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期间陕西小军阀张飞生，曾密谋救援蒋介石的真实经过

1936年冬天的西安，天色暗得很早。城里人只听说“局势有变”，却不知道，在离省政府不远的一处小院里，几个军官正低声争论，要不要“拼一把，把委员长抢出来”。坐在炕边的一位老军人沉默许久，只是闷声说了一句：“这一步走错了，咱这一辈子就全交代在这儿了。”这个人，就是早已被边缘化的陕西小军阀——张飞生。

很多人只记得他在西安事变中曾参与密谋营救蒋介石，却不知道，他这一生几乎把晚清、北洋、军阀混战、国共对峙、抗战前夜所有重要的节点都踩了个遍。跌宕起伏，最后却收场极其凄凉。

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个在各方势力之间反复摇摆、擅长见风使舵的地方武装头目，到了晚年，却被内心的仇恨和家务惨剧拖入精神失常的深渊。回头看他的一生，既是陕西地方军阀命运的缩影，也是民国军人群体中相当典型的一类人物范本。

一、乡下娃挨打摔瓦罐，从私塾跳进军校

张飞生，原名张鸿远，1884年出生在陕西旬阳一个普通农民家。张家世代务农，靠种地吃饭，没有什么显赫家世。家里重视读书，小时候他被送去私塾，成绩还算不错，但因为实在供不起学费，只读了几年就被迫退学。

命运的拐点来得很偶然。那天，他给在地里干活的四哥送饭，路上不小心摔了一跤，用来装饭的瓦罐碎了一地。四哥气急之下，抡起巴掌一阵猛打，还骂出一句极损的话：“你这命，将来讨饭都讨不上门！”这话扎在一个少年心里，刺激非常大。

被骂得灰头土脸的张鸿远，当天夜里就赌气离家出走。乡下娃一旦负气离家，往往没有好结果，但他比较幸运，同乡乡绅李梦彪知道这孩子脑子灵活，又识几个字，就提议让他去试试报考陕西陆军小学。这在当时，是底层少年改变命运难得的一个门路。

在私塾练出来的那点文化，真正派上了用场。他顺利通过了陆军小学的考试，算是挤进了军界这条路。陆军小学毕业后，因成绩不错，又被保送去了当时号称“全国第一军校”的保定陆军速成学堂。能进保定，对一个贫苦农家子弟来说，无疑是一张进入军界上层的通行证。

在保定速成学堂毕业后，他被派回陕西新军担任基层军官。1900年代末到1910年代初，新军在各地属于“新鲜事物”，有文化、会一点新式战法的军官，往往更受上级重视。不得不说，张鸿远这一段起步算是相当顺畅，只是他自己可能也没预料到，将来会变成一个在乱世里翻滚几十年的“杂牌军头子”。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陕西新军起义，他也站在了起义一边。起义战斗中，他因胆子大、敢冲锋，一路从连、营干到营长，又担任南路游击司令。战场上反复立功，让他在部队里有了“飞将”的绰号，从此改名“张飞生”，带有几分自我包装的意味。

不过，民国刚成立那几年，看似风头正劲的起义军将领，后来很多都在北洋体系里被挤压。因为张飞生的出身还是“革命军”，在讲究旧关系、老门路的北洋军圈子里，升迁速度明显慢下来，他也只能在二三线位置上晃荡，心里多少有些憋屈。

二、投靠陈树藩，借战乱大捞钱

局面在1916年出现变化。这一年，皖系将领陈树藩被任命为陕西督军。他是土生土长的陕西人，一进西安就急着扩充个人势力。对陈树藩来说，既要防外省军阀染指陕西，又要对付本地的各路武装，手中缺的是可靠的地方军官。

张飞生，既是同乡，又有实战经历，很快被拉到身边重用。1918年，陕西出现了以“靖国军”为名的革命武装，响应孙中山的号召，举旗讨伐陈树藩，发动了陕西护法战争。这一下，陕西又陷入新一轮内战。

在这场混战中，张飞生负责西安守城。靖国军屡攻不下，陈树藩巩固了督军位置，对他颇为欣赏。守城告一段落后，张飞生被任命为“陕西陆军第1混成团团长”，算是有了名义上的正规编制。

此后，在北洋政府暗中支持下，陈树藩分兵三路追击靖国军的残部，准备一举肃清陕西境内的革命势力。张飞生率一路，从兴平、武功方向推进，先后击败叶荼、郭坚、卢占魁等靖国军将领。战场上连连得手，让他在军中威望更上一层。

1919年4月，靖国军节节败退，不得不向陈树藩求和。趁着对方气数已尽，张飞生又兵锋直指乾县，将其占据。战后，陈树藩索性把乾县划为他的“势力范围”，军权之外，又给了他一块可以自行支配的地盘。

