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冲是我党卧底吗？为何总理在他的葬礼上痛哭落泪

1941年8月1日，重庆。黄昏时分细雨迷蒙，嘉陵江上雾气翻涌，一支送葬队伍缓缓行进。队伍中，有人低声感叹：“才三十多岁啊，就这样走了。”灵车旁，周恩来神情凝重，眼眶通红。对许多围观者而言，棺木里的那个人，是国民党中统系统的风云人物张冲，是昔日的“反共急先锋”；但在周恩来心里，这个人的身份要复杂得多。

要想弄清周恩来为何在他的葬礼上失声痛哭，也要弄清张冲到底算“老朋友”，还是“自己人”，就得把时间线向前拉，从他最不光彩的那一段经历说起。

有意思的是，这个人的一生，几乎可以串起整整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初期中国政治暗线的变迁：从白色恐怖，到秘密营救，从刀兵相向，到统一战线，再到死因成谜。他身上的矛盾，也就成了那个时代的缩影。

一、从“伍豪启事”说起：一个反共干将是怎样炼成的

提起张冲，许多研究党史的人往往先想到一个极具杀伤力的词——“伍豪事件”。

张冲，字淮南，1904年生于浙江乐清。出身并不显赫，却极为好学，青年时代考入哈尔滨法政大学，之后又赴苏联短期留学，俄文极佳，对苏联制度也颇为熟悉。这个细节，在他后半生的抉择里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1920年代末，他投身国民党，1929年到南京，靠浙江籍同乡萧铮、郑亦同等牵线，结识陈果夫、陈立夫兄弟，被CC系相中。不久便被派任国民党哈尔滨党部特派员、天津党部委员、南京特别市党部书记长，步步上升，前途看上去一片光明。

进入三十年代，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内部设立调查科，这个后来被称为“中统”的特务机构，当时还在快速成形。张冲被调入调查科，负责情报事务，很快做到总干事的位置，可以说是“实权派”。在官方认定中，他就是实打实的反共骨干。

1931年，顾顺章叛变，成了中共早期历史上极严重的一次大破坏。顾顺章原是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掌握大量秘密。一旦倒向敌人，后果可想而知。

顾顺章供出大量情报之后，中统随即在上海展开大搜捕。据当时记载，张冲亲自带队进沪，抓捕对象包括中共地下组织成员及外围关系人。特科在中统系统中的卧底杨登瀛首先落网，随后三天内，上海的共产党秘密机关、领导人住处、特科据点被毁得七零八落，“八百多人被捕”的说法，在当时已经广为流传。

那几年，对中共而言是惨烈的“血雨腥风”，而对国民党特务系统来说，却是写战功的黄金时期。也正是在这一轮疯狂搜捕中，敌人把矛头一次次对准一个名字——周恩来。

周恩来那时在上海活动，化名“伍豪”。顾顺章对他极为熟悉。张冲指挥的中统系统，多次追踪周恩来的行踪，几乎几次就要把人逮住。只是每到关键时刻，不是线路暴露太迟，就是周恩来提前撤离。错过这么大的“猎物”，对张冲来说是个心病。

抓不到人，就转向舆论战。

1932年2月前后，一则署名“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的公告，突然出现在上海《时报》《申报》等报纸上，很快又被转抄到全国多地报纸。名字是真的，口气却是伪造的，意在抹黑周恩来的政治名誉。

这起伪造启事的事件，后来被称为“伍豪启事”或“伍豪事件”。当时的中共组织立即在秘密刊物上进行辟谣，但在通讯落后、信息混乱的年代，辟谣的声量和官方报纸相比差得太远。有的人信了，有的人半信半疑，而敌人要的，就是这种“污点”长期挂在周恩来名下。

多年以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等人还拿着这段旧闻反复做文章，让周恩来一次次解释、检讨。这件事造成的心理伤害，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最后阶段。

而在1932年的张冲眼里，这不过是一招顺手棋——既然抓不到人，就先毁其名，打击其影响。谁也想不到，几年后，他会成为给周恩来提供安全保护的人。

二、三万美金与一张字条：张冲与共产国际的隐秘交叉

话题转到1931年夏天，又是一个关键时间点。

这一年6月，牛兰夫妇案件发生。牛兰和妻子是共产国际远东情报机构的重要负责人，掌握大量机密，被国民党逮捕后秘密关押。共产国际方面高度紧张，要求全力营救，因为一旦这对夫妇“失守”，牵连面极广。

