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亲遇到挑剔女魔头，我气得拍桌子说“谁娶你谁倒霉”，她却笑了

注：本文内容源自网络，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人物、事件关联对号

相亲遇到挑剔女魔头，我气得拍桌子说“谁娶你谁倒霉”，她却笑了

1

一九九八年的深秋，皖北小城颍上的风已经带了刀子。

赵守成骑着那辆二八大杠，从城关镇的农机厂往家赶，后座上夹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编织袋，里面是三十斤散装白面，厂里刚发的季度劳保。风从领口灌进去，他把褪色的军大衣裹紧了些，两只耳朵被风吹得通红，像煮熟的虾子。

这条路他骑了六年了。从二十二岁进厂当学徒，到现在二十八岁，还是临时工。路两边的梧桐叶子落了大半，剩下的在枝头哗啦啦响，像钞票被风刮着跑的声音——这是他脑子里突然冒出来的一个比喻，连他自己都觉得心酸。

他家住在南关巷最里头的一间平房里，是父亲赵德厚当年从食品公司退下来时分到的福利房，三十八平米，隔成两间，外面做饭，里面睡觉。赵德厚三年前中风瘫在床上，全靠母亲孙桂兰伺候。赵守成是独子，一个月工资四百二，刨去父亲的药费和一家三口的口粮，剩不下几个子儿。

他把自行车支在门口，还没进屋就听见母亲在咳嗽。那种咳法他太熟悉了，是呛了油烟又舍不得开窗户的那种闷咳。

“妈，我回来了。”

孙桂兰从灶台前直起腰，围裙上沾着面糊，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她看了一眼赵守成手里的编织袋，说：“又发面了？家里还有半缸子呢。”

“放得住，冬天不会坏。”赵守成把编织袋靠墙根放下，走到里屋去看父亲。

赵德厚半靠在床上，身上盖着一床洗得发白的棉被，床边竖着一根竹竿，上面挂着吊瓶。这是镇卫生院王大夫给开的活血的药，一个月要一百多块。赵德厚的脸浮肿着，左边身子完全不能动，但神志还清楚，看见儿子进来，嘴歪了歪，含含糊糊地说：“回……回来了？”

“嗯。”赵守成在床边坐下来，伸手给父亲掖了掖被角，“今天感觉咋样？”

赵德厚没回答，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天花板，过了一会儿，突然说：“你……也该……找个了。”

赵守成的手顿了顿。他知道父亲说的是什么——找对象。这话赵德厚已经念叨了大半年了，每次说起来，那双浑浊的眼睛里就泛出一种赵守成不忍心看的光。

“爸，不急。”

“急。”赵德厚用了很大的力气，那个字几乎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我……还能……看你……成家……”

话没说完，他就喘上了。赵守成赶紧给他顺气，手掌拍在那瘦骨嶙峋的背上，像拍着一捆干柴。

孙桂兰端着碗进来，是一碗红薯稀饭，里面卧了个荷包蛋。她把碗放在床头柜上，看了一眼赵守成，欲言又止。

赵守成知道母亲想说什么。隔壁的张婶前两天来串门，说手里有个姑娘，在县供销社上班，二十六了，想给介绍介绍。孙桂兰当时没敢应，怕赵守成嫌烦，但那个眼神赵守成看懂了——他是家里唯一的指望，可这个指望到现在连个对象都找不上，搁在老街坊眼里，就是这家要完了的意思。

“妈，张婶说的那个事，”赵守成低着头说，“要不……见见？”

孙桂兰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亮得赵守成心里发酸。

2

相亲的日子定在礼拜天，地点在颍河路上的“春风茶社”。张婶特意交代了：穿周正些，那姑娘条件好，眼光高，别让人家挑出理来。

赵守成把压箱底的那件蓝色涤卡中山装翻出来，是五年前买的，袖口磨得起了毛边，但熨一熨还能穿。他又去街上花两块五理了个发，理发的老孙头问他是不是相对象，他没吭声，耳朵根子红了一片。

