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对东南亚“视而不见”，原因竟是“安全威胁”不够格？

“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从我国的外交总布局来看，东南亚地区、南海局势备受重视。

2020年以来，东盟已经成为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时也是美、日、印、澳等国推出“印太”战略之后各方努力争取的对象。

然而，若将目光投向历史，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古代中国似乎从未将东南亚视为核心的关切。这种古今差异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战略逻辑？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盛思鑫认为，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转变，本质上是由安全威胁等级决定的。

读懂古代中国的安全取舍，才能更清醒地看待今天的中国对待东南亚的策略。

从外交体系差序格局的安全维度来看，古代中国不太重视东南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和中国的其他边疆地区相比，东南亚地区长期没有形成可与中国匹敌的强大政权，加上东南亚又有较强的逃避中央集权的传统，因此，对古代中国而言，来自东南亚的安全威胁一直较小。这使得古代中国在地缘安全上不可能将东南亚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

古代中国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北方、西北方和东北方的其他民族政权，来自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威胁很少。从古代中国边疆战争的频次来看，东南亚地区也远低于北方边疆地区。因此，东南亚从来就不是中原王朝的防御重点。

这也可以从古代中国统一王朝的定都策略中看得很清楚：除了明朝开国初年曾短暂地被迫定都南京，古代中国统一南北的政权无一不是选择定都在与北方边疆毗邻的地方。这可能是由于汉族政权考虑到需要更便捷地抵御边疆威胁，或是入主中原的其他民族政权倾向于依托传统势力范围——“龙兴之地”，来确保安全。

从历史来看，古代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军事冲突以元朝为界可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元朝以前的古代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军事冲突主要围绕今越南地区；元朝及以后与东南亚的战争范围有所扩大，但也主要限于与中国陆地接壤的地区，并且越南仍旧是重要的交战方。

具体来说，秦朝及西汉所爆发的与越南的战争主要是力图将越南地区纳入中国版图：秦朝在越南地区设置象郡；汉武帝在越南地区设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东汉时期和隋唐两朝与越南的战争均属于中国内部平叛性质，并不同于传统的边疆战争。

五代十国时期，越南地区才真正独立，并与中国保持藩属关系。北宋神宗时，安南入侵今天的广西地区，尽管北宋最终取得了胜利，但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大量的军士因不适应热带气候而死于高温和疟疾。北宋之后，越南逐渐稳固了自身相对于中国的独立地位，而且在军事防御方面建立起优势。南宋与东南亚各地区基本相安无事，并且保持着友好往来。

元朝忽必烈时为了迫使东南亚的一些王国朝贡而发起对今缅甸、越南和印尼地区的三次远征，但是蒙古军队遭遇顽强抵抗，军事行动很难谈得上成功。元成宗时期逐渐放弃武力征伐手段，转而在东南亚采用建立朝贡体系的办法。

明清两朝也曾与今越南和缅甸地区发生过战争，但主要的原因都与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朝贡秩序和边疆统治的稳定有关，一定程度上也牵涉到“中华天子”的颜面与自尊。例如，1788年清朝的征安南之战，起因可归结为传统的朝贡秩序遭到破坏，清政府试图通过战争来维护天朝在东南亚地区的尊严，并履行对传统朝贡国的安全同盟义务。这与北部、西北部或东部其他民族政权威胁或攻击古代中国而引发的战争有本质的区别。

就此而言，古代中国的朝贡体系旨在维护区域秩序，而非干涉或吞并东南亚各国。

尽管古代中国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陆地边疆的军事与防务，但是南宋和元朝及明初的海上力量发展得比较迅猛。

南宋的海上拓展与当时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空间的挤压有很大关系，南宋迁都杭州也恰好顺应了唐朝末年直至北宋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大趋势。

北宋末年，东南沿海地区已贡献了超过八成的中央财政收入。和元朝以军事征服及获取战利品为主要目标的海上拓展有所不同，南宋既重视海上防御，同时也注重通过海上贸易获得经济利益以巩固陆地方向的军事防御。这种海陆统筹兼顾的模式，在古代中国是唯一的。

明朝初年的海上拓展更多的是文化意义上的“征服”，并不看重海洋贸易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尽管郑和下西洋客观上也给明朝带来了收益。

郑和下西洋 电视剧《山河明月》

总体来看，越南地区是中国古代长期以来经略东南亚的重中之重。从秦朝南征百越，于公元前214年设立象郡开始，直至1885年中法战争后越南不再是中国的藩属国，其间越南总计有1187年在中国的郡县治下，另有992年是中国的藩属国。

历史证明，相比将越南地区纳入中国版图，与其维持较疏远的藩属关系是更为适宜的选择。值得注意的是，自五代时起，中越两国的陆地边界就再也没有太大的改变，这在亚洲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从陆地进入东南亚地区，在很长时间内是古代中国人为躲避战争或压迫而向南逃亡的一条重要线路。东南亚北部的多山地形也为南逃者躲避东南亚当地人和本地政权的追捕提供了便利。

事实上，为避免惹怒实力较强的古代中国，东南亚的本地政权也极少为这些南逃的中国人提供政治和安全方面的庇护。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南明永历帝曾被清兵追杀逃往西南交界的缅甸，但缅甸最终迫于压力而不得不将他交给清政府处置。

简而言之，强盛时期的古代中国是帮助东南亚各国维护本国秩序的重要域外力量，同时也为东南亚各政权间的和平共处发挥了平衡作用。显而易见，东南亚对古代中国的安全需求，远远超过它对中国所能形成的安全威胁。

即便是在古代中国衰落时，东南亚的政权也较少卷入中国内部的纷争，能对中国产生安全威胁的也常局限于中南半岛北部的陆地政权，但也极少形成全国性的安全威胁。

东南亚海岛区域的政权则甚少与古代中国发生冲突。这种和平相处的局面，一方面与东南亚诸政权作为小国或弱国的生存之道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东南亚地区距离古代中国的政治中心较远有关。综合考虑，古代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的确没有充足的理由在安全领域重视东南亚地区。

以上内容选摘自《从农牧之争到陆海分流》第四章海上拓展的虚与实 东南亚不是主要的安全威胁，作者盛思鑫，内容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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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从农牧之争到陆海分流》

作者：盛思鑫

这部地缘破局之作跳出陆海二分的传统叙事，以费孝通“差序格局”理论为钥，从安全、经贸、文化、地理四个维度，系统剖析古代中国经营陆海通道的历史经验，对比明清时期欧洲“亚洲政策”的得失，提炼出地缘竞争中的“流动性优势”理论。作品用历史比较映照现实，为当今中国的周边工作与 “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有价值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