从这时起，他的路子就越来越偏向地方军阀那一套。张飞生利用手中兵权，在乾县搜刮钱财，逼捐、摊派样样不落。攒下的钱，拿去在关中买田地，据说在关中一带购得二千石稞租，在老家旬阳又置八百石稞租田地。粗算下来，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地主。

更有意思的是，他把这些地产按照兄弟五人分了个遍。四哥当年骂他“讨饭都讨不上门”，如今拿到手的，却是实实在在的庄稼地。他嘴上虽然仍要挖苦一句：“兄弟没出息，就挣了这么点。”心里其实很清楚，那一顿打、一句狠话，的确把自己从农家少年逼成了军界“飞将”。

有了钱，生活方式自然也大变样。他在西安、安康、汉中各置一处宅院，还娶了三个姨太太，每个姨太太负责看管一处房产。老家旬阳境内的各镇集上，他又开设“鸿祥泰”杂货铺，做起连锁买卖。这种“上有兵权，下有地产，中间还有商业”的架构，在当时的地方军阀中，是典型的“半军人半地主”模式。

不过，他的这种风光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1921年，直皖战争爆发，北洋内部各派火拼，陕西也被卷了进去。陈树藩和靖国军余部再次交战，张飞生的部队被扩编为“陕西陆军第1混成旅”，在淳化、三水一带作战。

战争还没打出结果，北洋政府突然换了口气。那年5月，北京方面宣布撤销陈树藩的督军职务，并派出两个师加一个混成旅的正规军入陕接管局势。陈树藩心里明白，形势已去，一度想调集部队强撑一下，却发现身边人心已散。

张飞生仔细一看，命令是从北京直接下来的，知道陈树藩大势已去，便没有跟着南逃，而是干脆辞官回旬阳，过起了读书、作画、养伤的闲散生活。在军阀混战年代，这种退一步保全家业的做法，其实并不少见。他心里很清楚，风向不对时，硬扛只有死路一条。

三、追随杨虎城，安绥军崛起又被“敲掉牙齿”

1926年，刘镇华率“镇嵩军”十万大军反攻陕西，企图重建自己的势力。张飞生看风声有点不妙，又动了重出江湖的念头。他接受了刘镇华授予的“讨贼联军陕甘军师长”委任状，打算借机重新掌握兵权。

不过，局面又一次迅速反转。冯玉祥的国民军自北向南，迅速攻破刘镇华的防线，“镇嵩军”土崩瓦解。形势瞬息万变，张飞生也只能暂时隐在民间，收起名片，不再露头。

真正让他重新拥有一支像样武装的是“中原大战”。1930年，蒋介石联手阎锡山，与冯玉祥、李宗仁等人爆发内战。张飞生敏锐地判断，蒋介石赢面更大。于是他主动通过蒋方武汉行营，提出可以在陕西组建一支地方武装，在冯玉祥后方制造压力。

蒋方面很需要这种地方力量牵制冯系在西北的势力，很快给他发了一纸“陕西讨逆第二路司令”的委任状。有了“讨逆司令”这块牌子，加上老资格的军界名声，他开始在陕西南部一带狂收杂牌武装。

孙鹤年的绿林队、韩子芳的地方武装、沈玺亭的“陕南人民自卫军”、陈定安的川边游击队、鲁秦侠的陕鄂边防队……零零总总加起来一万多人。各路人马背景复杂，有土匪、有保安队、有地方自卫军，战斗力参差不齐，但在当时的陕南，已经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军事力量。

同年9月，杨虎城回到陕西，只带了一个师，却逐渐掌控了省内军政大权。张飞生看得很清楚，想在陕西继续站住脚，必须和杨虎城搞好关系。很快，他前往拜会杨虎城，表面上表示“愿意听从节制”，实际则是为自己的地方武装寻求“合法外壳”。

杨虎城也需要有人替自己稳住陕南局势，便顺水推舟，任命张飞生为“安康区绥靖司令”，张部被称为“安绥军”。从那一刻起，他算是正式挂在杨虎城麾下，但双方之间，是利用多、信任少。

安绥军成立后的首要任务，是清除冯玉祥旧部在安康一带残留的势力。其中最大的对手，是自封“安康警备司令”的王光宗。安绥军一开始没有重武器，几次强攻安康城都吃了亏，损失不少人马，场面很难看。

到1931年9月，杨虎城终于给他借来了两门山炮。安绥军炮弹一发，砸中王光宗的司令部，打得对方惊魂未定。王光宗自知守不住，连夜弃城出逃。安康城内的回民社群，为了保住清真寺，纷纷出面送礼“求炮口高抬贵手”。张飞生借此又大捞一笔。

占领安康后，他的老毛病又犯了——视地方为自家“提款机”，压榨无度。绅商若稍有阻挠，轻则破产，重则丢命。对杨虎城来说，这些做法虽然不光彩，但在当时的军阀环境里也算常态，他没有太多干涉，只要求张部完成军事任务。

