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孤儿到死囚，揭秘王怀忠的戏剧人生

2004年2月12日上午10时30分，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在山东济南被注射执行死刑。

最高人民法院的核准令是在2月12日一早到达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山东高院随即决定在当天对王怀忠执行死刑。

虽然二审后已有心理准备，但直到12日早上，王怀忠还对即将执行死刑毫不知情。

上午8时许，有关方面在山东省看守所与王怀忠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王怀忠因哽咽语不成声并因此两度中断。

最终，泪流满面的王怀忠因情绪过于激动，未能读完手中那份长长的材料。

王怀忠的儿子儿媳等近十名亲属昨日清晨分来一辆面包车和一辆轿车抵达山东省看守所。

9时10分，王怀忠获准与他们见面。

会见结束后不久，王怀忠被法警带出看守所，执行死刑。

孤儿、社教员、记工员……副省长、死刑犯，从来到这个世界时的赤贫，到即将离开这个世界时的近千万元涉案金额，回顾王一生轨迹，充满了戏剧性的变化。

没有谁从出生那一天起骨子里就带有天生为恶的成分，王怀忠也不例外。

那么，他一生中善与恶的分水岭在何处？他为何从一个受人赞赏的人民公仆蜕变为巨贪？

当王怀忠被一审判处死刑后，曾有记者赴他的老家采访，探寻一下王怀忠的来时路。

记者拜访了年少时与他共患难过的，如今靠在街边打烧饼度日，时年55岁的王魁仁。

此时的他已经从电视上得知了王怀忠被一审判处死刑的消息。

提起王怀忠，他很惋惜的说：“俺真没有想到，他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从他出事那阵子起，俺就一直在打听，俺早就知道他会有今天——他犯的罪孽太深了，谁个也救不了他，他是自寻死路啊。”

在40多年前，他和王怀忠曾经有过一段终生难忘的经历。

他凄凉的说：“那时候，俺们三个都是孤儿，都住在孤儿院里，好得可以用‘穿一条裤子’来比方。可现在，俺们三个只剩下俺一人了。”

1960年，王怀忠刚刚满14岁，那一年，因为饥荒，他的父母相继饿死，只剩下他和两个瞎眼的哥哥。

第二年，王怀忠被政府安排进了当地的孤儿院。在这里，他和比他小几岁的王魁仁、杨绳结成了生死之交。

他们都没有爹娘，所以三人格外亲，吃睡都在一块，像亲兄弟。在孤儿院里，虽然政府管饭，但都吃不饱，他们就轮流出去要饭。为什么轮流出去？因为他们三人只有一条裤子。谁出去要饭，谁就穿上裤子，要回来三人一起吃。

吃饱了就在一起玩，王怀忠的脑子特别聪明，二人玩啥都玩不过他，而且他还特别勤快，总是帮孤儿院里干些杂活。

这三个苦命的孩子在孤儿院共同生活了近两年，直到王怀忠被推荐到邻近的张大庄公社当通信员，过了几年，王魁仁也参了军，三人从此分离。

从孤儿院出来后，王怀忠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由于聪明好学，加上人特别勤奋，1963年，他被组织上推荐到霍邱县搞了三年的社教活动。

社教活动结束，他被分配到毫县城西的十八里区任团委书记，后又调至毫县十河区赵桥公社任党委书记，接着是十河区区委书记，城关镇镇长、党委书记……一直到毫县县长、县委书记，阜阳地区行署专员，阜阳市委书记，安徽省副省长，仕途顺畅，平步青云。

王怀忠自顾一路做官，王魁仁退伍后过着属于他的生活，互不相干。

但随着杨绳前几年因病去世，王怀忠最终因触犯国法沦为阶下囚……

在观堂镇街口打了近十年烧饼的王魁仁，想起40年前三人的甘苦与共，心情再也无法平静下来。

应该说，在基层工作的那段时间，王怀忠是勤勤恳恳扎扎实实的，当地一位老干部评价他说：“那个时候，他给人的感觉就是想干一番事，而且风风火火，效率很高。大家都有些服气他。”而且当地有这样的传闻：有一次，王急着到一个施工项目现场去看看，恰好他的小汽车开去加油了，王干脆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上了工地。

那时的王怀忠，给观堂镇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以至于今天很多乡亲都用“可惜”来惋叹他的命运。

在王怀忠老家，记者采访了王怀忠的堂侄王月亮，说起自己的叔叔，他同样心情很复杂。

自从王怀忠走上仕途，王月亮和另外两个堂兄弟一直在村里过着本分清苦的农村生活，一天也没有改变。

王月亮说：“他几乎不回来看俺们，有两次回来，也是在刚到县里当领导的时候，是回来慰问特困户的，给他们送些面油。每次他身边都围了好些人，俺们也不敢到跟前去。”

王怀忠的另一个堂侄王新进，在当地一所学校食堂里工作，每天负责烧些饭菜给中午不回家的学生吃。

他回忆说：“有一次，俺去找叔，想让他给俺找些活，没想到被他熊了一顿，说‘好好回家过日子，以后不要再来了’。”

