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 | 逃离美国

克鲁兹一家在纽约苦心经营多年生活，直到留下的风险变得难以承受。
作者：凯特琳·迪克森

克鲁兹一家早已筋疲力尽。2024年圣诞节前两天，蕾切尔因支气管炎不停咳嗽，在纽约市公立高中执教的第17个年头即将结束，她的身体又一次在假期来临前垮掉。她的丈夫伊尔维，在上西区一家高档小餐馆上完白班后沉沉睡去，而在此之前，他刚在城北因伍德区的一家拉丁舞厅值完通宵夜班。两份工作间隙，他还要把12岁的萨拉和10岁的安娜送去天才班学校，再匆匆赶回布朗克斯的家做饭、洗衣。

多年来，蕾切尔和伊尔维一直拼命维持着这样的生活节奏，期盼美国移民政策能有所松动，让在美国生活了半辈子的伊尔维顺利入籍。在纽约抚养两个孩子开销巨大，每一天都像一场看不到尽头的马拉松。但两个女儿成长得十分出色，夫妻俩在工作中也备受喜爱。每隔几年，他们都会咨询律师，律师们总劝他们再等等，于是他们便一直坚持着。

我第一次见到克鲁兹一家是在2016年末，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总统，他对移民的敌视态度，让这易友第一次萌生搬去伊尔维墨西哥南部乡村老家的念头。但那时两个女儿才2岁和4岁，让孩子背井离乡的想法令人望而却步。四年后，乔·拜登胜选，让特朗普执政的岁月仿佛成了一场反常插曲，蕾切尔和伊尔维再次觉得，解决身份问题的希望近在眼前。可到了2024年，7730万美国人把票投给了特朗普。他的竞选标语赫然写着：即刻大规模驱逐！ 对克鲁兹一家而言，这个信号再清晰不过：伊尔维该放弃一切，回到故乡。

这易友从未长久分离。四人走在街上总会手挽手、肩并肩，自己都未曾察觉。分离绝无可能，要走，就全家一起走。

“我们再也不相信，在美国一切总会越来越好。”12月的那个夜晚，蕾切尔坐在餐桌前，捧着扎巴尔商店的茶杯，这样对我说。

伊尔维被工作耗尽了精力，穿着运动裤拖沓着走下楼梯，眼下挂着浓重的黑眼圈，却依旧眯着眼笑着和我打招呼。他坐下说，自己很期待成年后第一次自由地生活，可同时也满心恐惧。他一直以来为易友构建的“纽约人”身份，即将就此终结。一直站在他身后拨弄他花白头发的萨拉，突然跑进厨房哭了起来。蕾切尔连忙追了过去。

“你怎么了？”蕾切尔轻声问，“要不要抱抱爸爸？”

“不用，我想回房间。”萨拉说，“我不想聊这个，我不想待在这儿。”

“现在把情绪说出来，也许之后会好受些。”蕾切尔劝她，自己也不确定这话是否管用。

他们初步计划卖掉房子，搬去2100英里外，和伊尔维的父母同住。伊尔维会先行离开，赶在特朗普就职前出境；蕾切尔和女儿们则在2025年8月学年和夏令营结束后，七个月后再与他汇合。他们不知道在墨西哥靠什么谋生，也不清楚几乎只会一点西班牙语的女儿们该去哪里上学。

朋友们觉得他们反应过激，甚至有人为此感到不满。毕竟纽约是庇护城市，而伊尔维的妻子是美国公民。蕾切尔和伊尔维对这些反应感到愤怒又无奈。他们觉得美国朋友对这个他们抗争了数十年的体系固执地天真，而同样无身份的朋友们则不顾客观现实，一味心存幻想，近乎自欺。

蕾切尔的母亲苏珊·麦考密克得知一手带大的孙女们要离开纽约时，失声痛哭。她和蕾切尔的父亲道格，对这个国家把他们逼到这般境地感到愤怒。蕾切尔是美国近420万与无身份配偶共同生活的公民及永久居民之一，萨拉和安娜则是630万父母一方无身份的儿童中的一员。还有多少人像他们一样，选择家庭而非国家？而美国，又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什么？

到2024年圣诞节，麦考密克夫妇努力表现得坚强，想给蕾切尔和伊尔维支撑，也让孩子们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退休后的道格迷上了家谱研究，他不断提醒自己，家族祖先每隔几百年就会有一次这样的迁徙：爱尔兰农民逃离饥荒，德国人因战争流离失所，俄罗斯和乌克兰犹太人躲避迫害。他甚至查到，家族先祖曾乘坐“五月花号”来到美国。

