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颐：AI时代，真正稀缺的不是“职业技能”，而是被误解的通识教育

当学历通胀遇上AI的降维打击，无数家庭都在发出同一种灵魂拷问：站在一切皆可被AI颠覆的十字路口，孩子究竟应该学什么？什么才是真正不可替代的护城河？

近日，在UWC世界联合学院常熟校区，哈佛中心上海执行董事、常熟UWC联合创始人王颐与前哈佛文理学院院长柯伟林教授展开了一场深度对话。

两位专家一致认为，在AI时代，真正稀缺的不是某种具体的"职业技能"，而是常常被误解的通识教育。AI时代的社会更需要“通才”而非“专才”，同理心、批判性思维与复杂问题解决能力才是人类最强大的护城河。

王颐先生自2014年起负责哈佛大学在中国的事务，曾任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高盛董事总经理，现任好未来教育集团独立董事。从哈佛天体物理专业到跨界咨询、金融、教育，他正是通识教育的受益者与践行者。

重磅预告：王颐先生新书《职业的跃迁：AI时代的教育与就业》（暂名）即将由湛庐出版。

本书直击“被AI替代”的焦虑，提出“增量智慧”将击败“存量知识”，并拆解头部企业选才新规，为家庭提供从高中到大学的教育突围指南，助您掌握AI时代的主动权。敬请期待！

本文转载于：外滩教育（ID:TBEducation)

在UWC世界联合学院常熟校区，两位站在全球教育前沿的专家展开了一场充满洞见的深度对话。对AI时代的通识教育、它对长远成功的意义，聊得非常透彻，可以说是对上面这些时代焦虑的回应。

其中一位是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前院长、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著名汉学家柯伟林教授（William C. Kirby）。作为文理学院院长，他不仅管哈佛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育，也是招生办的“掌舵人”。

同时他还是中美高等教育合作的开拓者，参与了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和昆山杜克大学的创建。在其轰动教育界的著作《思想的帝国》一书中，他深刻剖析了现代大学的崛起、危机与前景。

另一位是哈佛中心上海执行董事、常熟UWC联合创始人王颐先生。他在哈佛学习天体物理后，在全球顶尖咨询公司麦肯锡工作了15年，曾任全球董事合伙人，如今深耕国际教育，参与创办了三所有影响力的国际化学校，包括常熟UWC、CWA世华学校、东莞清澜山学校。

两位大咖一致认为，在AI时代，真正的稀缺品绝不是某种具体的“职业技能”，而是常常被中国家长误解的博雅教育/通识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

王颐(左）与柯伟林教授（右）在论坛现场

AI不会颠覆一切，

人的底层能力仍然重要

在“AI颠覆一切”的时代论调下，很多家庭的第一反应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赶紧让孩子去学人工智能、学最前沿的技术，才不会被淘汰？

历史学家出身的柯伟林教授，用一个极其宏大的视角，给这种恐慌泼了一盆冷水。

“我这把年纪，经历过太多号称‘将颠覆一切’的技术狂潮。但事实是，Nothing changes everything（没有什么能改变一切）。在我们急吼吼地把孩子推向AI之前，Artificial这个词本身，就值得我们停下来深思。”

人工智能在生成大量信息，其中部分内容准确，而另一些则完全错误且具有误导性，甚至可能是蓄意为之。“如果你问不同的AI同一个历史问题，都会得到截然不同的答案。”

柯伟林一针见血地指出，AI幻象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绝非AI能解决。这也是为什么，人类的Intelligence（智能）比Artificial（人工）更重要。在我们将全部希望和未来完全托付于人工智能世界之前，必须保持清醒。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有了人工智能，大学或学校就不再需要了，因为所有信息都能轻易获取。柯伟林表示，这并不成立。

“大学已存在一千多年，历经多次技术革命仍屹立不倒。例如，15世纪印刷术的发明，彻底改变了学习方式，知识不再被少数人垄断，随后的工业革命，互联网时代都是如此。当时也有人恐慌，但大学却在科学革命中蓬勃发展、日益繁荣。”

如果说柯伟林是从人文底线来审视AI，那么曾在麦肯锡阅人无数的王颐，则从真实的商业实战角度，撕开了AI的软肋。

“就拿咨询行业来说，我们真正遇到的问题，其复杂性根本不在于‘逻辑’。它之所以复杂，是因为我们在与‘人’打交道。”王颐解释道：“比如，理解一个商业组织、洞察人心的诉求、进行跨文化的博弈、判断行业背后的深层问题……这些充满微妙细节的复杂问题，你没法输入给ChatGPT，指望它给你一个完美答案。”

那么，学生应该在大学里培养哪些基本技能，为未来做准备？王颐深刻思考过这个问题。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就业报告，过去十年来，解决问题能力与批判性思维这两项一直稳居前列，此外还有韧性、领导力和创意，这些都是企业CEO和管理层非常看重的，也是不同教育系统培养学生差异巨大的地方。

“AI时代的社会，更需要‘通才（generalists）’。如果你是一个通才，你会有更多机会；而不是被训练成一个完美的翻译或程序员，然后绝望地发现AI做翻译和写代码比你还强。”