礼拜天上午十点，赵守成提前十分钟到了春风茶社。茶社不大，门口挂着褪色的幌子，里面摆着五六张八仙桌，空气里弥漫着茶叶梗和瓜子混在一起的干燥气味。他要了一壶最便宜的茉莉花茶，八毛钱，坐在靠窗的位置等。

张婶领着人来了。

赵守成站起来，下意识地把中山装的扣子又检查了一遍。然后他看见了那个姑娘——

她叫沈若棠，个子不算高，扎着一把马尾，穿一件藏青色的呢子外套，里面是白色的高领毛衣，脚上是一双黑色的半高跟皮鞋，擦得很干净。她的五官算不上多漂亮，但有一种赵守成说不上来的东西——不是气质，也不是打扮，而是那种站得笔直的样子，像一根绷紧的弦。

张婶笑嘻嘻地介绍了一番，然后识趣地走了。茶桌上剩下两个人，一壶茶，两碟瓜子。

沈若棠坐下来，没碰茶杯，先把赵守成上下打量了一遍。那种打量不是姑娘家相亲时那种羞怯的、快速的扫一眼，而是坦坦荡荡的、从头到脚的审视，像在菜市场挑冬瓜。

赵守成被她看得不自在，干咳了一声，说：“你喝茶。”

“先不喝。”沈若棠开口了，声音不高不低，咬字很清楚，“赵守成，二十八，农机厂车工，临时工，一个月四百二，父亲瘫痪，母亲没有工作，家住南关巷三十八平米的公房。我说得对不对？”

赵守成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这些情况张婶肯定事先透漏过，但被人这样当面一条一条摆出来，像念一份档案，他还是觉得难堪。

“对。”他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

沈若棠点了点头，从随身带的那个帆布包里掏出一个小本子，翻开，里面密密麻麻记着什么。赵守成瞥了一眼，看见上面写着“1.住房情况——公房，无产权”“2.收入——四百二，临时工”“3.家庭成员——父病，需长期照料”之类的字样。

他脑子里嗡了一声。这哪是相亲？这是面试，不，这是审讯。

“你……”赵守成深吸了一口气，压着火气说，“你这是来相亲的，还是来搞社会调查的？”

沈若棠抬眼看他，目光平静得像一潭死水：“相亲不就是互相了解吗？我把你的情况提前了解清楚，省得浪费时间。你对我有什么想问的，也可以问。”

“行。”赵守成把茶杯往桌上一顿，茶水溅出来，“你是供销社的，正式工还是临时工？”

“正式工。”

“一个月挣多少？”

“五百六，加上补贴六百出头。”

“家里什么情况？”

“父母双亡，没有兄弟姐妹，我一个人住供销社的宿舍。”

赵守成愣了一下。他没想到这姑娘是孤儿。但沈若棠说“父母双亡”四个字的时候，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脸上没有任何波澜。

“你多大了？”他又问。

“二十六。”

“之前相过几次？”

沈若棠低头看了看本子，说：“你是第十七个。”

赵守成差点被茶水呛着。十七个？在这个小县城里，姑娘家相过十七个对象还没定下来，背后不知道被人说成什么样了。

“那前面的十六个，”赵守成问，“都没看上？”

“没看上。”沈若棠合上本子，“条件不合适。”

“什么条件？房子？钱？”

沈若棠没回答，端起茶杯抿了一口，皱了皱眉——大概是嫌茶凉了。她把茶杯放下，说：“赵守成，我说句实话，你别生气。你的条件，在我见过的十七个人里，排倒数。”

赵守成觉得自己像被人扇了一巴掌。他知道自己条件不好，但被人当面说“排倒数”，那种滋味还是像吞了一块碎玻璃。

“那你还来见我干什么？”他的声音已经有些硬了。

“张婶说你这人老实，肯干，不喝酒不赌博。”沈若棠说，“我想看看老实人长什么样。”

“看完了？”

“看完了。”

“怎么样？”

沈若棠歪了一下头，那根马尾辫甩到肩膀前面，她说：“老实是真的老实，穷也是真的穷。”

赵守成腾地站了起来，椅子腿在水泥地上刮出一声刺耳的响。他从口袋里掏出两块钱拍在桌上，那是茶钱和瓜子钱。

“沈若棠，”他咬着牙说，“你条件好，你慢慢挑。我不奉陪了。”

