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从养猪翁到帝国丞相，以退为进是顶级生存之道

来源：逸柳投研笔记

读《资治通鉴》之一百三十二

贾谊在二十多岁就得到了汉文帝的赏识，从此在政坛上崭露头角，虽然因为过早触碰功勋贵族的利益，而被迫离开汉朝中央到地方任职，但是总得来讲属于年纪轻轻就身居高位的那类人。

而有一个人，跟贾谊是同一年出生，可是他家很贫困，贾谊春风得意的时候，他还在做狱卒，而且后面因为违法失业了，为了支持家庭开支，不得已就到海边去养猪（这出身比卫绾还寒酸），等到在四十多岁开始研究《春秋公羊传》，逐步在当地小有名气，六十岁才被推举为博士，还因为出使匈奴回来，给武帝汇报工作时不符合武帝的心意，被大骂了一顿，然后免了职，又赋闲回家好几年；在他七十岁的时候，他再次被所在郡国推举为博士，回炉重造的他这次在官场是轻车熟路了，之后就火箭般升迁，先后担任左内使、御史大夫，并在七十六岁高龄的时候，被武帝任命为丞相，这个人便是公孙弘。

太史公在《史记》中，对公孙弘是颇有微词的，他评价说“弘为人意忌，外宽内深。诸尝与弘有却者，虽详与善，阴报其祸”，而我们看公孙弘在官场的表现，也确实可能会觉得这个人虚伪、奸诈、圆滑，也会因为排挤董仲舒、主父偃而会让人觉得他很阴毒，但是作为一个从平民出身，年过古稀才走上高位的人，又在汉武帝这样的领导下工作，其经历也给了我们一些启示。

齐人辕固，年九十馀，亦以贤良征。公孙弘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诸儒多疾毁固者，固遂以老罢归。

是时，巴、蜀四郡凿山通西南夷道，千馀里戍转相饷。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暑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费以巨万计而无功。上患之，诏使公孙弘视焉。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上不听。

——《资治通鉴·汉纪十·汉世宗孝武皇帝元光五年》

司马光这里首先引用了辕固生和公孙弘的一段故事，辕固生是景帝时期的博士，曾经因为推崇儒学惹得窦太后很生气，被扔到猪圈去斗野猪，幸好景帝给了他一把兵器。

在元光五年的这次招贤中，辕固生和公孙弘一起被推举了，这时候辕固生已经九十多岁，相比之下，七十岁的公孙弘也是小年轻了，于是公孙弘不敢正视辕固生以示尊敬，而辕固生则意味深长地说了句：“公孙先生，务必以正直的学问论事，不要用邪曲之说去迎合世俗”。似乎是看透了公孙先生的“伪诈”一样。

只不过虽然被诟病“曲意逢迎”，但是公孙弘也有自己的政治主张，比如当时汉武帝为了开拓西南地区，派了几万人去修路，结果修了好几年，因为地势险峻没有完成，士兵们苦不堪言，而西南地区的那些部落又时不时叛变，不得不派兵去平叛，每年耗资百万；然后武帝就派公孙弘去实地考察，结果公孙弘回来后，便极力劝阻开发西南的行为，认为太耗人力物力了，而且没什么用处。武帝这人的志向就在开疆拓土，自然不会听公孙弘的建议。

可是到了五年之后，当时跟匈奴的战争已经规模化，汉朝在东北沧海郡、西南、西北朔方郡几个地方都大搞开发和基建，虽然功在千秋，但是在当时确实一笔很大的开支，于是公孙弘又开始大力上书。

以公孙弘为御史大夫。是时，方通西南夷，东置苍海，北筑朔方之郡。公孙弘数谏，以为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天子使朱买臣等难以置朔方之便；发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谢曰：“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愿罢西南夷、苍海而专奉朔方。”上乃许之，春，罢苍海郡。

——《资治通鉴·汉纪十·汉世宗孝武皇帝元朔三年》

公孙弘说这样会让中原地区疲惫不堪，而边疆这些地区又无法带来实利，希望武帝能够停止这些工程。他反复上书，搞得武帝也是烦了，于是让朱买臣等人跟公孙弘展开了朝廷辩论，朱买臣等人提出了十条支持开发朔方的论点，但是公孙弘一条都反驳不了，最后表示让步说，“我是山东的一个粗鄙之人，不知道朔方的重要性，但是希望罢免西南和东北的工事”。在钱袋子受限情况下，武帝也不得不同意公孙弘的建议，在第二年停止了沧海郡的基建。

可以看出，公孙弘并不是一味地曲意逢迎，有自己的长期坚持。

也许是因为年轻时候经历，公孙弘这个人城府很深，他很懂得如何跟领导相处（也是在挫折中磨出来的）。

弘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廷争。于是上察其行慎厚，辩论有馀，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大说之，一岁中迁至左内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廷辨。

