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每次听相声都忍不住笑，侯宝林巧妙让主席改变了这个习惯！

1951年的一个冬夜，志愿军前线阵地上，雪下得很紧。战士们挤在坑道里，头顶上不时传来炮弹呼啸的声音。灯光昏黄，一个穿着棉军装、戴着大耳帽的相声演员站在矮桌前，冲大家拱拱手：“各位同志，今天咱也别说大道理，就说点笑话，图个乐呵。”话音刚落，前排一个年轻战士喊：“快说吧，老听说你在北京让毛主席都乐了，咱们可得见识见识！”阵地外炮火连天，坑道里却很快爆出一阵密集的笑声。

这个在枪林弹雨中说相声的人，就是毛主席口中的“语言大师”侯宝林。而毛主席与他的那段“相声缘”，要从更早的时候说起。

一、穷孩子的“嘴皮子”饭

1917年11月29日，侯宝林出生在天津。家境寒苦，常常揭不开锅。4岁那年，他被舅舅送到一户侯姓人家做养子，算是多了一条活路。养父是个普通手艺人，挣的都是辛苦钱，日子过得紧巴巴。

到了1925年前后，侯宝林在北平市立第二十七小学念书，成绩很好，老师也愿意夸他“脑子灵”。可惜好景不长，养父失业，家里连学费都拿不出来，他只好辍学，拎着一摞报纸在街头吆喝，靠卖报贴补家用。那时候的北平冬天冷得刺骨，他的小手冻得通红，嘴上还得不停叫卖。

有意思的是，正是这段卖报的经历，让他早早练出了一张“快嘴”。报纸标题长，他喊着喊着，会不自觉地把长句子拆成几截，还加点包袱，把路人逗笑，卖报也就顺利多了。谁也没想到，这种为了活下去的变通，以后竟成了他吃饭的本事。

12岁那年，他走上了艺人的路。开始学的是京剧，常在戏班里跑龙套、吊嗓子。可他真正着迷的，却是天桥底下那些说相声的。每天收工之后，不管多困，他都会往天桥、鼓楼那边跑，挤在观众里听前辈说书、说相声。

那时候没笔记、没录音，全靠耳朵和脑子。他一边听，一边默默记词儿，等散了场，一个人往家走，嘴里就开始翻来覆去地背。多年后有人问他：“你怎么听几遍就全记住了？”侯宝林憋了半天，说了一句挺扎心的话：“没饭吃啊，只能抓紧学，学会了才有钱挣。”

21岁时，他正式拜著名相声演员朱阔泉为师，改行专攻相声。这在当时并不算体面行当，很多人根本瞧不上“说贫嘴的”。一开始，他上台没名气，也没多少好活儿，报不上什么价，只能慢慢熬。可他不认输，天天琢磨包袱，反复打磨词儿，练嘴皮子，练眼神，连一举一动都要研究。

1940年前后，他在天津一带演出渐渐有了名声。有观众专门追着他看，戏院里只要打出“侯宝林”三个字，座儿就能坐得满满当当。更重要的是，他那时候就开始尝试改编旧段子，把里头那些低俗、封建的内容一点点剔掉，换成新鲜的现实素材，这在圈里算是挺“冒险”的做法。

抗战时期，到处兵荒马乱，艺人混口饭吃都难得很。侯宝林却有点“轴”：段子可以改，味儿不能变；让人笑，但不能光糟践人，得留点东西给人回味。他后来能被称为“语言大师”，这股子较真劲儿，起了不小作用。

二、“语言大师”走进中南海

时间到了1949年，北平在1月31日和平解放，城里气象一新。那时很多人对“艺人”这两个字还带着偏见，觉得不登大雅之堂。可没过多久，不少机关干部、知识分子都开始往戏院跑，抢着听侯宝林的相声，有人甚至说：“听他一场，比看一出大戏还有劲。”

同年春天，中央领导人从西柏坡迁往北平办公。舟车劳顿，事情又多，考虑到大家身心疲惫，叶剑英、彭真商量着，干脆办一场小型文艺晚会轻松一下。那是1949年4月，北京的春寒还未完全退去。

排节目时，彭真特意提了一句：“能不能把侯宝林也请来，说一段相声？”叶剑英点头，他也听过这人名头。等向毛主席汇报时，两人顺口说了一句：“主席，晚会上还安排了侯宝林的相声。”

