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年内蒙羊倌特批为刑侦人员，后成为“步法追踪”鼻祖，此人是谁

1959年腊月二十九的夜里，内蒙古赤峰一带的风格外硬。乡间已经是家家户户贴好了春联，锅里腾着热气，年味正浓。就在这样的晚上，赤峰水地公社供销社打来电话，说库房被人撬了，现金和布匹糖果统统不见了，一屋子人站在空空的柜台前，谁都说不出个头绪来。

案子不算惊天动地，却闹得人心不安。当时的条件有限，别说监控，连像样的刑侦设备都很紧张。民警们忙到半夜，翻遍现场，也就只从门口到场院发现了几片残破的鞋印和光脚印。看得见，却读不懂。有人嘟囔一句：“要是能听懂地上的话就好了。”话是玩笑，可这次偏偏就有人真能做到。

有意思的是，那个人并不是专业刑警，而是当地人口中的“放羊老马”。后来全国刑侦战线耳熟能详的名字——马玉林，正是从这一次“小案子”起，被硬生生推上了更大的舞台。

一、羊群里的“码踪人”

1906年，马玉林出生在内蒙古赤峰一个普通农家。家里穷得很，11岁刚过，就被人领到地主家帮着放羊。那时候的放羊娃，一天就跟在羊屁股后头，风吹日晒挨个尝，饿了啃冷窝头，冷了缩在土坎后面打哆嗦。

真要命的，并不是挨饿受冻，而是丢羊。那年月，羊就是地主的命根子。要是少了一只，别说小孩，就是一家人都赔不起。偏偏周围荒山多、道也乱，三天两头就有小偷顺手牵走牲口，官府不管用，报了官也多半没下文，羊倌只能自己想办法。

慢慢地，放羊的人就学会了一门“混饭的本事”：沿着蹄印找羊。有人叫它“码踪”。谁家的牛马骡驴走过，地上都会留下印记，粗心人只看见泥点子，老羊倌却能看出门道。羊瘦不瘦、腿长不长、走得急还是慢，都能从地上看出来。

马玉林没念过几天书，认不得几个字，对脚下这一摊泥土却格外上心。天还没亮，他就摸到羊圈，看圈口的蹄印；太阳快落山，他又要沿着山坡一点点蹭回来。日子一久，他自己也说不清是哪一天起，眼里那些零乱的蹄印，突然像有了章法。

有一次，地主家丢了几只羊，急得暴跳如雷。马玉林低着头，一句话不说，围着羊圈转了两圈，顺着一串不太显眼的蹄印往西北沟里钻。山风大，地面干，一路上印子断断续续，旁人早就看不出什么，他却偶尔停下，弯腰瞅一眼地表翻起的一块石头或者压在草根上的泥痕，然后继续往前拉线。走出十几里，果然在沟底找到了那几只羊。

这种经年累月磨出来的东西，很难讲得明白。对他来说，羊群就像活在地上的一张“流动地图”，只要地上有印，他心里就有谱。后来乡亲们谁家丢了骡马、牛羊，先不是去找干部，而是先去喊一嗓子：“老马，你去瞅一眼吧。”

靠着这种看似“土得掉渣”的办法，他不仅帮人寻回过无数牲畜，还开始把眼光挪到人身上。人的脚印更复杂，有鞋、有草鞋、有光脚，还有各种步子。马玉林琢磨久了，竟能从脚印深浅、间距、落脚角度里，大致看出这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走路稳不稳，是不是干惯了重活。

村里生产队的粮仓被人顺走了几袋粮，队长急得团团转。马玉林看了门口乱七八糟的泥印，突然指着一串说：“这人走路偏重一只脚，脚印歪，像是干过重活又受过伤的。”队长一听，立刻想起附近村里有这么个常年外出打短工的汉子，一查，还真就是他干的。

不得不说，在那个年代，小偷听说“放羊的老马”要来看现场，心里多少都是一紧。有些人甚至打消了念头，悄悄收了手。表面上看，这不过是乡间一个有点名气的“能人”，谁都没想到，这双在草原上练出来的眼睛，将来会在刑侦战线上发挥那么大的作用。

二、“放羊老马”走进公安局

时间推到1959年除夕。赤峰水地公社供销社的盗窃案起初只是个地方案件，办案民警绕着院子转来转去，愣是没摸出头绪。局里气氛压得很低，谁都知道，这个年不好过了。

一名年轻民警突然想起村里传得神乎其神的“放羊老马”，有点不好意思地对领导说：“听说他能看脚印找羊，也抓过小偷，要不……试试？”说这话的时候，他自己都觉得没底气——破案能靠一个羊倌？听上去像笑话。

