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如何封侯？张良建议先赏赐最憎恶的人，理由让人深思！

公元前二〇二年冬，长乐宫的夜色压得很低。帐中只点着一盏宫灯，刘邦按着腰间旧伤，一边喝酒一边咬牙骂人：“这些功臣，一个个都不安分。”他放下酒樽，转头看向身旁的张良：“我该怎么给他们封侯，才能让他们闭嘴？”张良沉吟片刻，说出那句日后经常被后人提起的话：“王上最恨谁，就先给谁封。”

这句听上去有些“拧巴”的话，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刘邦和张良一路打天下、一路观察人心之后得出的结论。要看懂这句话，就得把时间线往前拉，从刘邦最初“看人”的眼光讲起，再说他怎么一步步用封赏来驯服人心。

有意思的是，刘邦是少见的那种“越往后越聪明”的皇帝。年轻时，他的野心来得很直白；到了楚汉相争，他学会了用人；等到坐稳了皇位，他开始学会克制、算计、布局，封侯这件事，正是他动脑筋最多的一环。

一、公元前二一五年的那一瞥：野心起于咸阳道

大约在公元前二一五年前后，四十多岁的刘邦押着徭役之人，路过咸阳附近。车队刚停，一阵喧哗传来，秦始皇的仪仗从大道上滚滚而过，车盖高张，旌旗蔽日。

随行的人目瞪口呆，只敢远远跪伏。刘邦却仰头看了半天，脱口而出：“大丈夫，当如此也！”这话不算雅，却很真。他不是在感叹富贵难求，而是把秦始皇当成了要超越的目标。

差不多同一时期，少年项羽在会稽，也看见过秦始皇出游。那时他还不到二十岁，血气方刚，盯着秦始皇的车驾，冷冷丢下一句：“彼可取而代也。”一个说“当如此”，一个说“可取而代”，心气都不低，但方向不一样。项羽更像是天生的猛将，眼里只剩“干掉对手”；刘邦则是个“抬头看路”的人，对权势、排场有着很直观的感受。

这两句随口之言，埋下了日后楚汉相争的伏笔。也可以说，从那一刻起，刘邦就把自己往“做皇帝”的路上推了出去，而不是满足于当个地方小吏。

刘邦早年当亭长，这个职务不算高，却不是谁都能考上。秦朝的基层吏职，需要识字、会办事，还得会跟上边下边打交道。能坐上亭长的位置，说明刘邦并非传说中那种只会喝酒耍赖的人，他有一定组织能力，也能在基层摸清人情世故。

这种夹在百姓与官府中间的经历，让他比一般农民更早感受到秦制的沉重，也更清楚“起义”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

二、等“出头鸟”：从不贸然当第一个造反的人

公元前二〇九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这一年刘邦已四十多岁。他早就对秦朝不满，却迟迟没有先动手。之前在沛县上空，流言四起，有所谓“赤帝子应星”的说法，还有人说刘邦身上有奇异征兆，连他腿上一整条的黑痣也被人当成“异象”来讲。刘邦对此并不拒绝，甚至有些乐于其成，但真到要起事，他却没有冲在最前头。

当时有人劝他早起兵，他的态度很明确，大意就是：“且看一看，等有人先动。”他心里很清楚，秦朝的军队还在强弩之末，头一个起来的，极容易被全力打击。一旦有第一股反秦力量站出来扛旗，后面各路势力就会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秦廷再强也难以兼顾。

事实也的确如此。陈胜、吴广起义，震动天下，却来得快，败得也快。但这第一声雷，已经敲碎了“秦不可反”的心理防线。各地豪强、旧贵族、亡命徒纷纷起事。刘邦便抓住机会，拉起队伍，应势而起。

不得不说，这一步他迈得不急不躁。既不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也不甘心永远当跟班。他等的，就是别人先当“靶子”，自己再巧妙跟进。

三、人还没多，人才先聚：萧何、曹参、张良的到来

时间一点点推移，刘邦在沛县起兵后，队伍规模并不算大，装备也一般。但他有一点很突出：很会看人，也舍得给位置。

萧何、曹参本来就是沛县的基层吏员，了解地形、熟悉民情，又懂秦制，这两个人，替刘邦打下了底层行政班底。比起一味只会冲锋陷阵的勇士，有一帮会记账、算粮、掌文书的人，更能撑起一个队伍。

