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临近胜利，胡适致电毛主席劝其放弃武力，和平共处是否可能？

1945年夏天，重庆的夜雨下得很大，国民政府的高层会议开到深夜还没散。走廊里有人低声说起延安的情形，有人提到一个名字：“胡适在美国发了电报，劝共产党放弃武装。”听的人只是摇头，并不意外。这个名字，在当时中国政治与文化的舞台上，已经成了一个颇为复杂的符号。

要读懂那封电报，得把时间拨回去，不是从1945年，而是从1920年前后，甚至更早。从北大红楼里一个8块钱月薪的图书管理员说起，从五四新文化的课堂说起，也从毛泽东、胡适这两个人在思想上短暂“同行”又渐行渐远的轨迹说起。

有意思的是，两人最终站在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上，可在知识启蒙这一点上，彼此又很难完全否定对方。这种微妙的关系，远比“赞成”或“反对”要复杂得多。

一、北大红楼里的一段“旧缘”

1918年8月，25岁的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这一年，他刚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不久，学历在当时并不算“显赫”，相当于中等专门学校。但对他来说，北京大学的图书馆，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在这里，他领着每月8块钱的薪水，做管理员，登记、搬书、整理卡片。表面上，他只是一个“跑腿的”，心里却很清楚：北大真正宝贵的，不是那份工作，而是人，是书，是思想。

那时候的北京大学，已经成了新思想的集散地。陈独秀任文科学长，李大钊在图书馆任主任，胡适刚回国不久，担任教授。光绪帝在《明定国是诏》中设立京师大学堂时说，要“共济时艰”。不过，不得不说，到毛泽东这一代，北大承担起的，已经不只是“教书育人”，还是在酝酿一场思想大变局。

毛泽东对自己不是北大学生这一点，很清楚。他羡慕那些真正有学籍的青年，却并不自卑。白天工作之余，他旁听各种课程，晚上埋头看书，读马克思、读杜威，也读新文化诸君的著作。

胡适，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重点对象。

胡适生于1891年，安徽人。1906年进上海中国公学，1910年赴美留学，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受实用主义哲学影响极深。1917年回国任北大教授，在五四前后提出“文学改良刍议”，大力提倡白话文，又高举“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学术旗帜，这一套，在刚从湖南来的青年眼中，不得不说非常新鲜。

毛泽东不止一次去听胡适的课，还特意上门拜访。那会儿，在北大，敢这样“诚惶诚恐”去见教授的青年并不多。有人记得毛泽东当时衣着普通，口音很重，说话却条理清楚，一点不怯场。

从后来毛泽东在湖南的实践中，可以看出胡适的影响。比如，他在长沙发起“问题研究会”，起草章程时写入“杜威教育如何实施问题”“国语问题”等内容，这些题目，很明显都与胡适倡导的思路相连。胡适那篇颇有名气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也出现在当时的舆论视野之中。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在当时并不反感这篇文章，甚至在组织“问题研究会”时多少带着点“胡适味道”。邓中夏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章程时，特意附言，说“我的朋友毛君泽东，从长沙寄来的《问题研究会章程》，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说很好。”这说明，在北大这一圈人看来，毛泽东在思考模式上，与新文化阵营是同路的。

1919年春，毛泽东准备离京南下，回湖南从事实际活动。据他后来回忆，离开前曾专门去拜访胡适。几个月后，《湘江评论》创刊，7月21日刊出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胡适看到后，公开给予高度评价，称这篇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感叹在“武人统治”之下能有这样一个“好兄弟”，十分难得。

这段评价，不是客套，对当时还在摸索方向的毛泽东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肯定。可以说，在新文化运动这一阶段，胡适、李大钊等人，对毛泽东的思想成长，确实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二、“主义”与“问题”：同路与分歧

话说到这里，很多人会自然问一句：既然当年关系不错，为何后来走向分歧？

关键就在“主义”和“问题”这四个字上。

1919年前后，新文化阵营内部有一场颇为著名的争论——“问题与主义之争”。一边是李大钊、陈独秀，强调要有明确的主义方向，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实践；另一边是胡适，主张多研究具体问题，少谈空洞主义。他认为，不清楚实际问题，一味喊主义，容易流于空泛。

表面上看，这只是学术分歧，其实已经牵涉到革命道路的选择。

1920年初，毛泽东在筹备湖南的“共读互助团”，特地给胡适写信征求意见。胡适表示赞成，还建议把这个团改名为“自修大学”。毛泽东采纳了这个意见。可以看出，在组织文化教育活动时，他仍把胡适看作可以请教的人。