毛主席一听，精神一振：“啊？侯宝林？这人早就听说了，语言上的天赋很高，今晚得好好听听。”他那时工作极其繁忙，但对文艺演出，尤其是戏曲、相声，一直很关注。

那天晚上，场地布置简单，几排木椅，一块不大的舞台。侯宝林和搭档郭启儒登台，表演的是《婚姻与迷信》。内容针对封建婚姻、迷信礼俗，既尖锐，又好笑，台上说得起劲，台下笑声一浪高过一浪。很多干部本来对相声没太高期待，听着听着，笑得桌子都拍响了。

侯宝林并不知道，第三排那里坐着毛主席、周总理、朱德等中央领导。只是隐隐感觉，场下有几个“气场”不一样的人，但他很快按住心里的紧张，照样抖包袱、接话茬，一套下来说得很顺。

演出结束，掌声压了好一阵儿才停下来。有人注意到，毛主席一直微微带着笑，却没有像普通观众那样放声大笑。他后来解释过：笑得太厉害，容易影响别人，也怕自己一下子笑“断片”，听不清后面的内容。这听着好像有点“刻板”，却是他一贯的习惯。

那次晚会后，毛主席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了一句：“侯宝林这个人，对语言的掌握已经到了很高的水平，将来有可能成语言学家。”评价很高，传到文艺界，大家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一个说相声的，被称作“语言大师”，在过去想都不敢想。

从那以后，只要有机会，毛主席就会在中南海安排一些小型文艺演出。京剧、民乐、歌舞轮流上，侯宝林的相声几乎成了“保留节目”。有时白天开了一整天会，晚上心里堵得慌，毛主席就对工作人员说：“找侯宝林来，说一段，让大家散散心。”

侯宝林第一次进中南海，说不上不紧张，那是实话。他在后台小声对搭档嘀咕：“今儿这场，恐怕得比往常多用点心眼。”搭档压低声音笑道：“你放心说，你只要一上台，底下就都踏实了。”台前幕后这几句普通对话，也折射出当时的气氛——既庄重，又带点人情味。

很快，一个“怪现象”出现了：每次侯宝林在中南海说完相声，毛主席都有点意犹未尽。演出结束，他常常笑着说：“侯先生，再来一个嘛。”那语气，像极了观众席上普通观众的喊声，只不过喊出这句话的人，是一个掌舵大国的领袖。

三、改掉毛主席的“忍笑”习惯

随着进中南海说相声的次数增多，侯宝林发现一个有趣的细节：台下干部听到爆笑之处，不少人已经笑得前仰后合，有人甚至眼泪都笑出来了。可毛主席往往只是嘴角一翘，肩膀轻轻抖两下，很少放声大笑。

这一点，让说相声的人很“犯嘀咕”。因为台上演员，最看重的，就是观众的反应。某个包袱抖出去，谁笑了，谁忍住了，谁没听懂，他心里都有数。

久而久之，侯宝林算是看出门道：毛主席并不是不爱笑，而是刻意收着。一方面是怕打扰别人，另一方面也是习惯于时刻保持清醒，不愿让大情绪把注意力抢走。可以说，是性格，也是责任。

不过，这种“忍笑”，在相声演员眼里，总归有点“不过瘾”。有一次，他临时起意，想试试能不能让毛主席真正放开笑一回。

那场演出仍然是在中南海，台下坐着不少中央领导。侯宝林说到一半，忽然加了一段自编的小打油诗：“胆大包天不可欺，张飞喝断当阳桥。虽然不是好买卖，一日夫妻百日恩。”这几句看似胡拼乱凑，实则故意把严肃的历史人物、俗语、歇后语拧在一起，用荒诞的组合制造突如其来的喜感。

话音刚落，台下一阵哄堂大笑。毛主席竟然没忍住，“噗”地一下笑出了声，而且越想越觉得好笑，笑得眼泪都差点出来。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是头一回看到他笑得这么畅快，有人后来悄悄说：“那天主席笑得，跟老农民在地头听笑话似的。”

从那以后，毛主席再听侯宝林说相声，虽然大多数时候还习惯克制，但偶尔也会放开几次。可以说，侯宝林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掉”了他听相声忍笑的习惯。更准确一点，是让这位领袖在紧绷的日常之外，能有短暂轻松的时刻。

值得一提的是，毛主席听相声，并不是只图一乐。很多段子里都带着现实内容，有对社会陋习的讽刺，有对新风气的褒扬，还有对群众生活细枝末节的捕捉。他听得认真，有时还会借机了解下面真实情况。说相声的人抖包袱，听相声的人借笑声思考，这种互动，本身就很有意味。

