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犯才子四人趣闻：王耀武后悔题对联，汤尧烧沈醉对联是为何？

1961年初的一个冬日午后，北京冷风透骨，政协礼堂后面的走廊却异常热闹。一群刚从战犯管理所特赦不久的“老军人”，一边晒着太阳，一边围着一张破旧茶几说笑。有人说起功德林里挂过的一副对联，王耀武脸色一变，伸手把纸条抢过来，撕得粉碎：“提这玩意干啥，那是俺心烦的时候胡写的。”

这副被他亲手撕掉的对联，后来却成了很多人记住他的标志之一。更有意思的是，关于对联，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还牵扯出“四大才子”的一连串趣事，其中就包括汤尧亲手点火烧掉沈醉的一副对联。这些看似轻松的掌故，背后却映照出那一代军人，在命运大转折之后的心态变化与人物性格。

一九六〇年前后，一批重要战犯被特赦释放，从功德林等管理所陆续走出。其中名气最大的，自然包括杜聿明、王耀武等原国民党高级将领，而在文化圈里更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功德林内部被大家戏称为“四大才子”的几位。要讲王耀武为何后悔写对联，汤尧又为何要烧对联，就绕不开这几个人。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是个关键的日子。这天，沈醉、李仙洲、范汉杰、庞镜塘、罗历戎等十一人走出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获准特赦。与此同时，还有三十九名战犯从各地管理所被相继释放。自此，原本封闭的战犯管理生活，开始与社会重新接轨。

这批人中，各有打算。李仙洲在山东有家人，申请回乡团聚；庞镜塘儿女在沈阳，希望去沈阳工作；范汉杰、罗历戎、李以劻、董益三以及沈醉等人，则因为亲属多在北京或在外地无依，索性留在北京。他们被安排到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与稍早一批特赦的杜聿明、王耀武、郑庭芨等人，一起做文史资料整理工作。

那个年代，文史专员每月一百元工资，在城市里养活一家老小绰绰有余。后来单位还给分了房，生活有了稳当的落脚点。对于许多从前戎马倥偬、颠沛流离的人来说，这种安定日子，难免让人感慨。

不少人里，沈醉算是“转行”最成功的一个。他出身书香门第，虽说中学没念完就被开除，但爱读书、爱动笔。到了文史专员岗位后，他抓紧时间写回忆录、写见闻录，稿子一篇接着一篇投出去。那时候稿费不算低，他那些书要是合在一起算账，也确实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然而，讨论战犯中特赦、改造与文化写作，绕不过一位人物，那就是王耀武。

一九五九年第一批特赦战犯名单公布时，王耀武就在其中。这在当时有象征意义：山东名将、原第三绥靖区司令官，被特赦、获新生，对许多人是一种信号。只是特赦对他个人来说，既像一份“好事”，又像一件“麻烦事”。

沈醉在回忆中曾说过一句颇带惋惜的话：“王耀武要是晚几年出来，说不定还能多活十来年。”他解释说，王耀武早年做过不少生意，积累颇丰，钱多由夫人带往香港。王被特赦后，一心盼着夫人回来团聚，却传来消息，说夫人与他的一个副官一同远赴南美养老，把他撂在一边不管。王耀武听到，立刻浑身发抖，差点当场过去，虽经抢救保住性命，却落下半身不遂。

关于这件事，后来有不同说法。有人坚持认为王夫人并未“背叛”，有人说是流言蜚语过于恶毒，把王耀武活活气坏。也有人强调王耀武身体本就多病，疾病与家庭变故未必有直接关联。到底哪一种更接近事实，现有资料还难以完全坐实，所以只能说沈醉写的是他所听所信，不一定就是全貌。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一九五九年特赦时，王耀武还算精神健朗；到了六十年代初，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他在功德林时期留下的那副对联，成为后人谈起他时最爱提的一段趣事。

很多观众通过影视剧《特赦一九五九》认识了一个“七分憨厚、三分机灵”的山东大汉王耀武。剧中给他安排了一副妙趣横生的对联：“早进来晚进来早晚进来，先出去后出去先后出去。”对仗工整，朗朗上口，既有调侃又带着自嘲。

不过，从史料看，电视剧里的版本是加工之后的“改良版”，并非王耀武原笔。根据沈醉等人的记载，王耀武当年写在墙上的原话是：“先解放后解放，先后都得解放；早出去晚出去，早晚都得出去。”上下联意思差不多，气氛也相似，就是语句上略显生硬，对仗也不算严谨。

有意思的是，这副对联挂久了，纸都发黄了。直到一九六一年，庞镜塘拿着那张泛黄的纸给王耀武看时，他突然心烦意乱，一把抓过来，顺手撕得稀烂，还忍不住嘟囔：“哪壶不开提哪壶，那是俺心烦意乱时随手写的。”

口气不客气，心情却是真实的。他为何会后悔？一是那段被囚的日子，是他人生最低谷，重提旧事，难免心里别扭；二是等他在功德林里真正看清别人的“文采”之后，就觉得自己那副对联不够“拿得出手”，有点丢人。

要搞清这一层，就得说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被大家戏称为“四大才子”的这几个角色。

