虽然没有尝过出嫁的滋味，但是完全可以推想得出，一个新娘出嫁到一个自己毫不了解的人家里去，被许多不相识的人包围着祝贺，而新娘只好默不作声地在那些有说有笑的人群中敷衍着，竭力想避免别人的耍笑，但心里却很发慌，以致弄得脸红耳赤。我想新娘的苦楚大概就是今天我们所尝到的这种滋味吧！

这群自诩“神国子民”、素来目中无人的日本人，一踏上美国土地，便如“新娘子”一般被围观指点，手足无措，可谓出尽了洋相，令人啼笑皆非。

他们在饭店里看到四处铺满绒毡，简直不敢下脚走路。这在日本那可是一种珍贵的物品，只有过分奢侈的日本人才买一寸见方做钱包或烟盒用，而美国人却把这么珍贵的东西铺在地上任人踩踏，简直觉得不可思议。

进到旅馆房间后，福泽谕吉想要吸烟，却遍寻不见烟盘，也找不到烟灰缸。彼时火柴虽已在西方问世，但在日本仍极罕见，他和同伴全然不知其物，只得凑近壁炉，借炉火点烟。

福泽谕吉吸完后，烟头无处可弃。他略一踌躇，便从怀中取出几张废纸，将烟蒂仔细包好，又小心揉紧，确认熄灭后，才塞进衣袖里。这是在日本养成的习惯：烟灰不可乱丢，以示教养。

谁知片刻之后，他的袖口竟悄然冒出一缕青烟！原来烟蒂尚未彻底熄灭，余烬复燃，引燃了衣服。福泽谕吉一时大惊，慌忙掏袖扑打，简直狼狈不堪。这缕青烟悄然提醒他，连如何熄灭一个烟头，都成了需要重新学习的文明功课。

最令福泽谕吉感到不可理喻的是，当他向一位美国人打听华盛顿的后代境况如何时，对方竟淡然答道：“听说他有个女儿还活着，至于现在怎样，就不清楚了——大概早就嫁人了吧。”

这让福泽谕吉非常惊讶。在他眼里，华盛顿是和德川家康一样的开国伟人，子孙后代肯定也是名人，没想到美国人根本不吃这一套，没人关心华盛顿的后代怎么样。

在日本，血统即地位，身份如烙印：德川家康的后裔世袭公卿，尊荣不坠；即便没落武士，只要血脉可考，仍被尊为“名门之后”，不可轻慢。而在美国，开国之父华盛顿的子孙竟悄然隐于市井，无人追捧，亦无需追捧。

一边是以血缘定贵贱的旧秩序，一边是以功业论价值的新文明——一问一答之间，日美之间的文明鸿沟，豁然洞开。

这趟横跨太平洋的旅程，带给福泽谕吉的不只是新奇见闻，更让他经历了一场深入骨髓的“文化休克”。他原以为西洋之强，在于船坚炮利；亲历之后才明白，真正的力量藏在制度与人心之中。

这一切，彻底击碎了他心中“日本神国、外夷野蛮”的旧梦。归国途中，他站在甲板上眺望故国，暗下决心：“过去的西洋文明，是外国人用炮舰送来的；从今以后，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把真正的文明迎进日本。”

那一次，福泽谕吉最珍贵的礼物，是从美国带回了一本英文字典。据说，那是日本引进的第一部英文字典。在旁人眼中，它不过是一册厚重的洋书；而在福泽谕吉眼里，那是普罗米修斯的火种——从此，日本人不必再借荷兰语的微光摸索西方，而要亲手点燃火炬照亮现代文明的道路。

向死而学

然而，在当时的日本，投身西洋学问不仅被视为离经叛道，更可能招致杀身之祸。福泽谕吉却无惧生死，毅然潜心西学——其胆魄与远见，正是日本民族善于学习、勇于变革精神的极致体现。

1860年前后，幕府开国引发社会剧烈动荡。民众将物价飞涨、世道混乱归咎于“外夷”与妥协的幕府，“尊王攘夷”遂成最激昂的政治口号。下级武士与浪人高举“天诛”之名，公然刺杀外国人及亲洋派人士，视西洋学问为背叛国体的大逆之罪。在此风潮之下，谁若研习英语、推崇西学，无异于自寻死路——不仅遭舆论唾弃，更可能成为“天诛”的下一个目标。

福泽谕吉身边便有两个朋友险些为此丧命。一位是受聘于幕府的翻译官，只因在茶肆闲谈几句西洋风物，竟引来激进浪人拔刀索命。他纵身跃入冰冷的护城河，游过刺骨寒水，方侥幸逃脱。另一位深夜遭破门，暴徒高呼“国贼当诛”，举刀直刺。他翻身越墙，没入夜色，才捡回一命。

面对这些凶残乖戾的“攘夷者”，福泽谕吉也倍感恐惧，提心吊胆。

他在自家屋内悄悄掘出一条狭窄地道，藏于屋角榻榻米之下，一旦门外有异动，便迅速躲入其中，以避杀身之祸。他曾因从事西学数度与死神擦肩而过：一次归家途中被尾随，幸得路人相救；一次宅外夜半喧哗，疑是浪人围宅，全家彻夜未眠。