说到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侯宝林自己心里其实挺有压力。他知道毛主席爱听，次数一多，老段子反复讲，总得有个头。怎么办？只能写新段子。他拉着郭启儒，一有空就关起门来琢磨：这句词儿还能不能再紧一点，这个包袱会不会不合适，这个人物形象是夸张了，还是浅了。他原来主要靠改编旧活，这之后，开始大量原创。

中南海的那些夜晚，相声台本在一页页增厚。表面上看，是两个演员为领导说段子；深一层看，则是一个传统艺术形式在和新的时代磨合、重生。

四、从中南海到鸭绿江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当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始入朝作战。前线吃紧，后方同样忙得团团转。中央决定组织文艺工作者随部队赴朝慰问，形式以短小精悍的曲艺、说唱为主，不张扬，却能直接走到战士心里去。

这支慰问队伍里，就有侯宝林。他一听说有这么个任务，根本没等别人做思想动员，就主动报了名。有人劝他：“你在国内说相声，说得这么好，何必非要跑到前线去呢？”这话听着有些现实，但也算实情。侯宝林只是笑笑：“战士们在那边拼命，咱说相声的，也得去尽一点心。”

当时，慰问团由廖承志带队，属下还有曲艺服务大队。侯宝林和郭启儒搭档，理论上是双人相声为主。可到了朝鲜，情况完全不一样了。行军路途艰难，战线拉得很长，年纪稍大的郭启儒体力吃不消，有时跟不上大队，只能在相对安全的地方演。很多时候，侯宝林就一个人扛起了整个演出，改说单口。

他白天随部队转移，有时就在临时搭的地窖里给几百名战士表演，有时干脆站在山腰的小平台上，对着三五十人的小分队说上一场。晚上闲下来，他不睡，抽空琢磨新段子。像《杜鲁门画像》《狗腿子李承晚》这些段子，就是在炮声中一点一点写出来的——词儿不长，味道却很冲，一针见血地讽刺了美方和南朝鲜当局。

有一段经历，他后来回忆起来，语气都沉了下去：“一过丹东，就看到一片废墟，很难找到一座完整的房子。沿途有个城市，地形有点像青岛，房子都是依山而建，原来肯定很漂亮。可那时，连一间整房都没有了。”这些触目惊心的画面，也给了他不少创作素材，不过这种“素材”，要是可以，谁都不愿意有。

跨过鸭绿江，耳边几乎没消停过的，就是枪炮声。慰问团每到一处，都要先了解敌机活动情况，一旦敌机出现，演出得立刻终止，灯灭，人散开，分头藏进掩体。有些战士担心他们：“你们是搞文艺的，能不能受得住？”结果事实证明，这帮人不但能吃苦，还挺能扛。白天赶路，晚上演出，睡不好觉，吃不上热饭，谁也没叫苦。

1951年4月，慰问任务临近尾声，大家准备回国。就在这时，坏消息传来：“你们当中有一位相声演员牺牲了。”是常宝堃，艺名“小蘑菇”，当时才29岁。4月23日，他去搭档赵佩茹住处商量节目的事情，不巧遇上敌机突然轰炸，弹片击中了他的头部，当场牺牲。

侯宝林听到消息，愣在原地，许久说不出话来。他们本是同行，又同属一支队伍，原本以为这趟苦行好歹能一起熬过去，没想到却是这么个结局。这个打击，对整个慰问团都是沉重的，谁也没再提“危险不危险”这类话题，只是悄悄地把这份损失记在心里。

回国后，慰问团又在西北等地巡回演出，把前线志愿军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侯宝林的相声里，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对战士的敬意，对战争残酷的冷静描写。这些内容，并不全是“逗笑”的，但那种轻松的包装，倒让听的人更容易接受。

五、病榻前的笑声与迟到的“代表证”

时间到了七十年代，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一日不如一日。白内障严重，视线模糊，看东西得凑得很近，很多文件都需要工作人员念给他听。即便如此，他对于相声的喜爱，却一点没淡。

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时不时能听到这样一句话：“好久没见到侯宝林了。”语气里带着一点惦念，却又有点无奈。因为那时工作节奏、警卫安排都很紧，随意见面并不现实。

1974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在即。会议前夕，毛主席准备南下养病，周总理照例把人大代表名单送上去。那时候，毛主席的眼病已经很厉害，看字非常吃力。他接过名单，略略翻了一下，就放下，对周总理说：“名单我就不看了，你看看上面有钱学森和侯宝林吗？如果没有，你就加上他们吧。”

这一句话，让一个说相声的，与一位顶尖科学家，一起被点了名。两个人领域完全不同，但在毛主席心里，都属于“国家需要的人才”。这件事后来在文艺界里传得很广，也印证了一个事实：他对侯宝林的认可，远远不只是“喜欢听相声那么简单”。

