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女子救乌鸦养4年,怪事接连发生,科学竟无法解释。
她救了一只乌鸦,四年间怪事不断,科学无法解释,直到那天真相终于浮出水面
林晚棠永远记得那个傍晚。
四年前的深秋,她在回家路上看见一只乌鸦蜷缩在梧桐树下。它的右翅以一种不正常的角度垂着,羽毛凌乱,沾着暗红色的血迹。鸟喙微张,胸口的起伏微弱得几乎看不见。
林晚棠蹲下来时,乌鸦努力睁开了眼睛。那是一只漆黑的瞳孔,像一粒被遗落在尘埃里的黑曜石,里面倒映着她迟疑的面容。
她犹豫了大概十秒钟。出租屋的房东明文规定不许养宠物,而她每月的工资除去房租和饭钱,只剩下不到八百块。
乌鸦把脑袋歪向一边,喉咙里发出极轻的一声“嘎”,像是叹息,又像是请求。
林晚棠脱下自己的围巾,小心翼翼地把鸟包了起来。
那一晚,她用纸箱在阳台上做了一个简易的窝,用镊子把碎掉的虫子拌成糊状,一点一点喂进乌鸦嘴里。鸟啄碰到她指尖的时候,她感觉到一种微凉的、战栗的柔软。
“你要是能活下来,”她轻声说,“我就叫你阿归。”
阿归活了下来。
它的右翅骨折严重,林晚棠带它去了宠物医院。兽医说手术加后续护理至少要三千块。她沉默了很久,然后把自己那件一直舍不得穿的呢子大衣挂上了二手网站——那是她工作第一年用年终奖买的,原价两千二,最后卖了六百。
手术后的第一个月,她每天清晨五点半起床,给阿归换药、喂食、做翅膀复健。乌鸦很聪明,似乎明白她在帮自己,每次换药时疼得浑身发抖也不啄她,只是用那只完好的翅膀轻轻盖住她的手背。
阿归痊愈后没有飞走。它蹲在窗台上,歪着头看林晚棠在屋里走来走去,偶尔发出几声低哑的叫声。林晚棠试过打开窗户,把食物放在外面,示意它可以离开了。乌鸦站在窗沿上,风吹起它重新长好的飞羽,它回头看了她一眼,然后跳回了屋里。
“你要留下来?”
“嘎。”
从那天起,阿归正式住进了她的生活。
林晚棠是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姑娘。二十六岁,在城东的一家会计事务所做初级审计员,性格安静,不善交际,朋友圈里除了工作动态就是一些花草的照片。她父母在老家县城开了一家小面馆,每年春节她回去一趟,带着母亲腌的辣酱和父亲炒的核桃仁回来,一个人吃完,一个人收拾,一个人对着空碗发一会儿呆。
阿归的到来没有改变她的孤独,但改变了孤独的质地。
以前她的房间是寂静的,像一潭死水。现在有了鸟叫声,有了翅膀扑棱的声音,有了另一个生命存在的气息。她下班回来,钥匙刚插进锁孔,就能听见屋里传来的“嘎嘎”声,急切的、欢快的,像在说“你终于回来了”。
她开始习惯对着乌鸦说话。
“阿归,今天那个客户又改报表了,第三版了。”
“嘎。”
“阿归,楼下超市的方便面涨价了五毛钱。”
“嘎。”
“阿归,你说人是不是也像鸟一样,有时候翅膀好了也不想飞走?”