尽管屡次遭遇险情，福泽谕吉求法西洋的决心从未动摇。环顾全国，在严酷高压下，西学同道或噤声自保，或已遭横祸，几无一人可共论新知。无奈之下，他只得闭门著译，日日独坐灯下，以英文字典为伴，一字一句啃读西洋典籍。万籁俱寂中，笔尖沙沙，如暗夜凿壁；孤影摇曳，却映出文明初光。

纸上得来终觉浅。为亲眼验证西方世界的文明实态，福泽谕吉精心筹划，于文久二年（1862年）作为幕府使节团随员首度赴欧，实地考察英、法、荷、德等国的政治、军事与教育；又于庆应三年（1867年）再度横渡大西洋，深入美国，亲历其议会运作、社会风俗与工业成就。

通过细察西方制度之运作、了解社会之肌理，他惊讶地发现，英国人可以公开批评政府而不获罪，贴上邮票的信件竟能跨越千里准时送达，荷兰的土地竟能自由卖给外国人……身临其境才感到百闻不如一见，他由此大开眼界，获得了不少对西洋各国的宝贵体验。

1866年，福泽谕吉将两次欧美之行的见闻与思索熔铸成《西洋事情》。这本薄册甫一问世，便如惊雷裂空——首版热销十五万册；数年后续编推出，风靡之势更甚，几乎家置一册，成为明治维新前夜启蒙国民的“西学圣经”。

在《西洋事情》中，福泽谕吉以火车、电报、蒸汽船等器物破除“奇技淫巧”的偏见，揭示其乃现代生活之筋骨；继而剖析议会、公司、邮政、保险等制度，阐明社会秩序出于人为建构，非天命所定；最终指出西方之强，不在坚船利炮，而在“人人独立，故国家独立”。此书由此远远超越一般的风物志，成为一代人理解世界的启蒙地图。

此时的福泽谕吉，目光早已越出书斋，投向日本即将到来的剧变——他不再只是西方文明的观察者，更将投身于新日本的塑造之中。

外来的冲击，最终点燃了日本内部的变革之火。美国“黑船”叩关，不仅暴露了幕府的无能，更揭开了旧制度在政治、经济和思想上的全面危机。以“尊王攘夷”为旗号的倒幕势力趁势而起，1868年发动“王政复古”，推翻德川幕府，拥立年仅十四岁的明治天皇亲政。

然而，新政府接手的是一个内忧外患、列强环伺的烂摊子——改革刻不容缓。明治维新随即开启“文明开化”之路，长期被压制的西学终于迎来春天。对福泽谕吉而言，这不仅是时代的转机，更是他施展抱负的舞台：多年潜心研习西洋、闭门著译的积累，此刻化作席卷全国的启蒙浪潮。

自1872年起，福泽谕吉陆续发表《劝学篇》，用通俗易懂的日语向士、农、工、商各阶层传播现代思想。开篇那句“天不生人上之人，亦不生人下之人”，如晨钟震响，划破封闭黑暗的社会沉寂，成为日本近代最铿锵的平等宣言，也吹响了独立精神的号角。

面对这股闻所未闻的新思潮，守旧派惊惧交加，斥其“蔑视纲常”，屡加攻讦；然而民众却如饥似渴，争相诵读——正版与翻刻合计销量逾三百万册，影响遍及城乡。

在国家重塑制度的关键节点，福泽谕吉则以笔为犁，深耕人心。《劝学篇》不仅是一本书，更是一代日本人走向精神自立的起点。

明治维新后，福泽谕吉因通晓西学、声望日隆，屡被新政府延揽出任高官，皆婉言坚拒。他深知，日本落后的症结不在器物，而在“有政府无国民”的权力结构——国家包揽一切，人民遂无独立之精神、自主之能力。他想做的更大事业，是让每个国民都真正站立起来。

从此，福泽谕吉的事业双轨并进：一手执笔，以《时事新报》为阵地，传播启蒙思想、引导舆论；一手育人，倾注心力经营庆应义塾（后升格为大学），躬耕教育一线，培育新国民。

1873年，福泽谕吉与森有礼、西周、加藤弘之等日本顶尖的西学学者共同创立“明六社”，以“开启民智、推动文明”为宗旨，掀起了日本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启蒙的高潮。

福泽谕吉虽从未身居高位，却凭一支笔深刻重塑了日本人的思维方式。正是在这场由他引领的启蒙浪潮推动下，日本迅速挣脱封建蒙昧，大步迈向现代化。他深信，一个崭新的国家，必将如旭日破浪，在举世瞩目的海涛中冉冉升起。

野蛮催生的“文明观”

然而，铁壁无情的现实，很快撞碎了福泽谕吉的梦想。

明治政府甫一成立，便直面最刺骨的屈辱：幕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岿然未废——外国人犯法，日本无权审判；关税自主权亦被剥夺，税率调整须经列强首肯。所谓“主权”，几成空谈；国家独立，依然遥不可及。

1871年，明治政府派出以岩仓具视为首的大型使节团远赴欧美，举国寄望借此契机修改不平等条约。福泽谕吉虽未任官职，却密切关注使团动向，并多次撰文建言修约策略。然而，使团在欧美奔走近两年，列强却以日本“法制未备”“文明程度不足”为由，断然拒绝启动修约谈判。

