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坚持画毛主席像数十年，邵华拜访感谢，萨马兰奇赞非常相似

1976年9月的一天夜里，景德镇的天空下起了细雨。城里一间灯光昏黄的小屋里，一个中年人对着画架，一遍遍擦拭自己的眼睛，笔却怎么也放不下。桌上摊着的，是那张无数中国人熟到不能再熟的面孔。等到给遗像四周的黑框落下最后一笔，这个看上去很硬朗的男人，终于再也忍不住，把笔一扔，趴在桌边失声痛哭。

这个人，叫章文超。

很多年后，他回忆那一夜，只说了半句话：“那张脸，我画了几十年，那一天，却怎么也不敢下笔。”

一段个人记忆，就这样和新中国的集体记忆，悄悄连在了一起。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天安门城楼上的那幅毛主席巨幅画像，成为整整一代人的视觉记忆。而在千里之外的景德镇，一个十八岁的青年，站在收音机旁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声音时，并不知道，自己往后大半辈子要做的事，就是不断地给这张面孔“续写”。

有意思的是，谈起新中国的形象，人们往往会想到城楼正中的那幅画像，却容易忽略，天南海北还有无数画工、艺人，用各自的手艺，把领袖的形象留在砖瓦瓷土、布帛纸张上。章文超，正是这一群人里最典型的一个。

一、从竹筏码头到瓷都画案：一个“瓷画匠”的出身

1931年，江西的山水间风起云涌，国难当头。那一年，章文超出生在一个普通人家。真正改变他命运的，不是战火本身，而是战火裹挟之下的一次迁徙。

1937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大举南下，内陆许多地方民不聊生。6岁的章文超，被家里长辈匆匆带着，从原籍一路辗转来到景德镇南门码头，投奔在这里谋生的二叔章鉴。

南门码头，那时算不上什么体面地方，船只来往，吆喝声、讨价声混在一块儿。但对这个孩子来说，新的生活却在这里展开——景德镇，这个后来被称作“瓷都”的地方，成了他一辈子的根。

章鉴靠画瓷谋生。简单说，就是在一块块白坯上描花绘鸟，画好了，就能换来一点柴米油盐。小孩子好奇心重，看得多了，手也就痒了。起初只是帮着磨墨、递水，时间久了，二叔看他眼明手快，干脆让他拿起笔学着画。

画瓷，与纸上作画不一样。瓷胎光滑，颜料易晕，而且一旦入窑，高温一烧，颜色会有变化。画工必须心里有数，落笔要稳。当年章文超练得最多的，是翎毛、花卉，再往后，山水、人物一点点加进去。这些看似细碎的日常，慢慢就练出了一手扎实的线条功夫。

那时候的日子并不好过。国民党统治区内腐败横行，老百姓生活艰难。章文超白天跟着二叔画瓷，空下来还得帮着挑柴、干活，为的就是多挣一点吃食。就是在这样紧巴巴的生活里，这个少年对“画”却越来越执着。

对许多普通人来说，真正感到“天变了”，是1949年。对18岁的章文超也是一样。

二、城楼巨像与瓷板肖像：两个画师，两条轨迹

1949年秋天，北京城上空彩旗如海。天安门城楼上，那幅高悬正中的毛主席巨幅画像，由中央美术学院讲师周令钊领衔绘制。这件事后来被记入美术史，成为经典一页。

乍一看，周令钊和章文超，两个人一个走学院派路线，一个走手艺人路线，似乎没什么交集。但他们身上有一点很像：都在那个时代，把自己最精细的心思，倾注在同一张脸上。

周令钊接到任务时，才30岁。为开国大典画像，这是大事。为了准确把握比例，他和助手在天安门城楼上搭脚手架、弹线、打格，选用的是毛主席戴八角帽、面带笑容的照片。画到关键处，他经常要从高处爬下来，跑到广场远处去看整体效果，“像不像”三个字，几乎成了那段日子里他脑子里唯一的念头。