乌鸦歪着头看她,黑眼睛亮亮的,没有回答。
怪事是从第二年春天开始出现的。
那天林晚棠加完班回家,发现客厅的茶几上多了一样东西——一枚铜钱。准确的说是半枚,边缘磨损得很厉害,中间方孔的棱角已经被岁月磨圆了,上面依稀能看出“熙宁”两个字。北宋的铜钱。
她第一反应是楼上邻居家掉下来的,可她住顶楼。第二反应是自己记错了,也许本来就在那里。她把铜钱收进了抽屉里,没有多想。
但事情没有停止。
一周后,她早起刷牙时发现洗漱台上多了一朵完整的白色山茶花,带着露水,花瓣上连一个折痕都没有。她住的小区绿化一般,最近的茶园在两条街外的公园里。
她把花插进玻璃杯里,站在窗前往外看了很久。楼下是空荡荡的街道,对面楼的窗户黑漆漆的,没有任何异常。
阿归蹲在窗台的花盆边上,专心致志地梳理自己的羽毛。
又过了几天,她发现冰箱里多了一盒切好的水果。芒果、猕猴桃、草莓,都是她喜欢但平时不舍得买的品类。保鲜膜上没有任何超市标签,像是手工包的。
林晚棠开始感到不安。
她问过邻居,问过物业,甚至去门卫室查了监控。监控显示每天晚上九点以后,她家门口的走廊就再也没有人经过。但东西确实在出现,每次都是在她不在家的时候,每次都是悄无声息的。
她换了一把更贵的门锁,花了她半个月的伙食费。但没用。有天她下班回来,发现玄关的鞋柜上放着一本旧书——黑塞的《荒原狼》,扉页上有人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你也觉得这世界很难吧。”
林晚棠的手开始发抖。
她报了警。警察来看了现场,检查了门窗,没有发现任何撬动的痕迹。年轻的民警挠着头说:“林女士,会不会是你自己买的然后忘了?工作压力大,有时候会这样的。”
“我没有买这本书。”
“那可能是朋友送的?”
“我没有朋友会这样送东西。”
民警看着她,眼神里有一种微妙的、欲言又止的同情。林晚棠读懂了那个眼神——在别人眼里,她大概是一个孤独到开始出现幻觉的单身女人。
她关上门,背靠着门板坐了很久。阿归从窗台上飞下来,落在她膝盖上,用喙轻轻啄了啄她的手指。
“阿归,”她的声音有些哑,“是不是有人在看着我?”
乌鸦没有叫。它只是安安静静地蹲在她膝头,像一团黑色的、沉默的慰藉。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那年夏天。
林晚棠所在的会计事务所接了一个大项目,全组连续加班三周。她在第三周的周四凌晨两点突发急性阑尾炎,疼得蜷缩在工位下面的地板上,手机掉出去老远,够不着。
办公室里只有她一个人。
她试着喊了几声,声音被空旷的办公区吞噬得一干二净。她拼命往桌腿的方向爬,手指离手机差着大约半米的距离,但那半米在当时的感觉里像一条无法跨越的河。
疼痛让她的意识开始模糊。她听见自己的呼吸声越来越重,眼前的东西开始出现重影。就在她觉得可能要这样昏过去的时候,办公室的灯突然亮了。
不是那种正常的日光灯管的光,而是一种温柔的、偏黄的光源,像是有人举着一盏老式台灯走了进来。
她没有看见任何人。
但她的手机被推过来了。准确地说,是贴着地面滑过来的,稳稳地停在她手边。屏幕上已经拨出了120,正在等待接通。
她后来无数次回想那个场景,始终无法解释。办公室的门是密码锁,监控显示那个时间点没有任何人进出。她的手机原本在五米外的桌子上,没有外力作用的痕迹。
急救人员赶到时,她已经疼得快失去意识了。迷迷糊糊中,她听见一个声音,很轻,像是有人在耳边说的,又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的——
“别怕,我在。”
声音是男性的,年轻的,带着一种奇怪的熟悉感,像她在梦里听过很多次。
手术醒来后,医生告诉她,再晚二十分钟就有生命危险。她躺在病床上,看着天花板上惨白的灯管,忽然毫无征兆地哭了。不是害怕,是某种她说不清楚的情绪——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了胸腔里最柔软的地方,酸涩的、滚烫的、无处安放的。
住院那几天,阿归被同事帮忙照看着。但她每天都会收到一束花,不是什么名贵的品种,有时是路边的野雏菊,有时是几枝桂花,有时甚至是一把狗尾巴草,用麻绳扎得整整齐齐,放在护士站,让护士转交。花束里从来没有卡片,没有任何能追溯来源的信息。