那一刻，福泽谕吉如遭冷水浇头：原来日本拼命模仿西方的衣冠制度，却仍未被承认为“文明”一员——是否文明，竟全由西方列强说了算。

这种锥心之痛令他彻夜难眠。更令他震悚的，是大清王朝近在咫尺的惨痛前鉴：1860年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迫使清廷签订《北京条约》；此后列强步步紧逼，割地、赔款、设租界、攫取领事裁判权，主权支离破碎，国势一落千丈。福泽谕吉由此深刻体认：仅靠模仿西方器物与制度表象，若无真正独立自主的国力与精神，终将如虚弱的大清朝一样任人宰割。

现实的冷酷迫使他彻底重估“文明”的本质。在1875年至1876年间，他大量研读斯宾塞等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著作，思想发生剧烈转向——他不再相信国际社会存在普世道义，转而认定世界本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所谓“公理”与“国际法”，不过是强国维系秩序、压制弱者的工具。既然列强以实力为唯一语言，日本若想免于被吞噬的命运，就不能再做温顺待宰的羔羊，而必须成为“能吃人的狼”。

这一认知，标志着他从启蒙改革者，逐步沦为“国家生存论”的鼓吹者，最终为日本扩张与殖民铺就思想道路。

如同卸下理想的外袍，披上现实的铁甲，从1878年开始，福泽谕吉的文章风格明显转向。他不再像早年那样相信“人人平等，国家也该平等”，反而把这种想法斥为不切实际的幻想。他日益确信世界从不是由理性与公理主导，而是盛行赤裸裸的丛林法则——强权即真理，弱国无外交；所谓文明，不过是强者披在大炮之上的外衣。

正因认定了这一点，他在《通俗国权论》中毫不掩饰地写道：

今之西洋各国，其彼此之关系，与往昔蛮夷争勇斗力无异。纵为至文至明之国，亦动辄兵戎相见。国际交涉，无非争权夺利，全凭兵力为后盾。故日本之外交，贵在“诉诸战争”。

曾经高呼“四海一家”，如今却断言“文明即强权”；曾经主张“人人平等”，如今却认定“弱者即野蛮”。在福泽谕吉眼里，世界本来就遵循优胜劣汰之理——文明取代野蛮，本是进步之途；强者支配弱者，遂成自然法则。

既然西方以实力划界、拒日本于“文明”门外，他便彻底放弃乞求认同的幻想，转而提出“失之于欧美，取偿于邻国”的现实策略。他不再期待列强的认可，而是力倡“国权论”，主张日本必须以武备自立，在东亚确立主导地位。他甚至以“东洋之英国”自期，为日本对朝鲜、中国的扩张披上“文明使命”的外衣，悄然将启蒙思想的火炬，引向帝国主义的火药桶。

这一思想转向的标志性事件，就是1885年3月16日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匿名刊发的一篇短文——当时无题，后人依其主旨命名为《脱亚论》。

这篇不足千字、连标题都没有的小文，却如炸雷裂空，震动朝野。在明治维新由启蒙走向国家崛起的关键节点，福泽谕吉以冷峻决绝之笔，疾呼日本应“谢绝亚细亚东方之恶友”，与“支那、朝鲜”彻底划清界限。

这是福泽谕吉思想渐变的过程。随着对儒家文化彻底失望，他对中国的鄙夷日益加深。1883年，他在《支那人民的前途甚多事》一文中，把中国社会比作“一潭死水”：没活水流入，也没水流出去，风一吹就浑浊不堪，风停了又死寂如初。

他断言中国人无法接受西方文明，称其“怯懦卑屈，无出其右”，在清朝统治下根本干不成任何事。他甚至直言：跟这样一个冥顽不化的国家做邻居，是日本的“大不幸”。

1884年9月，福泽谕吉就在《有支那色彩的东西应该摒弃》一文中，极力贬低中国人学习西方只图赚钱，对西洋的“主义”毫无兴趣。可事实是，从明末徐光启到晚清魏源、林则徐、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等有识之士，早就清醒认识自身落后，并积极引介西学——他们接触西方并不比福泽谕吉晚，理解也绝不比日本人浅。

自此，“脱亚入欧”不再只是书斋中的思想潮流，而被锻造成一种国家意志：日本要挣脱东亚文明共同体的纽带，全盘投向西方列强所主导的国际秩序；更要以“文明”为旗号，在东方行使强权、扩张势力。

在《西洋事情》一书中，为了证明西方文明的扩张势不可挡，福泽谕吉打了一个既奇特又犀利的比喻：他将西方文明比作麻疹——一旦传入，便无法阻挡；各国唯有主动“染病”、顺势接纳，才能借机脱胎换骨、自立自强；若顽固抗拒，终将被侵略、被奴役。

他不无自负地宣称，日本已率先“出疹”，国民思想正挣脱亚洲那种顽固守旧的老观念，大步迈向西方文明，俨然成为东亚唯一有望“痊愈新生”的国家。

然而在他看来，中国与朝鲜面对西方冲击仍死守旧习，不仅无力自保，更因其“不开化”而拖累日本在列强眼中的形象。他直斥两国为“恶友”，并断言：“今日之计，我国不可再待邻国开明以共兴亚洲，不如脱其伍，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

这短短数语，不仅划清了日本与东亚邻邦的界限，更将“脱亚入欧”从文化选择升格为国家战略，为日后日本的扩张主义埋下了冷酷而清晰的逻辑起点。昔日启蒙的火炬，竟点燃了侵略扩张的思想火种。