从那以后，王新进再也没去找过这位堂叔，但是见到记者，他还是忍不住第一句话就问：“俺叔还能活么？”

在从观堂镇前往陈大楼村的路上，有一所很气派的学校，校门口墙上刻着几个苍劲的大字：毫州市德忠希望学校。

“德”，为捐出善款的安徽省某公司总经理名字中的一个字，“忠”自然就是王怀忠。

德忠希望学校建于1995年，当时王怀忠正在阜阳行署任上。

校长回忆说：“大概在1993年下半年吧，他刚从毫县调到阜阳，我去找他，在传达室等了半天，恰好他开完会出来，就问我什么事，我说我们那儿的学校房子破旧得不行了，能不能给想想办法。他一边往外走一边说，你先回去吧，这事我知道了。”

校长以为这事没戏了，哪知道过了一年不到，一笔120万元的捐助款就打到了学校，接着建起了两座教学和办公楼。

人们都说，这笔钱是王怀忠争取过来的，建校的事他一直放在心上。

所以，有人提议，将上述两人的名字嵌进校名，该提议随即被采纳。

1995年底，王怀忠“情绪很高涨”地回到了村里，为新落成的学校剪了彩。

王怀忠除了办起这所学校外，再没有为家乡人谋过其他的福利。

到底是想刻意在家乡父老面前营造出“好官”的假象，还是其时王尚保留有本色，贪欲并未膨胀并进而迷了他的心智，别人无法知道，家乡人更无法知道。

但就在家乡人还在以王怀忠为荣的时候，王心中所存的善已经越来越少，渐至消失无形，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以极快的速度向罪恶的深渊滑去，快得让当地的黎民百姓甚至无法作出反应。

在当地，王怀忠留给老百姓最直接、最表面化的印象，就是好大喜功，浮夸成瘾。

王在当地还有个外号叫“王三吹”，他曾经对外宣称：阜阳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市；有京九线上最大的列车编组站；有全国最大的养牛县——蒙城。

为了让虚构的“繁华阜阳”有些实质的内涵，王不断让自己的异想天开快速出炉，全然不去论证其可行性。

修机场、建电厂、搞城市开发、虚报GDP数字……

王逐渐无力自拔，走火入魔，将阜阳近千万老百姓带入了苦海。

在修建机场时，某行业协会竭尽全力，筹到20万元集资款，报到王怀忠那里，他嗤之以鼻，说：“120万，少一分也不行。”

该协会最终还是凑足了120万，填到了阜阳机场的“窟隆”里，但当时的被摊派者，借贷很久都没还清。

还有众多做小本买卖的个体经营者，也一律被摊派三五千元不等，以致命令一下，众人纷纷关门逃适，阜阳市面一片萧条。

阜阳机场耗资2.5亿元，投入运营后客流量严重不足，不但没有收回投资，每年还要往里投钱。即使这样，王怀忠还向一些航空公司许诺，只要放航班过来，坐不满不要紧，空出的座位照样算钱，由阜阳市来补齐。

其荒唐程度匪夷所思。

除了很多已经上马并最终成了“政绩工程”的项目外，还有一些流了产，使得阜阳的元气总算没有彻底丧失干净。

阜阳编组站建成后，王怀忠又萌生一个宏伟的构想，就是建一个大型的列车修配厂，投资以百亿计。

此构想最终没有付诸实施，原因不得而知，但阜阳百姓侥幸逃过一劫。

其实，王的性格中的这些缺陷在早些年就已经

显现，一位曾在社教时与王共过事的老同志说，那个时候，王怀忠就喜欢整天揣摩上级的心思，做些让领导高兴的事，报喜不报忧，“我觉得那是他上进心强的的是万劫不复的下场一种表现，

再说要往上爬，讨好领导是一条捷径，但没想到，最后他竟发展到这种程度。”

最终导致王怀忠走向毁灭的是贪。

王怀忠由毫县升至阜阳任上之后，即与“坐地虎”肖作新之间水火不容，虽未撕破脸，但面和心不和，互相在心里算计对方。

或许是急于扩充自己的势力，王大肆卖官鬻爵，发展羽翼。

据先前那位曾在社教时与王共过事的老同志回忆说，他当年从部队复员回来后，有一次碰到了王怀忠，王隔老远就热情地和他打招呼，说，什么时候回来的？工作的事怎么不来找我？过两天我给你换换。

此后王又多次就此事与他联络，但该同志一是看不惯王的张扬，二是复员后安排的单位还满意，故一推再推，最后不了了之。

熟悉王怀忠的人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只要他想提拔谁，说一句就管，谁也别指望对着干。”

在当地少部分人中间传闻，导致王“落水”的是因为一封举报信，直接寄到了中纪委。

但又有传闻出来说，这封信是肖作新的一个亲信泡制的一到头来还是“派别之争”。

在一审时，法院认为：王在1994年9月至2001年3月，利用职务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索取贿赂折合人民币517.1万元，另有480.58万元个人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按平均计，王每年贪款153.5万元。

贪念一生，再加上权力失去监控，王怀忠为所欲为的空间可谓是“100%”，这也必然最终导致他哪怕是作为一个普通人存在于这个世上的可能性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