不过到了同一年年底，毛泽东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11月25日他在写给罗章龙的信中，提出那段颇有代表性的话：“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他还说，团体不能只靠感情结合，“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

这几句话，已经很清楚地偏向了李大钊、陈独秀的立场。之前受胡适影响而强调“问题研究”的毛泽东，在实践中发现，没有明确的政治方向，仅靠讨论问题，很难形成强有力的行动。

所以，从1920年前后开始，毛泽东对胡适的思想，就已开始局部“告别”。但这种告别，并非简单的敌对，更多是一种“取其一部分，再走向更激进道路”的过程。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成为早期党员之一。此时胡适并未参与建党，而是继续在文化界活动，强调学术独立、主张自由主义，在政治上保持一定距离。毛泽东对他，也没有马上翻脸。

1923年，毛泽东在《新时代》上撰文，把当时国内势力划分为三派：革命民主派、非革命民主派、反动派。他把胡适、黄炎培等人归入“非革命的民主派”。这句话，意味非常清楚：胡适有民主诉求，但拒绝暴力革命，不愿与旧势力决裂到底，却也不是传统保守的反动者。

从评价尺度来看，这是一种相对公正的划分。既肯定胡适的一面，又点出其局限。对当时已经走上革命道路的毛泽东来说，这种“分层分类”的看法十分典型，既讲政治立场，又不抹杀对方的民主倾向。

之后数年，胡适在文化界写书、演讲、出国做学术交流，与政治中心保持若即若离的状态。直到1932年底，他第一次正式与蒋介石会面，开始在教育与政治之间，扮演一种“进退两难”的角色。

三、1945年的电报：两种道路的正面碰撞

时间转到1945年。抗日战争进入尾声，国际局势已经很清楚：日本战败只是时间问题。国内各派力量，都在为战后布局。

这一年，胡适在美国。傅斯年等人曾到延安，跟中共高层接触，谈和平可能。毛泽东托傅斯年转达问候，提及胡适的名字。这件事传到胡适耳中，不免触动旧日记忆。于是，便有了那封著名的电报。

电文的开头，胡适用旧称呼“润之先生”，提到听说傅孟真（傅斯年）带去毛泽东的问候，言辞颇为客气。他还说前夜与董必武深谈，由此更觉得有必要表达自己的“鄙见”。

电报的核心意思，其实很清楚，可以浓缩成两句话：一是，希望中共领袖“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二是，举美国杰斐逊、英国工党作为例子，强调通过长期和平竞选，最终也能掌权，无须诉诸武装斗争。

胡适说得颇为恳切，甚至用了“小不忍而自致毁灭”这样的字眼，提醒中共不要因坚持武装而在内战中被消耗掉。他的逻辑，仍然是熟悉的自由主义逻辑：政党发展应在宪政与选举框架内展开，通过舆论、选票、制度慢慢赢得优势，而不是靠枪杆子。

不过，问题正出在这里。

当时的中国，既没有稳固的宪政传统，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平选举。北洋到国民党，一直是军政合一、枪桨当先。胡适用英美的政治模式来要求中共放弃武装，客观上是忽略了现实结构。

试想一下，如果中共在那个节点上放弃武力，只做一个“议会里的在野党”，在国民党掌控军队、警察、行政的前提下，能否存活，都是问题。毛泽东长期在农村、战场摸爬滚打，面对的是地主豪绅、保甲团、围剿部队，他所总结出来的，是“枪杆子里出政权”，而不是“选票箱里出政权”。

在这一点上，两人出发点未必完全对立，但认识基础已经完全不同。一个站在西方宪政史的高度，强调制度进化；一个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地里，看到的是没有武装就没有话语权。在这种差异下，电报注定不可能得到采纳。

不久之后，抗战胜利。局势迅速走向国共谈判及随后的全面内战。历史后来证明，这封电报并未改变事情的走向，也没有成为中共路线上的变量，只是成为胡适政治主张的一个集中体现。

值得一提的是，这封电报也在几年后被毛泽东点名回应，不过方式并不是回电，而是在文章与讲话中，给出了更系统的评价。

四、从肯定到批判，再到“留一分”

1949年夏，国民党政权节节败退。解放军渡江，华北、华中大片地区解放。此时的毛泽东，已经站在即将取得全国政权的关节点上。

在这一年，他连续写下《别了，司徒雷登》《“友谊”还是侵略》等文，公开批判美国在华政策及其文化代理人。在一篇文章中，毛泽东谈到帝国主义为了侵略需要，在中国造成了大量“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说到“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

