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为何梦寐以求招安？他和吴用的官职竟比高俅还高吗

宣和三年秋，淮水一带风雨大作，楚州城头的更鼓，却照常敲得铿锵。那一年，宋江已经不再是山东一带被官府缉拿的通缉犯，而是身披锦袍、腰悬鱼袋的楚州安抚使。城中百姓远远看见这位新来的“宋太尉”出巡，只觉得声势浩大，却很少有人真清楚，他不过是前些年山东闹得鸡犬不宁的“及时雨”。

说到这里，有个问题就绕不过去：一个出身郓城胥吏的小吏，一路杀上梁山，占山为王，最后居然官拜二品，相当于地方封疆大吏。这种升迁速度，别说普通士子，就是端坐中枢的蔡京、高俅，怕是也得皱眉。

有意思的是，这种极不正常的官场“直升机”，在当时并非没有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一

一、李若水眼中的“宋江封官”，隐患早已写在诗里

北宋靖康元年，北方风声鹤唳，东京汴梁风雨飘摇。曾任太学博士、吏部侍郎的李若水，在兵荒马乱中回想起不久前的那场“招安闹剧”，心里始终憋着一口气，提笔写下了那首颇为刺目的《捕盗偶成》。

诗里提到，“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这“去年”，按时间推算，大致是宣和二年前后。宋江在山东一带攻城略地，杀人放火，闹得地方官束手无策，告急文书层层上报，连九重宫阙里的宋徽宗也不能再装作看不见。

李若水最愤慨的，却不是梁山杀了多少人，而是朝廷的处理方式——“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朝廷的敕命带着金印紫绶飞到山东，昔日通缉要犯，一夜之间摇身变成朝廷命官，三十六天罡头领各得实职，出入皆有仪仗。

更扎心的，是这几句：“我闻官职要与贤，辄啗此曹无乃错。招降况亦非上策，政诱潜凶嗣为虐。”官职本该授予贤能，如今却拿来哄骗强人草寇，这不就是在告诉天下人——只要敢造反，迟早有大官做？

不得不说，李若水当时的担忧，并非无的放矢。宋江这批人被招安后，不但没有因为之前的罪过而受审，反而还在招安叙功中，取得了让许多正规军将领都望尘莫及的高位。这种“奖恶压善”的做法，势必在士大夫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疙瘩。

站在文臣的角度，李若水那首诗，其实是一份不加修饰的“控诉书”：朝廷为了图一时安稳，把官位当胡萝卜，挂在强人头上招摇过市，短期之利，长期之祸，几乎写得明明白白。

二

二、从“草寇”到“太尉”：宋江、吴用的官有多大

说回招安后的宋江，在正史里，关于他的名字很少，征方腊随军这一点倒是有记载，但他究竟受封何职，史书没有具体写。在演义《水浒传》中，施耐庵却给了他一个极为惊人的头衔——“武德大夫、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

短短十几个字，含金量极高。

安抚使，本就是大藩重镇的军事、行政主官，“兼兵马都总管”，等于是一个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再加上“武德大夫”这种品级称号，放在宋代官制里，一般都得是二品以上的大员才有资格兼任。

宋史中有一段记载颇为关键：“二品以上及带中书、枢密院、宣徽使职事，称判某府、州、军、监。若河南、应天、大名府则兼留守司公事……太原府、延安府、庆州、渭州、熙州、秦州则兼经略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定州真定府、瀛州、大名府、京兆府则兼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

这段话透露了两层意思：

一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并不是随便什么武官都能担任的，一般要有中枢、枢密这一级别的资历，才有资格外放兼任。

二是能兼这个职务的，多是扼守一方的重臣，说直白些，都是半只脚踏进权力中枢的大人物。

对照过来，宋江受封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理论上就已经有了和蔡京、童贯那一类权贵大员在身份上对话的资格。虽然现实里他未必真能跟这些人平起平坐，但从官衔品秩看，确实已是封疆级别。

再看军师吴用，小说里给他的官衔是“武胜军承宣使”。单看名字不显山不露水，真放进宋代官制，分量一点都不轻。

南宋抗金名将岳飞麾下大将李道，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李道原本只是带义军投奔宗泽，后来因屡立战功，先后受封“随州镇抚使兼知邓州”“荣州团练使”，再升为“武胜军承宣使”，之后又升为“御前诸军都统制”。

也就是说，“承宣使”是通往统领诸军的关键一步，属于中高级将领才能染指的肥缺。李道凭一身战功，做了多年军中干将，才升至承宣使；吴用却是从梁山军师的位置，直接一步跨上这个台阶。

试想一下，如果按科举与军功的正常路径行走，一个郓城私塾先生，穷其一生，也未必摸得着这个等级的军职。而吴用靠的是啥？智取生辰纲、三打祝家庄、助攻大名府，哪一件不是在和朝廷为敌；等到招安之后，这些“罪行”摇身一变，全成了堪比边功的大“功劳”。