福泽谕吉不仅展现了狂妄，还选择了无视。明治之前，日本也是一潭死水，等级森严、闭塞愚昧，几乎看不到出路；日本也曾是个被列强炮舰逼到墙角的弱小国家，签下不平等条约时连主权都难以保全；他自己曾冒死横渡太平洋，只为舍身求法救国图存，九死一生而不悔。

既然日本能从泥沼中爬起，又凭什么断定中国不能奋起求存？

汉儒学者VS“侵华教父”

“脱亚”并非一时激愤，而是福泽谕吉思想的根本转向。他急于挣脱被西方视为“落后”的东亚身份，全心拥抱西方文明，甚至不惜割裂与东亚邻邦的文化血脉，只为向列强证明日本已不再是“东方蛮邦”，而是“文明国家”的一员。

在福泽谕吉看来，只有日本才有资格做东亚的“文明导师”。他认为朝鲜落后愚昧，需要日本“用武力保护它，用文明开化它”；而清朝正是横在前面的最大绊脚石——不除掉这个障碍，日本就无法把朝鲜拉进“文明世界”。

他曾经打过一个很著名的比喻：如果在取舍上出现问题，你就要分清谁是“泥鳅”，谁是“鹤”（日本人很崇尚鹤）。用泥鳅喂鹤，就是最正确的选择。在现实里，日本当然是“鹤”，中国只配做“泥鳅”。

福泽谕吉的鼓动已毫不掩饰：日本应效仿西方列强，以“文明”之名行支配之实，对东亚邻国实施征服与改造。至此，“脱亚入欧”早已超越文化选择，蜕变为赤裸裸的弱肉强食逻辑。这一思想不仅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起提供了理论温床，更成为其日后侵略朝鲜、侵华扩张的重要源头。

福泽谕吉一手点燃民智之光，一手却为歧视邻国、扩张野心披上“文明”的外衣。同是“启蒙”之名，竟裂变为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一条通向个体的觉醒与尊严，一条却导向国家的傲慢与征服；前者播下自由与理性的火种，后者则沦为侵略与支配的借口。

然而，随着他对“文明”理解的蜕变，启蒙的重心悄然转向——从唤醒个体，变为锻造国家；从追求自由，转为鼓吹强权。他开始极力宣扬日本自古未被外敌征服，国防坚不可摧，理应主动投身列强争霸，不仅要用武力捍卫自身利益，更要向外扩张，争夺属于自己的“文明地位”。在他眼中，国权高于一切——只要能让日本强大、足以抗衡欧美，任何手段都可接受。“无论政权落在谁手里，只要能扩张国权，就是正当的。”

为此，他甚至为日本勾勒出这样一幅野心勃勃的蓝图：

实现陆上有几十万貔貅，海上有几百艘军舰，地球上凡是有海水的地方，无处不见日军舰，太阳旗全面遮掩东洋，太阳旗刮起的风一直吹到遥远的西洋各国。

曾经高举启蒙火炬的福泽谕吉，日渐滑向保守与强权的深渊。他的一生，从此分裂为明暗两面：一面是唤醒个体尊严的启蒙者，一面是为帝国扩张铺路的鼓吹者，呈现出自相矛盾的黑白人生。

而福泽谕吉之所以如此鼓噪，并非出于一时好恶，更非故作惊人的空谈。他早已不再是超然世外的学者，而是自觉站上帝国战车的思想旗手。他不再以公义为准则，而是将学问锻造成舆论的利器；他不再追问是非对错，而是为达目的不惜系统性地污名化邻国。他对朝鲜、中国的每一分贬斥，对“弱者”的每一种居高临下的训导，实则都是为日本扩张铺路的险恶机心。

为此，他甚至毫无愧色地公开宣扬自己的“谋略”：

对国家来说，即使诉诸于干戈，也要成全哪怕是错误的目标。并且把一切污辱强加于弱者，作为胜者不仅在政治上，就是在道德上也要赢得正义者的名声。

福泽谕吉作为一名理论家的“思想人格”，至此彻底暴露无遗：他之所以再三散播辱华污名，将中国塑造成“软弱可欺”的劣等形象，只是为当战争“吹鼓手”、侵略“辩护士”：对内洗脑民众，煽动民族优越感；对外洗白罪行，为扩张行径披上“文明”外衣。

此时，福泽谕吉已不再记得他曾因出身下级武士，在等级森严的幕藩体制下备受冷眼；他也忘了当年随“咸临丸”横渡太平洋，在美国亲身经历的那种“新娘子”般的紧张窘迫。一旦坐拥话语权力，他就将自己和国家曾经遭受的屈辱，化作加诸邻国的枷锁，将对压迫者的愤懑，转为对弱者的蔑视与征伐。

但他未曾想到，自己笔下煽动的民族蔑视，悄然铸就了日本社会根深蒂固的对华偏见，使几代人深陷认知扭曲。正因如此，侵华战争期间，日本举国沉默如铁——纵有零星异议，亦被万马齐喑吞没。