不久，杨虎城将安绥军改编为“陕西警备二旅”，下辖第4、5、6团及一个补充团，分别由沈玺亭、韩子芳、鲁秦侠、孙鹤年等人担任团长。原先的几个地方武装头目，摇身一变成了“正规部队团长”，但底子仍是原来的那一套。

比较特殊的是陈定安。此人曾四次攻打安康城，和当地不少人结下血仇。杨虎城为了稳定局势，默认张飞生处理他。张飞生设“鸿门宴”，在酒席上将陈定安悄悄逮捕，随即秘密枪决。陕南一带长久以来的恩怨，就这样通过军阀式的清洗被粗暴了结。

1932年10月，红三军主力从洪湖苏区撤出，路经安康附近。城内突然出现支持红军的标语，连警备二旅的兵站也被人纵火。张飞生大为震怒，下令大搜捕，认为部队内部渗入了共产党人。不过这一轮抓捕几乎抓不到什么人，闹了个竹篮打水一场空。

问题是，他的直觉并没有错。地下党员袁作舟早已以“炮兵营连长”身份潜伏在警备二旅。1934年2月，趁张飞生外出“剿匪”，袁作舟率一个连在安康发动起义。只可惜力量对比悬殊，被补充团迅速镇压，七十人左右的起义队伍，阵亡四十余人，血洒城头。

到了1934年底，形势又发生新的变化。吴焕先、徐海东率红二十五军三千余人进入陕南，试图在这一带站稳脚跟。杨虎城调集三个警备旅堵截，警备二旅由张飞生亲自率领，出动第4、第6团共两千八百多人，与红军周旋。

1935年3月10日，警备二旅追击红二十五军至华阳镇石塔寺一带，在陌生的山地地形上步步紧逼。没想到，红军早已布下埋伏，一阵猛烈火力倾泻下来，警备二旅当场死伤二百余人，被俘四百余人。第6团团长鲁秦侠被俘后设法伪装成伤员，趁乱逃脱。

张飞生本人也在这场战斗中受伤，手臂中弹。他倒在尸堆里，索性就地装死，用血抹满脸和身上，一整天一动不动，硬是熬过红军搜查。等红军撤离战场，他才爬出尸堆，算是从鬼门关走了一遭。这一幕，如果不是亲眼看到，旁人很难想象，一个曾经呼风唤雨的地方军头，会狼狈至此。

战后，张飞生调来第5团，扬言要“报此血仇”，但局势已经不由他自己决定。杨虎城对警备二旅的战斗力失望透顶，借着这次失利，决定动手削弱这支部队。他把警备二旅调往商州、蓝田驻防，远离陕西南部老巢，之后又把他们调回西安驻扎。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一种“巧妙拆牙”的做法。让这支原本在陕南有地盘、有关系的武装离开熟悉区域，变成普通守备部队，等于是把它从地方势力变为“可随时调换”的正规编制。等到1936年秋天西安事变前夕，杨虎城干脆将张飞生升任“中将参议”，这个“升”表面好看，实则彻底剥夺兵权。

进退维谷之下，张飞生又一次选择远离权力中心，回旬阳休养。只是这一次，他不再是意气风发的军校高材生，而是被几次大起大落磨得身心俱疲的老军人。

四、卷入西安事变密谋，晚年家门不宁

1936年12月12日，震动全国的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要求停止“剿共”，联合抗日。西北一带的形势，一夜之间高度紧张。

当时，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大部分都在前线布防，留守西安城的主力其实只有警备二旅。此时这支部队的旅长，已经换成了杨虎城信任的孔从洲。名义上，警备二旅仍旧隶属于杨虎城，但内部人事已经完全换血，张飞生早就没有直接掌控权。

南京方面很快意识到，想营救蒋介石，就必须争取西安城内的武装。军政部长何应钦经过打听，得知张飞生虽然退居边缘，却在警备二旅旧部中还有一定人脉，于是派人秘密赴旬阳，与他接触，希望他回头出面策动警备二旅倒戈。

与此同时，警备二旅内部也有人对杨虎城心怀不满。第4团团长沈玺亭、第5团团长唐德楹，两人都曾在张飞生手下任职，自觉功劳不小，却觉得受重用不够。在西安事变爆发后的混乱局势中，他们萌生了一个危险念头：如果能“救出委员长”，自家前途说不定重新打开一扇门。

在这种背景下，张飞生与南京方面的人，再加上沈玺亭、唐德楹，很快形成一个小圈子里的秘密计划。有人打了个比方：“如果救不出来，就干脆——”话没说完，大家心照不宣，有人低声接了一句：“与其留在别人手里，不如成全在咱弟兄手上。”意思很明显：营救不成，就暗杀蒋介石。