他转身就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听见沈若棠在后面说了一句：“你的茶还没喝完。”

赵守成没理她，推门出去了。秋天的风灌进来，他打了一个寒噤，心里憋着一团火，烧得他胸口疼。

他走了十几步，突然停下来，转身又走了回去。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回去，大概是那股邪火没处撒，憋着难受。

他推开门，沈若棠还坐在原来的位置上，手里端着那杯凉茶，安安静静地看着窗外。阳光从茶社的玻璃窗照进来，落在她的侧脸上，赵守成突然发现她的睫毛很长，微微卷着，像两把小小的刷子。

“你怎么又回来了？”沈若棠没回头，但好像知道他站在那里。

赵守成走过去，一巴掌拍在桌子上，“砰”的一声，茶杯都跳了起来。茶社里其他几桌客人纷纷扭头看过来。

“沈若棠，我告诉你，”赵守成的声音在发抖，不知道是气的还是别的什么，“你条件是好，但你这个脾气，这个态度，谁娶了你谁倒霉！”

他说完这句话，胸腔里那口气总算出了一半。他等着沈若棠翻脸，等着她站起来跟他吵，他甚至做好了被茶水泼一脸的准备。

但沈若棠没有。

她转过头来，看着赵守成，嘴角慢慢翘起来，露出一个笑。

那个笑容很轻，很淡，像冬天早晨窗户上结的霜花，薄薄的一层，但透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亮。她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成两道月牙形，原先那种冷冰冰的距离感一下子碎了，露出里面一个赵守成完全陌生的、柔软的东西。

“你说完了？”她问。

赵守成愣住了。

“说完了就坐下，”沈若棠把桌上的两块钱推回去，“茶还没喝呢。”

赵守成站在那里，像一根木桩。他完全搞不懂这个女人在想什么。他刚才拍了桌子，说了那么难听的话，换作任何一个姑娘，要么哭，要么骂，要么甩手走人。可她笑了，还让他坐下喝茶。

“你……你不生气？”他结结巴巴地问。

“生什么气？”沈若棠把茶杯推到他面前，“你说的是实话。我这个脾气，确实谁娶了谁倒霉。前面的十六个，有十一个是被我气跑的。”

赵守成慢慢地坐了下来。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就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经完全凉了，又苦又涩。

沈若棠看着他喝茶，又笑了。这次笑的时间比刚才长一点，赵守成看见她嘴角有一个小小的酒窝，左边有，右边没有。

“赵守成，”她说，“你是第一个敢在我面前拍桌子的。”

“那是因为你太气人了。”

“我知道。”沈若棠点了点头，语气居然很认真，“张婶说得没错，你这人确实老实。”

赵守成不知道这算夸他还是骂他。他闷着头喝茶，不说话。

沉默了一会儿，沈若棠突然说：“你父亲的病，是脑血栓？”

“嗯。”

“我父亲当年也是这个病，”沈若棠的声音低了下来，“瘫了两年，我伺候的。”

赵守成抬起头看她。她的目光落在桌面上，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茶杯的边缘，那个动作很轻，带着一种赵守成能感受到的、沉甸甸的东西。

“后来呢？”他问。

“后来死了。”沈若棠抬起头，又恢复了那种平淡的语气，“死的时候我没哭。我妈走的时候我也没哭。他们活着的时候我尽到心了，死了哭不哭的，不重要。”

赵守成沉默了很久。他想起自己父亲躺在床上那些日子，母亲一个人端屎端尿，翻身擦洗，有时候累得直不起腰。他白天要上班，只能晚上回来搭把手。那种日子，他知道有多熬人。

而面前这个女人，伺候了瘫痪的父亲两年，没有兄弟姐妹帮忙，一个人扛。

“你……不容易。”他说。

沈若棠看了他一眼，那个眼神和之前不一样了。之前的眼神是审视的、挑剔的、冷冰冰的，现在那个眼神里多了一点什么东西，像冰面下的水开始流动。

“赵守成，”她说，“你回去想想，如果你觉得我能处，下个礼拜天还在这里见面。如果你觉得不行，就算了。”

