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朝鲜战争后美军战俘选择留在中国，还成为高校教授

1953年夏天，板门店停战谈判进入到最后阶段的时候，有个细节，当时很多新闻里根本看不到。那会儿在朝鲜前线附近的战俘营里，一些被俘的美军士兵正悄悄做着自己的选择：是回到大洋彼岸的家乡，还是留在这个原本在他们印象里“陌生甚至可怕”的东方国家。后来统计下来，21名美军战俘和1名英军战俘，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后者。

战场硝烟还没散尽，世界却已经开始议论：到底是什么力量，让这些在美国长大的年轻人，宁愿背负“叛变”“变节”的污名，也要留下来？在这21个人当中，有一位的经历格外特别，他在中国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娶妻生子，当上大学教授，最后连骨灰都留在了黄土地里，他就是温纳瑞斯。

要弄明白这件事，不能只看个人选择，更要把镜头拉长，从志愿军的俘虏政策，从朝鲜战场的政治较量，一点点往回推。

一、中国军队的“老规矩”，怎样走到朝鲜战场

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对战俘的态度，并不是临时起意。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内部就形成了一套对俘虏的“老规矩”：不拿俘虏一针一线，不辱骂、不殴打，伤病员一律救治，该回家的给路费，该留下的参加部队。这些规定，毛泽东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写进了文件里。

这种做法，到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一直坚持下来。许多被俘的国民党官兵，后来干脆留在了人民军队，有的甚至成长为各级干部。这种传统，在军队内部已经成了一条铁律，谁也不敢破坏。

1950年，中国决定出兵朝鲜后，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很清楚，面对的是一支号称“联合国军”的多国部队，搞不好就会被西方舆论扣上一大堆帽子。1950年11月7日，总政向志愿军下达指示，明确重申俘虏政策：保证俘虏生命安全，不搜腰包，不虐待，伤病俘虏必须治疗。这几条看似简单，当时却是压在各级指挥员头上的硬杠杠。

有意思的是，这些规定不仅写在文件里，还被反复做政治动员。很多老兵后来回忆，进朝鲜前的动员会上，干部强调最多的，除了保密和不怕死，就是俘虏政策。有人问：“敌人飞机大炮炸我们，抓住了还得对他好？”干部回答得很干脆：“对，正因为打的是政治仗，更得这么干。”这种说法，在当时听起来有点拧巴，但放到后面一看，确实是高一手。

随着战事推进，志愿军手里的俘虏越来越多。战场条件艰苦，自己部队都缺衣少粮，战俘怎么安置，成了摆在管理机关面前的一道难题。解决办法并不玄乎：先修营房。志愿军专门从国内运来木材、砖瓦，在后方较安全地区搭建战俘营。住的地方解决了，接着是吃饭问题。

志愿军士兵常常是“一把炒面一把雪”对付，但战俘营的伙食标准却尽量向前线团、营干部看齐。白面、牛奶、肉类，尽可能供上。鸡鸭牛猪的肉并不多见，但重要节日基本能吃上一口。有人会觉得不可思议：自己战士挨饿，俘虏吃得不差，这算怎么回事？但在当时的指挥员眼里，这叫“有计划的投入”，是政治战的一部分。

吃饱穿暖之后，还得让这些战俘“不闹事”。于是，战俘营里又搞起了俱乐部，组织他们唱歌、踢球、打篮球，看演出。1952年11月13日至26日，志愿军在战俘营里办了一场“战俘营奥林匹克运动会”，十几个国家、500多名战俘参加，整整搞了14天。对于这些远离家乡的俘虏来说，这场“运动会”多少带点荒诞感，但从舆论角度看，这无疑是极有分量的宣传素材。

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细节：两年多时间里，战俘营通过各种渠道，帮战俘往世界各地寄出了十几万封信。很多战俘原本以为与家人已经生死两隔，突然收到回信，心态自然会发生变化。志愿军正是抓住了这种变化，逐步在战俘中间展开宣传教育工作。

这些投入，当然不是只为讲“仁慈”。对志愿军来说，宽待俘虏，直接削弱了敌人的战斗意志。朝鲜战争初期，美军对我军一无所知，加上他们内部宣传，说“被俘必死”，所以在战场上哪怕被包围，也要拼死突围，不肯丢枪。等到俘虏政策一点点传到前线，很多士兵就开始权衡利弊了：当俘虏至少有口饭吃，而且还能写信回家。于是，到战争后期，俘虏数量明显上升，我军正面遭遇的抵抗强度相应减弱，这对减轻我军伤亡，作用不小。