护士们私下议论纷纷,说这是哪个暗恋者的浪漫手段。林晚棠把花放在床头柜上,一朵一朵地数着花瓣,心里的疑惑像水面下的暗流,越来越深。
她出院那天,主治医生来查房,犹豫了一下,递给她一张纸条。“这是你昏迷的时候,放在你枕头边上的。我不知道是谁放的,当时你病房里没有别人。”
纸条上只有一行字,笔迹和《荒原狼》扉页上的一模一样:
“你救过我一次,我护你一世周全。”
林晚棠捏着纸条,站在医院走廊里,午后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她忽然想起四年前那个深秋的傍晚,想起梧桐树下那只奄奄一息的乌鸦,想起那双倒映着她面容的黑眼睛。
一个荒唐的念头像闪电一样劈开了她脑海中的迷雾。
她几乎是跑着回到家的。
阿归站在窗台上,看见她进来,扑棱着翅膀飞到她肩上,用脑袋蹭她的耳朵。她侧头看着这只乌鸦,第一次如此认真地看它——它比一般乌鸦大了一圈,羽毛黑得发亮,在光线下泛着幽蓝色的金属光泽。它的眼睛依旧是那种深不见底的漆黑,但此刻她总觉得那里面藏着什么,藏着某种她一直视而不见的东西。
“是你吗?”她哑着嗓子问。
阿归歪着头看她。
“那些东西,那些花,那本书,那个电话……是你吗?”
乌鸦沉默了很久。然后它从她肩上飞下来,落在茶几上,用喙叼起茶几上的一支笔——那是她随手放着的圆珠笔——然后跳到了摊开的笔记本上。
林晚棠屏住呼吸,看着乌鸦用嘴衔着笔,在纸上歪歪扭扭地写下了两个字:
“是我。”
她的腿软了,靠着墙慢慢滑坐到地上。
乌鸦放下笔,转过头来看她。那双黑眼睛里有一种她从未见过的神情——不是动物的懵懂,而是一种属于人类的、深沉的、带着歉意的温柔。
“你到底是什么?”她的声音在发抖。
乌鸦低下头,似乎在思考。然后它再次衔起笔,一笔一画地写:
“以后告诉你。”
林晚棠没有逼问。她用了三天时间来消化“自己养的乌鸦会写字”这件事,又用了一周来接受“这只乌鸦可能不是一只普通的乌鸦”。她的世界观在这十一天里被反复打碎又重建,最终她选择了一种近乎荒谬的平静——不管阿归是什么,它救了她的命,这就够了。
但生活显然不打算让她就这么轻描淡写地翻篇。
第三年的冬天,林晚棠的父亲在老家被查出肺部有阴影。县医院的医生说是肿瘤,建议去省城确诊。母亲在电话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父亲在旁边大声说“哭什么哭,还没确诊呢”,声音里却带着掩饰不住的颤抖。
林晚棠请了假,买了最近的一班火车票。她走之前把阿归托付给邻居,乌鸦蹲在窗台上看着她收拾行李,一动不动,像一尊黑色的雕塑。
她在火车上坐了一夜,没合眼。窗外的夜色像一条无尽的隧道,她的眼泪无声地滑下来,擦掉,又滑下来。
到省城后,她带着父亲辗转了两家医院,做了各种检查。等待结果的那几天,她住在医院附近的小旅馆里,每天晚上听着父亲的咳嗽声从隔壁房间传来,一声一声,像钝刀割在她心上。
第四天,结果出来了。
不是恶性肿瘤,是良性的结节。医生说不需要手术,定期复查就行。母亲当场哭了出来,父亲红着眼眶说“我就说没事吧”,声音是哑的。
林晚棠坐在医院走廊的塑料椅上,浑身的力气像被抽空了一样,她想笑,嘴角却怎么都翘不起来,最后只是把脸埋进掌心里,肩膀一抽一抽地抖。
她回到出租屋的时候,阿归站在窗台上,歪着头看她。她走过去,把乌鸦捧在手心里,额头抵着它温热的身体,低声说:“阿归,我爸没事。”
乌鸦用喙轻轻梳理她的头发。
那天晚上,她在枕头下面发现了一张纸条:
“我说过的,一世周全。”
她握着纸条,在黑暗中睁着眼睛,听见窗台上阿归偶尔发出的细微声响。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道银白色的光带。她忽然觉得,这间小小的出租屋,这个她曾经觉得冷清得像个盒子一样的地方,此刻温暖得让人想哭。
但秘密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
第四年的春天,林晚棠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翻开了阿归平时最喜欢蹲的那本旧词典——那是一本她从旧书摊上淘来的《辞海》,一直放在窗台下面当垫脚的东西。词典的硬壳封皮下面,夹着厚厚一叠纸条。
