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北平网红

“他不怕吃苦，也没有一般洋车夫可以原谅而不便效法恶习，他聪明和努力都足以使他志愿成为事实。”

——老舍·《骆驼祥子》

看到人力车夫这个词语，很多人想到了一个词“骆驼祥子”，或许在人们的印象中，人力车夫是个贬义词吧，虽然努力拼搏却换不来尊严的一种职业。

电影《骆驼祥子》剧照。

但是这组老照片中展示的人力车夫大多状态还不错，经常笑容满面，透露中另一种精神面貌。

在这组照片的注释中，人们普遍把这位车夫认作八大铁帽子王之一克勤郡王的后裔，即末代克勤郡王晏森，并配有描绘生动的小故事。诸如人们抢着去坐这位王爷的车，溥仪因为他拉车辱没了皇族身份，怒斥之后却又给了钱令其改行等等。“清朝最后一位铁帽子王,万贯家财挥霍一空,晚年靠拉车维持生活”“晚清最后一位铁帽子王爷晏森：败光家产卖祖坟,清风两袖成车夫”。是最为常见的标题。

这样的故事固然传奇，这组鲜活的影像更为这样的叙述添色不少，人们愿意相信这位圆头圆脑，憨厚中又带着些许精明的车夫，就是家财散尽的末代王爷，带着看淡世事的笑容，乐呵呵地奔跑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中。但其实这些故事纯属臆测，这位人力车夫自有其精彩的故事。

事实上，这组照片出自美国《LIFE》杂志著名摄影师迪米特里·凯赛尔之手，拍摄于1946年5月。而凯赛尔的搭档、著名记者约翰·赫西在《LIFE》杂志上，则用近九页的篇幅，讲述了这位洋车夫的故事，也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记录。

Dmitri Kessel，1902 年 8 月 20 日－1995 年 3 月 26 日，战地摄影记者、《生活》杂志专职摄影师。

Dmitri Kessel出生在基辅，在俄罗斯波多里亚省（现为乌克兰）长大，十岁起，Kessel在俄罗斯波尔塔瓦军事学院接受训练，担任骑兵军官，后来在波苏战争（1919-21年）期间加入了苏联红军与波兰的战役。

1923年，Dmitri Kessel移民美国，从事皮草行业与俄语报纸翻译工作，1934年，他进入Ben Magid Rabinovitch（1884-1964 年）摄影学院，并利用自己此前的人脉为工厂拍摄照片，后成为Henry Luce 's Fortune的自由撰稿人。 1939年，他开始负责报道二战，最终在五年后成为life的战地记者，他为life工作了33年。

他的照片主要记录了内战结束前北京的景观建筑、中国的民生状况、人物肖像。 这些照片主要拍摄于 1940至1954 年，拍摄地主要有北京、上海、重庆、长江沿岸等地。

在这张近景中，可以看出车牌号。

这篇文章发表在1946年6月3日的《LIFE》杂志上，题目是“34号人力车夫”。34号，来自于他的洋车编号。在当时的北平，洋车夫的类型有多种，较为常见的，是拉包月、拉散座和拉牌儿车的。包月和散座较好理解，牌儿车则特指在北京饭店、东交民巷一带，专拉外国人的一类。在他们的车上，会有专门的铭牌，以辨识身份。

在照片中也可看到，在他那辆被擦得簇新的洋车座椅扶手上，有“Q.D.34”的铭文，Q.D.即是法文“Quartier Diplomatique”，外交区域的意思。显然，这位34号车夫，便是这样一位在使馆区里讨生活的拉牌儿车的。

在这篇文章中，或许是相貌憨厚，看起来有点佛相的人力车夫被取了个“Buddha”的外号，我们则不妨称呼其为佛爷。

▲推测是在家门口，老父亲与三个儿子的合影，一家两代，均以拉车为生

▲作为六国饭店这个车口的负责人，佛爷手中也掌握着一份不大不小的权力

“穿长袖白小褂，黑的或蓝的布裤子，裤筒特别肥，脚腕子系着细腿带，脚穿双脸千层底黑布鞋。”这是当时旧京“拉客座”的洋车夫最标准的打扮。

真是很有佛相，这外号取得恰当。

“佛爷”有很好的镜头感

▲佛爷绘声绘色地为他的顾客讲述着古迹中的故事，这位多次出现在镜头中的外国女人叫Eve·Newton，是当时国际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

佛爷拉着Eve·Newton奔跑在东长安街上

一边跑车一边讲北京的典故

让Eve·Newton入迷的讲解

▲在作为“北平第一招待所”的六国饭店门前，佛爷和同行们从小贩那儿解决午餐问题。“WASC”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旨在为来华美军提供全方位服务，其中在北京设有多处招待所，多为当时著名的酒店。

在绸缎庄做导购

除了提供拉车服务，“佛爷”这类拉牌儿车的洋车夫还身兼导游、导购等多重身份，比如他会把顾客带到前门外的一些商店。如果客人看上了某件商品，他就会代为询价。价要高了，他会假装和客人一样愤慨；价要低了呢，他也会和店家一样，露出尴尬和无奈的神色。在他的左右撮合下，最终会以一个客人觉得很便宜，而店家足够有赚头的价格成交，皆大欢喜。

打包商品时，他会消失一小会儿，说是进里屋喝口茶，再把客人拉回家。客人会给他一笔不菲的小费，店铺的主人也会在小本子上记下购买的日期和金额，到年底给“佛爷”一笔可观的回扣。

▲佛爷和他的小舅子。小舅子稚气未脱，已经接过了姐夫的一辆旧车，开始跑生活。

撂跤组照

挂满照片的小屋

与大多数车夫不同，“佛爷”独具个性。在他家的墙上、镜子前，布置了许多照片，有他和外国客人的合影（他曾作为一个丹麦作家的向导去了草原）、练习摔跤的场景、穿着借来的海军陆战队军服拍的个人照等。这些布满好几面墙的照片、合影，与并不宽敞的小屋形成了颇为有趣的对比。在并不富裕的生活中，“佛爷”似乎自有一番天地。

▲自家小院里的合影，正中的是佛爷的老父亲，身边是他其中一位兄弟，以及媳妇、孩子们。门上对联里还有“但求战事和平一家团聚”的字样，或许在抗战中也经受了离乱之苦

在这篇文章和Dmitri Kessel的照片之外，佛爷还曾出现在另一位著名摄影师的镜头之下。

1948年12月，他曾出现在布列松的镜头中，当时的身份，或许还是车夫、翻译及向导。凯赛尔与布列松相熟，很可能向即将赴京的布列松推荐了这位车夫。“佛爷”也给布列松留下了好印象，他曾在笔记中提及这位最喜欢的“34号车夫”。

出现在布列松的照片中。

出现在1948年12月11日新兵入营仪式上的“佛爷”。

无论如何，“佛爷”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可以想见，在时下这个自媒体时代，他很可能会成为一位有着众多粉丝的“网红”。即便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已经在京城里获得了相似的身份和地位。

他的后半程人生鲜为人知，或许他的儿女后辈尚在，能为我们讲述余下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