可先辈们都是来这里寻求庇护的。“在这个国家生活了四百年，”道格对我说，“突然之间，美国不再想要我的儿女和孙辈。”

蕾切尔、伊尔维和女儿们，将成为家族中第一批逃离美国，而非奔赴美国的人。

2001年9月11日，19岁的伊尔维刚到纽约上州不久。他在建筑队工作，翻新一家中餐馆，收音机里播放的西班牙语音乐突然被一段他听不懂的沉重英语打断。恐怖分子驾机撞向了世贸中心。小布什政府很快放弃了给予墨西哥无身份移民合法身份的谈判，转而成立国土安全部，核心任务便是驱逐他们。

但9月12日，雇主依旧让他照常上班，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这种矛盾的信号，贯穿了他在美国的整个人生。又做了几年建筑工后，他因思乡回到墨西哥，可刚落地就后悔了。他在一间没有自来水的单间小屋长大，梦想着拥有一辆摩托车——这份奢侈，留在老家永远无法实现。他立刻计划重返纽约。

伊尔维的父母露露和马丁对他的决定充满担忧。两人都是农民的孩子，在土坯和树枝搭建的房子里长大。但他们从未想过加入从父辈开始、因美国短期劳工计划而北上的800多万墨西哥移民。美国农场主依赖廉价劳动力，1964年该计划终止后，依旧持续招募墨西哥工人，而这些人只能非法越境。

摆地摊的露露担心劝阻伊尔维会适得其反；在墨西哥尘土飞扬的乡村公路上当巴士司机的马丁，则直言不讳：“那个国家会把你吞掉。”他说起美国，“当然，这里活儿更累、钱更少，但你能适应。”

当伊尔维告诉父母自己要回去时，他们知道可能再也见不到儿子了。马丁心里想：我等于没了这个儿子。

伊尔维和16岁的表弟试图从亚利桑那州某处偷渡入境，在沙漠中迷了路，被边境巡逻队发现。表弟哭了起来，一名警员给了他们水、花生和饼干，用西班牙语说：“别担心，你们现在安全了。明天再试一次，也许就能成功。”几经尝试，他们终于入境。

回到纽约上州，伊尔维继续做建筑工。他下定决心学英语，沉浸在美国音乐和电视节目里，尤其爱看《查普尔秀》。

与此同时，在费城富裕郊区长大的蕾切尔从瓦萨学院毕业。她曾赴墨西哥留学，还上过地理学家约瑟夫·内文斯的课，课上讲到美国政府默许一套剥削移民劳动力、却拒绝给予他们合法居留尊严的体系。

2006年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两人在波基普西观看一场户外足球赛时相识。蕾切尔脚踝扭伤，拄着拐杖行动不便，伊尔维立刻上前帮忙。蕾切尔被他的温柔与活力打动，伊尔维则倾心于她的聪慧与共情。他们无话不谈——截然不同的成长经历、工作、室友间的琐事。不久后，伊尔维便每周去费城看望工作的她。一次途中，他被警察拦下，对方发现他无身份，却只给了警告便放行。为避免驾车往返的风险，伊尔维搬去和她同住。

2009年前后，他们开始咨询律师，前后换了多位，均被告知即便与蕾切尔结婚，伊尔维也无资格申请合法身份——因为他在美国居住超过一年后多次往返边境。唯一的变通办法，是他在墨西哥居住十年后申请豁免。但彼时奥巴马执政，民主党掌控的国会眼看就要通过移民改革法案。

后来，蕾切尔在纽约找到教职，两人在哈莱姆区租了公寓。伊尔维开始在上西区的小餐馆做服务员，蕾切尔则在拥挤的教室里教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尽管压力巨大、身心俱疲，她仍觉得自己在为孩子们实现美国梦提供机会。她坚信，无论出身如何，只要进入公立学校，遇到她这样的老师，就一定能成功。结婚三周年纪念日，伊尔维在中央公园的小船上向她求婚。

2012年萨拉出生，2014年安娜降生。伊尔维成了全职奶爸，带着孩子们坐地铁去博物馆、水族馆、动物园，去公共图书馆听故事。周末他还要打五份服务员零工。夫妻俩的收入仅够维持基本开销，蕾切尔的父母帮忙照看孩子，他们却多年舍不得花钱理发、买新衣服。疲惫时、许久未见时，或是伊尔维的随性与蕾切尔的条理需求产生冲突时，两人也会争吵，但从不会冷战太久，总会相视一笑和解。