时至今日，日本右翼仍操持福泽谕吉的旧日逻辑，妖魔化中国、鼓吹对抗，不断侵蚀东亚本已脆弱的互信。

福泽谕吉之笔，不仅点燃了帝国扩张的引信，更在民族心灵刻下一道至今未愈的裂痕：思想一旦背离底线良知，文明便沦为暴行的通行证——这既是历史的悲剧，更是现实的警示。

人们难以理解：自由与支配、理性与强权、文明与征服，为何竟在同一颗心灵中交叠、碰撞、撕裂？

其实，福泽谕吉并非中途变节，而是其思想基因本就蕴含深刻的矛盾。正如日本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所指出，他身上始终存在“个体主义启蒙”与“国家中心主义”的结构性矛盾。正因这种内生的双重逻辑，福泽谕吉既是日本近代精神觉醒的引路人，也是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隐秘奠基者。

文明导师VS“军国鼻祖”

当福泽谕吉站在“文明”的高台上，以俯视蝼蚁的姿态讥笑中国人时，他全然忘记了就在不久之前，日本还被西方视为“野蛮”；他更忘记了，这个国家正是在屈辱与挣扎中，艰难地蹚出了那条“文明开化”之路。

那是1861年，福泽谕吉受幕府聘任，第二次随使团出访欧洲。在巴黎街头，这群身着和服、腰佩大小二刀的日本人，竟因举止不合西俗，引发了一场轰动当地的风波：

还有一次，三名日本使节当中有一名去上厕所，家臣拿着手灯在旁边伺候着。厕所里面有两层门，当时全都敞开了，这名老爷在里面就按照日本方式便溺起来。那时，家臣把他的礼裤和内裤都拿到厕所外面来，并在过道上把它叠好，然后规规矩矩地在一旁伺候着。那过道本来是旅馆里的人来来往往的地方，那里男女往来如梭，而厕所的里里外外灯光明亮如昼，所以当时的情景实在难堪，正好当时我经过那里，不知是不是惊动了他们，我就在外面堵住，一声不响地赶紧把门关好，事后我才慢慢地对那个家臣讲明白。

这个记录在《福泽谕吉自传》中的故事，非常直观地呈现了日本人在“开化”之前，在西方先进文明面前是怎样的一群“异类”。即便过去几十年后，晚年的福泽谕吉仍能清晰回忆起当时的每一个细节，足见在他心中留下的烙印之深。

站在日本进退维谷的十字路口，福泽谕吉亲历了这个国家最尴尬的时刻——彼时他并非居高临下的批判者，而是那个站在巴黎旅馆厕所外，默默替同胞遮掩窘态的人。

明治维新前，日本已历经两百余年漫长的锁国岁月，宛如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岛。社会秩序凝固如箱中陈物，百年未动；从幕府官僚到市井百姓，僵化因循，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旧网。直至1853年“黑船”叩关，国门被迫洞开，整个日本仿佛一枚封存已久的“时间胶囊”，静待新时代将其砸碎。

若非福泽谕吉发出那声石破天惊的“狮子吼”，日本或许仍沉睡于数百年的迷梦之中。1872年，《劝学篇》横空出世，直指日本病灶：“徒有文明之名，而无文明之实。”那么，何谓“文明的精神”？福泽谕吉开出的首要药方是“人民的独立精神”。他痛斥封建伦理对个体的桎梏，力倡个人觉醒——唯有“自觉为人”，方能真正关心国事，担当起民族兴亡之责。

此书一出，万人争诵，旋即成为教材，点燃了明治日本艰难启蒙的第一簇火光。须知彼时的日本，举国上下对“文明”的概念茫然无知。福泽谕吉以兰学为基，三渡欧美，苦译西典，几近孤身一人，在愚昧的荒原上奋勇独行。

正因深知日本曾何等蒙昧，福泽谕吉对中国所流露的轻蔑，才更显悖谬而冷酷——那个曾被西方视为“野蛮”的岛国，竟在刚刚站稳之际，便已冷眼俯视他人匍匐于地。

当他将目光投向更加广阔的国门之外，对“文明”的理解骤然扭曲：他所见的，不再是自由与平等，而是强权即真理。

1862年游历欧美途中，福泽谕吉亲见英国人在香港殖民地上耀武扬威，视华人为草芥。洋人高踞统治阶层，社会等级秩序森严，他非但未生一丝同情，反而充满了羡慕和向往：

看到英国人在其殖民地为所欲为，飞扬跋扈，不像是在对待一个人。那时看到这种情形就暗自思忖，中国人固然很痛苦，但英国人为所欲为多么痛快啊！

那一瞬，私心压倒了良知；那一念，征服取代了启蒙。他由此暗自发愿：“我也是日本人，总有一天也要像英国人一样治服印度和中国人”。

于是乎，那个童年因出身下级武士而遭同窗嗤笑，却始终不肯低头的福泽谕吉，那个曾怒斥门阀世袭、高呼“天不生人上之人”的福泽谕吉，竟在亲见殖民强权之后，转身将文明划出等级，把弱者踩入尘埃。他反抗封建的身份枷锁，却为帝国戴上霸权的冠冕；他唾弃血统的世袭特权，却信奉“强权即文明”的铁律。启蒙者的火炬，竟照向了征服者的刀锋。

福泽谕吉于是推导出一个结论：现在的世界是一个“禽兽相争”的世界。在你争我夺、“相互蚕食”的形势下，蚕食者为文明国人，而被蚕食着则为非文明之国。既然如此，日本当然要“加入蚕食者的行列与文明国人一起谋求良饵”。