她站起来，把帆布包的带子挎到肩上，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回过头来说：“对了，你那两块钱，我已经付过茶钱了。桌上的两块你拿回去。”

门关上了。赵守成坐在那里，手里攥着那两张皱巴巴的一块钱，听着门外自行车铃铛的声音和远处街上小贩的叫卖声，脑子里乱成一团。

3

赵守成没有等到下个礼拜天。

礼拜三下午，他从厂里下班，骑车经过供销社门口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往里面看了一眼。供销社的门面不大，两间打通了的门市，卖些日用百货和副食品。他看见沈若棠站在柜台后面，正在给一个老太太称白糖。

她穿着一件灰扑扑的工作服，袖子挽到小臂，露出瘦伶伶的手腕。她称东西的动作很麻利，一手拿秤，一手往秤盘里加白糖，眼睛盯着秤杆上的刻度，嘴里还在跟老太太说着什么。老太太走了之后，她又弯下腰从柜台下面搬出一箱肥皂，一摞一摞地往货架上摆。

赵守成在门口站了大概五分钟，自己都没意识到。直到里面另一个售货员——一个烫着卷发的中年妇女——发现了他，用胳膊肘捅了捅沈若棠，朝他努了努嘴。

沈若棠转过头来，看见是他，表情没什么变化，只是朝他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

赵守成反而慌了，像被人撞破了什么秘密似的，骑上车就跑了。骑出去两条街才停下来，心跳得厉害，他骂了自己一句“没出息”。

礼拜天，他又去了春风茶社。这次他提前了二十分钟，点了一壶茶，两碟瓜子，一碟五香花生米。

沈若棠准时到了。她今天换了一件米色的毛衣，头发散下来披在肩上，看起来比上次柔和了一些。

“你想好了？”她坐下来就问。

“想好了。”赵守成说。

“那你说说。”

赵守成清了清嗓子，说：“我条件不好，你也看不上。但是……”他顿了顿，“但是你一个人，也不容易。我……我觉得咱俩可以处处看。”

沈若棠端起茶杯，没喝，在手里转着：“你觉得我可怜？”

“不是。”赵守成摇头，“我是觉得，你这个人吧，嘴上厉害，心不坏。”

沈若棠把茶杯放下了，看着他，半天没说话。

“赵守成，”她终于开口了，“我跟你说清楚。我这个人，毛病多。我爱干净，见不得屋里乱。我脾气急，说话不中听。我过日子精打细算，一分钱都要掰成两半花。我不会做饭，就会煮个面条。我也不会哄人开心，更不会撒娇。你要是冲着找个小鸟依人的来，趁早算了。”

赵守成听她一条一条地数落自己，像在念一份“产品缺陷说明书”，忍不住笑了。

“你笑什么？”沈若棠皱起眉头。

“我笑你这个人，”赵守成说，“相亲的时候不夸自己好，专挑自己的毛病说。前面的十六个，是不是也被你这套吓跑的？”

沈若棠愣了一下，然后别过头去，赵守成看见她的耳根子红了一小片。

“我这是丑话说在前头。”她说，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

“行，丑话说完了，那我问你，”赵守成往前探了探身子，“你有没有好的地方？”

沈若棠转过头来，认真地想了想，说：“我能吃苦。”

“还有呢？”

“我不怕穷。”

“还有呢？”

沈若棠又想了想，说：“我要认准了一个人，就跟他过一辈子，不管多难。”

茶社里有人弹起了二胡，吱吱呀呀的，拉着一支走调的《茉莉花》。赵守成看着对面这个姑娘，她脸上的表情认真得有些笨拙，像是在说一件天大的事。

“行，”赵守成伸出手去，“那就处处看。”

沈若棠看着他伸过来的手，犹豫了一下，伸出手来跟他握了握。她的手很凉，指尖有薄薄的茧子，是长期搬货磨出来的。

两个人就这么处上了。

4

处对象的日子，跟赵守成想象的不太一样。

他想象中的处对象，是花前月下，甜言蜜语，两个人沿着颍河大堤慢慢地走，手牵着手，看夕阳把河水染成金色。

实际上，沈若棠几乎没给他这种机会。

第一次约会，赵守成约她去看电影。县电影院放的是《泰坦尼克号》，前阵子刚上映的时候轰动得很，票价五块一张。赵守成咬咬牙买了两张票，又买了一包瓜子一瓶汽水，总共花了十二块。