1952年春夏，国际舆论对朝鲜战场上战俘待遇问题争论不休。就在那一年5月，英国著名和平人士莫妮卡·费尔顿在廖承志陪同下，专程到战俘营参观。她看了伙食，看了营房，还跟不少战俘面对面聊过。最后她留下一句点评：“简直是奇迹，这哪像战俘营，更像一所国际大学校。”这一句话，很快被传到世界各地，成了志愿军战俘政策最有力的“广告”。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温纳瑞斯的故事，才真正有了后面的展开。

二、从被炸了18个月的炮兵，到鸭绿江边的战俘

温纳瑞斯，全名詹姆斯·乔治·温纳瑞斯，1922年3月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附近的范德格里夫特小镇。这个地方不大，典型的工业区小镇，工人多，富人少。他的父母都是给资本家和农场主打工的雇员，收入不高，日子过得紧巴巴。

从懂事起，温纳瑞斯就一边上学，一边打零工。高中毕业后，他知道家里供不起他上大学，只能自己想办法。二战期间，美国参战，需要大量士兵，他就选择了参军当炮兵。被派往太平洋战场后，他在炮兵部队里整整挨了18个月日本飞机的轮番轰炸。那段经历，既让他尝到了战争的残酷，也让他在战场上立下了军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短暂繁荣一阵，很快又出现经济动荡。很多退伍军人找工作非常艰难，温纳瑞斯也一样。他先在电影院当服务员，然后在钢铁厂、纺纱厂、建筑工地、饭店酒吧都干过，但失业就像影子一样甩不掉，今天有工干，明天就可能被炒。对一个出身工人家庭的人来说，这种反复失业最折磨人。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再次大规模征兵。为了糊口，温纳瑞斯只好又走进兵役局。他提出一个要求：只在国内服役，不去海外战场。这个要求很现实，但那时美国政府规定得很死，新兵要补充到朝鲜战场去。磨来磨去，他终究没办法，在1950年11月被送往朝鲜半岛，被编入一支在三八线以北活动的部队，部署在平壤方向。

1950年11月25日，志愿军发起第二次战役，对敌展开大规模反击。三天后，也就是11月28日凌晨，温纳瑞斯所在的部队被志愿军合围。那一夜风雪交加，气温据记载低至零下四十多度。温纳瑞斯同几个美军士兵钻进一个山洞，瑟缩着不敢出声。高层军官早就给他们打过预防针：一旦落到志愿军手里，下场必然凄惨。这样的心理暗示，在这种环境下格外致命。

天快亮的时候，他们已经被冻得麻木。外面传来动静，一队队俘虏在志愿军押送下从洞口经过。看着那些被缴械的美军、南朝鲜军士兵并没有被打骂，也没人被枪杀，温纳瑞斯心里那根弦稍微松了些。又熬了一会，他实在撑不住，从洞里缩出身子，双手举起，向外面的志愿军士兵喊：“我投降。”

让他愣住的是，那个黑棉袄、戴着棉帽的志愿军战士，没有举枪，也没有大吼大叫，只是用略带口音的英语说了一句：“别害怕，缴枪不杀。”还从兜里掏出一支烟递给他。紧接着，他又看到一个志愿军战士拿着一捆人民币，去附近的朝鲜村庄，跟老百姓买白菜、大米和猪肉，用来给俘虏做饭。这一幕，让温纳瑞斯直挠头：手里有枪，完全可以抢，为什么还要花钱买？

就在这种惊讶之中，他和其他战俘被组织起来，跟着志愿军部队边撤边走，一路躲避美军飞机的轰炸。一路走了三个多月，辗转到了鸭绿江边的碧潼战俘营，生活才算稳定下来。

三、从“老温”到教授：在中国扎根的五十多年

进了战俘营后，温纳瑞斯慢慢发现，自己原来想象的那种“地狱”，并不存在。志愿军管理人员没有强迫战俘干重体力活，搜身时，只做简单检查，对金表等贵重物品一律登记保管，等遣返时原物归还。犯了错误，顶多是训话、禁闭几天，却没有动粗打人这一套。