常与汲黯请间，黯先发之，弘推其后，天子常说，所言皆听，以此日益亲贵。弘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倍其约以顺上旨。汲黯廷诘弘曰：“齐人多诈而无情实。始与臣等建此议，今皆倍之，不忠！”上问弘。弘谢曰：“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毁弘，上益厚遇之。

——《资治通鉴·汉纪十·汉世宗孝武皇帝元光五年》

每次开朝会的时候，公孙弘只是把自己的想法和建议陈述出来，然后让武帝自己去判断，从来不会当众跟武帝起争执。这跟冯唐、张释之、周亚夫等人是完全不同的。

对于公孙弘这样的表现，武帝是看在眼里，他很欣赏公孙弘的谨慎厚道，同时公孙弘也十分熟悉文书法令和政务，还非常擅长用儒家术语把法家思想或者其他思想包装一下，所以公孙弘逐渐就成为了武帝身边的红人，备受信赖。

公孙弘经常跟汲黯去跟武帝汇报工作，每次都是让汲黯先回答或提建议，然后自己再做补充，这一招很有后发优势，经常说得武帝很高兴，所提的建议也会被采纳。

有一次，公孙弘跟大臣们一起商议政务，约定说按照某个意见去处理，可是等到了武帝跟前，他就完全放弃了之前约定的立场，而是迎合武帝的心意。然后汲黯当时就怒了，公开怼公孙弘说“这个齐人太欺诈了，也很不忠诚老实，刚才他和我们一道商定的时候，说是要怎么怎么做，结果现在到您面前，却全都背弃了，这是不忠！”

武帝听后，也是立马责问公孙弘，公孙弘则谢罪说：“了解我的人，认为我忠；不了解我的人，认为我不忠。”完美避开了汲黯的责难，武帝认为他说得对。武帝身边的亲信也经常诋毁公孙弘，可是越是这样，武帝对他却更加优待。

公孙弘虽然贵为三公，工资比较高，年收入大概现在的50万左右，但是他盖的被子都是布料做的，每餐吃饭也不会放两种肉菜，所以官场上就有人觉得他这个人虚伪，直性子汲黯更是当着汉武帝就说了这件事。

弘为布被，食不重肉。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上问弘，弘谢曰：“有之。夫九卿与臣善者无过黯，然今日廷诘弘，诚中弘之病。夫以三公为布被，与小吏无差，诚饰诈，欲以钓名，如汲黯言。且无汲黯忠，陛下安得闻此言！”天子以为谦让，愈益尊之。

——《资治通鉴·汉纪十·汉世宗孝武皇帝元朔三年》

而公孙弘的做法很有意思，他先是表示道歉，然后则是完全不否定，坦然地承认了这个事情，并说汲黯在理，“我作为三公却盖布质被子，跟一个小官员没有差别，我就是故意这样做的，以换取一个好的名声。汲黯所说没错。况且如果没有汲黯的忠直，陛下您怎么能听到这样的话呢”。武帝听后，觉得公孙弘为人谦卑，更加尊敬他了。

当然，公孙弘确实家里没有多少钱，他把大多数俸禄都用来资助朋友和养宾客了，也就是用作维持关系网去了。

汉武帝时期丞相是个高危职业，当然也是武帝为了集权的有意为之，通过不断地给“丞相”找不快，削弱丞相职位的权力，并且他还刻意搞了个内朝，就是为了分化三公九卿的权力，现在我们在职场和官场中看到的那些在常规岗位之外，挂载的一些特殊权力机构，基本也是学汉武帝的那一招，在权谋上，武帝可谓是天才。

公孙弘是少有的几个善终的丞相之一，或许也跟他的经历和性格有关，毕竟从底层爬上来，看守监狱、养猪、反复失业这种事情，他都体验过，这么长时间碰了无数的壁，这样的人一旦获得了权力，就会十分珍惜，也懂得如何去面对上位者。他是那种通过时间成为人精的人，尤其是在二次被武帝拔擢后，他的为人处事正好对了武帝的胃口。

抛砖引玉，公孙弘的职场哲学可以归纳为三点：

一是不跟决策者起直接冲突，尊重决策者的决策权。看公孙弘给汉武帝提建议，除了削减他认为不必要的基建开支这一点比较坚持、反复提起之外，惯常表现就是只提建议、不坚持自己的意见，支持武帝的决策，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打工人心态，认真但是不较真；

二是尽可能地隐藏自己的锋芒。从公孙弘后期的官场表现来看，他十分圆滑，甚至让人觉得没有自己，不仅是在对领导上，跟同事也是如此，比如跟汲黯一起去提建议，每次都是等汲黯说出来之后，再做补充。而正好，在武帝时期，三公之位就是不能太有锋芒、太自我；

三是以退为进，不直接反驳对自己的诋毁。汲黯性子很刚直，是敢当着武帝的面说武帝虚伪的人，对于公孙弘这种圆滑的人精，自然是很不对付，可是两次当面指责公孙弘，都被对方用“以退为进”的方式化解，他通过承认自己是演员、虚伪、沽名钓誉，赞扬汲黯忠直，反而获得了武帝的包容和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