沈若棠来了，看了一眼电影票，说：“五块钱一张？你一个月挣四百二，看一场电影花掉十二，你算过这笔账没有？”

赵守成的好心情一下子就没了。“难得看一场，至于吗？”

“至于。”沈若棠说，“你要是想跟我处，就得学会过日子。这种电影，等一阵子镇上的录像厅就会放，一块钱看两场。”

她把电影票从赵守成手里抽出来，转身到售票窗口前，跟售票员说了几句什么，把票退了。赵守成站在旁边，脸烧得厉害，好像全电影院门口的人都在看他。

沈若棠把退回来的十块钱塞到他手里，说：“走，我带你去个地方。”

她带他去了颍河大堤。深秋的河风吹过来，带着水腥气和枯草的味道。大堤上没有人，只有两排光秃秃的柳树，枝条在风里甩来甩去。

两个人沿着大堤走了一里多路，谁都没说话。赵守成心里憋着气，觉得这个姑娘太扫兴了。沈若棠走在前面半步的位置，步子不快不慢，风吹起她的头发，她伸手拢了拢，露出耳朵后面一小块白皙的皮肤。

“赵守成，”她突然开口了，“你是不是觉得我抠门？”

“没有。”赵守成闷声说。

“你就是觉得了。”沈若棠停下来，转过身面对他，“我跟你说，我不是舍不得花钱。我是觉得，不该花的钱一分都不能花。你现在这个条件，你父亲还要吃药，你一个月能剩多少？五十？八十？存一年也就几百块。你想一辈子住那三十八平米的房子？”

赵守成被她说得哑口无言。这些账他不是没算过，只是不愿意想，一想就头疼。日子已经够难了，再算这些账，人就活不下去了。

“我知道你不爱听，”沈若棠说，“但过日子就是这样，不能光凭心情来。”

她说完继续往前走。赵守成跟在后面，看着她的背影，心里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这个姑娘说话像刀子，割得人生疼，但每一刀都割在实处，不是那种没来由的刻薄。

走到大堤拐弯的地方，沈若棠突然蹲了下来。赵守成走近一看，她面前是一丛野菊花，金黄色的，在枯草和落叶中间开得正旺。

“好看吧？”沈若棠伸手摸了摸那些花瓣，动作很轻，跟她说话的语气完全不一样。

赵守成站在她身后，看着她蹲在那里看花的样子，突然觉得这个姑娘其实没那么硬。她只是把软的地方藏起来了，藏得很深，轻易不给人看。

“好看。”他说。

沈若棠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恢复了平时的表情：“走吧，风大了。”

那天之后，赵守成对这个姑娘的看法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他还是觉得她挑剔、刻薄、不近人情，但他开始试着去理解她为什么这样。

一个父母双亡的姑娘，在这个小县城里，没有兄弟撑腰，没有父母张罗，一个人在供销社站柜台，月月拿那六百块钱的工资，不精打细算怎么活？不对人设防怎么活？

可理解归理解，处起来还是难受。

第二次约会，赵守成带她去吃馄饨。街口的馄饨摊，一块五一碗，皮薄馅大，汤里搁虾皮紫菜，香得很。赵守成要了两碗，沈若棠看了一眼，说：“太多了，咱俩吃一碗。”

赵守成张了张嘴，想说“一碗不够吃”，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两个人分吃了一碗馄饨，赵守成吃了三分之二，沈若棠吃了三分之一。他看她把碗里的紫菜一片一片地挑出来吃掉，动作斯文得不像是在街边摊子上吃饭的人。

吃完馄饨，沈若棠从包里掏出一个塑料袋，把一次性筷子上的纸套和擦嘴的纸巾都装进去，走到前面的垃圾桶扔了。

赵守成看着她的这些举动，心里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这个姑娘身上有一种他很少见到的东西——不是精致，是认真。对每一分钱的认真，对每一件小事的认真，甚至对扔垃圾这种事的认真。