距北京千里之外的景德镇，这一切当然看不见。但收音机里传来的声音，和后来报纸上登出的照片，却在一个学画少年心里激起了不一样的波澜。可以肯定的是，在很多年后他反复画领袖肖像时，那张城楼上的开国画像，已经悄悄成了潜在参照。

新中国成立后，景德镇陶瓷业迎来新的发展机会。章文超和二叔，被吸纳进景德镇陶瓷研究所（后来的轻工部陶瓷研究所），不再是散工匠人，而是“单位里的人”。这改变不仅是生活有了保障，更重要的是，他从此有机会专门研究陶瓷绘画技艺。

值得一提的是，学院里画布上的油彩和瓷板上的釉上彩，虽然材料不同，意图却在一处——都要把领袖的形象，准确、庄重地呈现出来。只是一个面向的是天安门广场上几十万群众的抬头仰望，另一个面向的是展厅、会场里一双双近距离端详的眼睛。

1959年，国庆十周年，章文超接到人生中第一项“正式”为毛主席画像的任务：为庆祝活动绘制一幅高2米、宽1.4米的毛主席油画肖像。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次他用的是油画材料，而不是瓷板。时间只有三天。

当时他兴奋得几乎睡不着觉。对他来说，这不仅是一项工作安排，更像是一种“遇见”。多年跟在老师傅后面画瓷板肖像练出的本事，总算有机会用在领袖身上。他后来回忆，那几天吃饭都在笑——这话听着简单，却能听出一种朴素的敬意。

这幅画完成后，在景德镇的庆祝活动中亮相。现场群众望着那张亲切的面孔，掌声一阵高过一阵。对章文超来说，这是一个节点。从此，他不仅画花鸟山水，也不断接到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肖像的创作任务。

三、“毛主席去安源”瓷板巨像：一次极限挑战

1968年，对37岁的章文超来说，是个难忘的年份。这一年，他遇到了自己职业生涯里最“忐忑”的一项任务。

安源，是毛主席早年进行工人运动的重要地方。为纪念那段历史，安源纪念馆开始筹建，馆藏设计中有一个重要安排：要在展厅显著位置，安装一幅以《毛主席去安源》为原型的巨型毛主席瓷板头像。

原作《毛主席去安源》出自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刘春华之手，创作于1967年前后。画面中毛主席迈步向前，神情坚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广为流传。任务要求是，在保持原作神态、比例不变的前提下，将毛主席头像以瓷板形式放大到直径6米，由428块15厘米乘25厘米的瓷板拼成。

这种体量的瓷板肖像，在当时极其罕见。对习惯在几十厘米见方的瓷板上作画的章文超来说，这几乎是一次极限挑战。

绘制地点安排在景德镇体育馆。为了节约时间，也为了随时盯着画面，他干脆把生活用品一起搬了进去，在场馆里吃住。一块块编号好的瓷板平铺在馆中央的地上，拼成一个巨大的“画面雏形”。

作画过程非常特别。因画面太大，他无法站在画前就看清整体，只能如此循环：蹲下去落笔，画一部分；然后迅速跑到看台高处，俯瞰整体，看看线条和明暗是不是和原作对得上；发现有问题，再跑下去调整。这样一天要来回跑无数趟。

有个细节很值得回味。由于画在地上，画工难免要在画面上走动。可这毕竟是毛主席像，章文超心里总觉得不能直接穿鞋踩在瓷板上。犹豫再三，他专门向组织打报告，申请在瓷板上作画时只穿袜子。这个看似“小题大做”的请求，透出的恰恰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敬重。

虽然多年画毛主席像已经驾轻就熟，这一次他还是足足忙了5天才完成。每天睡觉不足3小时，人几乎是咬牙撑过来的。等所有线条、色彩都铺陈完毕，428块瓷板拼出的巨幅头像，终于在体育馆中央完整呈现。

