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卫东升任镇党委书记那天,是入秋以来难得的好天气。镇政府大院里车来人往,全县十九个乡镇,来了十一个的党政主官,县里分管农业农村的副县长钱世友也亲自到了。钱世友把他拉到一边,拍着他的肩膀说:“卫东啊,你在副科级上熬了九年半,今天总算扶正了。这个位置,多少人盯着?稳住性子,把镇里的工作扛起来,别辜负组织的信任。”
马卫东连连点头,满脸诚恳。那年他四十二岁,从民政助理员干起,一步一个坑地往上爬,吃过苦、受过气、挨过骂,能在乡镇这条道上走到今天,靠的就是两个字:本分。
四十二岁的马卫东,是全镇出了名的“布鞋书记”。下村走访从不穿皮鞋,布鞋一蹬就走,走到哪个村就在哪个村的院坝头蹲下,跟老百姓摆龙门阵,递根烟、喝碗茶,谁家有个红白喜事,他知道了准到。同事们私下议论,说马卫东这个人,接地气,没架子,是个干实事的人。
可位子这东西,有时候比酒还上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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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了办公室之后,起初他还收敛着,可日子一长,身边恭维的话多了,递上来的便利多了,那份踏实便像秋天的水汽,不知不觉就散了。办公室从隔间换成了里外套间,出门必有专车,下村再也不走土路,车子直接开到村委会门口,人不下车,话传下去就走。说话的语气也变了,不再是商量的口吻,动辄就是“按我说的办”“这事我定了”。身边的人看在眼里,都晓得马书记飘了,可没人敢说——他自己更不觉得,反倒觉得这是身居其位该有的体面,是多年熬出头后应得的底气。
真正让他栽跟头的,是那年冬天的一次全镇干部大会。
当时县里刚批了镇上的乡村振兴示范项目,一千四百万资金落地,马卫东作为主抓负责人,风头正盛。大会原本是部署项目推进工作,各村社干部、各科室负责人都到齐了,会议室坐得满满当当。马卫东拿着话筒,先讲成绩,讲着讲着就变了味。他先点了几个工作滞后的村支书的名,当着上百号人的面,把人批得体无完肤,半点情面不留;接着又讲自己的功劳,把项目落地全归在自己头上,班子其他成员的付出、基层干部的辛苦,他只字不提。
更要命的是,会前有人私下给他敬了杯酒,他也没推辞。酒劲上来,话就越说越狂。
“在这个镇上,我马卫东说的话,就是规矩!”他拍着桌子,话筒里传出的声音震得前排的人耳朵发嗡,“这个项目,我想给谁做就给谁做,谁敢有意见?提拔干部、评先评优,也是我说了算!跟着我干的,有肉吃;跟我拧着来的,靠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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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场鸦雀无声。班子里的老副书记脸色铁青,想上去夺话筒,又不好在众人面前撕破脸。台下的人面面相觑,有人悄悄掏出手机,把这段狂言录了下来。没人提醒,没人劝阻,满场只剩马卫东一个人的声音在回荡。
他那会儿完全昏了头,忘了自己是镇党委书记,忘了权力是公器不是私产,忘了官场这条路,最忌讳的就是得意忘形、口无遮拦。他只觉得自己大权在握,无人能及,这点场面话算得了什么?
散会后,那段录音当晚就传遍了全镇干部群,第二天便到了县纪委和组织部的案头。平日里被他打压的、看不惯他做派的,纷纷递上材料,举报他独断专行、公权私用、作风跋扈。连之前项目招标里的几处小瑕疵、人事安排上的几次小偏向,全被人翻了出来。
调查来得又快又彻底。他说的那句狂言,成了最直接的证据,平日里的骄纵做派,也一件件被核实。县里没有给他任何转圜的余地:免去镇党委书记职务,调任县档案局副局长。明升暗降,边缘得不能再边缘。
任免通知下来的那天,马卫东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一个人坐了很久。他看着那张空荡荡的办公桌,才猛然惊醒——他不是败给了对手,不是败给了贪腐,他是败给了自己的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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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科员熬到镇党委书记,靠的是踏实肯干、低调谨慎。可身居高位之后,他却把权力当成了炫耀的资本,把顺遂当成了自己的本事。官场这条路,从来都是逆水行舟,得意时最易放松警惕,一次忘形,就能毁掉十几年的积累。
消息传开那天,之前围着他转的人散得干干净净。他收拾东西离开镇政府时,没有一个人来送。只有那位老副书记远远站在办公楼拐角处,叹了口气,说了一句话:
“人在官场,位越高,越要藏锋芒;越得意,越要守本心。一忘形,就失足了。”
马卫东低着头,没有答话,抱着纸箱慢慢走出大门。深秋的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他却觉得浑身发凉。短短几个月,从风光无限到跌落尘埃,不过是一场得意时的忘形。
这代价,够他记一辈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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