而最具转折意义的，是张良的出现。张良出身韩国旧贵族，早年在博浪沙刺秦未成，一直怀着复国之念。他本来想投靠别的诸侯，路上偶遇刘邦，随意一聊，话风对上了。刘邦对他很客气，甚至有点放低身段地说：“你别去投别人了，跟我干怎么样？”张良经过一番思量，干脆就此转向，投在刘邦门下。

这一转，不只是多了个谋士，而是多了一双看长远、懂大局的眼睛。刘邦后来的许多关键选择，包括封赏、削藩之类，都能看到张良的影子。

韩信更是典型。起初只在军中管粮，毫不起眼。若按一般诸侯的眼光，这种小吏根本不会被当回事。萧何却觉得他不一般，夜里“月下追韩信”，拍着胸脯向刘邦保证：“此人不可失。”刘邦一开始不太服气，心里说：一个小官，张口就要当大将军，凭什么？

萧何看得更远，他知道战局已经从零星起义走向诸侯争霸，谁能用兵，谁就有资格谈未来。他硬是逼着刘邦，以隆重礼仪拜韩信为大将军，还要求仪式要做足，让韩信心里有被重用的感觉。

这一步，刘邦勉强点头，可他后来能赢楚，就绕不开韩信。“汉初三杰”和韩信这几个人，不光帮助刘邦打天下，其实也影响了刘邦对“功臣”的态度。他非常清楚，自己能坐上那个位置，不是全靠个人武勇，而是靠这些人才。

问题也在这儿：既然打天下靠他们，天下打成了，他们要怎么安置？

四、天下已定，麻烦真正来了：封侯的难题

公元前二〇二年，楚汉战争以垓下之战告终。项羽乌江自刎，刘邦在同年称帝，建立汉朝。这一年，他已经五十出头，算是熬出了头。

战事暂告一段落，朝堂上的声音变了。将领们不再只谈军情，开始频繁提起一个词——“论功行赏”。有人直接找萧何打探风声，有人在酒席上借醉言功。刘邦看在眼里，心里明白得很：让他称帝，是看中那之后的封地、侯位、王号。

他不是看不懂人情，只是这笔账，着实不好算。功劳可以排，心气却难平。封轻了，有人不服；封重了，又怕养虎为患。特别是那些曾经握兵权、手底下有老部曲的将领，一旦觉得自己吃亏，闹起来不是闹着玩的。

刘邦很清楚，这些人当年跟着他闯的是生死，现在盯着的却是利益。一旦封赏不公，“功臣逼宫”“诸侯离心”之类的局面，很可能就会出现。

正是在这种尴尬气氛里，他找到张良，问出那句实话：“我该如何给众人封侯？”字面不多，背后却是天子对自己“驾驭团队能力”的不自信。

张良的回答，看似轻描淡写：“王上最恨谁，就先给谁封。”这话乍一听很反常，仔细想又有几分狠辣的智慧在里面。

五、雍齿其人：最恨之人为何要先封？

要理解张良这句回答，得先看看刘邦“最恨的人”是谁。

那就是雍齿。

雍齿原本是刘邦起兵时的重要部下，曾受托镇守丰邑这种关键地盘。等到局势有变，他觉得刘邦未必有前途，就转身投了魏王。后来刘邦势力壮大，又转投项羽。等项羽败了，再灰溜溜回来投刘邦。

这种几度易主的行为，在当时就叫“反复无常”，说难听一点，就是典型的“墙头草”。刘邦对这种人，原则上是最厌恶的。他曾经因为雍齿背叛，差点丢了老巢，心里那口气，很多年都咽不下去。

按一般推理，功成之后，这种人最容易被清算。刘邦也确实有杀他的冲动，只是天下刚定，他不能在朝堂上大开杀戒，毕竟要给外人一个“宽厚”的印象，暂时忍住了。

张良却抓住了这一点，说：“既然王上最恨的是雍齿，那就先给他封侯。”刘邦听完其实是愣了一下，这不是在给自己添堵吗？可张良接着算给他看：你公开封了最恨的人，其他人还能说什么？