王颐提醒在座的学生，你们一生中会从事多种职业，甚至可能在多个国家工作。最好不要只学习狭窄领域的知识，不要只局限于学习当下最热门的技术或最新潮的理论，而应接受广泛而全面的教育。这样，当世界持续变化时，你才能灵活适应，从容应对。

论坛现场学生提问

不过，王颐并没有否定“专业”的价值。他认为，我们深入某个专业学习，最重要的不是为了“掌握专业知识”本身，而是从“获取知识的过程”中，训练解决问题的思维框架。比如，自己在哈佛攻克天体物理难题时的那套思维框架——如何拆解未知、寻找资源、解决问题、生成观点，正是自己在跨界职业生涯中反复运用到的终极武器。

当孩子掌握了这套底层思维逻辑，未来不管进入哪个领域，都可以迅速切入，给出漂亮的解决方案。这也是无论AI迭代到GPT-5还是GPT-10，都拿不走的能力。

重新认识“通识教育”的价值

既然“通才”如此重要，培养通才的“博雅教育”（通识教育），其价值也在被重估。

长时间以来，在极度渴望“务实”的中国家长眼里，通识教育是一个被严重误解的词。很多人以为它就是“文科大杂烩”、“什么都学一点的万金油”，甚至等同于“找不到工作”。

但柯伟林教授给出了一个直击灵魂的定义：

“‘博雅’意味着解放个体，使人从先入为主的观念中解放出来，通过接触多种不同学科、知识方法——包括艺术人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最终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是一种广博的教育，或许在研究生阶段会让学生进一步成为专才。其核心理念正在于此。”

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极其坚定的、毫不妥协的“非职业教育”。它绝不迎合当下那种“学个手艺好找饭碗”的焦虑。“我们的学生在就业市场上表现极好，但请注意，他们在本科阶段，绝不是被当成未来的会计师或工程师来培养的。”

这正是博雅教育的重要底色：它不教你具体的谋生套路，只负责撑开你的眼界，给你选择人生的自由。同时，它也以更全面的教育，培养人成为问题的解决者、批判性的思考者，在面对前所未见的任务时，能够深入思考、分析应对。

柯伟林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读本科时，他因为通识教育的要求，“被迫”上了一门非西方世界历史导论。谁能想到，这门看似毫无用处的必修课，让他彻底迷上了中国历史，硬生生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最终造就了一位顶尖的中国历史学家。

柯伟林教授

这样的奇迹，同样发生在王颐身上，而且他的跨界幅度更为惊人。

从UWC毕业后，王颐进了哈佛，满腔热情地选了“就业极度冷门”的天体物理学。在通识教育的熏陶下，他不仅拿下了物理学位，还津津有味地选修了二战史、艺术史等通识课。结果呢？毕业后他在麦肯锡做了15年战略咨询，后来去了高盛做金融，如今又投身教育。

“我原本应该成为一个‘专才’，但我被UWC和哈佛塑造成了一个‘通才’。”王颐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到目前为止我所做的工作，咨询、金融、教育，没有一样直接用到我的天体物理专业知识，它们都来自于我通过通识教育获得的广泛视野。这种教育赋予你见识，赋予你转换职业生涯的自信，与专才教育截然不同。”

学生时代的王颐

为了把这种通识教育的特质说透，曾在哈佛读本科、牛津读硕士的王颐，把英美两种教育体系放在一起做了犀利的对比：

英国体系（如牛津、剑桥）是极度专业化的教育系统。“如果你在18岁就极其确切地知道自己这辈子想干什么（比如做医生、做数学家），那英国系统简直完美，它能在最短时间内把你训练成顶级专家。”

“但是，”王颐话锋一转，“对于绝大多数十几岁、连世界是什么样都没看全的高中生来说，他们可能不知道自己真正热爱什么。而美式通识教育最大的优势，在于极高的‘容错率’与‘自由度’。”

“在美国体系中，如果你学了一阵子发现神经科学比生物学酷得多，你明天就可以转专业。正是这种极度珍贵的自由，允许你不断试错，去追求你真正热爱的东西。只有找到热爱，你才会有最强大的内驱力。”

柯伟林还注意到，中国大学在通识教育方面也颇有建树。他近期在北京与清华等中国高校的同行交流时发现，中国各大高校都在尝试不同形式的通识教育，其模式各有特色。虽不及美国通识教育那样根深蒂固，但也颇有效果。

“大约十年前，很多香港的大学都增加了一年学制，从英式的三年制院校，变成了四年制。这额外的一年用于通识教育，让学生在大一接触广泛的知识领域，而不是过早专注于高度专业化的内容。这一改革取得了显著成功。如今，整个东亚地区，每一所香港的大学都位列全球上升最快的大学之列，包括许多中国内地的大学也是如此。”

那么，作为最著名的通识教育殿堂，哈佛每年会挑选什么样的学生呢？曾经掌管哈佛最大本科生院招生工作的柯伟林，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内幕”。

