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任国务院副总理第3年，陈永贵向中央提一个要求，邓小平：同意

1953年的深秋，山西昔阳的山坳里已经起了寒风，地里的石头被翻得叮当作响。大寨的社员们扛着锄头，站在新修的梯田上往远处看，眼前还是“七沟八梁一面坡”，脚下却已经多出了一块块平整的地。有人随口嘀咕了一句：“要真能把这片石旮旯变成好地，那才叫出人头地呢。”没人想到，几年之后，这个“石旮旯”不仅在全国出了名，还把一个不识几个大字的庄稼人，推到了国务院副总理的位置上。

这个庄稼人，就是陈永贵。

他的名字，与大寨和那个特殊年代紧紧拴在一起。更有意思的是，他在位时风光一时，卸任后却选择退得干干净净；而辞职三年之后，又向中央提了一个要求，邓小平看过后，只说了两个字：“同意。”

这一前一后的转折，折射出的，不只是一个人的命运起伏，还有新中国农村建设和政策变化的一段曲折历程。

一、从石山村到中南海：一个农民的“好运年”

陈永贵1914年生于山西昔阳县石山村，那里紧挨着大寨，土薄石厚，解放前连温饱都难保。青年时期的陈永贵，常年在地里忙活，识字不多，只能勉强记几个简单的字。新中国成立后，他当上了大寨的村干部，后来担任大寨党支部书记。

1953年，大寨开始推行农业集体化。那一年对陈永贵来说，是个关键节点。他提出要“改造大自然”，准备在大寨那片七沟八梁上修梯田。村里人一开始也犯嘀咕：山这么陡，石头这么多，能翻出多少地？但陈永贵咬着牙干了起来，白天上山修田，晚上开会商量怎么分工。很多社员回忆，那几年冬天，山上点着火堆，铁锤砸石头的声音整夜不绝。

从1953年到1962年，这个不到百户人家的山村，竟硬是在石山上修出了一层层梯田，粮食产量逐年上升。更难得的是，在自家不挨饿的前提下，大寨人每人每年还能向国家交出相当数量的余粮。据当时统计，几年下来，人均上交的粮食累计达到四百公斤以上，这在一个山区小村里，不能不说是个“硬指标”。

1963年，大寨碰上了大灾。那年特大暴雨，把一百多座石坝冲垮了一大半，一百八十亩地颗粒无收，好几排房子也被冲倒。村里人看着被冲得稀烂的田地，心里发凉，有人说：“这下非要国家救济不行了。”

陈永贵当时态度很硬，他把干部和社员都叫到一起，反复强调：“不伸手，要自己站起来。”大寨后来确实没有要国家的救济粮、救济款，靠自力更生把梯田重新修起来，产量又一点点恢复上去。不得不说，这一段经历，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的确非常符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要求。

也正是这些具体而直观的成绩，让“大寨”这两个字渐渐走进了各级领导的视线。

1964年，毛泽东在南方视察途中，听取了有关大寨的汇报。汇报的人是山西省委负责人陶鲁笳，他顺带提到了大寨的带头人陈永贵。毛泽东问了一句：“陈永贵是哪几个字？识不识字啊？”得到的答复是：“四十多岁开始扫盲，现在能看报纸了。”这一次简单的汇报，让毛泽东记住了这个农村干部的名字。

同年12月，全国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提到大寨，提到陈永贵，把大寨树立为全国农业战线的典型，并概括出“大寨精神”加以推广。陈永贵那次作为劳动模范代表，被安排坐在主席团，一身农民打扮，头上裹着白毛巾，身上穿着对襟棉袄，显得格外扎眼。

会后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外叫住了正准备离开的陈永贵，告诉他：“主席过生日，请你去吃个饭。”当天是毛泽东七十一岁生日，几位工农兵模范一起被请到中南海，参加简单的宴会。陈永贵第一次近距离见到毛泽东，既激动又拘束，一直不太知道手往哪放。

席间，毛泽东问他多大年纪，他回答：“五十了。”毛泽东笑着说：“五十而知天命。”陈永贵当时根本不懂这句话的出处和意思，只是一个劲点头。谁也没想到，从这一年起，他的人生就像被推上了一条全新的轨道。