三

三、和高俅比一比：谁的“太尉”更值钱

提到高俅，多数人第一反应是“踢球进身、飞黄腾达”，在演义里更是狠辣奸滑的代表人物。高俅官至太尉，在一般读者印象里，那可是通天的权势。可认真对照宋代军制，就会发现，他这“太尉”和宋江那一档，其实不在一个层级。

北宋末年，皇帝亲军分为三大系统：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侍卫亲军步军。每支都有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一人，合称“殿前九帅”。这九个人，基本就相当于禁军三大系统中的军长、副军长、参谋长，属于顶级主战力量。

“太尉”这顶帽子，在当时已经被戴得很“松”，很多掌兵大将都可以加个太尉衔。高俅所挂的太尉，多半属于禁军系统里的都指挥使一类，按品级算，大约在三品上下，有时甚至偏向四品，其权威更靠近“京城一军军长”。

而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这一级，则是地方“军区”级别，肩上扛着几州乃至一路的兵权。宋江在楚州这个位置上，从编制来看，相当于节制一方兵马，统辖的不再是一支亲军，而是大片辖区内的军务。

如果粗略比较一下：

高俅——京城禁军中一军之长，有“太尉”虚衔，实为殿前九帅之一。

宋江——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同样有“太尉”之称，可以节制一地军政。

在朝堂序列上，楚州安抚使的品级，理论上要在普通禁军都指挥使之上。换一个说法，高俅虽是京城红人，但从制度上看，宋江这种“安抚使兼都总管”的官帽，更接近大军区主官。

说到这，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演义中，高俅会对梁山的招安耿耿于怀。一个在酒楼踢球被相中、一跃进入权力中枢的太尉，辛辛苦苦熬到高位，却发现一群原本被自己压着打的“草莽之徒”，突然成了可以平视甚至略高一头的同僚，这口气，怎可能顺畅。

更有意思的是，北宋末年，太尉这个名号确实有点“贬值”。不仅高俅、童贯这类人有太尉衔，连一些沿边大将、节度使，都可以授太尉之号。段常这种押运粮草的太尉，其实不过是侍卫亲军步军系统里的副将或都虞候。比起宋江这种兼安抚使、都总管的“太尉”，还真略逊一筹。

四

四、关胜、梁中书、韩存保：正规军也有“绿林出身”

有人可能会说，梁山被招安，毕竟是演义笔法，不能完全当真。可在宋代历史中，靠“绿林起家”最后披甲挂印的人，还真不少。

《水浒传》中出场的云中雁门节度使韩存保，小说特意点出一句：“旧日都是在绿林丛中出身，后来受了招安，直做到许大官职。”这里虽然带有艺术夸张，却折射了一个事实——当时军中不少名将，确实有不光彩的过去，或者干脆就是“起于行伍”的强悍角色。

再看大名府的“梁中书”，原名梁世杰。别看演义里他不过是个“卖女婿”的奸臣，在官制里，这个“中书”名号，却绝不是一般四品小吏。他能被称为“梁中书”，说明曾在中书省担任高阶职位，不是中书舍人，就是中书侍郎。这两个职务，最低也是三品；外放出任大名府一类的大藩主官，还要加衔，待遇接近二品。

而关胜的例子，也颇有意味。他原任浦东巡检。丑郡马宣赞感叹一句“屈在下僚”，听上去好像很委屈，实际上只是在拿他去对比“武圣”关羽。巡检在大藩府、沿边州郡中，往往是带兵的实权武官：“并兼兵马钤辖、巡检，或带沿边安抚、提辖兵甲、沿边溪洞都巡检。”属于手握兵权的一线指挥官，级别不算低。

蔡京见到关胜，也以“将军”相称，这绝不是随口奉承，而是对军职等级的实际认可。

由此往下看，会发现一个有点微妙的现象：正规的军职体系，与“绿林出身”之间，并没有想象中那道绝对的鸿沟。朝廷一面在纸面上强调科举出身、循序渐进，一面却不断把官位、兵权授予那些原本站在体制外的人。

在这种背景下，梁山一伙人被招安后，宋江升到安抚使、吴用升到承宣使，看上去似乎夸张，其实并非完全脱离现实逻辑。只不过，他们从“山贼”到“封疆大吏”的跨度，依旧大得惊人。

五

五、宋江、吴用若不落草，官路会走到哪一步

话说到这，就不得不把目光拉回招安之前。

宋江在郓城县做的是个小小押司，说白了就是县衙里负责文案、刑名的小胥吏。他这种出身，连参加科举的资格都够不上。科举要求“身家清白”“无贱役在身”，胥吏一类，往往被归在“贱役”行列，想转成正经士子，只能先脱离官府底层职役，再熬几年洗净名声。就宋江那点家底、那点背景，困难重重。

吴用情况好一点，毕竟读过书，也曾“以授徒为生”。可既然成了私塾先生，就说明科举路绝不顺畅。把最宝贵的青年岁月耗在教授童子功上，人到三十、四十，再想翻身考中进士，概率已经极低，就算中个秀才、举人，也未必能谋到理想官职。

