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
我们像两个住在同一屋檐下的陌生人,两块挨在一起的寒铁,谁也暖不了谁,谁也不打扰谁。
说穿了,我们就是法律认证的合租室友。
他每天早出晚归,不是泡在训练场,就是在指挥部开会,偶尔出任务,十天半个月不回家也是常事。
我按时上下班,做好自己的饭,吃完就回自己的房间,我们一天下来,连照面的机会都少得可怜,更别说说话。
倒是林主任,也就是我现在的婆婆,来得格外勤。
每周都要来两三趟,拎着军区特供的食材和补品,大包小包的。
她对我格外热情,拉着我的手嘘寒问暖,一口一个“晚晚”,跟在单位里那个严肃的林主任判若两人。
她会亲手炖好鸽子汤、鸡汤,盯着我一口一口喝下去;
会跟我说,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别拘束;会念叨让陆峥早点回家,别总住在部队。
她从来没提过一句“孩子”,半个字都没提过。这让我一直悬着的心,稍稍放了下来。
每次她训陆峥的时候,陆峥就笔挺地坐在沙发上,像在部队听训一样,沉默地听着,不反驳,也不回应。
等林主任一走,整个房子瞬间就恢复了往日的冷清,连呼吸都听得见。
这样的日子,安安稳稳过了四个月。
直到那天,我开始觉得不对劲。
我总是犯困,坐在办公室里,盯着药单都能睡着,闻到食堂的油烟味,胃里就翻江倒海的想吐。
我以为是最近加班累出了肠胃炎,自己去药房拿了点胃药,吃了好几天,半点用都没有,反而吐得更厉害了。
那天晚上,陆峥难得在家吃饭。
我刚喝了一口他妈妈炖的汤,胃里一阵猛的抽搐,捂着嘴就冲进了卫生间,趴在马桶边干呕,酸水烧得喉咙生疼。
等我直起身的时候,一抬头,看见陆峥正靠在卫生间门口,眉头拧得死紧,眼神沉沉地看着我。
“怎么了?”
“没事,老毛病,肠胃炎。”我擦了擦嘴,避开他的目光。
“脸色这么差,明天去医院做检查。”他的语气,不像关心,更像不容置喙的命令。
我心里瞬间窜起一股无名火。
我讨厌医院,讨厌那些冰冷的仪器,讨厌那些带着同情的目光,更讨厌再一次被确认,我这辈子都没法做母亲。
“不去。”我硬邦邦地顶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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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盯着我看了 好几秒,黑眸里情绪翻涌,我看不懂。
最后,他什么都没说,转身回了自己的房间,关上了房门。
可那种恶心、晕眩、浑身发软的感觉,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强烈。
我心里,忽然冒出了一个荒唐到极致的念头。
不,不可能。
那张揣了七年的不孕诊断书,那喝了七年的苦药,那无数个深夜的绝望,怎么可能是假的?
我趁着午休,绕了很远的路,去了一家离军区很远的药店,买了一支验孕棒。
回到家,我把自己锁在卫生间里,拿着验孕棒的手,抖得厉害。
当那两条清晰的红杠,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我整个人都僵住了。
像一道惊雷在脑子里炸开,手里的验孕棒差点掉在地上。
七年的死刑判决,四个月的冰冷婚姻,还有这个突如其来的孩子……还是两个。
我靠在冰冷的瓷砖墙上,浑身发软,连站都站不住了。
冰凉的瓷砖透过薄薄的家居服渗进后背,我攥着那支验孕棒的手抖得厉害,视线落在那两道清晰刺目的红杠上,像被钉在了原地,连呼吸都忘了。
七年。
整整七年。
那张印着“原发性不孕”的诊断书,被我叠得整整齐齐,藏在军装最内侧的口袋里,跟着我出急诊、进手术室、熬过无数个漫漫长夜,像一道刻在骨血里的死刑判决。我曾因为它,喝下一碗碗苦得烧五脏六腑的汤药,忍受过家属院里无数窃窃私语的目光,扛住了沈家母亲年复一年的刁难,最后甚至亲手葬送了我视若生命的七年爱情。
我曾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和“怀孕”这两个字扯上关系。
可现在,这两道红杠,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扇在了我过去的七年人生上。
胃里又是一阵翻江倒海的恶心,我扶着洗手台弯下腰,却什么都吐不出来,只有酸涩的泪,毫无预兆地砸在了白色的陶瓷台面上,一滴,两滴,很快晕开一小片水渍。
不是难过。
是荒诞,是委屈,是解脱,是无数种情绪拧在一起,堵得我胸腔发疼,连指尖都在发麻。
我哭了又笑,笑了又哭,像个疯子。那些在沈知言面前一滴都没掉的眼泪,在这一刻,彻底决了堤。原来我不是不能生,原来那些日日夜夜的自我否定、自我折磨,从头到尾,就是一个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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