不久，管理人员又给每名战俘发了一支钢笔、一叠信纸信封，让他们自由给家里写信，并保证想办法寄出去。对很多身在异国他乡、信息隔绝的俘虏来说，这一纸信件，就是一条命根子。温纳瑞斯后来回忆，当他收到美国家人回信时，心情激动得连笔都握不稳。

吃住方面，他更是看在眼里。战俘每天可以吃上较好的面包，配以鸡蛋、肉类，伙食标准明显高于前线普通战士。战俘营还照顾他们的节日习惯，感恩节、圣诞节、新年照常过，同时也让他们体验中国的春节，挂彩灯，包饺子，搞联欢。有人生病，尤其是重症患者，还会得到特殊照顾。有一个战俘得了严重溃疡，瘦得皮包骨，战俘营专门买来几只山羊，每天挤鲜奶给他喝，后面体重比被俘前还增加了十几磅。

在这样的环境里，人和人之间的感情不知不觉就建立起来了。有一次，朝鲜老乡送给一名志愿军战士一个红苹果，那战士舍不得自己吃，却塞到了温纳瑞斯手里。很多抽烟的志愿军战士，会把省下来的几根烟递给他：“你抽吧，我们抽得少。”这种细枝末节的东西，看上去不起眼，却一点点改变了一个人的观感。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中美双方根据协定开始交换战俘。照理说，被俘人员只要愿意，都可以离开战俘营，返回自己的国家。但在志愿军组织的一次次说明会上，温纳瑞斯和另外21名战俘表明态度：不想回国，想留在中国生活。这个消息，很快就引起了各方高度关注。

志愿军方面没有急于表态，而是让他们冷静再考虑一段时间。做政治工作的干部问得很细：“你确定吗？不是一时冲动？留在中国意味着生活方式彻底改变。”温纳瑞斯回答得很干脆：“我考虑过了，我想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在这里寻找真理。”

这一选择，让美国政府相当被动。为了争取这些人回去，美国一边派牧师、神甫劝说，一边给出诱人的条件——回国后安排高薪工作，年薪可达六万美元。这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已经是非常优厚的待遇。可无论软磨硬泡，还是“画饼”，温纳瑞斯都没有改变主意。对他来说，战俘营两三年的经历，说明了一件事：眼前这个国家，也许有他在美国从未见过的东西。

新中国政府对这22名选择留下的战俘，专门在北京召开大会，授予“国际和平战士”的称号，并给出四种安置方向：下乡务农、进工厂、上大学或者选择暂时赋闲，自己再考虑。温纳瑞斯出身工人家庭，更习惯工厂的环境，就选择了进工厂，被分配到济南造纸厂。

到了造纸厂，他一点没有“特殊身份”的架子，车工、拉纸浆、扛大包、扫马路，什么活都干。性格直爽，又愿意吃苦，很快和工友们打成一片。山东人干脆，就给他起了个干脆的外号——“老温”。这个称呼，一喊就是几十年。

工作之余，老温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每天学两三个汉字，一点点练发音、练笔画。工友们见他有心学，也乐意帮忙。你教他“吃饭”，我教他“上班”，时间一长，他的汉语口语越来越溜，连山东味儿也染上了一点。生活稳定下来后，厂里有人看他一个人孤零零的，就给介绍了个山东姑娘。不久，两人结婚，温纳瑞斯在中国有了自己的小家。

那批留下来的战俘，过了几年，大多数人因为家庭和个人原因，陆续选择回国或者去第三国生活。只有老温，彻底把根扎在了中国。随着汉语水平提高，他心里开始冒出一个念头：如果有机会，想系统学一学中国的政治、历史和社会制度。

1963年9月，在他的申请和中国红十字会的协调下，他被安排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国际政治和汉语。人大那几年，他接触到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发展史等课程，对当时国际形势和不同社会制度有了更全面的理解。课堂上他也会提问，会和老师辩论，但慢慢地，他的世界观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1966年，他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按说可以在北京找个体面工作，留在高校或者研究机构。但他最终还是提出要回济南造纸厂。当时不少人劝他：“北京条件更好啊。”老温只是笑，说：“那边是我出来的地方，我有工友，有亲人。”工厂的同志听说他愿意回来，都挺高兴，直说“老温没忘本”。

命运这时候又给了他一记重击。跟他相濡以沫十年的第一任妻子，患肺病离世。葬礼上，老温站在一边，红着眼圈一句话不说。过了段时间，工友们看他一个人带着未成年的孩子，觉得心里不忍，又给他介绍了一位山东姑娘白锡荣，两人于1967年前后结婚，后来生了一儿一女，一个家又慢慢热闹起来。