伊尔维悬而未决的移民身份如影随形，多数时候只是远虑。一次，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人员进入他们的公寓楼搜寻邻居，蕾切尔守在猫眼旁，伊尔维躲进卧室。几年后，伊尔维借岳父岳母的车带女儿们去康尼岛，临近公园时看到入口设了警方检查站，他靠边停车突发恐慌，又强装镇定告诉孩子们车坏了。

蕾切尔和伊尔维商量过，若自己上班时ICE要逮捕他该怎么办。伊尔维必须想办法让警员拖延时间，等苏珊和道格来接女儿。“你一定要拼尽全力，保证孩子们安全。”蕾切尔叮嘱他。

多年来，国会多次辩论移民体系改革，其中不乏能帮到伊尔维的方案。萨拉稍大后，便和蕾切尔一起参加抗议，举着“别驱逐我爸爸”的牌子。蕾切尔还参与“穿越美国梦想”运动，乘大巴前往华盛顿，国会议员向活动人士承认，他们此前从未知晓，竟有如此多身份混合的家庭陷入困境。

特朗普首次当选让蕾切尔震惊，伊尔维却早有预料。此前萨拉和安娜只模糊知道父亲与自己不同，此后才渐渐意识到他身处危险。安娜不再愿意和其他孩子玩耍，问父母总统为什么讨厌自己。她频繁做噩梦、突发恐慌，不得不接受心理治疗。伊尔维便在睡前给易友俩讲“意大利面埃迪”的故事——以自己为原型的角色，与恶龙和怪兽战斗，灵感来自餐馆里无礼的顾客。

他们努力不去关注国家政治，身边的社区却始终接纳着他们。蕾切尔的学生提名她参评表彰纽约优秀教师的“大苹果奖”，她还成为学校英语非母语教学部门主管。安娜和萨拉常参演校园戏剧，加入在河滨教堂排练的儿童合唱团。在小餐馆，伊尔维从服务员升为经理，又在因伍德区的舞厅值夜班，收入渐渐超过蕾切尔——终于攒够钱，买下了梦寐以求的摩托车。

他们用蕾切尔的退休储蓄做首付，在布朗克斯的小意大利区买下一栋亮蓝色联排别墅。房子离地铁站很远，但有宽敞的前廊，正对着一棵枫树。水管漏水，部分房间没有窗户，伊尔维请做建筑工的朋友帮忙修缮。一易友把掩盖房屋缺陷变成了艺术项目：用明信片拼成壁画遮住开裂的墙壁，用星爆花纹壁纸装饰歪斜的旧楼梯。他们的美国梦或许靠胶水和彩纸拼凑而成，却依旧稳固。

蕾切尔正拿着耙子站在前院，邻居库奇跑出来宣布，2020年大选拜登胜出。蕾切尔心中涌起从未有过的乐观。她和伊尔维憧憬着装修地下室、翻新厨房，开始相信会在这里相伴终老。

2024年夏天，拜登推出“守护家庭团聚”计划，终于允许伊尔维这类人群通过美国公民配偶申请入籍。一个周日，蕾切尔在家庭办公室埋头填写申请，附上数百份证明两人共同生活的文件，缴纳580美元政府费用后点击提交。

“看来伊尔维终于能获得合法身份了。”她当时给我发消息说。

可第二天，16个共和党领导的州提起诉讼，一名联邦法官叫停了该计划。几个月后，特朗普连任，计划彻底终止。而蕾切尔为伊尔维提交的申请，让即将上任的政府精准掌握了他的身份与住址。

2025年1月假期结束后，蕾切尔熬夜看洛杉矶山火幸存者的电视采访。听到人们说即便家园尽毁，只要易友还在就足够，她心中得到一丝慰藉。女儿们列出十项家庭活动，要在伊尔维离开美国前完成。萨拉想去中央公园滑冰，安娜想去新泽西州有滑雪场和水上乐园的美国梦购物中心。他们还买了《发胶明星梦》《玫瑰人生》《安妮》的折扣音乐剧票。