一九五〇年代，战犯管理所的生活并不是单纯的关押，更核心的是思想改造与文化教育。读书、写心得、学历史、写检讨，有时也搞些文艺活动。在这样的环境下，有文化、有笔头功夫的人，自然容易出头。

功德林里当时被同批“同学”们公认的“四大才子”，大致有这么几路：

其一，论作诗，非文强莫属。文强是文天祥的二十三世孙，出身就带着一层文学光环。抗战和内战时期，他在徐州“剿总”前线担任副参谋长，以指挥作战出名，却在战犯管理所里，让更多人服气的是他的诗词。按沈醉的说法，文强在管理所里就写了一千多首诗，加上在淮海战役被俘以前写的那些，如果全部整理出来，足以成好几册诗集。

其二，要比书法，“大力士”邱行湘占了一个座。此人早年是国民党军中的猛将型人物，力气大，性格直，可偏偏写得一手漂亮字。在功德林里办壁报、写专栏、抄文稿，经常要请他出马。他自号“第二”，没人敢称“第一”，也算半开玩笑半自信。

其三，论编故事、写回忆录，沈醉稳稳坐上头把交椅。他的《我这三十年》、《从军记》等一系列回忆录，事后出版后畅销一时。那年代稿费丰厚，有人开玩笑说，光凭那几本书的稿费，要在一线城市买房，买好几套都不是问题。这话有点夸张，却也折射出沈醉笔头的“值钱”。

其四，如要论“科班出身”的传统文化底子，轮到王陵基登场。按照沈醉在《人鬼之间》一书里的说法，王陵基自称是清末举人，由清政府保送日本读军事，进过日本陆军小学和士官学校，日语流利，中文功底扎实，还给光绪皇帝磕过头。这样一番履历，在战犯中确实不多见。

不过王陵基到底是不是货真价实的举人，倒是有争议。有研究者查阅科举档案，没有找到他中举人科的确切证明。也有人说他考入的是李鸿章创办的某军政学堂或武备学堂，后来就被简化成“举人”。战犯之间爱开玩笑，“举人”这个头衔就在功德林里越传越响。

不管怎样，文强的诗、邱行湘的字、沈醉的笔、王陵基“自带光环”的传统读书人身份，加在一起，大家就戏称他们是“功德林四大才子”。在这种环境下，王耀武要是拿出一副对联，自然得过“专家”那一关，他自己拿起对联一看，难免觉得技不如人。

有意思的是，这几位才子并不全是天生书卷气的“文弱书生”。沈醉也是书香门第出身，却因为年轻时淘气，中学还没念完就被学校“请”了出去。后来当上军统少将，算是半个专业特务，按理说见多识广，结果竟闹过一个笑话。

当年他的大姨出家做了尼姑，道号“莲某”，按旧时俗称也可被称作“莲舅”。她与一位年纪很大的比丘尼同行，身边又有一个“三老和尚”。沈醉看见，就跑去问母亲：“难道年纪大的和尚，也可以和尼姑住一个庙？”他母亲差点被他气笑：“真是作孽啊，你还读过书呢！尼姑也叫二僧，老尼姑也可以尊称为和尚，怎么会跟男人和尚混在一块。”

这种略带傻气的提问，被他自己写进回忆录里，也算是自我解嘲。可从侧面看得出，功德林里那些看似“有学问”的人，也不是什么完人，该糊涂照样糊涂。

有意思的是，沈醉这个“写作能手”，在功德林里写对联的水平，也不过和王耀武差不多。有一回，他被分在第二组学习，同组的有覃道善、苏本善、王耀武、马励武。大家改造得差不多，气氛也随和下来，他就动了文人的念头，提笔写了一副对联：“王耀武马励武叹英雄无用武之地；覃道善苏本善喜战犯有从善之时。”

这副对联，立意不算复杂，一边是“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叹，一边是“有从善之时”的转变。站在改造的小环境里看，也算点到为止。沈醉写完颇得意，拿出去一亮，谁料“陆军副总司令”汤尧看了一眼，脸一沉，话都没多说，划根火柴，当着他的面，点着对联烧掉，还连说两句：“这个使不得，使不得。”

这一幕，在当时吓了不少人一跳。汤尧也是战犯之一，原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军职很高，进了功德林，按理说跟大家是“同学”。可他对这副对联的态度，明显非常敏感。仔细想想，倒也不难理解，其中有几个问题。

第一，“英雄无用武之地”这六个字，带着很强的情绪色彩，容易让人联想到旧日官场、战场的“委屈”。在改造环境里，这种表述就显得不太合适。汤尧敏感，怕这句话勾起别人的旧习气，这一层应该是主要原因。

第二，把“战犯有从善之时”写成喜庆语气，有变相“自我表功”的味道，好像大家改造得好就理所应当值得庆祝。以当时的气氛来看，这样的口吻有点轻佻，容易被认为态度不够严肃。

