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变迁与明清时期侯马镇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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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山西侯马是典型的交通导向型城市，其设市虽始于1958年，但其兴起可追溯到明代。明清时期，侯马镇的兴起与交通变迁密切相关，同时，这也为新中国成立后侯马最终得以与曲沃县分家设市和经济的飞速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侯马”之名的出现始于明洪武八年（1375年），最初为驿路改道后设置的驿站“侯马驿”，在驿站的基础上又设立了侯马镇，并于明代中后期因驿路带来的交通优势、驿站设置产生的巨大消费市场、人口的大量增加与曲沃重商风气的兴盛，形成了以“货物集散”为主要功能的“侯马集”。到了清代，侯马集的商业交易规模逐渐扩大，成为省内重要的商业市镇之一，侯马镇行政管理制度遂随之规范，光绪年间清廷遂在此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侯马镇巡检”，以加强对驿站和集市的管理。

关键词：交通变迁；明清时期；侯马镇；侯马集

山西省侯马市，位于临汾市西南部，其设市筹备工作始于1958年，正式完成设市在1971年。在明清时期，侯马仅仅是镇级，自北魏太和十一年（487年）设曲沃县起长期隶属于曲沃，没有形成城市，行政级别较低，故目前学术界对明清时期的侯马镇关注较少，对自明代以来侯马镇逐渐兴起的原因和过程的讨论也不够完善。虽有部分学者如张宪功、田建文、杨辰秀、李永喜等注意到了交通在明代以来侯马镇兴起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对明清时期侯马地区的驿道走向、驿站设置等做了一定的考证，但还没有研究成果对侯马如何将交通优势转化成商业优势进行深入分析。因此，本文拟从复原明代以来侯马驿路交通格局入手，对明代侯马因驿成镇、侯马集的兴起与发展、清末侯马镇巡检司的设立等情况予以考察，以阐明交通变迁对明清时期侯马兴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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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侯马的驿路交通与集、镇的出现

1.1明代以前的交通概况

明代以前，侯马境域内并无驿站的设置，自平阳府城（今临汾市尧都区）南下通往陕西的主驿道也不经过侯马，而是在经过晋桥店、故关店、蒙坑、高显等地后直达绛州（今新绛县）。据严耕望先生考证，隋唐时期河东道境内有一条自北都太原至首都长安的驿路，是沟通京城长安与北都太原两个节点城市的最重要的主驿道之一，绛州即为此驿道上的关键节点，“绛州为京师、同州入太原诸道之总汇，故奉使往来者甚多”。

元代定都大都（今北京）后，山西在全国交通格局中的地位随之发生变化，元代开通的北京一井陉 一太原一平阳一西安大驿道也经过绛州，这条驿道“不仅首次打通从河东山西前往西北地区的交通路，而且还打开了华北地区与西北地区相联系的直接通道”。当时，在主驿道绛州段设有一处驿站，名曰金台驿，地点在元代绛州城东二里处（今新绛县站里村）。“据《唐邮驿交通图鉴》记载，古驿道由长安经绛州本州岛，北达平阳自太原出雁门关，本州岛设金台驿。”据元代熊梦祥《析津志·天下站名》记载，这条驿路由平阳府南下分为两路，其中西南一路即由平阳府过绛州至河中府，“平阳、绛州（正南八十）、闻喜（西南九十）、泓芝（七十）、临晋（正南偏西五十）、河中”，其中，“绛州”即为金台驿。

1.2明代主驿路改道与侯马驿的设立

明洪武八年（1375年），绛州乡宦都御史高铎上书朝廷，认为金台驿在汾河西岸，平阳府城在汾河东岸，境内原有的主驿路自平阳府城至金台驿需跨越汾河，易导致延误，遂提出将南北驿道东移，并将绛州的金台驿和太平县的相里驿（在今襄汾县南相李）迁至汾河东岸的曲沃县境内，改置为侯马驿和蒙城驿，这条建议得到了朝廷批准。洪武二十七年（1393年）官方修成的地理志《寰宇通衢》载：“建雄驿至本州岛河东驿，六驿四百五十里。建雄驿九十里至蒙城驿，五十里至侯马驿，八十里至涑川驿，九十里至泓芝驿，六十里至樊桥驿，八十里至河东驿。”由此可知，明初洪武年间起，这条南北向的主驿路改道，从汾河东侧南下，自平阳府城的建雄驿（在今临汾市尧都区），经蒙城驿（在今曲沃县蒙城镇）、侯马驿、涑川驿、泓芝驿、樊桥驿，可至蒲州河东驿，再由蒲州沿黄河西岸南行至风陵渡，由此渡黄河至潼关进入关中地区。