事实也证明，这步棋下得很妙。

当刘邦宣布封雍齿为侯时，很多将领是吃惊甚至不解的。大家都知道雍齿曾经两面三刀，刘邦对他一直耿耿于怀。现在这样一个人，被封了侯，其他那些立过实打实战功的将领，再想吵着要位置，也不好意思把声调抬得太高。

雍齿成了一个标杆——底线被拉到这个程度，其他人心里其实就有数了：只要没比雍齿差，迟早都有个交代。

更关键的是，这一次封侯，等于在朝内释放了一个信号：赏罚不会完全被情绪左右。哪怕是皇帝最讨厌的人，只要在大局中还有用，照样可以给他名分。这种姿态，对那些摇摆不定的旧部、降将，其实有一定安抚作用。

不得不说，这个操作有点“反人性”，却非常符合权力运作的逻辑。

六、七王的命运：先封后杀，都是算计

再往后看，就得提到那几个早期被封的“王”。刘邦建汉之初，出于形势所迫，封了七个异姓王，大多是跟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这些人手里都有地盘，有兵，有威望。

表面看，是论功行赏，实则也是一种“缓冲”：先让你们吃饱，等中央实力增强，再想办法收回来。这种做法，在封建王朝初期并不罕见。

可是人心是肉长的。对这些被封为王的功臣来说，能坐拥一方土地，自然越久越舍不得放。等到汉朝政权稍稳，他们心中的“我也可以自己做主”的念头，很难被完全压下去。

刘邦最忌惮的，并不是那些没有根基的新贵，而是“既有功，又有兵，又有地”的这类人。他在楚汉战争中吃过项羽的苦头，很清楚一个“兵强马壮的王”意味着什么。

于是当政权大致稳定后，他开始一点点削弱这些异姓王。七个王中，除长沙王因态度相对老实而得以存活外，其余基本都没能有好下场。

最典型的，当然是韩信。

韩信在军事上的功劳，几乎无人能比。从定三秦、破赵、下齐，到最终合围楚军，他的兵法实打实地把刘邦送上了皇位。可功高到这种地步，在帝王眼里，就已经不仅仅是“功臣”，而是一种潜在威胁。

更何况，韩信在刘邦最危急之时，曾以“兵在我手”为筹码，逼迫刘邦封他为齐王、楚王。刘邦心里记仇，表面上忍着，等到项羽自刎于乌江，他立刻快马加鞭赶往韩信军中，收走军权，然后再以谋反之名将其处死。

从时间上看，这一切几乎是连贯发生的。战场硝烟刚散，权力清理就开始。刘邦不愿留给韩信半点“反过来再干一票”的机会。他知道，一旦韩信有心，手里的余部加上声望，足够让大汉政权再打几年内战。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那句“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的感叹才被后人反复提起。功臣之死，固然残酷，但在帝王心里，却是巩固统治的必要步骤。

七、诛功臣，留雍齿：一松一紧的用心

很多人纳闷，韩信这样的大功臣都被杀了，雍齿这种曾经背叛的人，反而活得安稳，还得善终，这不是颠倒黑白吗？

看清楚刘邦的心思，会发现这并不矛盾。

在刘邦眼里，决定一个人“要不要杀”的主要标准，不是“你过去对我多好”，也不是“我个人喜不喜欢你”，而是“你手里有没有我控制不了的力量”。

韩信掌过大军，有自己的部曲，有在各地的声望，一旦有心反叛，就算不成，也能折腾得天下不宁；雍齿呢？他虽有些资历，却早已失去独立整军的能力，在各路将领心中也没有什么神话色彩。这样的人，杀了，树敌；留着，反倒可以当成“宽大为怀”的样本。

更微妙的是，雍齿那段多次倒戈的经历，大家都记得。封他为侯，本身就是一种“警示”：既然这样的人皇帝都能容，其他人是不是也该收敛一点，不要动辄以“我功劳大”自居？

这种一紧一松的手法，在刘邦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一方面，他毫不手软地整肃具有军政实力的功臣，另一方面，他又可以对部分毫无威胁、甚至曾经有过过错的人，表现出“格外开恩”。