可案子就摆在那儿，耗不得。大家商量一圈，干脆死马当活马医，把人请来再看。傍晚，一个瘦高、皮肤黝黑的老人被领到了供销社大门口，破棉袄扣子还少了两颗，脚下是一双旧毡靴，一看就是地道的庄稼汉。

老人一句客套话也没说，眯着眼在院子里转了两圈，蹲下看看土，又伸手摸了摸门槛。半晌，他抬头丢下一句：“两个人，一个穿胶鞋，一个光脚。”

围在旁边的民警一下子愣住了。一个人忍不住问：“你怎么知道的？”马玉林没答，顺手折了根树枝，在地上“刷刷”画了几圈，边走边停。有时他会突然在一块不起眼的泥地上多看两眼，有时又会蹲下，把翻出的石块翻回来。

走出大概三里地，他停在一个小土丘边，扔掉树枝，慢慢站直：“光脚的四十岁上下，一米七左右。穿胶鞋的不到二十岁，个子略矮一点，像父子。”

这下不止是愣，简直有点发懵。有人压低声音问：“这会不会说得太细了？”马玉林指着刚才画圈的地方，让大家趴下来细看：“你们看这块石头，原来埋在土里的，现在翻出来了，朝上的一面是潮的，下面那面是干的。这里才是真正的脚印。”

民警们顺着他的手指，才发现地表有轻微的划痕和压痕，刚好能对应石头翻动的方向。这种细节，换个眼睛根本抓不住。他又顺着一连串脚印分析两人的步幅、踩地的轻重，归纳出年龄、身高的大致范围。听起来玄，其实都是一点点琢磨出来的。

顺着他指的方向，民警找到土丘后面那户人家，见到屋里的父子俩时，心里已经有了数。床沿下翻出的新胶鞋、炕头堆着的布匹、地角落里散落的糖纸，每一样都和供销社报失的物品对上号。人在证物面前，很快就交代了来龙去脉。

案子破得干净利落。刑警中队的队长史海滨当场就拉着马玉林问：“你这手段是怎么练出来的？”老马说得倒轻巧：“放羊放惯了，看久了羊的蹄印，再看人的，也就那么回事。”这话听上去像是在谦虚，但懂行的人都明白，这里面有经验，也有天分。

史海滨心里却在打另一个主意。这样的人要是一直在山坡上放羊，实在可惜。他向上级做了详细汇报，建议正式把马玉林吸收进公安队伍，担任侦查员，工资按当时的国家标准，每月三十三块五毛。考虑到老马要照看家里的牲畜，组织上特意定了个灵活办法：不用天天坐班，遇到案子再请他出山。

那一年，马玉林已经五十多岁。有人问他：“老马，你都这把年纪了，还折腾啥？”他笑了笑：“能多挣点钱，家里也宽裕点。再说，帮着抓坏人，也算正经事。”

从那以后，“放羊老马”摇身一变成了“马技术员”。他一边照样在草原上赶着羊群，一边被各级公安机关点名请去看现场。到了1969年，仅赤峰一地，一年破的刑事案件里，大约有六成都和他的足迹鉴定有关，这个比例，说起来就挺惊人。

三、“白脸鬼”与北京城的夜路

1965年夏天，南京市电影院接连发生盗窃。钱不算巨款，但惯犯总在夜里伸手，观众和职工都多了戒心。现场没留下什么像样的指纹、工具痕迹，只提取到一枚鞋印。南京警方一时也摸不准方向，最后把那枚足迹拍照寄往内蒙古，求助的对象就是赤峰公安局那位“看脚印的马技术员”。

几天后，回信到了。马玉林从照片上分析，这只脚印的主人年龄在二十五岁左右，身高一米六四上下，体型偏胖，而且走路踏实、节奏均匀，有可能当过兵。南京警方照着这个“轮廓”展开排查，排除掉不少不相干的人，最后还真从周边的重点对象中锁定了目标，把嫌疑人抓获。审讯对比后，年龄、身高、经历都对得上，足迹鉴定起了关键作用。

类似的事越多，各地公安机关对这个“老技术员”的信任也就越强。到了1972年，北京海淀区那桩闹得很凶的“白脸鬼”案，把他的名字推到了全国关注的视线里。

那年6月开始，海淀一带几所单位和学校夜里陆续出现怪事。值班人远远看见白影一晃，灯一灭，东西就没了。有人说是戴着白面具的贼，有人干脆传成鬼故事，住在附近的群众晚上都不太敢出门。警方从多个现场收集到少量脚印，除了这个，再没有更直接的线索。