环顾西方列强的所作所为，他自以为窥见了所谓“国际秩序”的奥妙：

英国人在统治印度时，采取的措施非常残酷。欧洲人所到之处强调的全都是其本国的权益，他们所到之处土地荒废，草木不生，甚至消灭当地人种……在国家交往中以为可依靠天理公道，这一想法就太愚蠢了。

受此启发，福泽谕吉在许多文章中，开始无所顾忌地宣扬战争的好处。他承认，自古以来人们皆视“兵为凶事，战为不祥”，也无人不向往太平无事；但他话锋一转，强调在特定时间与地点，战争未必是灾祸，反而可能带来裨益。为此，他又以“此地无银”般的姿态辩解道：他所信奉的主义，乃是“备战而不嗜战，不嗜战却时刻不忘备战”。

这种对内鼓吹民权自由、对外鼓动强权扩张的剧烈分裂，构成了福泽谕吉思想中最尖锐、最复杂的矛盾。在那套“文明有高低、民族分优劣”的狭隘观念驱动下，他不惜把整个日本民族的命运押上赌桌，追逐所谓“国家利益”。

当赤裸裸的殖民掠夺欲望不再掩饰，福泽谕吉终于彻底蜕变为一个鼓吹武力的穷兵黩武者。他公然宣称：“百卷外国公法，不敌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而且申明“大炮弹药，不是为主张已有之理而备，而是用来创造未有之理”。

既然如此，要凝聚国民、振奋人心，还有什么比对外开战更“立竿见影”？于是，他大力鼓吹真理不在书本里，而在炮口之下；国家的精神，要用枪炮来唤醒。这些言论迅速传遍日本，被无数人奉为圭臬，深深植入那个时代的集体意识之中。

然而，福泽谕吉深知，真正的征服必须先在道义上站稳脚跟。于是，他发挥学者所长，竭尽所能地为侵略扩张鸣锣开道。早在1875年《文明论概略》中，他便将日本划入西洋“文明国”之列，而将中国、朝鲜贬为“半开化”乃至“野蛮”之邦。由此推论日本对中国和朝鲜动武，不但是正当的，更是“文明国”的一种义务——唯有通过武力，才能逼迫其“进步”。启蒙所标举的文明理想，至此不再指向自由与平等，而沦为军国主义的动员工具。

可他似乎全然忘了，幕府政权面对打上门来的西方炮舰，怎么含羞忍耻打开国门，被“文明”强迫签下城下之盟；他也忘了当年那个站在巴黎旅馆厕所外，手足无措替同胞遮羞的自己，在西洋的“文明”面前，何尝不是个“野蛮未驯”的窘迫之人？

甲午战争爆发后，福泽谕吉迫不及待发表《日清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一文，将这一逻辑推至极致：

本来日本国人对支那人并无私怨，没有敌意，而欲作为世界上一国民在人类社会中进行普通的交往。但是，他们却冥顽不灵，不懂普通的道理，见到文明开化的进步不但不心悦诚服，反而妨碍进步，竟敢无法无天，对我表示反抗之意，所以不得已才发生了此战。

在这套话语中，那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古老偏见，被福泽谕吉重新编码为一套看似现代的“文明观”：

首先，他将“文明”设定为一种绝对价值——凡属“文明”者，便天然占据道德与历史的制高点；其次，他宣称日本是东亚唯一的“文明国”，因而自身即“文明”的化身；由此推论，任何对日本的抵抗，都是对“文明”本身的抗拒，无异于自取灭亡。

至于他所谓的“文明”究竟是何货色，日本思想家竹内好在1963年《日本的亚细亚主义》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福泽谕吉所信奉的文明，“并不是当时所流行的欧化，当然也不是鹿鸣馆中举办的化妆舞会。对他而言，文明就是冷酷无情地扩张自己，如果否定这一点那就在国际竞争中生存不下去”。

这种以“文明”为名、行霸权之实的做法，已成为福泽谕吉惯用的伎俩。他如同捧出一只精美的文明花瓶，内里却盛满强权的毒酒，还要诱使受害者亲手接过，心甘情愿地一饮而尽。

据著名学者王向远研究，这一时期福泽谕吉在多篇文章中动辄自称日本为“军国”，其思想已“孵化”出军国主义的全部基本特征：推崇天皇制专制集权，热望“御亲征”，鼓吹国家体制军事化，动员国民踊跃参军，煽动民众为战争捐款……凡此种种，无不显露出军国主义者典型的非理性、疯狂性与冒险性。正因如此，他被后世冠以一个并不光彩的称号——日本近代第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

福泽谕吉那套极具欺骗性与迷惑性的侵略构想，表面看似“异想天开”，却被他的后继者一一付诸实践：从侵占朝鲜、吞并中国台湾，到占领中国东北三省，直至将日本国旗插上北京城头。这条狂飙突进的扩张之路，一度为日本赢得“雄飞”的幻象，却给中国及亚洲各国带来深重而持久的苦难，也将日本自身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最终饮下那杯迷魂毒酒的，正是日本自己。

布衣学者VS战争帮凶

历史的旧账尚未清结，军国主义的幽灵又悄然徘徊。

2025年10月下旬，高市早苗就任日本首相尚不足一月，便在国会公然发表涉台挑衅言论，妄称“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引发轩然大波，至今余波未息。新华社于2025年11月15日刊发《日本四大“毒土”长出来的高市早苗》一文，尤其切中问题要害：高市的极端言行绝非偶然，而是深植于日本四大思想“毒土”——历史修正主义、对台殖民情结、军国主义幽灵与错误对华认知。