当时，共产国际派驻上海的情报负责人，正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谍王”——理查德·佐尔格。这个人判断人物心理极为厉害，擅长从一堆复杂人物中挑出可能合作的对象。

为了找到打通南京内部渠道的突破口，佐尔格指示情报员通过浙江同乡、校友等关系网寻找线索。很快，手下的张放（即方文）提供了一个线头：柳忆遥。柳的亲戚郑空性，是浙江人张冲的中学同学，还曾经是同桌。

佐尔格迅速翻阅各路档案，很快盯上了张冲。理由不算复杂：留过苏，懂俄文，对苏国内情不陌生，这样的人，在政治态度上往往有一定弹性，不是那种彻头彻尾的顽固派。再加上他在中统系统里职权不低，确实值得一试。

接下来发生的事，在公开史料里已经比较明确：共产国际方面愿意付出一笔巨款，换取关于牛兰夫妇的确切情况。经过多次接触，张冲最终拿出了一张字条——牛兰的亲笔字迹，上写现状和被关押地点信息。

这张字条的价值，并不止于情报本身。它被翻译、转呈之后，很快通过国际进步报刊公开，引发了以爱因斯坦、罗曼·罗兰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国际知名人士的关注和声援，他们联名要求国民党政府公开审判、说明罪名，形成了舆论压力。

对当时的南京政府来说，这就比较尴尬了。蒋介石正指望西方国家提供经济、金融方面的援助，外界口碑多少要顾及。牛兰夫妇的营救，由此有了转圜余地。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交涉牵涉到一笔不小的钱。共产国际拿出三万美金，在1930年代，绝对算得上巨额资金。为了安全起见，这笔钱被拆成两份，由两人分头“人肉背负”带到上海，其中一位就是后来在中国革命史上颇具争议的“李德”——奥托·布劳恩。李德之后没有回苏，而是辗转进入中央苏区，这又牵出了后面的长征史，这里暂且搁下不表。

佐尔格把三万美金交给张冲之前，曾做过一番颇有意味的分析：一方面，国民党官场贪污成风，收钱并不稀奇，张冲把这钱“吞了”，外界只会认为他贪财；若是被怀疑替共产党办事，那可是“格杀勿论”的大罪。他索要高额酬金，表面上是贪，实则给自己准备退路。另一方面，三万美金的数额之大，几乎只有共产国际能拿得出来，借这个数字，他可以确认自己对接的究竟是哪一方力量。对苏联人来说，这也意味着：一旦出了这笔钱，张冲就被“绑上船”，双方关系就不再是单纯的买卖，而更像是一种长期的政治牵连。

张冲究竟在这次交易中怎么想，没有留下清晰文字。不过，周恩来对这一情况，是相当清楚的。上海特科、军委情报系统都在他的统筹之下，他本人也多次与佐尔格有过接触，了解不少共产国际在上海的动作。后来张冲与周恩来面对面多次谈判时，这层背景就像一条暗线，始终存在。

从这一刻起，张冲的身份已经不再单一。他仍然是中统要员，却同时开始与共产党系统有了利益与秘密关系，一只脚迈入灰色地带。这也为他之后在国共谈判中的角色打下伏笔。

三、在莫干山与庐山之间：从敌手到“莫逆之交”

进入三十年代中后期，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越来越大。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悍然侵占东北三省，此后步步南下。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抗日已经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国民党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除了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顽固派外，也有一批人意识到，如果继续内战，只会坐看日本人得利。

张冲就是在这个阶段，逐步站到主张国共合作抗日这一边的。

国民党高层寻求同中共秘密接触，实际上走了多条线：一条是派邓文仪去苏联，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联系；一条是通过宋庆龄，让董健吾去陕北寻找中央；还有一条，则是从南京出发，通过谌小芩联络中共北方局、上海临时中央等。而在这些渠道之外，以潘汉年牵线、在南京同陈果夫会谈的路线，可以说是接触层级相对较高的一条。

