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特科“红队”副队长1931年失踪，六十年后才揭晓其真实下落！

1935年春天，广东兴宁一带的山风还带着凉意。金莲山脚下，村民们被喝令着站成两排，看着一批“共党要犯”被押往刑场。枪声短促而密集，很快一切归于沉寂。谁也想不到，其中一位中年人，日后会让许多档案工作者、烈士亲属一找就是几十年。

这个名字，叫连德生。更少有人知道，他曾是中共中央特科红色保卫队，也就是“红队”的首任副队长，在最惊心动魄的隐蔽战线上扮演过要害角色。而在他的家里，另一段同样漫长的等待，也从1931年悄悄拉开了帷幕。

一边是隐没在档案黑洞中的地下战士，一边是苦等音讯一生的妻子与子女，两条线索相互错开，直到新中国成立六十年之后，才在一张泛黄的旧报纸上意外交会。

一、一封信之后的人间蒸发

1931年4月，上海的石库门里，邮差按响了陈三发家的门铃。那时淞沪战事刚过不久，街头气氛压抑，老百姓心里都悬着一根弦。陈三发拆开信封，看到熟悉的字迹，手微微一抖——是丈夫连德生。

信里说，他人在香港，一切安好，用的字眼很平静：“过些时日，条件允许，当回沪与家小团聚。”这句话，让她这个结婚十三年却聚少离多的妻子，心里一下子亮了起来。

陈三发并不知道，在那之前，丈夫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过家。1918年成婚后，连德生常常一走就是几个月，回来也话不多，只说“工作忙”，连他具体做啥都避而不谈。她内心其实明白个大概，却刻意不问。

“你出门放心，我在家带好孩子。”这句话，她说过不止一次。

这封寄自香港的信，成了她手上最后的一点线索。从那之后，无论上海战火几度硝烟，政局如何更迭，她再也没收到连德生的任何讯息。直到1969年，躺在病床上的她，仍旧心存一丝不切实际的盼头——也许哪天门一响，人就回来了。

而在她不知道的地方，连德生早已离开香港，踏上另一段更加危险的旅程。

二、从绍兴穷少年到“红队”副队长

连德生的故事，要从清末民初的绍兴崧厦镇说起。1893年，他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父亲早亡，家境窘迫。少年时，他跟着母亲辗转到上海讨生活，当过学徒工，也在电车上做过售票员，靠微薄薪水贴补家用。

那时的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也是下层劳动者的炼狱。工时长、工钱少，洋行华工地位低下，稍有不顺就挨骂。这样的环境，逼着许多年轻人早早看清现实。连德生就是在英商电车公司的车厢里，一点点磨出了骨气。

有意思的是，正是这个外企的岗位，让他接触到了党在工厂、车间中秘密开展的工人运动。1925年前后，上海工潮风起云涌，电车工人多次罢工，要求改善待遇、缩短工时。连德生从参与者，很快成长为骨干，逐步走到台前。

1925年，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已经是罢工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之后的1926年、1927年，他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在街头巷战中摸爬滚打，闯出了名声。组织内部对他的评价，简单干脆：胆子大，肯吃苦，嘴严，靠得住。

然而，革命形势变化很快。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大肆清党，许多公开身份的党员被逮捕、杀害。形势一度极其险恶。就在这年之后，组织作出一个重要安排——把部分优秀骨干秘密送往苏联，学习情报、保卫等专业知识，为以后重建地下工作储备力量。

连德生就在这一批名单之中。接到通知时，他还只是英商电车公司一名普通职工，外人谁也不会想到，这个每天扯着嗓子招呼乘客的售票员，很快就要远赴莫斯科。

出国之前，他只能简单同妻子告别。出于保密，他不能说明真实去向，只能笼统讲是“到外地谋一份更重要的差事”。陈三发心里多半已经猜到了些东西，却硬是没开口追问。她明白一句话：知道得越多，危险越大。

在苏联的一年多时间里，连德生系统接受了特工、情报、安全保卫等方面的训练。这段经历，后来成为他在中央特科发挥作用的基础。只是，这笔经历在当年的档案上几乎没有留下痕迹，连他本人回国后也极少提及，真正做到了“从生活中抹去”。

1929年之后，他奉命回国，被调入刚刚组建不久的中央特科，参与建设党的秘密情报、保卫系统。不久，他就出现在了“红队”的名单上——职务：副队长。

三、红队里的硬角色

一、“红队”是干什么的

1927年的血腥教训摆在眼前。许多重要领导人的牺牲，都与情报不畅、防范不足有关。周恩来深知，要在白色恐怖之下保全革命火种，必须有一支专门从事情报、安全工作的队伍。