此外，侯马附近还有一条东西向通往泽州（今山西晋城市）的干线道路，与通往蒲州的主驿路在侯马交汇，使侯马成为山西交通格局中的一个“十字路口”，这条东西向的干线虽不属于主驿道，但在经过泽州后，一直向南延伸到了河南省，因此，是明代山西、河南两省联系的主要道路之一，地位也较为重要。这条道路的具体走向是从侯马向东，经曲沃、翼城、沁水、阳城至泽州（今山西晋城市），再转西南行至天井关，越过太行山到达怀庆府（今河南沁阳），一直通向洛阳。

具体到侯马驿附近的驿道走向，据嘉靖《曲沃县志》曲沃县域图（图1），在曲沃县城西门外有一条南北向道路正经过侯马驿，即为这条主驿道的一部分，其具体走向是自蒙城驿南下后，由北向南过滏河桥、南秦里、西庄里到侯马驿，再经浍河桥、下马里、驿桥里铺出境。

明代的侯马驿设在曲沃县城西南30里处的侯马里，“侯马驿，属曲沃县，在县西南三十里侯马里，洪武八年建”，即今侯马西街文物管理站对面。侯马驿内部设施及工作人员数量，据嘉靖《曲沃县志》所载，嘉靖三十年（1551年）的驿站有驻节堂5间、前堂3间、厨房仓库14间、仪门3间、鼓楼3间、驿丞宅1所、马房20间。驿站管理人员包括“管夫”“库子”“斗级”各2名。驿站内有马25匹，（上等马11匹、中等马8匹、下等马6匹），骡24头，马夫25人，骡夫24人。

明代还在侯马设置了递运所和急递铺。明代的递运所主要运输粮食、贡物及军需物品，此外，还有押解囚犯的职能。“侯马递运所，在县西南三十里，洪武八年建。嘉靖二十四年知县石鲸修。”明初平阳府原设有多个递运所，见于记载的有府城建雄递运所、蒲州河东递运所、霍州霍山递运所等，但经过明万历六年（1578年）的裁汰，至明后期仅存曲沃县侯马递运所、安邑县运司递运所，之后在万历十五年（1587年）侯马递运所也并入了驿站。明代的急递铺则主要运输公文，急递铺设置地点“遍布冲僻各处，凡有州县建置之地区，便莫不有铺”。故明代仅曲沃县每10里设1铺，每铺设5至10人，除县城设有总铺外，还设有大量分铺，见于记载的有容裕铺、辛村铺、神泉铺、林城铺、秦村铺、侯马铺等，侯马铺即为其一。

1.3明代的侯马镇与侯马集

侯马驿设立后，明代在驿站所在地设侯马镇，属曲沃县下马里。嘉靖《曲沃县志》载曲沃县境内有蒙城、侯马、曲村、西庄、高县5个镇，但并没有记载其设镇的具体时间。光绪《曲沃县志》载：“明洪武八年，知县朱武于吏字约、蒙城镇、侯马镇、神泉、乔村、西庄、驿桥、高县设立社学八处。”可知，侯马、蒙城在洪武八年（1375年）就已经成为镇，而嘉靖年间成为镇的西庄、高县此时还没有设镇，加之侯马、蒙城二驿即在洪武八年（1375年）设立，因此，侯马、蒙城应是在洪武八年（1375年）驿站设立后就立即设为镇，而境内没有设驿站的西庄、高县等应是在洪武八年（1375年）至嘉靖年间才设镇，时间要晚于侯马镇和蒙城镇。