画成之后，原作作者刘春华被专门请来现场，对照确认是否符合原作的神情和比例。随后，这幅巨型瓷像又被运往南昌体育馆，让各界代表集体鉴定。等到各方都点头，章文超悬着好几天的心，才算真正放下。

后来瓷板像在安源纪念馆揭幕那天，红色幔布缓缓拉开，现场很多观众几乎是屏住呼吸抬起头。有位年迈的老人挤进人群，非要走到最前。看清那熟悉的面容后，他忍不住伸手摸了摸瓷板上的脸颊，喃喃一句：“当年，毛主席就是这个模样，就是这个模样。”眼泪就下来了。

不得不说，这样的场景，对画的人来说，比任何奖状、称号都更有分量。

四、悲痛中的遗像与四十年不辍的画笔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出，全国上下沉浸在巨大悲恸之中。各地纷纷筹备追悼大会，景德镇自然也不例外。

就在那样的氛围里，章文超接到一项沉重的任务：为当地追悼大会绘制毛主席遗像。与以往不一样，这一次，他要面对的是“永诀”意义上的肖像。

走到画架前，他的手明显在抖。一张无数次勾勒过的脸，此刻似乎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落笔点。他边画边掉泪，连线条都是湿着眼睛描出来的。直到把遗像四周象征哀悼的黑框勾完，他再也控制不住情绪，把笔重重一放，整个人伏在案上痛哭。

那一年秋天，景德镇的白菊特别多，雨也下得勤。对很多普通人来说，毛主席的离去不是抽象的新闻，而是生活支撑点的一部分突然不在了。章文超这种“画着画着就哭了”的场景，在那个时期各地都有，只是大多数人没有留下记录而已。

丧期过去，生活还是要继续。对章文超来说，继续画毛主席像，本身就是一种纪念。他没有刻意去做什么“宏大”的事情，只是在一个又一个瓷板上，把自己熟悉的那张脸画了又画。

时间来到1993年，毛主席诞辰100周年。全国各地都在筹办纪念活动，景德镇也准备了一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陶瓷精品展”。已经62岁的章文超，再一次拿出自己多年来珍藏的毛主席照片和画册，在灯下选了很久，才确定一张作为创作蓝本。

这一回，他依旧选择瓷板为载体。落笔时，他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紧绷着每一根神经，而是多了一份老练的从容。但从画面的细节能看出来，那份敬意一点没少。画中的毛主席神情亲切，眼神柔和，却透着一种很难用具体词语概括的力量。

这件作品后来入选“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陶瓷精品展”，在景德镇的展厅里和其他精品一同陈列。谁也没想到，这次展览，竟然成了他人生中一次重要“访客”的契机。

五、邵华登门、萨马兰奇赞叹：一幅肖像的回响

同一年，毛主席的儿媳邵华、孙子毛新宇母子，来到景德镇参观这次陶瓷精品展。在展厅里，他们在一幅毛主席瓷板肖像前停留了很久。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这幅画出自景德镇的一位老画师之手，画毛主席像已经几十年。

邵华听后，觉得有必要亲自去见一见这位老人。

不久之后，母子俩在厂领导的陪同下，来到了章文超所在的单位。厂长走进画室，高声喊了一句：“老章啊，邵华和毛新宇看你来了！”这句话一出口，画室里的氛围一下子变了。

章文超先是愣住，随即反应过来，忙放下手里的东西起身迎上去，有点手忙脚乱地招呼客人坐下、倒茶。从他多年回忆的描述看得出，那一刻他是真没想到，毛主席的家人会专程来找自己。

坐定之后，邵华开门见山：“章老师，我和孩子在陶瓷馆看了纪念展，很佩服您画毛主席肖像的功力和精神，专门带孩子来向您表示感谢。”话说得不长，却真诚。

说完这段话，毛新宇站起来，走到章文超面前，深深鞠了一躬。这个动作，让屋子里的空气都仿佛凝固了几秒。

邵华还告诉他，自己准备把这幅毛主席瓷板像作为珍贵之物收藏，将来传给后代。听到这句话，章文超再也坐不住了，赶紧起身，眼眶一下就红了，握着邵华的手，声音都有些发颤：“我画了四十多年毛主席像，还从来没有一幅能被毛主席的亲人收藏。您这样做，是帮我实现多年的夙愿啊！”