她一张一张地翻看。
最早的一张日期是两年前,上面写着:“今天她加班到很晚,我去给她热了牛奶,但她没发现。”
另一张:“她感冒了,我去药店买了药放在她床头。她以为是邻居放的。也好。”
再一张:“她在阳台发呆了一个小时。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她在想家。”
还有:“她今天笑了。因为楼下那只橘猫翻了个肚皮。她笑起来真好看。”
“她剪了头发。新的发型很适合她。但她好像不太满意,照了很久的镜子。”
“她今天哭了。那个客户骂了她。我想去找那个人,但我不能。我只能在她睡着以后把她的报表改好。她明天会发现数据对上了。她会以为是系统出了bug。”
“她妈妈打电话来说家里生意不好。她挂完电话发了很久的呆。我把攒了半年的钱放进她的钱包里了。她数钱的时候一脸困惑。那个表情很可爱。”
“今天是她生日。她一个人吃了一碗泡面。我飞了很远的路,去山里摘了最早开的那枝桃花,放在她门口。她开门的时候看见花,笑了。但她也哭了。她说了一句‘是谁啊’。我没有回答。我不能回答。”
林晚棠的手抖得几乎拿不住那些纸条。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纸上,把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迹洇开了。
最后一张纸条日期是昨天:
“她不知道我能写这么多字。她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但我不能告诉她太多。我怕她害怕,也怕她知道以后,就不再像现在这样对我了。她不知道,能蹲在她窗台上,看她安安静静地睡一晚上,对我来说就够了。”
她攥着那张纸条,站在窗前。阿归蹲在窗台上,歪着头看她,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异常。
“你到底是什么?”她第三次问出这个问题。
这一次,乌鸦没有写字。它沉默了很久,久到林晚棠以为它不会回答了。然后它张开嘴,发出了一个声音。
不是“嘎”。
是一个人的声音。年轻的,男性的,带着一种沙哑的、像是很久很久没有说过话的生涩感。
“我……是个人。”
林晚棠手里的纸条散落一地。
那个声音断断续续地继续着,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喉咙深处艰难地挖掘出来的:
“我……叫沈昼。四年前……那天,我出了车祸。车翻了,我卡在里面。没有人来。我在那棵梧桐树下面……等了很久。天黑了,又亮了。我以为……我要死了。”
“然后你来了。”
乌鸦的黑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烁,那不是光线反射,那是某种更湿润的、更像人类情感的东西。
“你没有看见我。你只看见了那只乌鸦。那只乌鸦……已经死了。它在车祸里就死了。但我……我不知道怎么解释。我出窍了?我的意识……附在了那只乌鸦身上。你救的不是乌鸦,你救的是我。”
林晚棠觉得自己的大脑在尖叫。她想说“这不可能”,想说他疯了,想说自己一定是出现了幻觉。但她的脚钉在地上,她的眼睛无法从那双黑眼睛上移开——那双眼睛里有一种她无比熟悉的东西,那是她在纸条上读了两年多的东西,那是孤独、感激、小心翼翼的爱意。
“那你……你的身体呢?”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的。
乌鸦低下头:“死了。第二天找到的。我……回不去了。”
房间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时钟的秒针走动的声音。楼下有人在小声说话,远处有救护车的鸣笛声,窗外有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这个世界的所有声音都在正常地、按部就班地继续着,只有她房间里的空气像是凝固了一样。
“所以是你。”林晚棠的声音很轻,“所有的东西,都是你。”
“是我。”
“那个铜钱?”
