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我得艾滋病已经整整三年了。这三年里，我和建国同吃同住，睡在同一张床上，他连我掉了一根头发都会心疼，却根本不知道，他的妻子，已经成了一具携带着致命病毒的躯壳。而这病毒，是我背叛婚姻、偷偷在外头“尝鲜”换来的报应。
我把这个肮脏的秘密死死捂在心里，捂了三年。我不敢说，我怕极了。我怕看到建国眼里那老实巴交的信任瞬间变成厌恶和绝恶，我怕被这个家扫地出门，我更怕我那刚生了孩子的女儿，会因为有我这样一个不知廉耻的母亲而抬不起头。
故事，还要从四年前说起。
那时候我49岁，女儿远嫁外地，家里只剩下我和建国两个人。建国是个标准的理工男，在单位里是个小领导，工作忙，应酬多。回到家，他最喜欢的就是窝在沙发上看新闻，或者鼓捣他的那些花花草草。
他是个好人，把工资卡交给我，从不在外面乱来，但他也是个极其无趣的男人。我们之间的对话，永远围绕着“晚上吃什么”、“水电费交了没”、“女儿最近打电话没”。
我提前内退了，大把的空闲时间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更年期的到来让我变得焦躁、敏感，我看着镜子里逐渐松弛的皮肤和走样的身材，内心充满了对衰老的恐惧。我渴望被关注，渴望被赞美，渴望哪怕一丝丝的情感波澜，但在建国那里，我仿佛只是一件摆在家里几十年、实用却不再被注视的旧家具。
为了打发时间，我报了一个交谊舞培训班。在那里，我认识了阿明。
阿明比我小五岁，离异，是个做建材生意的老板。他长得不高，但收拾得很精神，嘴巴像抹了蜜一样甜。跳舞的时候，他总是极其绅士地托着我的腰，眼神专注地看着我，仿佛我是什么稀世珍宝。
“慧姐，你这气质，说你三十多岁都有人信。你老公平时肯定把你当小女孩一样宠着吧？”他总是这样半开玩笑地试探我。
我苦笑着摇头，心中的苦闷在陌生人的温柔面前决了堤。一来二去，我们加了微信，从聊舞蹈，到聊生活，再到倾诉婚姻里的委屈。他太懂女人了，他会在我抱怨建国不解风情时，点一杯昂贵的下午茶送到我手里；他会在我感冒时，连续发几十条语音嘘寒问暖。
那是一种久违的、被当作女人的感觉。虚荣心和长久以来的寂寞，让我彻底迷失了方向。在一次舞会后的晚餐上，喝了点红酒的我，半推半就地跟着他去了酒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