陈果夫是CC系首领，而中统系统又是CC系的核心工具。陈果夫身边的张冲，自然而然就成了具体谈判中的重要人物，登场机会越来越多。

据当时参与或熟悉情况的人回忆，自1935年底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仅张冲直接参与、并被记载下来的国共谈判，就有十余次。

1935年11月，他以办理中苏复交为名赴莫斯科，试图挣钱国民党与苏联之间的关系，顺带打探与中共建立沟通的可能性。虽然成效有限，但对苏联领导层的政治气候和态度有了更深的了解。

1936年开始，他频繁出入上海、南京、香港等地，与潘汉年、中共代表会谈。5月，上海新亚饭店一次秘密会面，周恩来也在场。那一次，国共双方虽然立场差距仍大，但已经开始咬字眼地讨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怎么写、怎么发布。

同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局势急转直下。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蒋介石，全国为之震动。蒋介石本人在西安出局数日，南京政府和各路军队都在观望。在这样的背景下，张冲秘密赴陕北延安，会见毛泽东和周恩来，夜谈多时，重点就一个：蒋介石要不要、能不能释放，国共双方能拿出什么条件。

谈判的细节已难完全复原，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张冲这一趟，对后来的“和平解决”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周恩来在后来追忆这段经历时说：“一登莫干，两至匡庐，凡所奔走，靡不与闻。因先生之力，两党得更接近，合作之局以成。”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态度发生一定变化，国共合作的窗口打开。

1937年，张冲参与的高层接触更为密集：杭州西湖、莫干山、南京、庐山……时而是周恩来与蒋介石面对面，时而是宋子文、陈立夫、顾祝同等在场，谈判内容从政治协定到军队编制，有些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有些地方则彼此试探。

在这些会面中，张冲往往扮演一个有点尴尬却颇有价值的角色。一边要向蒋介石等人汇报中共态度，一边又要向周恩来传达南京方面的真实想法。有时候，周恩来会当面问他：“淮南，你们那边到底打的是什么算盘？”张冲据说也会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的判断与担忧，甚至带点半开玩笑的口气：“算盘打得多着呢，不过也不全是坏主意。”

是从什么时候起，两人的称呼从“张先生”“周先生”变成“淮南”“恩来”的，史料没有记清，但关系渐渐亲近却是事实。在一次电话中，张冲直接说：“喂，我是淮南，你是恩来吗？”这种称呼，在当时复杂而紧绷的两党关系下，显得非常罕见。

在国共两党高层人物中，能在短短数年间把身份从“追捕对方核心领导的特务头子”调整为“统一战线的重要撮合者”的，极少。张冲做到了。他之所以能做到，一方面是因他在中统系统内的地位与手腕，另一方面，也因为他在内心深处，已经不再把共产党简单视为“必须消灭的仇敌”。

但这种转变，必然要付出代价。

四、亲苏、亲共的标签：戴着镣铐走钢丝

张冲的亲苏色彩，在国民党内部其实不算隐秘。

1920年代，他在哈尔滨法政大学读书时结识了一个人——娜丹，一个性格开朗、容貌出众的苏联姑娘。两人在校园相恋，之后结婚。1927年，张冲因政治身份被张作霖逮捕时，是娜丹替他奔走送饭、托人营救，等他出狱，两人正式成婚。

这样的经历，使得张冲一度被不少左翼青年视为“有潜力”的人。而在蒋介石眼中，这却是个危险信号——身边的亲信，娶了一个苏联妻子，在强调“反共、反苏”的氛围里，这可不是什么正面简历。

后来，蒋介石直接对张冲说，大意是：“你在我身边工作，有她在，不免要泄密。”随后安排给了娜丹一笔钱，让她回苏联。从表面看，这是防范“内奸”的手段；从感情上看，对张冲而言也不啻为一刀。那以后，张冲虽然仍在蒋身边活动，但对蒋介石那种只讲政治算计、不讲个人情分的做事方式，恐怕心里也有所感触。

1937年8月，中苏之间正式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11月，张冲出任赴苏“实业考察团”副团长，实际任务是军政代表，负责具体和苏方谈判援华事宜。团长是时任驻苏大使杨杰。