1976年，美国建国二百周年，老温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六年。这一年，他提出希望回美国探亲。有关部门综合考虑后，批准了他的申请。回到美国，他见到了已经89岁的老母亲，和分散在各地的三个妹妹，一家人团聚，久别重逢，自然是百感交集。

原本批准的假期只有半年，但由于中美当时尚未正式建交，一个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的美国人，对美国媒体来说是个“活素材”。各地纷纷邀请他做报告、接受采访，他不得不一次次推迟回国时间，最后在美国足足停留了将近一年，跑过了五十个州中的四十七个。

美国媒体对他的评价，极其分裂。有的报纸直接给他扣上“叛徒”“疯子”的帽子，认为他在朝鲜被“洗脑”。但也有理性声音站出来，《洛杉矶时报》刊登了一篇精神病学家鲍尔·劳林格的文章，明确指出，这个人只是发现了在美国生活中难以找到的东西，比如平等的友谊、有尊严的劳动，于是主动做出了选择。这种分析，多少算是给老温“撑腰”。

快回中国时，有位听过他演讲的美国朋友，送了他一瓶装着各种泥土的大玻璃瓶，说这些土是他从美国五十个州一点点收集来的，请老温把这瓶土带到中国，和中国的土混在一起，种下一棵象征两国人民友谊的树。老温回国后，真的照做了。后来那棵树越长越高，成了很多朋友聚会时愿意去看一眼的地方。

改革开放以后，老温的经历越来越引人注目。山东大学等高校先后邀请他担任教授，主要负责英语口语教学。红十字会给他安排了一套一百多平方米的住房，参照教授级待遇发放工资和福利，医疗有保障。有人私下问他：“在中国过得怎么样？”老温笑着说：“钱不算多，但心里踏实。在这里，我能感到尊重。在美国，政府会给我这样过日子的机会吗？”

这话并不是夸大。那些当年同样选择定居中国、后来又回国的美军战俘，在美国普遍遭到了极大的压力，不仅被开除军籍，还带上了“通敌”的帽子，只能躲着人过日子，搬家到偏僻地方，生怕被人认出来。相比之下，老温在中国的生活，无疑更安稳。

1983年，他第二次回美国探亲。此时他母亲已经96岁。老人家对这个已是花甲之年的儿子，说了一句话：“中国人对你这么好，你可别亏待了他们。”这句话，老温后来提起过几次，说自己一直记在心里。

长期在中国生活，老温心里还有两个愿望：入中国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多次向公安机关提交申请，也给党组织递过入党志愿书。但负责同志反复考虑后，婉言相劝：保持现在的身份更有利于对外交流和宣传。这个答复，让他难免有些遗憾，不过他也理解这种安排，日子照样往前过。

退休后，老温每月可以领到3000元左右的退休金，在当时属于不错的收入水平。空闲时，他喜欢翻书看报，练汉字，偶尔和老朋友小聚，吃水饺，喝点老白干，点上几支烟，聊聊往事。儿子女儿先后成家，他的家庭慢慢扩展成三代十九口人的大家庭，逢年过节，家里热闹得不得了。

2000年，他第三次回美国待了几个月，很快又回到了济南。朋友问他：“怎么不在那边多待一阵？”老温摆摆手，说：“那边人情味淡，很多老年人晚年挺孤单。像我这个年纪，回去能找到的亲戚朋友也不多了。树叶落下，总要往根那边去。我这根啊，在这边。”有人笑着接了一句：“那将来骨灰埋哪？”老温想了想，说：“黄河边就挺好。”

2004年，老温不慎摔伤腿，被送往医院。住院期间突发重病，抢救无效去世，享年82岁。家人尊重他的意愿，将他安葬在济南的一处公墓里，墓碑前常年有人送来鲜花和烟酒。他说过要“永远和中国人民在一起”，从此再也没有离开。

温纳瑞斯这一生，是个人选择，也是时代烙印。他从美国工人家庭走出，经历两次战争，从太平洋前线，到朝鲜战场，从鸭绿江边的战俘营，到济南造纸厂，再到大学讲台，看似是一个人的漂泊，其实也折射出朝鲜战争中另一条不常被注意的线索：志愿军在那场战争里赢得的不只是战场，还有人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