“北京这么大，凭几枚鞋印找人，行不行？”不少人心里打鼓。北京公安局几番讨论后，想到赤峰的马玉林，向内蒙古方面发出请求，希望他尽快进京协助破案。

那时，马玉林正在辽宁盘锦给当地刑侦人员讲课。接到消息后，他立刻停下授课，坐上最快的一趟列车往北京赶。同行的年轻人劝他：“马师傅，您先歇两天，累坏了身体不划算。”他摇头：“案子等不起。”

火车停稳，他刚走下站台，迎面就是一群来接人的北京民警。“马师傅辛苦了。”有人递上手。“不辛苦。”他看了看天色，“先把案子看了，再说逛北京。”

偏巧，就在他抵京的那天夜里，“白脸鬼”又下手了，这次目标是总参托儿所和附近一所学校。贵重物品又少了一批，现场留下的足迹，比之前更清晰一些。

第二天，他在招待所里，把所有现场提取的石膏足迹一一摆开，蹲在地上看了许久。说话间，他指着其中几枚，给出了一个略有些出乎意料的判断：“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年龄都在二十多岁，一个略高，一个略矮，身高都在一米七上下，步子相似，像兄弟。”

这样的结论，听上去多少有点大胆。不过，海淀警方还是按他的判断收缩侦查范围，把重点放在符合条件的兄弟伙身上。

值得一提的是，在正式大规模抓捕之前，马玉林还做了一件让不少人意外的事。他让人把自己送到颐和园门口，不是看景，而是蹲点。他的想法很直接：颐和园是名胜地，人来人往，很多人出入，有可能嫌疑人也会混在游人里。如果真碰上，只要看一眼两人的脚步，就有机会判断是不是那对“鬼影”。

他在门口守了两天，眼睛盯着地面和人群的下半身，一点不比坐办公室轻松。结果却是失望，没有发现可疑目标。有人觉得这样等下去不现实，但这也能看得出，他对足迹追踪这套东西有多笃信。

同一时间，北京专案组的侦查员们在西郊一线日夜蹲守、排查。有一晚，他们在一处房后埋伏时，看见一辆自行车晃晃悠悠驶过，车上坐着两个年轻人，东张西望，神色警惕。因为情况复杂，这次没能立即实施抓捕。不过，民警在附近找到了一些新鲜脚印。

马玉林赶到现场，看完这些足迹，只说了一句：“就是他们。”语气干脆。

后来的行动就顺畅得多。警方围绕这条线索加紧侦查，很快锁定了两名符合条件的青年男子，将其抓获。在堆得满满一车的赃物面前，两人再也没法抵赖。经查，他们是有外国血统的兄弟俩，早些年因为盗窃被判过刑，出狱后心生怨恨，便想出“装鬼吓人、趁乱下手”的法子。

“白脸鬼”案告破，北京城的夜路又踏实了许多。更重要的是，全国刑侦系统对足迹学的重视，被这一案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很多人这才开始意识到，这个从羊圈里走出来的技术员，不只是“会看脚印那么简单”。

四、从安阳血案到“步法追踪”的传承

1973年春天，河南安阳铁矿的银行分理处发生一起恶性抢劫杀人案。值班人员被残忍杀害，胸口被三角刮刀刺入，金柜里五万多元现金被洗劫一空。消息传开，当地人一阵震动。

这已经不是一般的盗窃，而是性质极其严重的暴力犯罪。安阳地区公安机关连夜赶到现场，封锁银行，调集技术力量。省公安厅也迅速介入，周边的开封、郑州、洛阳、新安等地抽调了三百多名警力参与排查。二十多天过去，线索有一些，突破却迟迟没有出现。

因为案情重大，副总理李先念作出明确指示，要求尽快侦破，给社会一个交代。各级公安机关压力很大，专案组的图板上密密麻麻都是信息，却仍然缺少那一记关键的敲门砖。

有人在研判会上提到：“现场有可疑足迹，要不要考虑从脚印入手？”提到这点时，很多人心里并不太有底，毕竟仅凭几枚鞋印破这类大案，说到底风险不小。讨论间，又有一位同志说起内蒙古赤峰那个“马技术员”的事迹，提议请他来河南看一看。