可这种认真放到过日子上，就变成了一种无处不在的压力。

她开始帮他算账。家里的米面粮油，她都要过问，哪样东西在哪个店买最便宜，她比赵守成他妈还清楚。她甚至管到了赵守成的烟钱——他原来抽两块钱一包的“大江”，硬是被她逼着戒了。

“你那肺，抽两年就黑了。”她说。

“我抽了六年了。”赵守成说。

“那就更得戒。”沈若棠的语气不容置疑，“你想想，你要是病了，你妈怎么办？你爸怎么办？”

赵守成戒了烟。不是因为她说的那些道理，而是因为她说“你妈你爸怎么办”的时候，那个语气里有一种他没有听过的东西——不是指责，是担心。虽然她表达担心的方式跟指责差不多。

5

处了两个月，赵守成把沈若棠带回家见了父母。

孙桂兰提前三天就开始准备，把屋里屋外擦了三遍，窗户上的玻璃擦得能照见人影。赵德厚也被收拾得利利索索，刮了胡子，换了一件干净的衬衣。

沈若棠来的时候，带了两斤苹果、一袋奶粉和一罐麦乳精。她进了门，先看了看屋子，目光从墙上斑驳的水渍扫到角落里堆着的旧报纸，从床上叠得整整齐齐的被褥扫到窗台上那盆快死了的仙人掌。赵守成的心提到了嗓子眼，生怕她又掏出那个小本子开始打分。

但她没有。她走到赵德厚床前，叫了一声“叔”，声音不大，但很稳。

赵德厚歪着嘴，努力地想笑一下，含含糊糊地说：“好……好……”

沈若棠在床边坐下来，伸手摸了摸赵德厚的手——那只健康的、能动的手。她的手还是凉的，但那个动作很自然，像是在摸一个认识了很久的长辈的手。

“叔，手有点凉，”她说，“是不是被子薄了？”

孙桂兰赶紧说：“不薄不薄，两床被子呢。”

沈若棠没说话，起身走到窗户跟前，用手在窗框边上试了试，说：“阿姨，这窗户透风，买两块钱的油毡纸糊一下，能暖和不少。”

孙桂兰愣了一下，然后连声说好。

吃饭的时候，沈若棠帮着端菜摆碗筷。孙桂兰做了四个菜——炒鸡蛋、炖豆腐、红烧肉、炒白菜。红烧肉是专门去街上割的，二斤五花肉，花了八块钱，是孙桂兰从牙缝里省出来的。

沈若棠夹了一块红烧肉，放到嘴里嚼了嚼，说：“阿姨，肉炖得烂，叔也能吃。”

她说着，又夹了一块瘦的，用筷子捣碎了，拌在赵德厚的稀饭里，一勺一勺地喂他。赵德厚吃着吃着，眼角淌下两行泪来。沈若棠用纸巾给他擦了，动作很轻，一句话都没说。

赵守成站在厨房门口，看着这一幕，鼻子酸得厉害。他妈站在他旁边，偷偷地用围裙擦眼睛。

吃完饭，沈若棠帮着孙桂兰收拾了碗筷，把厨房里里外外擦了一遍。她擦灶台的时候，发现煤气罐的管子老化了，说了一句“这个得换，漏气了危险”，就记在了心里。

走的时候，孙桂兰拉着她的手，眼眶红红的，说：“若棠，以后常来。”

沈若棠点了点头，说：“阿姨，我会的。”

出了门，赵守成送她回宿舍。两个人走在南关巷的石板路上，路灯昏黄，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

“我妈挺喜欢你的。”赵守成说。

“嗯。”

“你……觉得咋样？”

沈若棠没回答，走了一段路，突然说：“你爸那个病，光靠吃药不行，得做康复训练。我当年伺候我爸的时候，问过大夫，说瘫痪的病人要经常活动手脚，不然肌肉萎缩得更快。你每天抽半个小时，给他抬抬胳膊腿，揉揉肌肉，比吃药管用。”