在他的主持下，中央特科于1927年底前后逐步建立起来，下设情报、保卫、行动等科室。其中，负责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安全、惩处叛徒与大特务的行动队，被称作红色保卫队，简称“红队”。

红队的任务，可以概括为两句话：保护自己人，清除内外敌。工作环境极其险恶，但也极其关键。

连德生凭借苏联受训经历和工人运动出身，被选为红队副队长。这个位置，意味着他既要参与具体行动，又要承担部分组织、协调工作，还要时刻准备处理突发危险。

他的家庭，从这一刻起，也注定与常人的生活彻底告别。为了安全，他和妻儿的联系变得极少。偶尔回一趟家，也多是悄来悄去，不敢久留。这种“明明近在一城，却仿佛天各一方”的日子，对一个有家庭的人来说，说不辛苦是不可能的。

不得不说，红队干的事，很多都无法公开，却次次关系重大。有一件事，足以看出连德生的胆识和手段。

二、一支柯尔特手枪，引出一场“锄奸”

1930年前后，上海租界里一个看似寻常的“保镖”，其实有着极不寻常的身份。

表面上，他是国民党中统驻沪特派员杨登瀛的随从，负责日常警戒。可在中共中央的情报链条中，他另有身份——连德生，红队副队长。

杨登瀛在国民党中统系统内职务不低，却早已与中共秘密接触，为党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要保护这样一个特殊关系人，就必须有极可靠的“掩护”。连德生以保镖身份长期贴身，既方便安全警戒，又能随时传递情报。

通过这条线索，有一次传出一个关键消息：叛徒白鑫的藏身地点。

白鑫原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掌握大量机密。叛变之后，出卖了彭湃、杨殷等一批党的重要干部，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那几年，上海滩提到他的名字，许多老党员都是咬牙切齿。

周恩来得知白鑫行踪后，决定由中央特科组织力量，实施“锄奸”。行动方案很快拟定，但有一个特殊要求：执行时必须使用一支威力大、可靠性高的手枪——美国柯尔特左轮。这个任务，落到了连德生头上。

据当时参与者后来回忆，当时陈赓找到连德生，说明计划，只简单问了一句：“能不能弄到？”连德生没多说，点了点头：“试试。”

不久，他把目标锁定在一个人身上——国民党中统骨干张道藩的保镖，人称“大黑”。这人腰里别着的，正是一支柯尔特手枪。

某天，杨登瀛与张道藩约谈公务。会面结束后，连德生提出“为放松一下神经，开车兜个风”的建议。杨登瀛没有怀疑，大手一挥同意，大黑便半推半就地坐上了车。

车子开离闹市，驶入偏僻路段。就在大黑放松警惕的一瞬间，局势突然翻转——这段细节没有完整的文字记录，但结果是确定的：大黑被制服，手枪被悄无声息地转移到了连德生的手里。车子随后重新回到热闹地段，仿佛只是一圈普通兜风。

有了这支柯尔特，红队的行动在技术上没有了后顾之忧。不久之后，陈赓与连德生等人，在上海法租界内成功击毙白鑫。这一枪打出之后，国民党特务系统一度人心惶惶，红队在敌我双方地下圈子里的名头，也一下子响了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这并不是连德生唯一一次在关键时刻“托住底线”。还有一次，叛徒黄第洪企图写信密告周恩来等人行踪，向蒋介石邀功。消息若不及时截获，后果不堪设想。

连德生通过自己的关系，提前获知此事，将情报迅速转交中央特科。周恩来等核心领导得以及时变换行程，从危险边缘悄然脱身。这种“避免灾难发生”的工作，往往不会留下豪言壮语，却是革命能坚持下去的关键支撑。

三、顾顺章叛变后的消失与长达数十年的空白

一、从上海到苏区，一封信背后的转移

1931年，对中央特科而言是极其惊险的一年。4月，特科负责人之一顾顺章在武汉被捕，随即叛变。他掌握着大量核心机密，包括上海许多地下组织、重要干部的真实身份和住址，危险程度可想而知。

为了应对这一震荡，中央迅速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转移机关、掩护干部、调整布置。像连德生这样身份十分暴露、又被顾顺章所熟知的特科骨干，自然在重点保护之列。

