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再忍，抢在中方动手前，日本人先道歉，上千人联手逼高市下台

3月28日，东京新宿站附近，上千人聚集。这是直接针对高市早苗内阁的抗议集会。现场视频里，抗议者喊的口号很具体——“日本政府应就自卫队员的恐怖袭击道歉！高市道歉！小泉道歉！中国对不起！”

组织方称线下参与人数约1400人。这个数字放在日本社会不算大，但抗议者们没有停留在泛泛的和平呼吁，指名道姓要求本国首相和防卫大臣向中国政府道歉。

3月24日上午，23岁的日本陆上自卫队三等陆尉村田晃大携带刀具，从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旁大楼4层露天平台翻墙闯入，藏身使馆内灌木丛。被安保控制后，他当场宣称“要以神的名义杀死中国外交人员”。

东京警视厅当晚以“非法侵入建筑物罪”将他移交检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的回应是“深表遗憾”。首相高市早苗至今未公开道歉，内阁仅表示“非常遗憾”。

从24日到28日，日本政府的应对是：定性为个人行为，表达遗憾，不道歉，不追责，试图让事件降温。但28日新宿的抗议集会表明，日本社会内部有一部分人并不接受这种处理方式，无法再忍下去，抢在中方动手前行动起来了。

抗议者中不少是年轻人。他们举着“守护宪法”“高市下台”的标牌，反复喊出“高市道歉”“小泉道歉”。有抗议者向媒体表示，自卫队现役军官持刀闯入外国使馆，此事“骇人听闻”，如果日本政府不及时妥善处理，“恐将进一步加剧周边国家不信任情绪”。

日本学界和媒体界也有人在持续发声。同志社大学教授三牧圣子指出，作为《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缔约国，日本负有防止外国使馆遭受侵入和破坏的义务，应就这次未能充分保障外国使馆安全作出诚实回应。“如果无视这一责任，反而优先考虑‘不能给对方留下口实’，最终将损害日本的国际信誉。”

《朝日新闻》前记者上丸洋一质疑：“日本政府难道打算仅以一句‘深感遗憾’就了事吗？按理说，至少应由防卫大臣或外务大臣出面道歉。政府难道是有意让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吗？”

日本资深军事记者布施祐仁的判断是：这次事件责任完全在日本一方，日方理应承认责任并向中方道歉，“一味拒绝低头可能使事态进一步恶化”。

但日本政府内部的主流意见却是相反的：普遍不希望将事件放大。一名高级官员甚至认为此事“不会演变成重大事件”。防卫省内部也有人担忧“此事可能成为中国的政治筹码”。

这种应对方式是矛盾的：一方面，日本政府很清楚《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规定的义务；另一方面，道歉意味着承认失责，承认失责就必须追责，而追责可能牵出自卫队内部更大的问题。

村田晃大从培养自卫队官员的相关学校毕业不久。而近些年“美化和歪曲侵略战争历史的‘靖国史观’已严重渗透到自卫队内部”。极右反华人士频频现身自卫队及相关培训机构讲堂，灌输“大东亚战争史观”和“中国威胁论”。防卫大学作为自卫队官员的最大来源，学生每年有徒步百公里集体参拜靖国神社的“惯例”。

村田的行为动机是否与自卫队内部的教育环境有关？日本政府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曾在记者会上提出了具体的追问：村田选择使馆通勤时间翻墙闯入，“长时间潜伏是在等什么人？打算做什么？”日方迄今对此完全没有说明。对于日方“非常遗憾”的表态，中方的回应是：“这远远不够。”

28日新宿的抗议集会把这场舆论博弈从外交层面拉回了日本国内政治层面。抗议者们并不是在替中国说话，是对日本政府表达不满。他们认为：作为《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缔约国，日本政府有义务保护外国使馆安全；现役自卫队官员持刀闯入中国使馆，日本政府应该道歉并追责；如果不这么做，损害的是日本自身的国际信誉和安全环境。

这1400人的抗议在日本社会并非主流，但他们诉求的明确性值得注意。他们没有泛泛地反对战争或守护宪法，直接要求首相和防卫大臣就具体事件道歉。这种指名道姓的问责方式在日本近年来的社会运动中并不多见。

高市早苗政府的选择是：不道歉，淡化处理，把事件定义为个人行为。但这个选择面临压力：来自日本国内部分民众和知识界的持续追问，28日的抗议集会就是证明；来自中方的外交压力，林剑的几轮表态已经把事件的严重性摆出来了。

那么，日本国内舆论是否会继续发酵？《朝日新闻》《神奈川新闻》等媒体对此事的报道仍在持续，学界和媒体界的批评声音并未消退。如果日本政府继续坚持不道歉、不追责的立场，28日新宿那种规模的抗议集会是否会扩大，是否会有更多日本民众加入，将影响这场舆论博弈的走向。

3月24日村田晃大翻越的那道围墙是物理意义上的，但日本政府在道歉问题上的态度是一道更高的围墙。这道围墙能不能翻过去，要看高市早苗内阁的判断：是继续用“遗憾”来应付，还是面对《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规定的义务，以及自卫队内部教育体系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