比较耐人寻味的是，在莫斯科，向来行事谨慎、很少单独与外宾长谈的斯大林，专门约见张冲，谈了整整六个小时。能否把国民党拉进反法西斯阵营、如何借此扩展苏联在远东的影响力，对斯大林来说非常重要。张冲懂俄语，又有苏联留学经历，谈起话来相对顺畅。这次会谈最后促成了大量苏援物资与军事顾问来华，其中就包括之后出现在武汉上空的那支苏联空军志愿队。

可以说，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大布局里，张冲算是一个不起眼却有效的纽扣，把部分力量暂时扣在了一起。

然而，亲苏、亲共的印象，在国民党内部尤其是顽固派眼里，就是“政治污点”。

进入四十年代，随着国共矛盾再度尖锐，张冲在党内受的攻击越来越多。在一次高层会议上，他谈到国共合作的必要性，提出应避免再度全面内战的观点，会场上某个顽固派军政人物突然拍案大骂，甚至抄起茶杯朝他掷去。杯子没砸中人，却把这点平日积累的怨气砸了个过瘾。

遭此当众侮辱，张冲心里非常清楚，这不仅仅是个人恩怨，而是政治立场问题。他身处的中统系统，本来就是“打共”急先锋，如今他却频频在要害问题上唱“和解”“团结抗日”，自然招人怀疑。

更危险的是，他和共产党之间的私下来往，也渐渐不再是什么秘密。皖南事变之后，国共关系空前紧张，周恩来在重庆的安全形势骤然恶化，各路特务虎视眈眈。有一次，重庆《新华日报》遭查抄，报馆与当局交涉无果后，只能请周恩出来亲自出面。

那天，是1941年初，重庆天色阴沉，下着细雨。周恩来准备从上清寺办公室回周公馆时，身边工作人员都替他捏一把汗。这种时候出门，实在太危险了。周恩来却说：“叫淮南一起来吧。”张冲接到电话后，立刻赶来，执意要同他一起步行回去。

从中山四路路口到周公馆，一路不算远，却在特务眼线密布的地段。雨不算大，两人共打一把伞，行人不多，街口偶尔有军警走过。有人后来回忆，那一次，张冲一路上好几次侧头留意四周，神经绷得很紧。到了周公馆门口，他才稍稍松一口气。

这段小插曲，后来被不少知情者提起，作为张冲“护卫周恩来”的典型事例。对两人的个人关系来说，是一个具象的注脚；对国民党内部很多人来说，这则故事的流传，则直接加重了张冲“立场有问题”的疑心。

张冲心里也并不糊涂，他曾对身边亲信感叹：“顽固派对我在两党之间折中，很有意见，近来行动已经有人监视，说不定哪天会被暗杀。”随后又吩咐：“我若有不测，你一定要把保险箱里我和周公来往的信件全部烧掉，一纸都不能留。”

这句话听上去有些悲凉，却道出他的处境：明面上是国民党中统要员，暗中却与共产党往来甚密；既不得顽固派欢心，也无法完全融入另一边。政治的钢丝绳，两端都摇摇晃晃，他只能硬着头皮走在中间。

五、病死还是他杀：一场至今说不清的离世

1941年，对中国抗战形势来说，是相当困难的一年。太平洋战争还未爆发，中苏关系也因复杂国际局势波动，国共战场上摩擦不断，内外压力交织。

这一年夏天，张冲的身体问题终于暴露出来。长期劳累、精神紧绷，再加上重庆潮湿闷热的气候，他先是染上伤寒，继而转为恶性疟疾，病情一天比一天重。

按照当时重庆的医疗条件，只要不是拖得太久，伤寒与疟疾并非一定致命。偏偏张冲病情发展得又急又猛，治疗效果极差，很快出现高烧不退、意识模糊等症状。有医务人员后来回忆，他在短时间内消瘦得厉害，整个人显得枯槁而焦躁。

8月1日，他在病榻上咽下最后一口气，年仅38岁。对一个正当壮年的政治人物而言，这个死亡时间实在太早了，令人疑窦丛生。当时国民党内部虽未公开传言“中毒”，但在少数知情圈子里，“会不会有人下手”的猜疑始终存在。戴笠的名字，自然是被提起最多的一个。