这番话，不是客套，而是肺腑之言。

邵华轻轻拍了拍他的手，回应说：“您把肖像画得这么好，这是一种很深的怀念，是谁都不能亵渎的感情。”随后，她还提到，景德镇这批纪念瓷精品会受邀到北京展出，章文超的作品会被更多人看到。

那次会面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章文超提起这件事，情绪都还很激动。对他来说，这既是肯定，也是一个圆满的交代。

随着名声渐起，章文超的作品不只在江西境内流传。改革开放以后，景德镇瓷器成批出口，外国人对东方瓷画肖像也逐渐产生兴趣。有些重要外宾到访景德镇，参观时自然少不了看这些作品。

一次展览上，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拿起一幅章文超画的毛主席肖像，端详许久，忍不住连声赞叹：“好极了，像极了！”翻译把这句话转译出来，旁人都露出了笑容。这位见多识广的国际体育界人士，对一幅瓷画的评价，虽然只是简单几句，却颇有分量。

另一位客人，美国的撒切尔夫人，在参观时也对这些作品表示赞赏，说这是“难得的东方艺术品”。在那个年代，这样的评价，对一个土生土长的景德镇画工来说，不啻于一张走向世界的“名片”。

也有外国朋友专门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到国外去办展、现场作画。章文超考虑再三，还是谢绝。他只简单说了一句：“绿叶离不开根。”这话被不少人记住。对他这种出身的老艺人来说，家乡、窑火、瓷土，已经和一辈子的手艺绑定在一起，要离开并不容易。

六、一屋奖状，一生只画一个人最多

经过几十年的积累，章文超在景德镇已经是有名的“瓷画肖像大师”。他家里不算富裕，家具简单，但客厅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奖状、证书。1978年，景德镇政府授予他“陶瓷美术家”的称号，这在当时是非常体面的荣誉。

窑火边长大的人，往往有一种很朴实的自豪感。他不会说什么宏大理论，只会指着一幅幅瓷板说：“这张是为哪里画的，那一张是哪个年代画的。”有访客问得多了，干脆直接提一个问题：“你画肖像，画得最多的人是谁？”

对这个问题，他几乎不用思索就能回答：“毛主席。”

这句简单的回答背后，是几乎半个世纪的重复劳动。从1959年第一次画领袖肖像，到后来为安源纪念馆作画，再到追悼会遗像、百年诞辰纪念像，再加上各类会议、展览、礼品瓷上的肖像——粗略算下来，数量之多，很难用具体数字概括。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儿女们后来也学会了给人画肖像，在瓷板上延续这门手艺。对这个家庭来说，“执笔绘领袖”的记忆，并不是某一代人的孤立故事，而是会在青砖白瓦间传下去的一段技艺和情感。

回头看这一生，章文超没有离开过景德镇，也没有变成大名鼎鼎的“学院派大师”。他的画板，大多是瓷板；他的展厅，大部分时候就是厂里的陈列室。但正是这种扎在一处、画了一辈子的坚持，才让一句“像极了”，显得有底气、有重量。

对许多亲历那个年代的人来说，毛主席的形象不只是照片、雕像，而是镌刻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点一滴。有人用歌声去表达，有人用文字去记录，有人用摄影机去追随，而像章文超这样的人，则用一支画笔、一块瓷板，默默守着自己理解中的那张面孔，一画就是几十年。

在景德镇那间普通的老屋里，墙上挂满了他一笔一划描摹出来的毛主席像。火光映着釉色，岁月落在瓷面上，留下的，不止是画功，更是一代人对领袖最朴素、最踏实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