1975年1月，中央转来一个特别的请求：请侯宝林录制一批相声，送往长沙，让正在静养的毛主席收听。那时，主席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在现场听演出，只能通过录音带找点精神上的调剂。

通知下达后，侯宝林不敢耽搁，立刻和搭档进了北京电视台的演播厅。那时他已经快六十岁，人上了年纪，说话的声音多少会有点发虚，可一站到话筒前，那股子精气神又立刻回来了。眼睛亮亮的，脸上挂着他一贯的那种淡淡笑意，既不浮，也不僵。

那几天，他一口气录了十二段相声。内容既有以前的名段，也有后来新编的。每一段都是反复推敲，用词严谨，节奏紧凑，既顾及到毛主席的喜好，又保持了艺术上的完整度。录制间隙，他和搭档偶尔简单交换一下意见：“这句要不要再收一点？”“这地方节奏再快半拍。”说完，又回到话筒前，从头再来。

录音带送到长沙后，工作人员把设备调好，放下磁带。伴着“嗡”的一声轻响，熟悉的京腔普通话混合着相声的节奏，从机器里涌出来。毛主席靠在椅子上，安静地听。听到好笑处，他会轻轻笑几声，有的包袱实在精彩，还会笑得久一点，周围的人都能明显感到他的心情变得舒畅许多。

这十二段录音，后来一直保存在中央电视台的资料库里。很多人现在看到的侯宝林影像，其实就来自那几次录制。舞台已经从茶馆、小剧场变成演播室，观众也不再在他面前，却通过机器，隔着千里和病榻上的听众连在了一起。

毛主席的晚年，病痛越来越多，工作的强度却没减到多少。相声，对他来说，不是奢侈品，而是难得的一点缓冲带。不得不说，在那个紧张的年代里，能让领袖在高压之中偶尔露出笑容的人，确实不多，侯宝林算一个。

六、一生为相声，笑声背后是硬骨头

离开朝鲜战场、走出中南海之后，侯宝林的生活表面看起来很“平稳”：演出、创作、带学生、参加各种会议和座谈会。可只要细看，就会发现，他身上那股子对艺术较真的劲儿，从没减弱。

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他越来越意识到，相声这门艺术，如果只是停留在“茶馆乐呵”“逗大伙一乐”这个层面，很难长久。社会在变，观众在变，语言也在变，相声要活下去，就必须跟着变。可怎么变，又不丢根本，这道题并不简单。

他开始系统整理传统相声的段子结构、语言技巧、舞台表演方式，抽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有时在会上，说着说着，他会突然停下来，改用一个经典段子里的句式来说明道理，大家一听就懂。这种“把相声当学问研究”的思路，在那个年代其实有点超前。

到了晚年，他多次参加曲艺理论研讨会，亲自参与筹建曲艺研究机构，扶持年轻演员，鼓励他们大胆创新，又反复提醒：“好听好笑是基础，但不能只图廉价的笑。”有年轻人问他：“老先生，相声到底算不算艺术？”他笑了笑，说：“你们讲得好的时候，是；讲得随便了，就是胡扯。”一句看似玩笑的话，里边的门槛其实立得很高。

数一数，他从十二三岁入行，到晚年退居幕后，整整六十多年时间。算不上大富大贵，却把这一辈子的精力，都扔进了相声这口“井”里。他从穷孩子变成名演员，从街头的艺人走进中南海，从单纯让人发笑，到被称作“语言大师”，中间吃的苦、承受的压力，旁人很难完全体会。

与毛主席的那段缘分，是他艺术生涯里一条很亮的线。这条线的另一头，是战士，是普通观众，是茶馆里端着大碗茶听相声的老北平人。说到底，他靠一张嘴、一副身段，把一个时代的语言风貌、社会气息，浓缩成一段段能被笑出来、又能记在心里的故事。

毛主席多次提起他名字，既是赞许，也是期待。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愿意为一个说相声的“加名”当人大代表，愿意在病重时专门听他录音，这本身就说明了一点：语言，不只是工具；相声，不只是娱乐。当它被用得准确，被打磨得精细，它能起的作用，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大得多。

侯宝林把这一点，用一生实践了出来。他让人笑，也让人想；他在舞台上抖包袱，在生活里却一直有股硬骨头的认真劲儿。这种结合，在那个讲求实干、又不拒绝幽默的时代，显得格外贴切。毛主席说“听不够”，既是对那一场场相声的评价，也可以看作对这门古老艺术的一句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