“远水解得了近渴吗？”也有人犹豫。可案子拖不得，负责同志最后拍了板：只要有希望，就得试。那天夜里，一封加急电报从河南发往赤峰，请求马玉林尽快南下。

接到电报时，他已经年近花甲。在当地，他早就是远近闻名的“足迹专家”，但在他自己心里，这不过是份工作。听说河南出大案，又专门点了名，他没有多想，立即动身。从赤峰到安阳，一路颠簸，到地方时已是深夜。

第二天一早，他随专案组进入已经封闭了近一个月的现场。室内陈设基本保持原状，地面上被保护起来的那几处足迹，是整个案子最关键的现场痕迹之一。他蹲下身，看着那枚回力牌胶鞋的鞋印，又留意到其上有隐约重叠的布鞋印痕迹。

在别人眼里，这种重叠就像乱麻，在他眼里却是两个不同人的“签名”。他很快给出判断：作案人员不止一人，至少有两人同行。其中穿回力牌胶鞋的人，是男性，年龄在二十一二岁，身高一米六七左右，步子有刻意放大的痕迹，鞋码偏大，极有可能不是自己的鞋。

这样的分析，让专案组一下子有了方向。怕就怕没有特征，只要有特征，总能收拢范围去对照。安阳铁矿南面不远处有个生产队，有一位下乡知青，曾经因一些情况被列入怀疑对象，但后来又被排除出重点排查。新一轮核对时，有人突然想起：案发前几天，这个知青向别人借过一双回力球鞋。

这个细节立刻引起专案组重视。马玉林看了那位知青留下的足迹样本，对比之后，只说了三个字：“就是他。”专案组据此展开政策攻心，知青很快承认了杀人抢劫的事实，并交代还有一名同伙已经乘火车外逃。

警方顺线追踪，在新乡将同伙抓获。两人抢来的钱已经挥霍掉三千余元，剩下的埋藏起来，外面还特意封了蜡，妄想“风头一过，再慢慢挖出来用”。从案发到归案，足迹鉴定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一案之后，“马玉林”的名字在全国刑侦系统里几乎无人不知。他也被不少人称作“步法追踪鼻祖”“中国的福尔摩斯”。这类称呼带着一点当时的时代味道，但从侧面也能看出，同行对他本领的肯定。

从赤峰到安阳，从南京到北京，再到天津、江苏、广东等地，他的足迹几乎踏遍大江南北。很多地方在遇到疑难案件、尤其是需要足迹鉴定时，第一反应就是：请马玉林来看看。他走到哪，就在那儿把自己的经验讲给当地的刑警听。怎么观察足迹的深浅，如何推断人的体重和步态，鞋底花纹和职业之间有怎样的联系，他一条条拆开，结结实实地教。

随着年龄增长，他的身体越来越吃不消。早年贫苦出身，营养长期跟不上，加上多年奔波在办案一线，到了六七十岁时，肺气肿、关节炎、气管炎、高血压都找上了门。组织多次劝他注意休养，可只要听说哪里有案子需要他，他总是想“再去一趟”。

1979年，他因为病情加重被送进医院。刚有一点起色，他又请求出院，说躺着反而心里不踏实。1973年在安阳案发现场蹲地看脚印的那个身影，此时已经七十多岁，却还是习惯性地往前线跑。

1980年，病又重了一次，他被再次送进医院。意识尚清醒的时候，他把几个常跟着他跑现场的年轻人叫到床前，说了一句重话：“步法追踪这门技术有用，不能丢。”这句话听上去简单，却包含了他一辈子的坚持——不是要留名，而是希望这套实打实破案的本事能被整理、传下去。

1981年1月23日清晨五点半，马玉林在医院里安静离世，享年七十五岁。从羊圈到案发现场，从草原小道到大城市街巷，他一生并没有光鲜的头衔，只是一直在做一件事：让地上的每一枚足迹，都变成破案的一把钥匙。

他自己是不识字的，这是那个时代留给普通人的遗憾。不过，他靠着实践经验和敏锐观察，把“步法追踪”从一种民间本事变成刑侦技术的一部分。在各地实地示范、授课时，他口述，别人代笔，把自己多年的经验整理成教材和资料。后来，这些材料进入专业院校和公安系统，成为正规教学内容。

更长远的影响，落在那一批跟着他跑现场的学员身上。他们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刑侦岗位，把从这位“羊倌技术员”那里学到的识迹本领，悄无声息地用在一桩桩案件的侦破中。很多案件的报告里，并不会出现“马玉林”三个字，但其中不少方法，都可以追溯到这个内蒙古老人的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