简单说，不落草时，他们一个连县丞都难得混上去，一个最多在乡间做个教谕、训导之类的小职。按正常轨迹走下去，两人终身大概就是“有名无实的小人物”。

偏偏这一对，在乱世缝隙中选了另一条路：宋江因“黑三郎仗义疏财”闻名，又因杀阎婆惜锒铛入狱，一路被逼出走，最终登上梁山；吴用则出谋划策，从智取生辰纲，到劫法场、攻城池，步步站在朝廷对立面。

等到招安一来，他们之前的“罪行”，被翻成了与辽国、方腊对抗的资本，官爵封号一下砸到了头顶。

有人或许会问：如果不通过招安，他们该怎么处理？按宋代法律，聚众为盗、攻城掠地，罪名很难从轻。宋江这类已经打出名号的首恶，按律当斩，连株连都难免。吴用策划多次攻伐官军，也难逃重罪。至多，也就是在军前赎死，以身殉军，绝不可能还给一条荣华富贵的官路。

所以，把宋江从胥吏提升为“宋太尉”，把吴用从村塾先生提升为“承宣使”，其实就是用官位去“收买”一支强悍的武装。这在权力运作的角度可能无可奈何，但从制度、公平来看，确实难免让人心中不平。

六

六、招安政策背后：鼓励“良民为盗”，还是被动妥协

回过头来看当时的局势，北宋末年的国力，已经经不起长期内耗。辽在北，金在东北，西夏在西北，内部还要防着方腊等大规模农民起义。梁山泊虽然只是众多起义武装中的一支，但位置敏感，地势险要，一旦彻底失控，战火很容易蔓延到京畿附近。

从朝廷角度看，招安梁山，是一场算计。有了宋江这支人马，就能牵制方腊一类的内部力量，甚至在对辽、对金时，补充一批敢打敢冲的悍将。童贯统领宋江等人征讨方腊，从结果上看，也确实借用了这股力量。

问题在于，官位给得太高、太快。

正常军官要熬资历、立军功，一步一步往上爬；科举士子更要寒窗十年，才有资格从小吏做起。梁山众人却仗着手里有刀，有兵，可从贼寇直接跳到节度、安抚的行列。这条路一开，客观上就给了天下不平之人一个暗示——刀枪比笔墨来得快。

有人可能会说，那是演义虚构，不能全信。但宋代史书里，确实有不少类似情形：先犯后立功，最终“既往不咎”，还赐以官爵。只不过，大多数人能混到的，也就是节度副使、团练使一类中下级军职，很少有像宋江、吴用这样，一下子越级到安抚使、承宣使的高度。

正因如此，李若水在诗中才会质疑：“政诱潜凶嗣为虐。”意思很直白——这种做法，总有一天会把更多潜在敌人，引诱到作乱这条路上来。毕竟，一旦树立起“造反有官做”的社会样板，底层人的风险判断就会变得扭曲。

七

七、宋江的“衣锦还乡”，究竟是谁的讽刺

演义中写宋江受封之后，朝廷赏赐十万贯上前，他回乡修坟立祠、广设香火，九天玄女都得“见庙”，州县官僚登门拜访不绝。衣锦还乡之时，场面风光，连曾经高高在上的太尉高俅，如果此时路过郓城，也未必能架子端得很稳。

小说虽有夸张，却点破了一个现实：在宋代那样一个讲“出身”“门第”的时代，一个原本没有资格踏入官场核心的下层人物，靠着动刀动枪，居然爬到了可以让地方长官俯首相迎的位置，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有几分讽刺。

更讽刺的地方在于：

那些老老实实考科举的秀才、举人，即便一生清白，也未必能过从九品升到五品的门槛；那些从军十几年的基层军官，即便战死沙场，家中也只是多几石抚恤粮。梁山这帮人却在短短几年间，从“钦犯”转为“封疆大吏”。

从制度来看，这无疑是一种巨大撕裂。一边是“官职要与贤”的理想，一边是“辄啗此曹”的现实。科举制度讲的是公平竞争，可在大局危急时，朝廷最终还是选择向手握兵权的一方屈服。

有人会问：那古人眼中，这种做法该如何评价？严格读宋史，能察觉到一种微妙态度——官方记载往往轻描淡写，不愿多提这些“污点”，只笼统记“某人累功至某官”。反倒是像李若水这类士大夫，在诗文里留下了更多直率的批评。

从他们的反应看，像宋江这样的大盗，即便在战阵上立了功，也只能在军中担任统领、偏将之类，最高不过三四品的中等武职，绝不该跃上二品安抚使、承宣使这般高位。否则，不仅法律形同虚设，连整个官僚体系的权威，也会在不知不觉间被削弱。

结语不再多加议论。宋江、吴用的官职究竟该定在什么级别，史书并没有给出标准答案。只不过，从宋代官制、从那些真正靠军功、科举爬上高位的人身上，稍微一对照，就能看出梁山“受招安”后的封赏，在很多读书人眼里，确实是一件说不出口的别扭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