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老兵忆述日军狩猎花姑娘，奸恶行为令人痛心，罪行无法洗刷！

1993年冬天，东京一间并不宽敞的公寓里，一位头发花白的日本老人忽然在话筒那头沉默了很久。录音机的转轴还在“嗡嗡”作响，坐在对面的学者西里扶甬子却不敢催问。过了好一会儿，这个名叫金子安次的老人嗓音发颤地吐出一句话：“那时候，在中国，没有几个日本兵的手是干净的。”

就是从这一刻起，一段被压在记忆深处几十年的罪行，才慢慢被掀开了角落。金子安次开始回忆的，并不是某一场具体的战斗，而是日军在中国“找花姑娘”的暴行。对他这一代参与侵华的普通士兵来说，这四个字背后，是血腥、是耻辱，也是他晚年再也躲不过去的阴影。

不得不说，有意思的是，很多人一提战争，想到的往往是枪炮、堡垒、伤亡数字，却容易忽视战争最阴暗的一面：对毫无反抗能力的妇女的蹂躏。金子的回忆正好补上了这一块，让人看到日军侵华的残酷，不只在战场，也在一间间被闯入的民房里，在一座座被封锁的村庄里。

一九四零年十一月，他被征入伍，编入日军第五十九师团第十旅团第四十四大队，只是千千万万普通步兵中的一名。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二十岁不到的青年，会亲眼见证并参与一支军队如何一步一步滑入集体的深渊。

有意思的是，他最早感受到的，并不是“罪恶感”，而是“习以为常”。

一、从“多生孩子”到“多杀女人”：政策的冷血转向

在被送往中国战场之前，金子安次听到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口号。那时的日本，在军国主义鼓动下，政府大肆宣扬“生吧，增加吧”的口号，甚至把多生孩子当作“报效国家”的方式。

宣传画上，女人被描绘成“生产机器”。男人上战场，女人在后方不断生育，孩子一多，就意味着未来多几个兵，多几双劳动力的手。生的是男孩，将来能拿枪；生的是女孩，将来能生更多的孩子。生满十个以上的家庭，还能得到表彰与奖励。

这种冷冰冰的“人口观”，在本土听起来是所谓“国力”的象征。可一旦跨过海峡，来到中国战场，它却被倒转过来，变成了极其残酷的一句话——“中国女人要多杀，她们会生孩子。”

金子安次回忆，当他所在部队进入中国后，从师团长到小队长，都在反复强调这套逻辑。女人能生孩子，孩子长大了就可能加入抗日队伍，所以要“事先铲除隐患”。在这套荒谬又冰冷的推理之下，中国妇女和婴儿不再被当做人，而是被当成“未来敌人”的“源头”。

“她们能生孩子，所以要杀。”这话听上去残忍至极，当年却被许多日本士兵听得习以为常。对基层官兵来说，从报纸、军队教育，到长官训话，都在不断强化一个观念：杀女人、杀孩子，不是“犯罪”，而是“防范”。

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思想一旦在军中成了共识，士兵对妇女的任何暴行，就有了“心理上的护身符”。既然对方的命不值得尊重，那么对女性的侮辱与摧残，自然也就“不算什么大事”了。

二、军律失效与“花姑娘”：从法律惩罚到集体纵容

从纸面规定上看，当时日本陆军的刑法条文里，对“强奸妇女”的处罚并不轻，一般是判处四到七年的徒刑。也就是说，如果对象是日本本国妇女，军律至少在形式上还会给出一个“禁区”。

可轮到中国女人，这条军律几乎就像从来没有存在过。

金子安次回忆，自他入伍到战争结束，从没听说过有谁因为强暴中国妇女而被正式惩处，连象征性的训斥都很少。中下级军官最关心的是升迁、战功，不愿意为了所谓“敌国女人的事”大费周章。只要不闹出兵变、不引发大的纠纷，士兵怎么糟蹋妇女，他们几乎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有年轻士兵刚上战场时还心里打鼓，甚至有人小声问过班长：“这样做，不会被判刑吗？”班长一句话就打发了：“军律只管日本人，不管敌人。”

在这种氛围之下，“找花姑娘”甚至成了部队里公开的行话，并不是偷偷摸摸的词。慰安所等于是“合法”存在的淫窟，可那里价格并不低。按照当时规定，一次要一元五十钱，而普通步兵一个月的津贴也就十元左右，扣掉预扣款，能到手的不过五元上下。

算一算账，一个月就算全攒着不吃不喝，最多也就能去几次。实际上士兵还要买烟、买吃的，慰安所自然成了少数人才能经常光顾的地方。穷兵多，阔少兵少，多数只能干看着。

要钱的慰安所去不起，免费的“花姑娘”，自然就成了部分士兵眼里的“目标”。尤其是在深入农村、远离大本营的时候，军纪监督松散，指挥官本身也常常参与其中，整个军队就朝着集体堕落的方向滑去。