不久，组织上决定调他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工作。上海辗转香港，再从南方秘密前往红军控制区域，这条路线安排得很隐蔽。就在途经香港之时，他抽空给上海的家里寄出那封信，报了一个平安。

信寄出之后，他没有停留，继续南下。到了中央苏区，连德生没有恢复任何公开身份，而是被安排从事交通、情报等隐蔽工作，职务包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交通科科长、中央军区司令部交通科科长等。

交通科在当时绝不是简单跑腿、送信。要在敌人封锁之下，把前方部队、后方机关、外线组织的消息、命令、物资安全传递，一个环节出错，就可能满盘皆输。连德生这些年的特工经验，在这里有了新用武之地。

遗憾的是，受保密制度限制，他的许多工作几乎不见于公开档案。哪怕在苏区内部，对他过去在中央特科、红队的经历，也知者不多。档案上留下的，只是寥寥几行职务记载，和一些简短评价。

二、留在苏区，坚持到最后的人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也就是后来的长征。主力部队向西北突围，但不是所有人都跟着主力一起走。

根据中央决定，一部分有条件的红军部队和地方干部，留下来坚持游击战争，牵制敌人，保护和发展根据地，等待新的战略机会。这批人，被后人称为“留下来的人”。

连德生就在其中。以他在情报、交通方面的专长，其实是完全有条件随中央机关西撤的。但从现有资料看，他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反而毫不犹豫地听从组织安排，留在了苏区及周边地区，坚持敌后斗争。

敌后环境极其艰难。缺粮、缺药、缺装备是常态，敌人围剿却从未松懈。1935年3月，连德生所在的部队在转移途中，被国民党军阀余汉谋部重兵包围。双方力量悬殊，突围困难。

关于这场遭遇战的具体经过，公开史料记载并不详细，但结果确认无误：连德生身负重伤，不幸被捕。

三、金莲山刑场的枪声与几十年的沉默

被捕之后，他面对的，是国民党军的严刑拷打。对这样一名高级情报、交通干部，敌人绝不会轻易放过，一定是想方设法逼问内情。

关于审讯细节，相关记载多为简略，只留下一个共同结论——“严刑之下，坚不吐实”。这类描述在革命史中经常出现，有人或许觉得有些抽象，但替敌我双方设身处地想一下，就能明白其中分量。敌人之所以恼羞成怒，正说明从他口中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1935年3月21日，连德生等一批“要犯”被押赴兴宁金莲山刑场。押解途中，有战友回忆，当时他和其他同志一同高呼口号：“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声音压过了枪声前的窸窣，带着一种几近倔强的决绝。

枪响时，他年仅四十二岁。

从那一天起，他的一切，在官方档案中几乎停住了——没有详细牺牲报道，没有部队战报上的名字，更没有及时送达家属的通知。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一方面是当时战乱频仍、交通阻塞，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长期从事的工作本身就带有高度保密属性。

很多年里，组织上对于“连德生”的信息，也是一片模糊。能查到的，只是他在某段时期担任过某些职务，却很难拼出完整轨迹。至于他的家人情况，更是空白。

与此相对照的，是远在上海的陈三发一家。她不知道丈夫去了哪里，也不知道他究竟做着怎样的工作。唯一可以确认的，就是从1931年那封信之后，便再没见过他的字迹。

四、家人的苦寻与一张旧报纸上的真相

一、从1969年的临终叮嘱，到子孙接力

新中国成立后，不少革命烈士的亲属陆续找到了组织，希望了解亲人下落。陈三发也曾打听过连德生的消息，但手头线索实在太少——连名字都可能用的是化名，更别说工作单位、职务。

在那个年代，没有网络、没有系统化可检索数据库，想在全国范围内找到一个人，谈何容易。她能做的，只是在各个可能的机构间辗转询问，抱着一点点微弱的希望。

时间一点点过去，到1969年时，从她最后一次收到丈夫来信，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八年。她自己也病重，每天靠药物维持。到了弥留之际，反复呼唤的仍是那个名字。

据家人回忆，她拉着儿女的手，一遍遍嘱咐：“无论如何，要找到你们父亲的下落，要一直找下去。”这句话，也许在外人听来有些近乎固执，但在她那里，就是一辈子扛着走的念头。

值得注意的是，在她的教育影响之下，孩子们并没有对这个长期不在家的父亲产生怨怼。对他们来说，父亲的样子都已经模糊，只剩下母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评价：“他是去干大事的人，是个好人。”