“我在工地附近的土里捡的。你……你上次在手机上看古董鉴定节目的时候,说那枚铜钱很漂亮。”
“山茶花?”
“你公司在的那个园区里有。你每天经过的时候都会看一眼。”
“120的电话?”
“我用你的手机拨的。我的喙……不太好操作。”
“医院里的花?”
“我飞去找的。狗尾巴草是路边拔的。扎得不太好,我练了很多次。”
“那些钱?”
“我捡了一年的废品。瓶子、纸板、易拉罐。攒了半年才攒够那些钱。放进你钱包里的时候,我数了三遍,怕少了。”
林晚棠的眼泪像断了线一样往下掉。她想象着一只乌鸦,一只翅膀曾经断过的乌鸦,用嘴衔着瓶子一个个扔进废品袋里,用爪子扒拉纸板一张张叠好,再一趟一趟地运到废品站。它做这些事的时候不能被别人看见,不能引起注意,只能挑最隐蔽的路线,在最安全的时间。
一只乌鸦,攒了半年的废品,换来了她母亲在电话那头稍微松一口气的声音。
“你为什么……”她的声音碎了,“你为什么要做这些?”
乌鸦看着她,用那个沙哑的、不属于任何鸟类的声音说:
“因为你蹲下来看我的那个眼神。”
“这四年来,只有你蹲下来看我的那个眼神,像在说——‘你值得被救’。”
“我这辈子,不对,我上一辈子,从来没有人用那种眼神看过我。”
林晚棠蹲下来,和乌鸦平视。她伸出手,轻轻抚摸它光滑的羽毛。阿归——沈昼——没有动,安静地让她摸,黑眼睛一瞬不瞬地看着她。
“你不怕吗?”他问。
“怕什么?”
“怕我。一个……鬼魂?一个附在乌鸦身上的死人?”
林晚棠想了想。奇怪的是,她不怕。她应该怕的,任何正常人都会怕。但她此刻心里涌动的不是恐惧,而是一种铺天盖地的、几乎要将她淹没的心疼。
她心疼一只攒了半年废品的乌鸦。她心疼一个在梧桐树下等了一夜的人。她心疼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迹,那些没有人看见的飞行,那些不被理解的、沉默的、小心翼翼的守护。
“你一个人,”她的声音在发抖,“你不孤独吗?”
乌鸦的喉咙动了动,像是咽下了什么很硬的东西。
“孤独。”他说,“但是有你在,就好多了。”
那天晚上,他们聊了很久。沈昼告诉她自己出事前的事——二十四岁,大学刚毕业两年,在一家小公司做平面设计,喜欢画画,喜欢听民谣,不太会说话,朋友不多。那天晚上他开车回老家,路上为了避让一只突然窜出来的野猫,方向盘打猛了,车翻进了路边的沟里。
“那只猫跑掉了。”他说,“我看见它跑掉的。然后我就觉得……好像也没什么遗憾。至少它活下来了。”
“然后你就变成了一只乌鸦?”
“我当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只知道自己还在,但是在一个很小的、很暗的地方。我动不了,浑身都疼。后来我才知道,那只乌鸦被车祸波及了,翅膀断了,掉在树下面。”
“所以你附在了它身上?”
“我不确定是不是‘附’。更像是……我被困在里面了。我试过离开,但是不行。我好像和这只乌鸦绑在一起了。一开始我以为是暂时的,后来一天天过去,一个月过去,一年过去……我就知道,我大概回不去了。”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怎么说?用嘴衔着笔在你本子上写‘你好我是个人’?你会疯的。”
林晚棠被逗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
“而且,”沈昼的声音低了下去,“我怕你知道了以后,会把我赶走。或者……怕你。我好不容易有一个人可以说说话,我不想失去。”
“所以你宁愿当一只乌鸦。”
“当你的乌鸦,挺好的。”
窗外的月光很亮,照在乌鸦的羽毛上,泛出幽蓝的光。林晚棠伸出手,让阿归跳到她的掌心上。它的身体很轻,温热的,心脏在急促地跳动着。
“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她问。
“不知道。”沈昼说,“可能就一直这样吧。乌鸦的寿命大概有十几年,我还能陪你一阵子。”
“然后呢?”