雍齿就是很典型的“被用来做样子的人”。他不是因为德行高尚被封侯，而是被巧妙地用作了一块棋子。张良建议先封他，其实就是把这块棋子摆在了一张局中央。

八、对降将的态度：为什么“俘虏”比“投降”更安全？

还有一件事，往往容易被忽略。刘邦对待各路对手的将领，并不是一刀切。很多在战场上被俘的敌将，他反而愿意宽待，甚至封侯；而那些主动选择投降的，结局往往不太好。

道理其实并不复杂。

在刘邦看来，一个将领兵败被俘，被迫归顺，这种人对原主忠心过，后来又没有主动背叛的事实，名声虽有损，底线还在。这类人一旦被收编，用得好还算可靠。

反过来看，那些眼见形势不妙就提前投降的，将“主子”当成可以随时更换对象的人，才是他心里真正不放心的。既然你能为利益弃旧主而去，那以后遇到更大的利益，还会不会再弃自己而去？这种性格，才是他难以接纳的。

所以，很多主动投降过来的将领，哪怕一开始被礼遇，最后往往也难逃清理。刘邦对这类人，是从心底不信任的。

这里又能看出一个一以贯之的逻辑：他更看重“可控性”和“稳定性”，而不是单纯的“谁嘴上喊忠心”。人可以复杂，但权力运作需要简单的判断标准，他就用这种近乎粗暴的方式，筛选留下的人。

不得不说，以现代眼光看，这样的做法确实偏激，甚至过于冷酷。但放到当时那种天下初定、藩王林立的环境里，他宁愿错杀，也不愿放过潜在隐患。

九、张良那句话，究竟高在哪里？

回过头再看开头那幕：刘邦问“如何封侯”，张良说“先封你最恨的人”。

这句话高，在几个层面。

先是心理层面。皇帝亲手封一个最讨厌的人，等于强行压下自己的喜怒，把“公事”放在“私怨”前面。这一姿态，给所有人看：皇帝不是只凭情感行事，相对更讲算计。功臣们即使不完全安心，起码不敢说“全凭皇帝好恶”。

其次，是秩序层面。雍齿的封侯，把“最差底线”拉了出来。其他将领很清楚，往上比，自己的资历、战功绝不在雍齿之下。既然这个人都能封侯，自己没必要急着跳出来闹事，至少可以再观察几步。封赏秩序就这样被硬生生稳住了。

再者，是政治层面。雍齿这种反复的人，一旦被处死，很容易成为其他人心里的一个暗线——“皇帝会算旧账，会突然翻脸”。而刘邦选择封他，反倒让人看到一点“可谈空间”，很多中间派、摇摆派的心态，就会从“怕被杀”转为“争着表功”。

更微妙的一层，是张良对刘邦性格的拿捏。刘邦虽然好酒、好色、好热闹，但对“做皇帝”这件事极其在乎。他乐于被人说成“知道顾全大局”的君主，也愿意为了这种名声在短时间内压住个人情绪。张良就是抓住了这一点，给出一个既能满足刘邦虚荣，又便于操作的方案。

从这个角度看，那句“王上最恨谁，就先给谁封”，其实不是简单的“逆向操作”，而是一种极合刘邦性格、又稳住军心的权谋之语。

十、不谈仁义，只看权衡

刘邦这一生，从亭长到皇帝，中间跨越极大。他并非孔孟式的“道德君子”，也不是只凭血性打天下的莽夫，而是一个时刻在算计“利害得失”的实用主义者。

封侯问题，是这种性格的集中体现。雍齿可以封，韩信可以杀，俘将可以用，投降者可以斩，全都围绕两个字打转——“稳局”。

他知道，江山不是一日打下来的，也不会一成不变地稳定下去。每一个功臣、每一封侯位，背后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权力。该给的时候，得大方；该收的时候，得狠得下手。

张良那一句“先封你最恨的人”，拆开来看，是在提醒刘邦：封侯不是简单的奖赏，而是对天下格局的一次重新排布。个人情绪可以有，但必须服务于大局。这一点，也许正是刘邦之所以被很多史家评价为“最会坐江山”的皇帝之一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