第三，从个人关系考虑，把几位“同学”的名字都挂在对联上，其中还点到“英雄”“从善”等字眼，不少人心里未必舒服。有的人性格要面子，不愿意被这样“对号入座”。

所以汤尧索性不多解释，直接烧掉，用行动告诉大家：这类玩笑开不得。沈醉虽然嘴上不服气，心里还是明白，自己在对联这块，火候是差了点。

说起才子，自然还是要看看他们的作品。文强的诗，在功德林里一首接一首。有一段广为流传，是他回忆早年在红军控制区时的经历——当年他曾与钱大钧作战，也曾到延安探望生病的徐特立和陈赓。他带去一包月饼，分给两位老人后，写下诗句：“山城水色凝秋意，剑影刀光映九天。话旧情殷尊太老，忘年交谊识恩贤。”

短短四句，景、事、人、情全在其中。“山城水色凝秋意”，有画面；“剑影刀光映九天”，又把自己当年在战场上与红军对峙的经历带出来。“话旧情殷尊太老”，对徐特立这样的老革命，仍然以“太老”相称，带着敬重。“忘年交谊识恩贤”，又是承认对方的人格与品格。这种写法，语气平和，却有分寸，挺能说明他的文学修养。

沈醉的诗则锋利得多。他在抗战胜利后，写过一首讽刺“接收大员”的诗，因内容尖锐，没有公开发表。这首诗句不短，大意是：有人在前线浴血奋战，到头来回到南京，满城都是“捷报频传”、觥筹交错，真正打仗的士兵、惨死的百姓，却没人记得。他提到“冤魂卅万哭犹哀，忍见江头白骨堆”，又写到“卫国无功频失地，有何面目又从来”，这种问句，力度很足。在南京石头城风雨之中，他借秦淮河畔的“六朝香”做引子，把现实与历史对照起来。不得不说，这种写法，在国民党军中是很少见的。

不过文强、沈醉的诗多了，读者不免“眼花”。反倒是王陵基那首《认罪》，因为简单、突兀，却被战犯“同学”们记了几十年。他在管理所的文学专栏里，仅有一篇署名作品，就是这首《认罪》。其中有两句最让人印象深刻：“上将不可当，宁愿挨一枪。”字面上挺粗糙，却一针见血地点出他对“做大官误国误己”的悔意。

从诗词水准说，这两句和著名诗人、学者相比，当然不入流。但在当时那个特殊群体里，这样直白的自戳痛处，倒显得有几分可贵。夸张点说，韩复榘、张宗昌那种“胡乱押韵”的水平，和他也差不多，王陵基能被归到“四大才子”里，未免有点滑稽，却也说明功德林内部的“才子”标准，是带着玩笑意味的。

回到王耀武的那副对联，他当年在功德林里，人缘其实不错。很多人对他的评价，是“忠厚、诚恳、大度”，不喜欢炫耀文才。写那副对联，是在某个心情复杂的时刻，一时兴起写在纸上，挂在墙上。内容说得明白：“先解放后解放，先后都得解放；早出去晚出去，早晚都得出去。”既是自嘲，也是对整个群体命运的一种半开玩笑的概括。

然而，一旦放到“才子”云集的小圈子里，这副对联就显得不够“工整”。文强的诗讲究平仄，邱行湘写字时对结构极挑剔，沈醉写回忆录注意布局，这些人眼里，看长短句、看对仗、看用词，难免多一层挑剔。王耀武心里很清楚，自己不是这一行的，跟人家比，难免露怯。

所以他在一九六一年干脆撕了那张纸，还直来直去地说，这玩意儿是“心烦意乱时写的”，不值得留。表面看，是不想再提旧事；讨论深一点，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朴素的“自我修正”：别人有真才实学，自己不必硬往“文人”里挤。

功德林这批人，在战场上大多叱咤风云，在那里却换了一种生活方式。有人通过写作、作诗，梳理过去；有人慢慢接受现实，认罪服法；有人在文化活动中找到一份新的支撑。四大才子之间时不时的互相调侃、竞赛，也成了他们在高墙内有限的精神出口。

当然，若要给这“四大才子”排座次，各人心里都有谱。单看诗词，文强占了上风；以著述数量论，沈醉无疑最“高产”；论传统文化根基，王陵基的背景——无论是真举人还是军政学堂出身——都让人不敢小觑；再加上邱行湘一手好字，算上书法这一项，他也有一席之地。

问题是，如果严格追究科举身份，王陵基“举人”的称号又未必站得住脚，那么功德林的“四大才子”名单，其实一直是个“半开玩笑”的说法。除了这四位之外，战犯学员中也不乏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如某些黄埔高材生、留洋军官，都有各自擅长的领域。

不过，无论名单如何微调，那几件绕着对联、诗句、书法转的小事，却把当年的气氛勾画得颇为立体：曾经的上将、军长、司令，到了一个封闭的改造环境里，又被读书、作文、写诗、写对联拉在一条线；有人靠才华找回一点自尊，有人则选择低调示人，连一副对联都不愿留下。

王耀武撕掉对联，汤尧烧掉对联，看似是对一张纸的小动作，却折射出他们对过往身分、现实处境和未来命运的复杂感受。功德林四才子的趣闻，散见于各种回忆录和资料之中，一件件细节拼起来，既带几分人的幽默，又少不了历史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