日本果真关心台湾，还是背后包藏祸心？从福泽谕吉到高市早苗，跨越百余年，其对台湾的执念如出一辙——表面是“关切”，实则是殖民野心在不同时代的回响。

对于这一点，福泽谕吉早在1894年便给出了赤裸裸的答案。当甲午战争胜负未定、日本刚占上风之际，他便于12月迫不及待地发表《强令割让台湾的理由》一文，明确提出将“朝鲜独立”、巨额赔款与割让土地作为接受清政府投降的先决条件。关于如何统治台湾，他竟主张驱逐当地居民，由日本“文明人”全面接管农工商各业，迅速将其改造为“纯正的文明地区”；为实现殖产兴业，甚至扬言“不惜将台湾人民斩尽杀绝”。

这种对台湾的垂涎与算计，与今天日本右翼政客的涉台言论何其相似。台湾学者许介鳞曾尖锐指出，福泽谕吉对台湾的谋略，归根结底就是“赶尽杀绝”——他始终秉持“要土地不要人民”的强盗逻辑，展示出一副殖民者冷酷凶残的面孔。甲午战后，台湾果然被日本殖民统治长达半个世纪，人民长期生活在近乎奴隶般的压迫之下。这段血泪历史，与福泽谕吉所鼓吹的所谓“文明开化”和“关心台湾”，实在难脱干系。

2025年，恰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八十年光阴流转，世界早已沧海桑田，可日本政坛却仍不时上演军国主义的旧戏码，某些政客一再扭曲对华认知、干涉中国内政，令人警觉。其深层症结，或许正藏于一个民族的精神血脉之中。福泽谕吉一生看似超然通透的思想，实则早已为日本走上侵略道路埋下了伏笔。

近代以来，日本对武力的痴迷深深嵌入其国家性格。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到全面侵华与太平洋战争，几乎所有对外战争皆由其蓄意挑起。而在日本漫长的扩张之路上，一代代如福泽谕吉般的学者络绎不绝——他们或以“学术”包装野心，或以“启蒙”粉饰暴力，成为军国主义最得力的幕后推手与权力帮凶。

可偏偏相反，终生不仕的福泽谕吉仿如闲云野鹤，一直以超然姿态示人。他曾有很多做官的机会，但既不尊崇德川幕府，也不特别亲近维新政权，只专心于自己的治学和教育领域。

对于为何不想做官，他自称是因为“厌恶官员的傲慢”；实际上他深知唯有置身权力之外，才能保持清醒观察，从而集中精力从事更带根本性的启蒙工作。为了彻底改变学问隶属于政治的弊病，他才身体力行，拒绝入仕，以此给世人做出一个榜样。

然而，正是这种“在野”的身份，反而赋予福泽谕吉思想言论更大的道德权威与社会渗透力。纵使轻轻投下一粒石子，激起的涟漪也层层扩散，足以撼动日本政局，乃至改写国运。

早在幕府统治末期，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人虽提出过侵华构想，但仅限于个人著述，未对社会或政策产生实际影响。真正将日本侵略思想从书斋推向全国的，正是福泽谕吉。1882年，他创办《时事新报》，凭借犀利评论迅速崛起——创刊一月跻身东京七大报，四年后发行量跃居全国第一。他以社论专栏为阵地，将对外扩张包装成“文明使命”，把殖民掠夺美化为“进步责任”，成功把侵略逻辑植入公众认知。

福泽谕吉由此成为首位将军国主义思想大众化、舆论化、制度化的日本知识分子。自他起，侵略不再是个别人的狂想，而逐步演变为国家意志。

如此说来，福泽谕吉还能算一个“纯粹的民间文人”吗？

事实上，福泽谕吉虽一生未任官职，却深谙如何充当政府的“民间喉舌”。他屡屡宣称“无意仕途”，却总在关键时刻精准发声，言论每每与当局立场高度契合，俨然政坛之外的政策推手。

这位自诩“纯粹学者”的民间人物，从来就不是政治的旁观者。嘴上讲超然，行动却始终紧贴权力脉搏——一旦时局可资利用，或走向超出预期，他便毫不犹豫出手干预。从明治维新到甲午战争，在日本对外扩张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能清晰看到他主动造势、推波助澜的身影。

所谓“不问政治”，不过是其以退为进、更有效地影响政治的一种策略罢了。

《福泽谕吉自传》中披露：明治十四年政变期间，大隈重信、伊藤博文、井上馨曾邀他谈话，希望他创办一份类似公报或官报的报纸。起初因不明政府意图，他略显踌躇；但得知此举是为筹备国会而设，便视之为“令人兴奋之事”，欣然应允。

福泽谕吉所创办的，正是1882年3月1日创刊的《时事新报》。该报虽为民办，却以庆应义塾为依托，政治介入极深。从创刊到1902年去世的二十年间，除偶有间断，福泽谕吉几乎每日执笔，撰写社论、评论和随笔近千篇，内容涵盖国内外大势，频频提出具体政策主张。他所有重要的政论文章，无一例外都首发于《时事新报》。这份报纸，早已不只是新闻媒体，而是福泽谕吉推动军国主义思想、服务国家战略的核心阵地。