据嘉靖《曲沃县志》记载，曲沃县除县城内部有布市、花市、盐市等市集外，在周边各乡镇还设有8个乡集，即“侯马集、蒙城集、隘口集、汾阴集、高县集、曲村集、下坞集、属寺集、北五村集、西庄集”。《曲沃县志》中所记8个乡集的顺序并不按照南北方向排列，故其排列的顺序可能反映了当时各乡集的规模，八乡集中以侯马集为首，规模应是8个乡集中最大的一个。侯马集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侯马镇地理位置较好，其位于曲沃县西南部，在汾河、浍河两条河流的交汇地带，是山西省商品陆运和水运的交汇点之一。明代，陕西、河南等地商品输入山西主要有两条通道，第一条通道是陆路运输通道，以风陵渡为起点，货物运达风陵渡后北上，沿主驿道经樊桥驿、泓芝驿、涑川驿，再到侯马驿。诗人胡天游有《曲沃行》一诗：“曲沃西南向临晋，百货来从大风近，风陵渡口帆落时，货辇车牛争不尽。吴材楚产秦粟兼，河南暖种多木棉，打包唤载得知数。道路隘塞行人边······”。这首诗所述即为明代陆路商品运输的情况，不仅明确写明了“风陵渡口”为运输起点，还点明货物运输经过“临晋”（即明代临晋镇，设有樊桥驿，今属运城市临猗县辖），抵达曲沃后集中的终点是“曲沃西南”，也就是侯马驿所在地；第二条通道是水路运输通道，自渭河运至黄河，在禹门渡转向东至汾河，经河津、稷山至绛州，再与陆路通道相接。这条水运通道直到民国时期还一直使用，“晋以南惟绛有水运，每岁秋冬，陕船自渭河入黄河，转汾以至绛，春初西返”。因此，这两条货物运输通道实际上是在绛州附近也就是侯马完成汇合，再接陆路北上，这为侯马地区提供了巨大的优势。

二是侯马驿的设置促进了侯马集的兴起与发展。日本学者加藤繁曾强调驿站对集市发展的重要性，指出集市的发展必须经过“草市”阶段，其起源一般在农村、馆驿、旅馆、桥畔渡口等地附近。在《曲沃县志》所记8个乡集中，排行第一的侯马集和第二的蒙城集都是在驿站附近，即属于加藤繁所谓“起源于馆驿附近”的乡集。按明代规定，官员出行可住宿驿站，为了给官员及其随从提供食宿，驿站一般要在附近大量购买所需物品，过往的官员或随从也往往会在驿站附近购买一些物品，这就必然形成巨大的潜在消费市场。此外，驿站所在地交通便利，又有常驻的驿丞进行管理，社会秩序稳定，纪慧娟指出：“当驿站附近的居民选择贸易场所时，驿站所在地便成为他们的首选，随着集市贸易的发展，驿站所在地也渐渐发展成为市镇。”崇祯十三年（1640年）正月二十五日，明代官员王在抵达侯马驿时，“时值集市，可数万人，肩相摩也，菽粟、布帛、骡马、牛羊充牣于市，红紬阗满廛头，余欲托宿而无其地”。由此可知，侯马集距离王在欲投宿的侯马驿站必然不远，且直到明末崇祯年间集市贸易依然兴盛。

三是明中后期曲沃县土地产出无法满足当地人口所需，曲沃逐渐形成了“重迁徙，服商贾”的重商风气。明代曲沃属于“土狭人众”的地区，“曲沃地狭土瘠，不足供所用，多取给于临境”。实际上，曲沃自然地理环境相对晋中、晋北来说已经十分优越，县境除东部边缘有丘陵、北部和南部边缘有山地外，中间的大部分地区均是临汾盆地的组成部分，且中部有汾河、浍河流经，灌溉水源充足，在明初中期是山西主要农作物种植区之一，甚至可以种植水稻。万历《平阳府志》也记载当地稻米有“粳糯二种”，“临汾、襄陵、洪洞、曲沃、稷山、夏县、闻喜诸县俱出。”但自明代中后期以来，山西各地出现了严重的生态问题，土地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不断下降，加上曲沃县地理面积过于狭小和人口的快速增长，原有的土地资源和水资源越来越无法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夫曲沃四境不过百里，而民则十万有奇，其在城者，无田之家十居其六，在野者十居其四”。因此，曲沃县形成了经商的风气，“且以一人之身，有俯仰之累，有庸调之劳，抑将何处？则其离父母而为商为贾者，岂得己哉”。经商风气的浓厚和商人数量的增加进一步促进了曲沃县周边乡集的形成。