母亲去世后，这个嘱托，并没有因为生活琐事而被完全冲淡。连家的后代，有的工作在普通岗位，有的在外地谋生，彼此也常因生计奔忙。但只要谈到“查找父亲”，大家心里总是往一处靠。只是，手里仍然没有突破口。

又过了将近四十年，连德生的儿女中，有的已经先他一步离开人世，孙辈也一天天老去。看上去，时间似乎要把这一线希望也磨没了。

有意思的是，某些看似偶然的契机，总喜欢在这种时刻突然出现。

二、2008年的网络检索与《绥靖公报》

2008年，互联网已经广泛走进寻常百姓家。那一年，连德生的孙子连光荣在网上浏览文章时，无意间看到了一个名字——“连德生”，旁边还附着几句简单介绍：曾任中央特科红队副队长，1935年在广东被害。

他当场愣住了，心里一个念头冒出来：“会不会就是爷爷？”

为了搞清楚，他开始沿着这条线索挖下去。查资料、咨询相关部门、联系地方档案馆，凡是能试的办法，他都尽量试。这种追索不是一帆风顺的，中间也遇到过信息不全、线索中断的情况。

转机，最终在一份旧报纸上出现。

原来，当年国民党军在处决包括连德生在内的一批共产党人之后，为了“震慑共产党，鼓舞军心”，特意在《绥靖公报》上刊登了一则消息，对这次“剿共战果”进行了宣传。那份报纸上，详细记载了被杀害者的姓名、籍贯等信息。

多年以后，这份用于炫耀武力的报纸，反而成为证明革命者事迹、确认牺牲地点和时间的重要证据之一。这种历史反差，不得不说颇具讽刺意味。

连光荣辗转多方，终于找到了这期《绥靖公报》的原件或复印件。上面清清楚楚写着“连德生”的名字，籍贯、年龄等信息，与家族掌握的情况高度吻合。至此，他基本可以确认：失踪多年的祖父，确实在1935年3月21日，牺牲于广东兴宁金莲山刑场。

对连家人来说，这个结果，既是沉重的，也是宽慰的。沉重在于，所有关于“还在人间”的幻想彻底破灭；宽慰则在于，终于可以向祖母的遗言有一个交代。

三、烈士身份的确立与迟到的认定

得到了初步线索之后，连家人并没有就此停步。他们带着有关资料，与地方及有关部门进行了反复沟通，提出对连德生烈士身份进行核实、认定的申请。

这类工作并不简单。有关部门需要对照当年的档案、战地记录、报纸资料，并与多方线索进行比对，确认人物身份、牺牲时间地点及其革命经历。中央特科工作人员的特殊性，也增加了核查难度。

经过一段时间的认真审查，2009年，民政部正式作出决定：追认连德生为革命烈士。这意味着，他的一生事迹，终于从零散的记忆与暗线记录中，重新走进了公开史料的视野。

烈士证书送到连家人手里时，几代人都在场。老人们拿着那本证书，眼圈发红，一时说不出话来。他们没有刻意煽情，只是反复摩挲着封皮上“革命烈士”四个大字。有人低声说了一句：“总算有个说法了。”

不久之后，家人带着烈士证书，去了陈三发的墓前，把这个迟来的消息“说给她听”。墓碑前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家族内部那种近乎朴素的交代——“他没有对不起你，也没有对不起这个家。”

从1931年那封写在香港的信算起，连德生在家人的世界里“失踪”了七十八年；从他在1935年牺牲算起，过了整整七十四年，他的牺牲地点与方式才被确认；从新中国成立算起，又足足过去六十年，他的名字才以烈士身份被郑重写入国家名册。

对连家人而言，这段曲折的历程，是一生的牵挂；对研究党史、军史的人来说，它则说明了一个简单却容易被忽略的事实：隐蔽战线上的许多功臣，当年为了工作需要，把姓名、经历都藏在最深的阴影里，这些空白要想补上，往往要通过极缓慢、极细致的历史梳理。

许多故事，沉在档案堆、旧报纸、口述回忆当中，一时难以显现。但只要还在找，就还有被逐步辨认出来的可能。连德生的经历，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例子——从工人运动态骨干，到中央特科红队副队长，再到苏区交通科负责人，最终牺牲于金莲山刑场，中间大段人生被遮蔽，却并未消失。

对当年的他而言，选择走上那条路，大概早已做好“不留名字也要去”的准备。至于几十年后，后人如何打捞、怎么评价，恐怕已不在他当初的考虑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