金子安次说，他所在的大队中，新兵一般没有机会亲自下手，更多是给老兵“站岗放风”。老兵一旦占了某个院子，新兵只能守在门口端着枪，不许别人靠近，若有妇女哭叫，就威胁村民别出声。有一次，一个刚入伍不久的日本兵脸色发白，小声对战友说：“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结果换来的是一顿拳脚和一句喝骂：“当兵的怕这个，还打什么仗！”

就这样，个人的耻感，在“集体”的压力里被一点点磨没。

三、扫荡、搜捕与“找花姑娘”：村庄噩梦的完整流程

日军侵华时的大规模暴行，在各地留下了惨烈的记载。仅以有明确记录的来看，超过一千人被屠杀的惨案，就有一百五十多起，更不用说那些零散却同样血腥的屠杀。伴随这些屠杀行动的，往往就是对妇女的系统性侵犯。

金子安次对“扫荡”的过程记得很清楚。他们通常会在凌晨发动袭击。天色未亮，村庄还在睡梦中，外圈已经被日军包围。冲进村子的先头部队，会立刻搜查可能持有武器的男子，稍有可疑就地枪杀，根本不给解释的机会。

男人倒下后，女人就成了被“处理”的对象。

当时许多农村妇女还裹着小脚，行动极为不便，跑都跑不快。听到外面枪声大作，能做的只是躲——躲在床下、柜后、地窖、干草堆，或者事先挖好的地洞里。可面对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这样的躲藏无异于自欺欺人。

日本兵熟门熟路地翻找这些藏身之处，手里端着刺刀，把每个角落都戳刺一遍。被拖出来的中国女人往往已经吓得全身发抖，有的被迫看着自己的丈夫倒在血泊里，有的怀里还抱着哭喊不停的孩子。

“那种眼神，很难形容。”很多年以后，金子安次只是简单吐出这一句，却没有再多解释。对于当年的他，这些眼神在那时可能只是一闪而过的画面，可对这些妇女来说，却是终身无法摆脱的噩梦。

扫荡时，新兵被要求主要负责“实用”的事情：抢粮、搬运、看守俘虏。老兵则几乎是公开地“分配”女人。只要进入村庄，连大队长有时也管不住底下的人，有的军官甚至亲自挑选年轻的妇女，先自己占有，然后再扔给属下轮番侮辱。

有人可能会问，这样的事情到底发生了多少次？具体数字，任何一个当年的日本兵都说不清。因为那不是一两次，不是十次二十次，而是随着时间不断重复的“惯例”。从华北到华中，从东北到华南，哪里有扫荡，哪里就有这样的罪行。

金子安次在访谈中，被问到一年大约涉及多少妇女时，他沉默了一阵，说：“至少一百人吧，两年就是两百，都是不同的人。”这只是他个人的粗略估计，考虑到各个部队、各条战线的情况，可以想见，整体的受害者数量远远超出任何统计。

更残酷的是，这些暴行从来不是某个“变态士兵”的个人行为，而是集体默许、集体参与的结果。另一名曾服役于中国战场的日本兵铃木良雄就直言：“在中国服役的日本军人，在对女人施暴这件事上，没有一个人是真正干净的。”

这种说法不可避免地带有他个人的主观感受，但也从侧面说明了一个事实：在那样的环境下，不参与反而成了“少数”。而这个“集体肮脏”的状态，比单独几个恶徒更加可怕。

四、慰安所、贫穷士兵与“免费”的罪恶

战争年代，日本兵看上去握着枪，气焰嚣张，其实大多数普通士兵的生活并不宽裕。军官可以搜刮钱财，还能享受优先待遇，普通步兵却只能拿着那点微薄津贴，在生死线上挣扎。

在中国战场，许多士兵心里都清楚，打仗等于赌命。每一次冲锋，随时可能倒在对面的机枪前。有人就想着，既然命拿出来拼了，那就趁活着的时候“多享受一点”。在这种扭曲心理的驱使下，钱成了快意享乐的筹码，而女人则变成最容易被拿来满足欲望的“工具”。

慰安所本身，就是日军在侵略战争中设立的制度化犯罪场所。无论是强征的慰安妇，还是欺骗、胁迫来的妇女，她们的处境都极为悲惨。但即便如此，慰安所仍然不是普通士兵随便能“常去”的地方。费用摆在那里，一个月去上三回，钱基本就花光了。

“穷兵”们自然不甘心。搜刮民财，需要冒着被游击队反击的风险，平时战斗又已经很辛苦，稍有不慎就可能丢命。相比之下，趁着扫荡进村，顺手抓女人发泄，在许多野蛮士兵眼里“不费成本”，既不用掏钱，又不用背负军纪风险，久而久之便成了“首选”。