侯马集中常见的商品以初级日用品为主，主要有谷、麦、柴、碳、盐、木、铁等，“谷麦自猗氏至，柴炭自绛县至，盐自安邑至，木自静乐至，铁自阳城至，集四方之用，而民用始足矣”。侯马集的性质应是“货物集散地”，在乡集中交易的物品并不仅供当地使用，而主要是为周边各县提供一个场地进行商品交换。以阳城县为例，阳城县盛产铁，主要生产地在县城东北30里的史山和县城西5里的金里谷堆，明代山西境内冶坑“唯阳城尤广”。天顺五年（1461年）六月，陕西总兵梁珤上奏曾提到：“闻山西阳城县铁冶甚多，每年课铁不下五六十万斤。”是，阳城县不产盐，其所需食盐即由当地商人前往曲沃县用铁换盐，成化九年（1473年）十一月，陕西巡抚马文升奏言称：“山西泽州阳城县产铁甚贱，而河东盐课不费煎熬，往年泽州人每以铁一百斤，至曲沃县易盐二百斤。”曲沃县实际上也不产盐，而是输入来自安邑县的河东盐，因此，阳城县商人贩铁至曲沃之后，得到的盐实际上不来自曲沃，而是来自安邑，曲沃仅是中间交换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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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侯马的驿路交通与镇巡检的设立

2.1清代侯马的驿道与驿站

清初驿路沿袭明代，未有改变。直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曲沃知县张坊上奏河东道道台乔光烈、山西巡抚明德，提出将蒙城驿撤销，改设为太平县史村驿。其理由有四：第一，蒙城、侯马二驿并属曲沃一县，相距仅50里，没有设置的必要，“查蒙城一驿，北至临汾县建雄驿，计程八十里，南至侯马驿，计程五十里，里数既属参差”。第二，蒙城驿系洪武八年（1375年）由太平县相里驿改置而成，驿站内下属马夫均是原太平县史村人，驿站改设后马夫仍驻在史村，太平县与蒙城驿相距较远，夫、马分设两地，办事不便，“而所夫一项，原设太平县之史村，相去蒙城二十里，夫马并不连合，以致粘贴印花，每多舛错，屡奉大部驳查”。第三，洪武八年（1375年）时将相里驿迁至曲沃蒙城驿是因为原有驿路需跨越汾水，涉水不便，但在乾隆年间汾河已经西移，驿路已不需要跨河，故驿站可以迁回太平县，“相传因汾水阻隔，驰驱不便，是以改隶于此。然移设以后，汾河久已西移，于驿路并无妨碍”。第四，侯马驿原设有驿丞1员负责驿递事务，但驿丞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裁撤，因此，曲沃县两驿事务改为由一县兼管，如遇急事县令难以胜任，“侯马驿旧有驿丞一员专司差务。今驿丞于乾隆二十年已经裁汰，两驿事务并归一县经管，遇有紧要差使，县令一身两地奔驰，更恐不能兼顾”。经山西巡抚明德上疏朝廷后，乾隆朱批“如所议行”。至此，清代驿路由原建雄驿一蒙城驿一侯马驿改为建雄驿一史村驿一侯马驿（图2一图4）。侯马驿北距史村驿70里，这条驿道一直延续到清末仍在使用，如咸丰三年（1853年）八月太平天国起义北上进入山西时，即由此道经曲沃入临汾、赵城等地。