1967年以后，在毛泽东的提拔下，陈永贵先后担任山西革委会副主任、昔阳县委书记、山西省委书记、晋中地委书记，职务一步步往上走。1969年，他进京参加九大，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那次见毛泽东，他依旧裹着白毛巾、穿着布褂、脚蹬布鞋，和几年前没什么两样。有人说，这种“农民味”正是当时政治生活中刻意强调的气质。

二、“副总理”的尴尬与退场：潮水涨落中的大寨人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陈永贵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农业等方面的工作。一个从石山村走出来、不善写字的农民，一步步当上了副总理，这在新中国政治史上，确实算得上是个特殊的案例。

然而，职位越高，差距越明显。陈永贵习惯的是在田埂上吆喝，在生产队里开碰头会；到了国务院，面对的是厚厚的文件、复杂的政策和各种需要签批的文字材料。因为识字不多，很多文件他得让秘书先给念一遍、解释一遍，有时候还要反复讲才能记住。后来他自己回忆，当时开会发言压力很大，发完言还总担心有没有说错话。

有一次，他签文件时，干脆先看别的领导签没签，别人签了，他才签。这个细节听起来有点无奈，但也说明他在那个位置上的不适应。邓小平后来评价说：陈永贵本来可以做一个出色的基层干部，硬把他放在国务院副总理的位置上，可想而知，他是很难受的。

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时，陈永贵继续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但这一次，他没有干满任期。形势变化得很快，农村开始探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民公社体制逐步解体，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也随之走到尽头。

随着政策调整，一些长期被视为经验的做法开始被重新审视。大寨在高坡度地段修梯田、昔阳“西水东调”等工程，被指出存在违背自然规律、投入过大等问题。更严重的是，各地在“学大寨”的过程中，简单照搬、不顾地形，甚至出现围湖造田、在平原硬修梯田之类的极端做法，这些都被归入了“大寨模式”的负面账目中。

社会舆论很快发生转向。一段时间里，报纸上批评大寨的文章不断出现，对陈永贵本人也有不少尖锐的指责。就事论事来看，大寨后期在“自力更生”的旗号下，确实出现了一些弄虚作假的情况，这不应被回避。但另一面，大寨在解放初期通过艰苦劳动改变贫困面貌的事实，又是摆在那里的。

邓小平在这个时候说过一段话，大意是：潮流来了，多数情况下是不容易抗拒的。大寨，周恩来去过三次，我去过两次，我有发言权。大寨是干出来的，当年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上，我还表扬过大寨精神。学习自力更生的精神本身是没有错的，只是全国农村情况复杂，不能只念“大寨”一本经。

这一番话，既点出了问题的根源，也给大寨精神保留了一定空间。邓小平强调，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肯定其中的积极因素，同时也要承认时代变了，条件变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1980年，陈永贵主动向中央提出辞职，请求不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对一个农民出身的领导干部来说，这是个不轻的决定。他很清楚自己在新阶段的工作中越来越难适应，也清楚社会上种种声音已经让“大寨”这个名字承受了过多争议。

邓小平得知他的辞职请求后，专门和他谈了大约两个小时。这次谈话的具体内容并没有被公开，但从后来的一些安排可以看出，邓小平既理解他的处境，也没有否定他过去的贡献。谈话之后，邓小平还让胡耀邦转告新闻单位，不要再一味批评大寨，担心这样下去会让基层干部对农田水利等基础建设失去积极性。

陈永贵离开国务院后，中央决定保留他的原有待遇。但他自己提出：“要退就退得彻底。”住了几年的北京交道口房子，他也坚持搬走。搬家时，只带走了床、电话、文件箱和一台旧电视机，公家的车全部交还，出门就靠步行或挤公共汽车。这种退场的方式，在当时引起了不少议论。

三、辞任之后的请求：再回土地的老人

1983年，陈永贵六十八岁，已经离开领导岗位三年多。按理说，这个年纪，可以安静在家看看书、养养花，过个清闲的晚年。但他很快发现，这样的生活并不能让自己心安。长期习惯了在地里转、在群众中打交道，一下子闲下来，难免感到空落。

那一年，他写信给中央，提出一个要求：希望能安排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继续在农业战线上做点事情。信写得不长，大意是身体还撑得住，不想什么也不干就这样过完日子。对于一个曾经站在政坛高处的人来说，这个要求听上去并不“高”，却很真切。