日军内部的等级制度，也在这种犯罪中得到了反映。下级士兵要听命令，谁先“挑人”，谁先“享用”，往往由军衔高低决定。新兵被禁止去慰安所，平时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只能在旁边看着、听着，渐渐被这种污浊的氛围同化。

试想一下，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被丢进这样一个环境：长官默许，老兵带头，周围的人都把找“花姑娘”当作常态。久而久之，他的底线一点一点往下移，哪怕内心深处还有隐约的抵触，也会在一次次行动中麻痹。

很多年后，一些日本老兵在访谈中回忆，当时的自己年轻、精力旺盛，而且被战争的残酷冲刷得几乎没有了对他人的基本尊重。急行军时，一天可以走几十里路，背负着沉重装备，照样还能在短暂休整期间，四处寻找女人。这种体力与堕落行为叠加在一起，让战争呈现出一种极其丑恶的面貌。

值得一提的是，哪怕在最激烈的战斗空隙里，只要部队有一点停顿，都会有人打听附近有没有村庄，有没有“机会”。夜间突然袭击时因为戒备严格，谁也不敢乱动，一旦进入相对安全的村落，很多士兵的第一个念头，并不是补觉，也不是修整，而是问一句：“有没有花姑娘？”

在这样的集体心理之下，侵略者对中国妇女造成的伤害，就不再局限于某几场大屠杀，或者某几个著名城市，而是渗透在整个战争过程之中。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沿岸到偏远的山村，只要日军踏足之处，这种罪行就极有可能发生。

五、个人记忆与国家罪行：难以逃避的追问

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十四年的侵华战争在中国留下了难以计数的创伤。按一些研究数据统计，日军在中国制造的屠杀事件中，单次被杀超过一千人的，就有一百五十多起，而许多小规模屠杀甚至没有完整记录。

这些屠杀背后，妇女和儿童往往被视为“附带目标”。在南京大屠杀中，仅被强暴、侮辱的妇女，就有数万之多；在其他地区的占领和扫荡中，也有无数女子遭到凌辱，很多连姓名都没有留下。

对于具体的数字，后人很难给出一个精确的统计。一方面，当年的文件大多被毁或缺失；另一方面，许多受害者根本没有机会讲出自己的遭遇，就已经在战火中死去。更复杂的是，被强暴后选择自杀、被家族“掩埋”羞耻而不愿对外提及的案例，比比皆是。

金子安次在九十年代接受西里扶甬子采访时，说过一句话：“因反抗而被杀的，因害怕而自杀的，因救人而丧命的，还有被迫做慰安妇而走向堕落又无法自拔的，那些数字根本算不清。”这句话听上去略显笼统，却折射出一个事实：战场上的暴行，远远超出任何统计表格所能表达的范围。

西里扶甬子在整理访谈记录时，删去了部分过于细节和血腥的描述，只保留了能够反映整体情况的段落。哪怕经过删减，这些文字依然令人感到震惊和压抑。她曾在访谈间隙忍不住问金子：“你那时候就没有想过，这样做是错的吗？”

金子沉默了一阵，说：“那时候谁也不这么想，大家都一样。你要是不跟着干，就会被当成‘怪人’，没人愿意和你一组，甚至会被怀疑胆小。”这段简短的对话，很残酷地道出了一个现实：个体在强大的集体氛围中，很容易变得麻木，甚至主动顺从邪恶。

站在后来者的角度看，这些理由当然不能成为推卸责任的借口。但也正是通过这些回忆，人们才能更清楚地看到，战争中的暴行，并不只是少数“极端分子”的行径，而是由制度纵容、上级默许、集体沉默共同造成的结果。

更残忍的是，受害的中国妇女大多沉默无声，甚至在战后几十年里，都没有勇气、没有渠道讲出自己的故事。有的被家人当作“耻辱”对待，终生抬不起头；有的则在贫困与疾病中默默离去，连一块写着名字的碑都没有。

从这个意义上说，金子安次、铃木良雄这些老兵晚年的回忆，虽然无法洗去他们当年的罪责，但至少留下了一点可以追问、可以记录的线索。他们口中的“找花姑娘”，不是轻浮的戏言，而是无数中国家庭破碎的起点，是一段不容掩盖的历史证据。

战争已经结束了八十多年，那一代亲历者正在不断离去。但上世纪九十年代那些影像、录音和文字，把当年的暴行固定在了纸面和磁带上，也让后来的人有机会听到加害者嘴里的真相。即便这些回忆偶有遗漏、含糊或自我辩解，却依然留下了足以令人心惊的事实：在侵华战争中，对中国妇女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不可原谅。

这段历史，就静静地躺在那里，不需要任何夸饰，也不需要任何借题发挥。它本身的沉重和残酷，已经足够令人久久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