另一条东西向自侯马通往晋城、河南的道路，清代走向基本没有发生变化，但成为了由政府规定的由运城运往泽州凤台县的盐路的一部分，该盐路共计590公里，限10日到达。

清代侯马驿仍设在曲沃县西南30里侯马镇东门外，其等级为“极冲”，驿站内部原明代时的建筑均废弃，在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新建驿馆三楹，公署前万金亭三楹，西旁驿书吏房三楹，厨房二楹，仓房二楹，东西马棚二十九楹，后马棚三楹，马房七楹”。有关清代侯马驿马匹数量最早的记载出自乾隆《新修曲沃县志》中的《国朝断马碑记》，其载康熙四年（1665年）侯马驿情况如下：“侯马一驿，额设马四十头，曲沃二十头，绛州十一头，太平九头，是以曲沃为主，他县协济。”可知，在康熙四年（1665年）侯马驿额设马数40匹，其中，曲沃县本县出马20匹，绛州协济马11匹，太平县协济马9匹。到了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成书的《平阳府志》则载马数为79匹：

侯马驿马七十九匹。内本县四十匹，马夫二十名，扛夫八十六名，共工料银二千三百二十九两一钱五分。太平协济马十七匹，马夫八名半，共工料银五百一十四两八分。绛州协济马二十二匹，马夫一十一名，共工料银六百六十五两二钱八分。

与康熙四年（1685年）时相比照，无论是曲沃县本县出马数还是太平、绛州二地的协济马数均有所上升，曲沃县出马数由20匹增加到40匹，太平县协济马数由9增加到17匹，绛州协济马数由11匹增加到22匹。到了乾隆三年（1738年），侯马驿马数再次变动至77匹，与原先不同的是，侯马驿除原有曲沃本县马（40匹）及太平（17匹）、绛州（22匹）协济马外，又有来自长子、屯留（4匹）、河曲（1匹）三县的协济马拨入，同时，侯马驿也有部分驿马拨出协济赵城（3匹）、杀虎口（2匹）、协北路（2匹）的驿站。侯马驿原有曲沃县驿马40匹，共计拨入44匹，拨出7匹。具体记载如下：

侯马驿原设马四十匹，夫二十名。于乾隆三年拨协赵城马三匹，夫一名半，实马三十七匹，夫十八名半。嗣从绛州拨来额马二十二匹，夫十一名，太平县拨来额马十七匹，夫八名半，长子、屯留二县拨来协济马四匹，夫二名，河曲县原拨原宁化站马一匹、夫半名，改拨侯马驿。共拨来马四十四匹，马夫二十二名。内改拨杀虎口马二匹五分六毫，夫一名二分五厘三毫。又于量减等事案内，拨协北路马一匹九分三厘七毫，夫九分一厘八毫五丝。又于奏闻事案内，拨协北路马一匹，夫半名。共改拨马四匹，夫二名。实在连原设马三十七匹，共马七十七匹，原设马夫十八名半，实有马夫三十八名半。

乾隆三年（1738年）之后，侯马驿马数并未发生过改变，至民国三年（1914年）侯马驿裁撤为止，驿站内始终保持马77匹，马夫38人的额数。但是，据民国十七年（1928年）《曲沃县志》所载，这一数量实际上只是朝廷规定的应定额数，在清末光绪、宣统年间，侯马驿无论驿马还是马夫均难以达到朝廷的标准，“光绪宣统时代，夫、马均不足额”。后于民国三年（1914年）侯马驿裁撤，“取消马号，裁撤马夫，一切公文函件，均改归邮政专递”，马号、马夫就此成为历史，公文函件归邮政专递，自洪武八年（1375年）以来运行了537年的侯马驿就此终结。

2.2清代的侯马集

清代侯马集仍十分繁盛，商人往来甚众，其规模相较明代还有所扩大，清人贾益有《新田秋色记》一文称：“天下之业商贾者，晋为最。晋之业商贾者，沃为最。而沃之侯马驿，尤商贾辐辏之区。”可见，在整个山西境内，侯马集商贾汇聚数量都是相对较多的。清人李宗邺也有《新田赋》一文描述侯马集市：“其为地边，车挂車慧，人驾望，廛闬扑地，埃壒张天，刃布辐辏，有无懋迁，虽一哄之小市，且万商之萃焉。”据乾隆《新修曲沃县志》、光绪《续修曲沃县志》等方志的记载，侯马集在乾隆、嘉庆、道光、光绪各个时期始终存续，这在晋南地区集镇的兴衰起落频繁及多数集镇持续发展时间短暂的情况下，是极其少见的。