“然后……”他的声音里有一丝苦涩,“然后就真的消失了。”
林晚棠没有说话。她把乌鸦小心翼翼地放在枕边,侧过身看着它。月光下,一人一鸟的影子交叠在一起,投在白色的墙壁上,像一幅沉默的画。
“我不会赶你走。”她说,“你也不用再偷偷摸摸地做什么了。想写字就写,想说话就说。我会慢慢习惯的。”
“……你不怕邻居听见乌鸦说人话?”
林晚棠想了想:“那你还是小声点。”
乌鸦发出了一个很轻的笑声,那是人类的笑声从鸟喙里挤出来的样子,怪异又温暖。
日子就这样过了下去。
林晚棠开始习惯和一只乌鸦对话。关上门以后,沈昼会用那个沙哑的、低低的声音和她聊天。他说自己以前的事,说小时候在乡下抓泥鳅,说大学时第一次画水彩画把整张纸涂成了灰色,说他最喜欢的一首歌是《南山南》,说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好好跟父母告别。
“他们不知道你还活着?”林晚棠问。
“知道。他们知道我的身体没了。但不知道我还……以这种方式存在着。”
“你想让他们知道吗?”
沈昼沉默了很久。“不。他们好不容易开始走出来了。我不能……再把他们拉回去。”
林晚棠理解这种心情。她没有追问。
作为回报,她也开始跟他说自己的事。说小时候父母忙着开店,她经常一个人在家对着墙壁说话。说上学时成绩一般,不是不聪明,是总走神,老师说她“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说她其实很怕过年回家,因为亲戚们总会问她有没有对象,而她连一个可以想念的人都没有。
“现在有了。”沈昼说。
她愣了一下。
“你有可以想念的人了。”他的声音轻轻的,“我。”
林晚棠的耳根红了。她假装去倒水,站起来的时候差点被自己的脚绊倒。身后传来乌鸦低低的笑声。
“你笑什么笑。”
“没笑。乌鸦不会笑。”
“你刚才明明笑了。”
“你听错了。那是乌鸦叫。”
“沈昼!”
“好好好,我错了。”
这样的日子,简单,温暖,带着一种奇异的、不合常理的幸福。林晚棠有时候会在深夜醒来,听见枕边乌鸦平稳的呼吸声,会觉得这个世界很荒谬——她爱上了一只乌鸦。或者说,她爱上了一个困在乌鸦身体里的灵魂。
她知道这不正常。她知道这不可能有结果。她知道乌鸦的寿命只有十几年,而她已经三十岁了。她知道有一天,阿归会老去,会闭上眼睛,再也醒不过来。而这一次,不会再有任何奇迹。
但她没有转身离开。她做不到。
就像四年前她做不到对一只濒死的乌鸦视而不见一样。
最后的转折发生在一个毫无征兆的下午。
林晚棠在事务所接到一个电话,是老家打来的。母亲的声音在发抖:“棠棠,你爸……你爸他突然晕倒了,现在在抢救。医生说可能是脑溢血……”
她的脑子一片空白。她甚至不记得自己是怎么挂的电话,怎么请的假,怎么跑出办公室的。她只记得自己疯狂地往家跑——她需要拿身份证和银行卡,她需要赶最近的一班火车。
她推开家门的时候,阿归没有像往常一样飞过来迎接她。
“沈昼!”她喊了一声,声音是劈叉的,“我爸爸出事了,我得……”
她的话停住了。
客厅中央站着一个人。
一个年轻的男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衬衫,头发有点长,乱糟糟的,脸色苍白得近乎透明。他的五官很普通,眉眼温和,嘴唇很薄,下巴上有一颗小痣。他看起来大概二十三四岁,瘦削,像是大病初愈的样子。
他站在那里,微微发抖,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林晚棠的手机从手里滑落,摔在地上。
“你……”她的嘴唇在哆嗦。
那个年轻男人看着她,眼眶通红,用一种她无比熟悉的、沙哑的、带着哽咽的声音说:
“我……变回来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刚才跑回来的时候,我在窗台上等你。然后……然后我忽然觉得浑身发烫,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身体里炸开了。等我反应过来,我就……站在这里了。”
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人类的双手,十根手指,有指甲,有掌纹。他把手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像是不敢相信。
“但是我不知道能维持多久。”他的声音在发抖,“也许下一秒就变回去了,也许……林晚棠,你别哭。”
她没意识到自己在哭。她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满手都是湿的。
“你快走。”她忽然说。
“什么?”