12月14日，沈玺亭和唐德楹各自带出一队士兵，以“加强巡逻”的名义，在蒋介石被关押的省绥靖公署周围来回查看，重点摸清岗哨位置、道路布局，为下一步行动收集情报。按他们的设想，一旦机会成熟，便用自己掌握的部队突然发难，营救或射杀蒋介石。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杨虎城和张学良同样担心有人打蒋介石的主意。经过反复商量，两人决定先一步行动，将蒋介石悄悄转移到高桂滋公馆，避免被别有用心的人“抢走”。等沈、唐等人准备实施计划时，发现目标已经不在原地，这一番密谋就此落空。

随着中共中央代表和周边各路势力介入，西安事变最终在谈判中得到和平解决。红军主力也在事变后陆续进入关中地区，准备配合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应对可能出现的讨伐行动。形势越发复杂，任何轻举妄动都可能被视为“破坏大局”。

在这种高压气氛下，张飞生和沈玺亭、唐德楹只好收起营救计划，静观变化。等到蒋介石返回南京，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势力开始瓦解，警备二旅的出路也走到了关口。

不少十七路军部队选择投向中央军体系，沈玺亭、唐德楹也率警备二旅接受改编，编为“独立第十九旅”，沈任旅长。编制虽然保住了，但蒋介石对这批“西安出身”的军官始终心存疑虑，不敢重用。没过多久，沈被调往军政部任闲职，独立第十九旅在全面抗战爆发后被裁撤，官兵补入新编第166师，警备二旅这个番号，也在纷杂的战争中彻底消失。

张飞生在西安事变后，一度回旬阳赋闲。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飞机多次轰炸陕西城镇。他的正妻阎氏在一次空袭中被炸身亡，这对他打击很大。他对身边的人说：“要是还有一口气在，就不能让老婆白死。”出于这种朴素的报仇心理，他开始筹划组织地方抗日力量。

当时西安城内有不少知识分子、退役军人自发组织抗日团体，张飞生联络其中一些人，以旧部关系为基础，搭起了“陕西抗日义勇军”的架子。就军事素养而言，他组织一支民间武装不算难，只是年纪已经不小，又有旧伤在身，体力和精力都大不如前，在部队中坚持了一段时间，不得不提前退下来。

抗战后期，他仍试图通过从政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凭借旧日声望，在地方政务机构中担任一些职务，甚至被推举为县参议会会长。但因为战争年代落下的伤病越来越重，他时常不能正常出席会议，有名无实的状态愈发明显。

身体的痛苦加上政治上的失意，让这个一生起落不断的老军人，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精神状态也渐渐出现问题。在家中，他常常因为一点小事大发雷霆，甚至动手殴打家人。家人和旧部都能明显感到，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在战场上冷静指挥的“飞将”，情绪随时可能失控。

最让人不寒而栗的一件事，是发生在他的家庭内部。大姨太所生的女儿张北华，与人自由恋爱，被他视为“败坏家风”。在他的观念里，女子婚姻应该听从家长安排，“擅自做主”就是对家族权威的挑战。某一天，夫妻争吵升级，他在盛怒之下，竟然亲手将女儿枪杀在自家门前，这件事情在乡里传开后，引起极大震动。

女儿惨死，大姨太几乎崩溃，每日以泪洗面，与他在家中不断争吵、哭喊。连着两件重击，很快把张飞生本就脆弱的精神彻底击垮。他开始出现明显的神志失常表现，时而狂怒，时而自语，亲人不得不把他长期关在屋内，防止其再次伤人。

1947年1月的某个夜晚，旬阳的冬天格外冷。被折磨得身心俱疲的张飞生，在一种近乎孤寂的环境中安静死去，终年六十三岁。这个年纪，对当时不少历经战火的军人来说，不算太短，只是他再也没有机会找回当年叱咤风云的“飞将”身影。

回看张飞生的一生，从乡下少年到军校高材生，从起义军将领到北洋军团长，从地方军阀到失势老军人，他几乎抓住了每一次时代的缝隙，也踩中了每一次时代的陷阱。既敢在战场上拼命，又善于在政治风向中自保，却终究没能跳出那个乱世军阀“成也兵权、败也兵权”的宿命。

他曾在护法战争中为上峰立功，在安康搜刮民脂，在陕南山地里被红军打得丢盔弃甲，也曾在西安事变的迷雾中，谋划一场未遂的营救行动。到头来，战争带给他的，不是一个完整的功名，而是满身伤病、家庭悲剧以及慢慢失去理智的晚景。

很多地方军阀都如此：起身于战乱，兴盛于战乱，最后也毁在战乱后留下的身心创伤和难以排解的怨气里。张飞生，只是在这一类人之中，留下了一些更为鲜明、更为极端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