清代侯马集中的商品除原有的盐、铁、木、炭初级产品外，还增加了新兴商品——烟草。魏明孔先生曾指出：“通观明清两代，曲沃是山西全省种植烟草最多的地方。曲沃最早的烟坊产生于明天启年间的永兴和，创始人是郑世宽，首先开设在曲村镇下坞村。至清乾隆年间，烟坊遍设于曲村、城关、侯马镇地区。”烟草虽引进于明末，但明代对烟草管制较严格，崇祯十六年（1643年）甚至尝试过进行封禁，“敕禁私贩至论死”。因此，烟草销售在清代才逐渐兴起，在清末光绪年间达到极盛。段士朴先生统计：“清末，全县种植面积约8万亩，一般年产900万斤，最高年份可产1400万斤。”但是，烟草作物具有“喜温、喜光、耐旱、耐瘠、怕涝”的特点，因此，“种烟当以沙山为上，土山次之，平地又次之，田土为下”。故曲沃北、东边缘的山地丘陵区才是种植烟草的理想区域，梁四宝也曾指出：“烟草主产区便集中在（曲沃）县城东北一带和滏河两岸丘陵地带。”而侯马镇地形较为平坦，并不适合大规模种植烟草。从商税数目来看，清代曲沃县除城内税点外，还设点征收“侯马、曲村二镇烟税”，共214两9钱8分。其中，侯马镇为驿站所在，是山西驿路运输的节点，烟草外销运输必然是在侯马，故其所交烟税应是以运输、销售烟草税费为主。而曲村镇地处县域东北，且是曲沃烟坊最早设置的地点，历史悠久，故其烟税应以种植、生产烟草税费为主。

2.3清代侯马巡检司的设立

在侯马镇，清政府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设置了派出机构——侯马镇巡检司（如表1所示）。

侯马巡检司属曲沃县下辖的县属巡检，清代巡检司长官称巡检，从九品，“因事设立无定员”。其主要职责为“掌捕盗贼，诘奸宄。凡州县关津险要则置。隶州厅者，专司河防”，侯马作为驿站、集市所在，设置巡检司毫无疑问主要是为了维护驿站与集市的治安。此外，清政府在侯马镇还有官兵驻防，共驻有分防兵25名，相较于平阳府其他各镇一般仅设5名、各县一般仅设16名的数量，侯马镇二十五名分防兵已是较多。侯马镇巡检是清代在平阳府唯一一个设置在镇的巡检司，且直到清末，侯马镇巡检始终存在，可见，清政府对侯马镇之重视程度极深。据熊梅统计，清代曲沃县共有蒙城、侯马、西庄、曲村、高县、王村、东阎、下坞、隘口、柴村9个镇，侯马镇是其中唯一一个同时具有政治派出机构、市集、驿站的多功能镇，在曲沃县中的地位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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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临汾市下辖各县中，侯马市的兴起时间最晚，但发展速度最快，由明清时期的一个小镇迅速成为了现今临汾的区域副中心城市，这与明代以来平阳府交通格局的变化及侯马交通中心地位的形成密切相关。“侯马”之名出现于明洪武八年（1375年），最初应是驿站名，随后在驿站所在地设置了侯马镇，并逐渐依靠驿路带来的交通优势及驿站带来的经济吸引力开展商品贸易，形成了曲沃县8个乡集之一的侯马集，成为曲沃县重要的“货物集散地”之一。清代侯马集贸易规模不断扩大，重要性逐渐提高，侯马镇行政管理制度遂随之规范，清末在此设置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巡检司”以加强对侯马镇的管理。由此可见，明清时期，侯马镇的兴起与交通变迁密切相关，同时，这也为新中国成立后侯马最终得以与曲沃县分家设市和经济的飞速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作者：李成昊

来源：《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年第5期

选稿：耿 曈

编辑：江 桐

校对：宋柄燃

审订：欧阳莉艳

责编：杜佳玲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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