这段话，一方面把胡适归入被帝国主义影响并服务过的一小撮知识分子，批判意味很重；另一方面，也承认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走到它的反面”，即站到反帝阵营，从客观上与中共立场接近。胡适被点名，既是对他长期亲美立场的回应，也是对他那封电报的一种“总清算”。

彼时，胡适已离开大陆，不再具有实际影响力。表面看，两人从此“断绝往来”。但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

进入1950年代，关于胡适的评价，在大陆并非一味“抹黑”。1954年，毛泽东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谈到学术界的争论，说到批胡适有其必要，但“全盘否定”也不妥。这话夹在具体学术问题中，却透露出一个态度：在价值判断上，不能因为政治对立就扔掉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有益部分。

1955年，毛泽东与钱学森等科学家聚餐，谈起胡适，还专门说了一句：“胡适提倡白话文，要给他记一功。”白话文运动，是五四到民国文化转型的关键环节，胡适在其中的作用相当突出。承认这一点，意味着对其启蒙价值不做抹杀。

当然，胡适也有他那一面的“锋利”。1957年，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发表后，在岛内刻印的《诗词十九首》中收入此作。胡适看到后，据说评价很厌恶，甚至说“没有一句是通的”。这种批评，显然从个人趣味出发，并未体会其中情感背景，也跟他对毛泽东政见的强烈反感有关。

如果连在一起看，就会发现胡适的一个特点：在政治上，太信赖英美模式；在文学上，又太坚持自己旧式审美，对新格局、新情感不愿让步。不得不说，这是他的局限。

不过，毛泽东对他的总体评价，仍然保持了“一分肯定”的态度。1957年2月16日，在颐年堂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在总结“批胡”问题时说，不能“全面抹杀胡适”，因为“他对中国的启蒙运动起了作用”。这句话点得很透：在五四到建党这段关键时期，胡适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同处一个阵营，都客观上为中共的诞生提供了土壤。

毛泽东对待“老师辈”的态度，大体如此。他曾说过，陈独秀那批人是“真正的老师”。虽然后来在政治路线上各走各路，但在早年启蒙中起到的作用，不能因结局不同而一笔抹去。

胡适的晚年，完全在台湾度过。1960年5月4日，他在北大校友会集会上谈五四意义，依旧强调民主、科学与个人自由。那一年，他69岁，仍旧在讲当年那套“自由主义讲稿”。两年后的1962年2月24日，胡适因心脏病逝世，葬于台北南港旧庄墓园。

两年后，1964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谈到《红楼梦》研究，顺口提及“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这大概是他最后一次公开提到胡适的名字。这里评价的，不是政治，而是“红学”观点，可见在学术范围内，他仍然承认胡适的某些洞见。

如果把这条时间线完整排一排，会很清楚：

1918年前后，两人在北大红楼“相遇”，一个是教授，一个是管理员，思想上多有共鸣；

1919—1920年，胡适对毛泽东文章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在实践中一度接受“多研究问题”的主张；

1920年后，毛泽东逐渐转向“主义”道路，参与建党，与胡适拉开政治距离；

1923年，把胡适归入“非革命民主派”，既不视为敌人，也不视为同志；

抗战期间，双方多在各自轨道上运行，1945年电报是重要交集；

1949年前后，毛泽东公开批判胡适的政治立场，把他作为“亲美知识分子”的代表；

1950年代，在学术文化层面又对其“记功”，肯定白话文与部分研究成果，不作绝对否定；

1964年，最后一次提及胡适名字，放在《红楼梦》讨论之中。

从敬佩到分歧，从疏远到批判，再到保留一份肯定，整整跨了将近半个世纪。两人始终没有再见面，却在中国现代史的关键节点一次次“碰面”，只不过是通过文章、电报和远距离评价。

如果说胡适那封1945年的电报代表了一种道路，那就是试图用英美式和平竞争来解决中国问题；而毛泽东所代表的，则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环境中，通过武装斗争改造旧制度。两条路，在历史环境决定下，几乎不可能融合。所以电报才会显得那样“理想”，那样脱离土壤。

但从更长的时间看，五四启蒙、新文化思潮、白话文推广，包括胡适这一代人输送进来的思想资源，却又被另一条道路吸纳、改造，再投入到革命与建国的实践之中。两人的关系，从个人看有亲疏冷暖，从历史看，却是多股力量交织下的一段复杂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