福泽谕吉表面上虽未入仕，却比其他扩张主义者更具影响力。特别是作为军国主义的“思想教父”，他一生写过四十多篇鼓吹侵华的文章，他的大量言论为侵华战争提供了理论支撑，成为军国主义侵华理论家的鼻祖。

明治维新后短短几十年，日本以畸变的速度走完西方数百年的路——资产阶级一只脚刚踏进资本主义，另一只脚已跨入帝国主义。按理说，被誉为“日本文明之父”的福泽谕吉本该竭力抵制侵略，可他非但不反对，反而积极为扩张政策鼓吹、为殖民统治献策。

有学者认为，纵观福泽谕吉一生的思想，其最大特色莫过于一个“偏”字：倡民权而偏重国权，伸国权而偏向扩张。他在民权论上“勇敢进取又进而不勇”，在国权论上“追求平等又向往压制”，其政治思想“表现着明显的两面性”。

对此，日本近代社会思想史专家安川寿之辅一针见血地指出：

被神化的福泽谕吉实际上是以《时事新报》为阵地，极力鼓吹发动侵略战争，制造污蔑和歧视亚洲邻国和人民舆论，尊崇天皇制的帝国主义扩张论者，是明治政府的教师爷和帮凶。

有人说，福泽谕吉的理论不过是“时代的急救章”——多为应对动荡的政局而仓促拼凑，内容幼稚、自相矛盾，甚至根本经不起推敲。他却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告诫国人：“国家一旦遭受耻辱，日本全国人民哪怕一人不剩丢弃性命也不能使国家的威光蒙尘。”这里又暴露了福泽谕吉的一重矛盾：他一面倡导独立思考、反对盲从，一面又在国权问题上压制民权，将自己的主张奉为教条。所谓“思想自由”与“国家至上”，在他身上撕裂为不可调和的悖论。

可悲的是，他的很多主张却被日本历届政府奉为圭臬。每当国内陷入困境，便习惯性对外开战，靠掠夺资源和赔款转嫁危机。结果却陷入恶性循环，反之下愈陷愈深，最终将国家推向崩溃边缘。

今天，当我们走近福泽谕吉的“黑白人生”，可以清晰看到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刻，一颗撕扯搏动的灵魂如何背弃自身的理想，一位原本理性从容的学者如何变脸成为战争狂人，终将日本推向反噬自身的毁灭之路。

一生真伪有谁知

福泽谕吉处心积虑为日本政府的扩张国策摇旗呐喊、献计献策，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他虽表面备受礼遇，实则从未赢得官方的真正信任——近年公开的档案显示，明治政府长期对他实施秘密监视。

由于福泽谕吉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公开主张走英国式道路、反对伊藤博文的德国式道路，日本政府对他更加警惕。他的一言一行，凡是被认为敏感重要的，都记录在案，甚至连他创办的报社人员的工资奖金是多少，当局都掌握得清清楚楚。

福泽谕吉长期批评日本政府税负过重、开支无度。1887年，他在一次私人谈话中甚至忧心忡忡地表示：“再这样下去日本就会亡国，如果这样，我立马跑到美国去。”

不料这番私下言论竟迅速被密告至警方。事实上，他的日常言谈与往来书信早已处于严密监控之下——不仅有人暗中记录，信件也常遭检查，几乎完全为警方所掌控。这些细节，在日本学者小川原正道所著《福泽谕吉与日本政府》一书中均有详尽披露。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福泽谕吉生前自诩为“（明治维新）政府的导师”，并颇为自负地宣称：“对于全体国民自由改进，余敢言无所愧疚。”

可这位国家的“导师”，却长期被自己所襄助的政权秘密监视——若泉下有知，不知当作何感想？

作为一代启蒙巨匠，福泽谕吉却深陷国家主义泥潭，将“天赋人权”扭曲为“天赋强权”，把强权美化为“文明”——这不仅是其个人的思想悲剧，更揭示了近代日本启蒙理性的内在局限：一旦与民族优越论合流，自由话语便极易蜕变为侵略的辩护词。更值得警醒的是，日本战败后，这套逻辑依然被右翼奉为否认侵略罪责的“理论基石”。

直至今日，他仍被日本右翼奉为精神导师，其谬误百出的理论，依然是军国主义残余思想得以死灰复燃的总根源。

也许，福泽谕吉思想的局限是难以超越的，就像历史本身的局限无法超越一样。因此，日本史专家依田憙家说：“福泽的悲剧也远不是个人的悲剧，而不过是所依属的阶级不可抗拒的归宿的折射。”福泽谕吉代表了明治时期新兴资产阶级注定的命运，他们在历史夹缝中既追求现代化又依附国家权力，既向往西方文明又拥抱帝国扩张，最终陷入无法摆脱的悖论矛盾。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白居易的这句诗，用来形容福泽谕吉的一生可谓贴切。纵观福泽谕吉留下的精神遗产，真可谓“成也福泽，败也福泽”。他给日本民族带来的悲欢荣辱，给亚洲各国带来的是非祸福，还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总结。

作者简介

王龙，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影视部作家、编剧，现居北京，著有《天朝向左、世界向右》《迟到的勋章》等，曾获“中国好书”奖、茅盾新人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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