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有句话叫，手心手背都是肉。
可真到了分东西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有些父母的手心永远只朝着一边。你是那块手背上的肉，风吹日晒全受着，冷了热了自己扛。人家是手心里的肉，捂着护着，一辈子不舍得放开。
你不是不懂，是不想承认。承认了，太疼。
这事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我叫周敏，今年48岁。我妈80大寿那天的事，到现在我闭上眼都能一帧一帧地回放出来。
寿宴订在县城最大的那家酒楼，两层楼面，十八桌，红绸挂得到处都是，大厅正中摆着一个五层的寿桃蛋糕，上面用金色奶油写着"福寿安康"。
这场面是我弟弟周国平操办的。
不对，准确说，是我弟媳妇孙丽操办的。从选酒楼到定菜单到发请帖，全是她张罗。请帖上印着烫金的大字——"周母赵凤英八十大寿宴"，落款写的是"儿子周国平、儿媳孙丽敬邀"。
没有我的名字。
我站在酒楼门口，看着那张请帖贴在签到台旁边的展板上，手里提着给我妈买的保暖内衣和钙片，愣了好几秒。
我老公张建军在旁边碰了碰我的胳膊肘："走吧，进去。"
他的声音很轻，带着一种克制的平静。他知道我心里不好受。可在这个场合，不好受也得兜着。
大厅里已经坐了大半了。亲戚们三五成群地寒暄，嗑着瓜子喝着茶，看见我进来，有人打招呼有人点头。我妈坐在主桌正中间的位置上，穿着一件暗红色的绸面棉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染了黑，看着比平时精神多了。
弟媳妇孙丽站在我妈旁边，穿了身挺括的旗袍，描着细眉，笑容得体地招呼着来客。
弟弟周国平坐在我妈左手边，脸喝得微红，正跟几个表叔碰杯。
我走过去，把东西放在我妈面前："妈，生日快乐。"
我妈看了看那袋东西，嘴角动了动："放那儿吧。"
三个字，没了。
孙丽笑着接过去搁在旁边一堆礼盒中间，转头跟旁边的亲戚说："我妈最近腿不太好，我专门给她订了个足浴盆，进口的那种，带按摩功能的。"
"我妈"两个字从她嘴里说出来，特别顺溜，特别响亮。
我站在桌边，手垂在身侧，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来。
张建军在我旁边坐下，手从桌布底下伸过来，握了一下我的手。他的掌心干燥温热，指腹轻轻摩挲着我的手背。
"别多想。"他压低声音。
我点了点头，没说话。
酒过三巡，弟弟站起来，举着酒杯，清了清嗓子说了一段祝酒词。说得挺像那么回事——什么"感谢妈的养育之恩"，什么"以后一定好好孝顺"，什么"有妈在就有家在"。
说完了，全场鼓掌。
我妈红了眼眶，拿帕子擦了擦，拍着弟弟的手说："好，好，妈这辈子最大的福气就是有你。"
就是有你。
单数。不是"有你们"。
这句话像一根细细的刺，不声不响地扎进来，痛感不大，但位置刁钻，扎在了心尖上。
张建军握着我手的力道紧了一下。
我低下头，看着面前那盘还没人动过的凉菜，白瓷盘上的花纹被灯光照得发亮。嘴角动了动，想笑，没笑出来。
然后——孙丽端着话筒走上了舞台。
她说："接下来有一个特别的环节。"
全场安静了。
她笑盈盈地看了弟弟一眼，又看了看我妈，说了一句让我整个人石化在座位上的话——
"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妈要宣布一件大事。"
孙丽的声音通过音箱传遍了整个大厅，清清楚楚的。她站在舞台上，旗袍的开叉处露出一截丝袜包裹的小腿，姿态优雅得像在走红毯。
"妈前段时间立了一份遗嘱，已经做了公证。今天当着全家人的面，妈想亲自说一下。"
全场"嗡"的一声，开始交头接耳。
我妈被弟弟搀着走上了舞台。八十岁的老太太，走路有点颤，但腰板还算直。她接过话筒，声音苍老但中气十足。
"我这辈子最大的两样东西——老宅子和那六十万存款。"
老宅子我知道。那是我爸在世时盖的三层小楼，在镇上的中心位置，现在周边开发得不错，光地皮就值不少钱。六十万存款也不意外，我爸走得早，赔偿金加上这些年的积蓄，差不多是这个数。
"我想了很久。"我妈握着话筒，目光扫了一圈，"这些东西，全部留给国平。"
全部。
一个字不差。
"房子是咱老周家的祖产，不能流到外姓人手里。钱也是，国平是儿子，以后要传宗接代、顶门立户，这钱得留给他。"
她说这话的时候，目光自始至终没有看我。
全场又是一阵掌声。有人起哄喊"赵姨英明"，有人端着酒杯过来敬弟弟"恭喜恭喜"。弟弟笑着摆手，脸上的红已经不知道是酒劲还是得意。
孙丽站在旁边，眼角弯着，手挽着我妈的胳膊，那个姿态像是在领奖。
我坐在角落里，一动不动。
十八桌的亲戚里，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偷偷看着我。那种目光我感受得到——有好奇的、有同情的、有看笑话的。
张建军的手攥着我的手指，关节都捏白了。
"走吧。"他声音压得很低，嘴唇几乎贴着我的耳朵，呼吸打在耳垂上，热热的。
我没动。
"敏敏，走吧。"他叫了我的小名，只有在最心疼我的时候他才这么叫。
我摇了摇头。
不是不想走。是不能走。
我走了，明天全镇的人都会说"周敏因为没拿到遗产跑了"。我不能给他们这个话柄。
"我没事。"
我端起面前的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涩得舌根发麻。
寿宴继续着，歌舞升平。有人点了歌唱祝寿歌，有人拉着我妈合影。弟弟和弟媳穿梭在各桌之间敬酒，笑声不断。
没有人过来敬我的酒。也没有人问我——你什么想法？你接受吗？你难过吗？
仿佛遗产的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仿佛我只是这场寿宴里多加的一副碗筷。
晚上九点多，宴席散了。客人们陆陆续续走了，酒楼的服务员开始收桌子，杯盘狼藉间弥漫着残羹冷炙的味道。
张建军去开车了。我站在酒楼门口等他，夜风吹过来，十一月的天已经冷了，风里带着枯叶和尘土的气息。
弟弟从里面走出来，看见我，顿了一下。
他嘴唇动了动，大概想说点什么。
我先开了口："妈高兴就好。"
就这五个字。
他愣了一秒，然后点了点头，转身回去了。
车灯亮起来，张建军把车停到我面前。我拉开副驾驶的门坐进去，"砰"地关上了。车里暖气开着，音响里放着低低的电台声。
他没急着开车，侧过身看着我。
灯光从后视镜折过来，映着我的脸。我知道自己什么表情——平静的，甚至是淡然的。但张建军看我的眼神里全是心疼。
他伸手把我拉过来，我的脸贴上了他的肩窝。他穿的那件羊毛大衣很软，蹭着我的脸颊，带着他身上淡淡的烟草味和冬天特有的冷冽。他的手臂紧紧箍着我的后背，下巴抵在我头顶上。
"哭吧。没人看见。"
我闭着眼。没哭。
眼泪在眼眶里转了一圈，被我硬生生逼了回去。
不是不想哭。是哭了，就真的输了。
可我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反复问自己——
"四十八年了。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这个问题的答案，要从很久以前说起。而那些老旧的记忆一旦翻开，里面藏着的东西，比遗产残酷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