“你不是说不知道能维持多久吗?你快走,去医院,去见我爸爸。你不是说要护我一世周全吗?那你现在就跟我去。我要你以人的样子,站在我旁边。”
沈昼愣了一秒。然后他笑了。
那是一个很好看的笑容,干净的、明亮的、带着四年积压的所有渴望和温暖。
“好。”
他们在火车上的三个小时里,沈昼一直在变。有时候他的手指会突然变成鸟爪,几秒后又恢复。有时候他的声音会突然变成乌鸦的叫声,他咳几下才能继续说人话。他像是在两个形态之间反复拉扯,每一次转变都伴随着剧烈的疼痛,额头上的冷汗一颗一颗地冒出来。
但他没有退缩。他握着林晚棠的手,握得很紧。
“你怕吗?”她问。
“怕。”他老实地说,“怕突然变成乌鸦,吓到别人。更怕……来不及见到你爸爸。”
“为什么一定要见他?”
沈昼转过头看她,眼神认真得像是在看一件失而复得的珍宝。
“因为我欠你一个交代。”他说,“你救了我一次,养了我四年。我要当着你家人的面,告诉他们,从今以后,换我来照顾你。”
“你拿什么照顾?”林晚棠含着泪笑了,“你连个身份证都没有。”
“……这倒是个问题。”
他们一起笑了。笑着笑着,林晚棠靠在了他肩上。他的肩膀很瘦,硌得她脸颊有点疼,但温度是真实的。是人的温度。
到了医院,父亲已经脱离了危险期。医生说出血量不大,送来得及时,没有大碍。
林晚棠推开病房门的时候,母亲正在给父亲擦脸。两个人看见她身后的陌生青年,都愣住了。
“爸,妈,这是……”她深吸一口气,“这是沈昼。我……男朋友。”
她撒了谎。或者说,她给一个还没有名字的关系安上了一个世俗的称呼。
沈昼深深地鞠了一躬:“叔叔好,阿姨好。对不起,来得匆忙,什么都没带。”
父亲躺在床上,虚弱地打量着他。母亲的反应快一些,连忙搬椅子倒水,嘴上说着“来就来嘛带什么东西”,眼睛却不停地在女儿和这个陌生青年之间来回转。
那天晚上,沈昼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坐了一夜。他的形态已经稳定了很多,变回乌鸦的次数越来越少,间隔越来越长。他不知道这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不知道原因,不知道答案。科学无法解释,命运无法预测。
他只知道一件事——他想留下来。
第二天清晨,林晚棠推开病房门,看见沈昼站在走廊尽头的窗户前。晨光从他身后照进来,给他的轮廓镀上了一层金色的边缘。他回过头来看她,眼神温柔得像四年前那个深秋的傍晚,她蹲下来时,乌鸦看她的那个眼神。
“还没变回去。”他说,语气里有一种小心翼翼的惊喜。
“那就别变回去了。”她走过去,站在他面前,仰头看着他。
“我可能明天就……”
“那就明天再说。”
“我连身份证都没有。”
“那就去补办。”
“我没有任何社会关系。”
“你有我。”
沈昼沉默了。他的眼眶慢慢红了,嘴唇抿成了一条线。
“林晚棠,”他的声音哑得像砂纸,“你知道吗,我当乌鸦的时候,每天最幸福的事,就是看你睡觉。你睡着的时候眉头是松开的,不像白天那样总是皱着。你有时候会说梦话,说什么‘这个报表不平’,特别好笑。你有时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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