2025年1月13日，伊尔维在纽约的最后一天，全家开车送孩子们上学。特朗普计划废除学校禁入移民突袭的政策，蕾切尔随身带着一块三折展板，上面写着遭遇ICE人员时的应对方法。萨拉正在完成一篇关于《独立宣言》起草者的作业。“假如你突然读一篇英文故事，里面讲到一位爸爸，然后觉得特别难过，”蕾切尔问，“你有可以倾诉的大人吗？”

“有。”易友俩齐声回答。

伊尔维跟着西班牙语电台La Mega的节奏点头，这是他和女儿们每天早上都会听的频道。二十多年来，他一直力求完美——工作完美、婚姻完美、为人父与为人邻完美，仿佛在玩一场终会胜利的游戏。他告诉我，22年前曾犯过一次错，二十出头时因携带少量可卡因被控轻罪，指控后来被撤销，甚至不会出现在背景调查中，但他说自己再也不想在任何方面躲藏。可即将上任的总统并不在乎诚实与品行，他将所有无身份移民与他口中的“非法怪物”——犯下滔天罪行的极少数人——混为一谈。

“这不是我努力的意义。”伊尔维说，“我不该得到这样的对待。”

伊尔维最后去了一趟布朗克斯一家墨西哥移民常去的杂货店。想家或是厌倦说英语时，他都会来这里。朋友们再次劝他不要走，让他先多攒点钱，或是再咨询律师——仿佛伊尔维这些年从未找过律师一样。他气愤地离开，回到家却满心悲伤，知道或许再也见不到这些朋友了。

那晚他安顿女儿们睡下，等待蕾切尔的父亲道格到来。凌晨三点左右，两人带着猫咪芒果，坐上伊尔维在脸书市集买的SUV，车里塞满了行李。

三天车程一路顺利，直到抵达得州南部一家挤满边境巡逻队的加油站。伊尔维突然恐慌发作，脸色惨白。他们本计划在一位世交家中过夜，可伊尔维的本能告诉他必须立刻出境。就职日当天，他已抵达老家圣洛伦索·卡卡奥特佩克。父母二十年来省吃俭用，用混凝土重建了房子，还加盖了一间房——足够容纳伊尔维、他的姐姐及各自易友。

伊尔维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沿着崎岖土路开到母亲继承的一小块田地。没有刺耳的汽车鸣笛，没有地下轰鸣的地铁，只有鸟鸣与树叶沙沙声。瓦哈卡澄澈的蓝天没有摩天大楼遮挡，让他着迷又不安。他每天在户外弯腰劳作数小时，在家族土地上翻土、修剪、采摘，太阳一升起来就满身大汗。他和亲戚一起种番茄、辣椒、洋葱，在露天市场售卖，收入仅够勉强保本。父亲说得没错——在墨西哥，活儿更累，钱更少，伊尔维很难适应。在纽约他不用地图就能走遍全城，在瓦哈卡却倍感迷茫。“我必须从头开始。”他对我说，“来到这里，仿佛在纽约的时光都白费了，我学到的一切都用不上。”

手机里不断刷到ICE人员砸碎车窗、将父亲按倒在地，孩子在后座哭喊的视频，他根本不敢看。多年前他和蕾切尔设想的预案——在被ICE拘留前让女儿们见到祖父母——根本不可能实现，他只会被强行拖走。他意识到，那时自己身不由己，如今依旧如此。

雪上加霜的是，亲戚们担心蕾切尔和女儿们永远不会来。他们无法相信，美国公民会放弃本国的特权，只为和伊尔维在一起。一位表亲对他说：“你得再找个妻子了。”

从中央公园小船上的那一刻起，蕾切尔从未想过抛弃伊尔维。但她常常愧疚，让他独自承担这段关系带来的心理重压。如今，她觉得该轮到自己牺牲，守护家庭完整。

没有伊尔维带着自制三明治接孩子们放学，萨拉和安娜学会了坐地铁，在家庭群聊里随时给他发消息更新动态。当朋友们为纽约顶尖初高中入学考试备考时，萨拉拒绝谈论自己的感受，整日沉浸在手机里。安娜的噩梦再次复发。她是五年级班级的毕业典礼发言人，演讲中提到伊尔维时泣不成声，而父亲正通过视频通话看着她。

暑假来临，市中心的移民法庭不断有ICE人员突袭，蕾切尔和女儿们开始拆解在纽约的生活。墙上的明信片和照片被取下，露出底下开裂的墙壁。蕾切尔沉迷于脸书上其他母亲的视频，她们记录着家庭自我驱逐的过程，诉说离开美国后的解脱。