这封信送到中央之后，引起了重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研究后，认为可以满足他的愿望。邓小平在批示中写明，同意陈永贵继续工作。就这样，辞任副总理第三年，他又正式“上岗”了，只是这一次的岗位，不在中南海，而在北京东郊。

他被安排担任北京东郊农场顾问，每周固定去农场一天。说是顾问，更多还是干他熟悉的老本行：帮农场跑一跑买不到的物资，替农场和有关部门沟通联系，看看作物如何搭配更合理，还经常到地里转一圈。农场的年轻职工大多知道他的经历，却发现他跟普通老人没什么两样，爱唠叨，但说的都是地里的事。大家私下里都叫他“永贵大叔”。

有一次，农场里为怎么安排一块地争论不休，有人主张多种经济作物，有人主张稳稳当当种粮食。陈永贵听了半天，慢慢说了一句：“地是可以变着法子种，但肚子不能拿来冒险，先把吃的搞稳当了，再想别的。”看似朴素，却切中要害。习惯了宏大话语的人，可能不太在意这些细节，但在土地边上的人听起来，就很实在。

这段在农场的时间，对陈永贵来说，是晚年里最轻松、也是最顺手的一段日子。他重新回到熟悉的土壤中，做着自己擅长的事情，不再背负那个让他“难受”的头衔。这一点，从他当时的状态也能看出来，有人回忆，他在农场说话多了，笑声也多了。

1985年初，陈永贵的身体开始出现问题，常常觉得乏力、咳嗽，本以为只是感冒。后来在耳根摸到一个硬块，去医院检查后被确诊为腮腺癌，随后接受手术，手术还算顺利。不久之后，检查中又发现肺部有问题，进一步确诊为肺癌晚期。

病情传到中央，邓小平听说后表示很难过，指示有关部门尽量安排最好的医疗条件。1985年8月12日，陈永贵住进北京医院。旧日的同事和熟人陆续去看望他，他躺在病床上，仍然保持着农民式的算账习惯，笑着算医院伙食费：“一个月才六十块钱，一天两块，在外面一顿饭都不止。”

随着病情恶化，他开始不断回忆往事，经常提起大寨和“西水东调”。这些工程无论怎样评价，对他来说都是一辈子的心血，也难免成为晚年的心结。1986年3月，邓小平专门派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去医院探望。胡启立转达中央意见，说：“陈老，中央肯定你过去的贡献，你是战天斗地的英雄。”这句话，让他稍稍放下了一些心事。

临近生命最后一段时间，他还对前来探望的人说起梦境：“我梦见毛主席了，他让我去另外一个地方给他干事。邓小平是个好人，他没有把我关起来，还给我吃好的住好的……”这几句朴实的话，把他的心态暴露得很清楚：既惦记着曾经的领袖，又感激现实中的宽厚处理。

遗憾的是，他始终没能再回昔阳。病重时，他多次提到想回老家看看，落叶归根。但医生和家人都清楚，这个愿望已经很难实现了。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因病在北京去世，终年七十二岁。

他去世后，如何为他举行追悼会，一度有过争论。有些人考虑到他身上的争议，主张规格从简。邓小平则明确表态，按副总理的规格来办。3月29日，新华社发布了经中央审定的讣告，里面用相当篇幅肯定了他在解放初期带领群众改变山区面貌、发展农业生产的功绩，也提到了他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曾得到党和毛泽东、周恩来的赞扬。

4月4日，按照他的遗愿，人们把他的骨灰撒在了大寨的田野里。几十年前，他带着乡亲们在这里修梯田、打石头；几十年后，他以这样的方式留在了这片土地上。对于一个一辈子同土地打交道的农民出身干部来说，这样的安排并不花哨，却很合适。

陈永贵的一生，绕不开两个名字：大寨和中央。他从石山村走到中南海，又从国务院走回田间。风光的时候，镁光灯和口号围着他转；沉寂的时候，争议和误解也没少过。有人看重他在特殊年代被推上高位的象征意义，有人更看重他早年在山村里那股子真刀真枪的干劲。无论如何，有一点难以否认：在新中国农村建设史上，他和大寨这一段经历，占着不小的篇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