“哈佛每年有1650名左右本科新生。但我们不会录取1600多位数学天才，也不会录取1600多位小提琴手，而是希望汇聚志趣多元的学生，他们可以彼此学习，接触自己认知之外的领域。这是我们的核心理念之一。录取没有绝对标准。常有人说申请哈佛必须全科满分、活动完美，其实不然。真正重要的是做真实的自己，并竭尽全力成为最好的自己。”

这个时代，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和使用AI

眼下，通识教育的培养和AI工具的普及，正陷入一种非常微妙的博弈中。

很多学校对AI严防死守，视为洪水猛兽，发现学生用ChatGPT就如临大敌。王颐对此觉得不可思议：“现在要求学生人人都要学AI，但学生往往不被允许使用AI。这到底有什么意义？”

他的态度很开放：只要不违反学术诚信，既然AI能帮我们省下时间去思考更深层的东西，“那我们就不应该阻止”。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怎么防止孩子变成“AI的提线木偶”，彻底丧失思考能力？这恰恰是通识教育大显身手的时刻。

柯伟林教授分享了他在哈佛课堂上的新玩法。他会布置这样的作业——让学生向几个不同的AI平台提出同一个历史问题，然后必须去评估它们答案的差异，并做出自己的独立判断。

为了保护最纯粹的思想碰撞，柯伟林在自己的案例讨论课上，立下了一条规则：“No phones. No laptops.“（不准用手机，不准用电脑，任何电子设备都不行。）学生们坐在那里，无论是小组讨论，彼此倾听，或是审视自己未曾思考的问题，都是在培养他们足够的学识与好奇心，去质疑一切权威——尤其是那些看似不容置疑的权威，例如人工智能。

事实证明，在柯伟林他四十年的大学教学生涯中，这类课程是最成功的。

这也为什么，他坚信博雅教育在AI时代的价值——博雅教育赋予人的，是思考、推理、以具有说服力的方式书写和表达的能力，能清晰有力地向他人传达观点，而非仅仅是与机器对话。

“我目睹了各种技术浪潮，从聊天工具到ChatGPT和人工智能助手，这些技术表面上像某种学习辅助工具，但并非必然如此。对于学生来说，当你面对一位优秀作家精心构建的文本，却无法理解，你该如何尝试解读？如何跨越理解障碍？如何辨别作者试图通过语法和措辞传达的真实意图，而非停留于表面含义？”

而依赖ChatGPT的解读，就像是某种“速读指南”——你不用读完整本书，只需买个小册子就能了解全书概要。“这并不能真正推动你学识的进步。”

今天最高级的教育

是帮助孩子找到“自我”

比独立思考更重要的，对“自我”的探寻和认知。

在论坛现场，有位学生提出了一个直击人心的困惑：“在AI的世界里，我们该如何找到并保护真正的‘自我’？”

这不仅是一个学生的迷茫，更是被“优绩主义”裹挟的千万学子的共同痛点。很多孩子从小就被推着往前，根本没有时间去问一问自己：我到底是谁？

王颐的回答极其清醒：

“当下人人都热衷于谈论人工智能，却忽视了自身的成长。归根结底，我们真正追求的事物，本质上与人工智能并无关联，不是吗？

你可以向它提问，它或许能给出看似睿智的答案，却永远无法回应那些根本性命题：你是谁？你的内在驱动力是什么？有哪些瞬间真正触动过你？在人类的情感认知维度里，它始终是缺席的。”

这也意味着教育的重新定位。当我们获取知识的成本无限趋近于零，我们接受教育最重要的目的，就在于弄清楚：自己到底想做什么？

我们可以用AI加速学习，但绝对不能把最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对“自我的探寻”，外包给AI。就像AI可以帮我们写出完美的文书，可以秒算出微积分，但它永远无法替我们回答：去哪个国家生活会快乐？选择哪份工作能让你充满激情？如何面对人生的挫折？

因此，在这个一切都在加速重构的时代，最高级的教育，恰恰是引导孩子“向内求”，把他们从虚荣的排名榜和对某种技能的焦虑中拉出来，去阅读那些看似无用却能安顿灵魂的经典，去体验不同文化的剧烈碰撞，去真实地感受这个世界……

而身为父母，我们能做的最危险的事，则是剥夺孩子“探寻自我”的权利，把他们的人生选择，外包给升学机构、外包给社会评价，甚至外包给冷冰冰的算法。

两个小时的对话结束后，外滩君走出学校礼堂，美丽的昆承湖、典雅的UWC建筑，都在夕阳下安静地伫立着。

这场对话，就像一阵清风拂去了AI浪潮带来的躁动和焦虑：历史告诉我们，技术并不会颠覆一切，博雅教育不是怀旧的坚守，而是面向未来的觉醒。尤其在一边倒的AI狂热下，我们更需要听见不同的观点和提醒。

最后，如果让外滩君把这场对谈，浓缩成几句送给家庭的箴言，或许就是：

没有创意的工作，正在以极度廉价的方式被AI取代；而思想和内驱力，正在成为人类最强大的护城河；

打造宽松的家庭环境，鼓励探索，容忍试错。真正能带来更多机会的，恰恰是那些曾被我们视作“无用”的通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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