萨拉和朋友们度过了最后一次过夜派对。两位朋友把她的手机拿到衣柜里，录下一段给她在墨西哥听的留言：“你是超棒的朋友，我们会超级想你。”

蕾切尔买了一辆拖车装剩余行李。同事们为她举办了惊喜送别派对。“那些告别更像是‘回头见’，”蕾切尔说，“和伊尔维的告别完全不一样。”副校长告诉我，找到能替代她水平的老师，需要数年时间。

蕾切尔在瓦哈卡为女儿们找到一所私立学校，也为自己谋得一份工作，年薪10700美元——即便在墨西哥乡村也远不够生活，与纽约12万美元的年薪相比更是天差地别。春天他们的房子就找到了买家，可直到7月交易仍未完成。没有伊尔维的收入，蕾切尔无力支付账单，债务不断累积。她告诉女儿们，8月1日无论房子卖没卖掉，都必须出发。

蕾切尔的父亲依旧无法接受现实。“我心碎不已，因为我近乎虔诚地相信这个国家。”道格对我说，可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搞砸了。”

蕾切尔和女儿们，还有猫咪凉拌菜和狗狗平托，本计划沿途游览景点，与美国告别。可出发时蕾切尔满心焦虑与挫败，一路只停下休息。她一路疾驰赶往边境，肾上腺素飙升。

伊尔维飞到墨西哥北部，陪她们完成最后两天车程。在父母家的第一晚，蕾切尔彻夜未眠、泪流不止，对伊尔维说自己喘不过气。他们互相安慰，若瓦哈卡不适应，就去墨西哥城；或是申请签证，搬去西班牙或加拿大。

正如道格所说：“如今整个世界都向你们敞开，除了你们的祖国。”

如今11岁的安娜，在新卧室贴上了几张百老汇海报；13岁的萨拉，挂起纽约朋友送的生日贺卡。两人把最爱的《纽约客》封面贴在墙上。

11月初我去探望他们时，一易友团聚已三个月。伊尔维依旧日出前就去农场，蕾切尔和女儿们早上6点出门，颠簸着开车上学，途中还要穿过一条小溪才能驶上柏油路。安娜说，搬家最难的是告别纽约的朋友，她花了很多年才交到这些挚友。她在新学校认识了一位同年从加拿大搬来的朋友，两人一起吃午饭，聊起在新地方重新开始的感受。萨拉则被一群女生簇拥着走在校园里，她们乐于跟她练习英语。尽管学校名义上是双语教学，老师却大多说西班牙语。课堂上，易友俩眼神呆滞，一脸茫然。

萨拉和安娜尽力在伊尔维面前掩饰不适。“我告诉自己，我不是唯一一个，要冷静。”安娜对我说，“以前有人这样做过，我相信她们最后都好好的。”她还说，“这会成为我大学申请文书里很棒的素材。”

可有时，痛苦还是会爆发。她们习惯了在学校名列前茅，如今却觉得什么都没学到。一天晚上，萨拉被作业难住，冲父母发火，喊出了伊尔维最害怕听到的话：“我又没选择搬来这里！”她跑回房间，伊尔维坐在客厅沙发上，两人各自落泪。

抛开这些情绪波动，一易友终于团聚，摆脱了在纽约挥之不去的恐惧，倍感欣慰。他们享受着露露做的饭菜：浓郁鲜香的牛肉、蔬菜炖鸡、堆满莎莎酱和豆子的松软玉米饼。儿孙绕膝，露露和马丁终于能安享晚年。

萨拉和安娜说，在墨西哥感觉更安全。蕾切尔也认同，却牵挂着留在纽约的亲友。她觉得他们太过亲近，看不清美国正在变成的样子。

蕾切尔在新学校教英语，大多用歌曲授课。成年后她第一次拥有空闲时间，却倍感无聊。布朗克斯的房子终于售出后，她买了几样家电提升生活舒适度：冰箱、烤箱、洗衣机，不用再用伊尔维母亲的混凝土搓衣板手洗衣服。他们还清了债务，可即便蕾切尔周末和课后给墨西哥富裕家庭的孩子做家教，剩下的钱也少得可怜。