不过，关于“中毒说”，一直没有确凿证据。官方记录上仍是“伤寒并发恶性疟疾致死”。以史料严谨的眼光来看，目前也只能停留在“存疑”状态，不能轻易断言是他杀。

从政治利益角度分析，张冲的存在，对顽固派确实是个麻烦：他与周恩来关系密切，又被视为“亲苏派”，在中统系统内还有一定号召力。有人希望把他排除出局，很难说没有这种动机。但动机并不等于事实，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无论是将其定为“自然病逝”还是“阴谋杀害”，都欠稳妥。

无论如何，张冲的猝然离世，给国共之间那条本就艰难维持的联系通道，又增添了一道阴影。

葬礼的场面，却是异常隆重。按照国民党惯例，对这样级别的干部，多半会以高规格治丧，以示“惜才”“重情”。蒋介石方面送来悼词，高层官员挂名名目不少。比较特别的是，共产党方面也对他的去世表示哀悼。周恩来亲自出席，灵前痛哭，眼泪止不住往下掉。有人问：“周先生，为何如此伤心？”周恩来只是摇头，没有正面解释太多。

从外界看，这似乎有些难以理解：昔日的中统二号人物，参与过“顾顺章事件”后的清洗行动，间接造成大量中共干部牺牲，又与臭名昭著的“伍豪启事”有着难以撇清的关系，这样的人，周恩来却在他葬礼上深情痛哭。这种反差，本身就足以让人写出一本政治人物传记。

六、“老朋友”还是“自己人”：一个永远模糊的身份

张冲死后，他究竟该被归入哪一种身份，一直是个争论话题。

一面看，他曾经是咄咄逼人的反共干将，领导中统系统在上海大肆抓捕，搞破坏、搞伪造启事，这笔账无论如何都擦不掉。那些年倒在刑场、消失在监狱里的共产党人，很大一部分是被他一手打造的特务网抓住的。从这个角度看，说他曾经是共产党“死敌”，并不为过。

换一个角度看，他在193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西安事变前后，为推动国共合作、搭建统一战线渠道，确实用力不小。延安之行、多次沪宁秘密谈判、莫干山和庐山的奔走，甚至出任赴苏代表，与斯大林长谈，这些行动又很难不用“贡献”二字来形容。

再往深一点看，他与共产国际之间那笔三万美金的接触，与周恩来的多年往来，更让他的身份愈发模糊：是拿钱办事的“灰色合作对象”？是被对方“发展”过的秘密情报员？还是只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与共产党暂时站到一边的国民党高级官僚？直到今天，档案里都没有出现一个清晰明确的定性。

在中共内部，一度也只是用“老朋友”来指称他。周恩来曾说过一句话：“张冲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建国后，张冲的女儿张春梅在温州地委宣传部门工作，后来做到副部长。女婿邱清华，是中共党员，担任过浙江省政协副主席。从现实安排上看，这是对张冲生前态度的一种“认可”，却仍未给他扣上“自己人”的帽子。

从史学角度看，一个人身份的判断，不必急于落板。张冲这一生，每一次转折都紧紧扣着大时代的波动：年轻时在白色恐怖的体制内谋求上升，后来在亲眼目睹国内外局势变化后，逐渐倾向“和中共合作抗日”，再后来则夹在两党之间，脚踏两条船，进退维谷。

他既不是那种从一而终、坚定不移的理想主义者，也不是完全只看利益、毫无立场的投机分子。身上既有算计，也有犹豫，有时甚至有几分个人情义掺在其中。这种矛盾组合，在动荡年代的中国政治人物中，并不罕见。

如果非要给他下一个界定，或许只能说：他是定义在那三十年国共关系交错地带的一类人，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卧底”，也不仅仅是“老朋友”。他的故事之所以引人关注，恰恰在于这种模糊状态。

从极度反共到积极斡旋，从利用共产党到协助共产党完成统一战线，再到在纷乱猜疑中病重早逝，张冲只活了三十八年，却几乎把一代中国人政治命运的起伏，浓缩在了有限的人生轨迹里。

周恩来在他的灵前落泪，这眼泪里有追忆，有惋惜，也有未尽之意。张冲究竟站在谁的一边，历史或许已经给出部分答案，但没有给出全部答案。这种留白，本身就构成了那段历史的真实面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