他们庆幸自己有机会移民墨西哥：在美国没有需要照料的亲人，布朗克斯房子的售卖款支撑了这次搬迁。可定居后，生计依旧成问题。蕾切尔努力耐心等待伊尔维规划未来。他在美国连续工作多年从未停歇，如今明显情绪低落。他知道自己必须卖掉摩托车。白天在农场，他一直收听纽约英语电台Hot 97；晚上则刷着曾工作过的舞厅社交动态，跟蕾切尔说哪位艺人演出、谁起了冲突，直到蕾切尔忍不住打断：“我不在乎。”她恳求他放下纽约的过去。

他们试图用周末出游转移注意力，可每次上车，伊尔维要么沉默不语，要么情绪崩溃，之后自责好几天。蕾切尔起初气恼他无法享受旅途，后来才明白，伊尔维过往的所有出行都充满未知与危险，他从未有过和易友轻松旅行的经历，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快乐。

“我努力保持积极。”伊尔维对我说，可他觉得自己让易友失望了。他渐渐疏远女儿们，对美国的思念与日俱增。在瓦哈卡，一户同样来自美国的家庭邀请他们过在墨西哥的第一个感恩节。他咬了一口填料，突然失声痛哭。也就在这个月，他在照片墙上看到，ICE突袭了他常去的布朗克斯杂货店，一位在中餐馆做外卖骑手的父亲朋友被带走。

伊尔维努力通过参加生日、周年派对重新融入亲戚圈。（“半个镇子都是他的表亲。”蕾切尔对我说。）他带我去了一场派对，地点在一间水泥地面的小屋里，塑料长桌从厨房摆到客厅，碗里装满墨西哥卷配料。

我和伊尔维的两位姑姑坐在一起，切拉·圣地亚哥和布兰卡·门德斯，都年近七旬，一辈子生活在圣洛伦索·卡卡奥特佩克。她们的父亲曾往返美国，先是短期劳工，后来成为非法农场工。此后，数十位亲戚相继北上。切拉的哥哥90年代去了纽约，十个人挤一间房。

“他们说的美国根本不是真的。”他回来后说，“他们把你当牲口对待。”

布兰卡对我说，没有贫苦的墨西哥人，美国根本无法存在。“我希望所有在美国的墨西哥人都回来，”她说，“看看美国到底是什么样子。”

尽管伊尔维就坐在不远处，她依旧直白评价那些选择离开家乡的人：“有些人离开，是因为想要不属于自己的生活。在这里，我们活得真实。”

伊尔维沉默不语。美国是他长大成人、组建家庭、为人父母、拥有房产的地方，除了政府看重的身份，他在各方面都是模范公民。如今他照姑姑的意愿、照特朗普的意愿做了选择，开始承受这个决定的后果。被易友环绕的他，看上去却像个无家可归的人。

跨境迁徙的人，总会把一部分自己留在原地，即便归来，也无法完整拼凑。伊尔维19岁时就明白这个道理。全家决定离开美国一年后，蕾切尔和女儿们也渐渐体会到。去年圣诞节，她们回纽约探望蕾切尔的父母，萨拉立刻买了草莓糖霜夹心饼干，要带回瓦哈卡送给同学。晚上她会和新交的墨西哥男友打电话嬉笑。可蕾切尔不得不强行拉着萨拉和安娜，告别纽约朋友的玩耍邀约。孩子们问起几个月后春假再来游玩时，她总会转移话题。

她们在朋友家吃中式家常菜、俄式菜、多米尼加菜——那些纽约独有的多元体验，让她们无比怀念。一次在哈莱姆区拜访时，蕾切尔约我在附近咖啡店单独交谈。坐下来后，她终于崩溃大哭。每次听到女儿们说假期回到“家”很开心，她就满心愧疚。她看到孩子们学业上落后于纽约的朋友，便买了代数书亲自辅导。即便伊尔维在墨西哥安然无恙，她依旧被曾经对ICE的恐惧笼罩。整整一周，她都在父母面前压抑情绪，没人愿意先哭出来。

“我们已经拼尽全力了。”她对我说，“我想不出还能做什么。这就是留在这里最痛苦的地方。我们都是好人，我的孩子无比优秀，纽约能拥有她们，本该是一种幸运。”

她告诉我，几天前她去布朗克斯老街区看望叔叔，却刻意没开车经过那栋亮蓝色房子。邻居库奇说，有新家庭搬进去，几周后又搬走了。房子漆黑空旷，花园杂乱不堪，一张旧沙发摆在屋外，渐渐腐烂。

克鲁兹一家曾把全部心血倾注在那栋房子里，如今却仿佛从未存在过。蕾切尔根本不忍心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