赵守成停下来，看着她。

“怎么了？”沈若棠也停下来，转过身。

“你这个人，”赵守成说，“就不能说点软乎话？”

“什么软乎话？”

“比如……你喜不喜欢我们家，愿不愿意跟我处之类的。”

沈若棠沉默了一会儿，路灯的光照在她脸上，她的表情看不太清楚，但赵守成能感觉到她在想什么。

“赵守成，”她说，“我不是那种会说话的人。我要是觉得不行，我今天不会来。我要是来了，就是认真的。”

这个回答，赵守成想了很久。后来他想明白了，对沈若棠来说，“认真”两个字，就是她能给出的最重的承诺。

6

一九九九年的春天来的时候，赵守成的生活发生了一件大事——农机厂改制了。

厂里贴出通知，说县里决定把农机厂卖给南方的一个老板，原来的工人全部下岗，愿意留下的要重新签合同，工资从四百二降到三百，没有劳保，没有福利。

消息传开的那天，整个厂子炸了锅。老工人们聚在车间里骂娘，有人说要上访，有人说要堵马路，还有人说要找县领导讨说法。赵守成站在人群里，一句话都没说。他脑子里想的不是上访也不是堵马路，而是——他爸的药钱怎么办。

下岗之后，赵守成在家躺了三天。第三天晚上，沈若棠来了。

她进门的时候，赵守成还躺在床上，被子蒙着头。孙桂兰站在门口，手足无措，不知道该不该叫他。

沈若棠走到床前，一把把被子掀了。

“起来。”她说。

赵守成翻了个身，背对着她。

“我说起来！”沈若棠的声音提高了，孙桂兰在旁边吓得一哆嗦。

赵守成坐起来，眼睛红红的，瞪着沈若棠：“你嚷什么？我下岗了你知道吗？我没工作了！我一个月的工资没了！我爸的药钱没了！你满意了？”

沈若棠站在他面前，双手叉着腰，胸口起伏着。她深吸了一口气，声音压下来了一些，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

“赵守成，你下岗了，天塌了吗？没有。你爸还在，你妈还在，你一个大老爷们，有手有脚，躺床上就能把钱躺来了？县城里那么多下岗的，人家都去死了？你去街上看看，卖早点的、蹬三轮的、跑运输的，哪个不是活路？”

赵守成被她骂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低下头，看见自己的手在发抖。

沈若棠在床边坐下来，语气软了一些——真的是软了一些，虽然还是很硬：“我跟你说，我打听过了，城东的建材市场在招搬运工，一天十五块，日结。你先去干着，骑驴找马，慢慢再找别的。”

赵守成抬起头，看着她。她坐在床边，腰板挺得笔直，脸上的表情还是那种冷冰冰的认真，但赵守成突然觉得，这种冷冰冰的认真，比任何安慰的话都管用。

“行。”他说，“我去。”

第二天一早，赵守成去了城东建材市场。市场里到处是水泥、沙子、瓷砖和板材，空气里弥漫着粉尘的味道。他找到招工的那个老板，姓刘，是个矮胖子，嘴里叼着烟，上下打量了他一下，说：“一天十五，管一顿午饭，干不干？”

“干。”

赵守成脱了外套，卷起袖子，开始搬砖。不是那种红砖，是地板砖，一箱三四十斤，从货车上卸下来，码到仓库里。一上午，他搬了二百多箱，手上磨出了血泡，腰疼得直不起来。

中午吃饭的时候，刘老板给了他一碗白菜炖粉条，两个馒头。赵守成蹲在墙根底下吃，手抖得厉害，筷子都拿不稳。

旁边一个老搬运工看了他一眼，说：“头一回干？”

“嗯。”

“熬过前三天就好了。”老搬运工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创可贴扔给他，“把手上的泡贴上，不然磨破了更疼。”

赵守成说了声谢谢，把创可贴贴在手掌上，又端起碗继续吃。

那天晚上，他拿到十五块钱。攥着那两张皱巴巴的票子，他站在建材市场门口，看着街上车来车往，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四百二的工资没了，一天十五，一个月干满了也就四百五，还多了三十。可他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

他去了沈若棠的宿舍。沈若棠住在供销社后面的那排平房里，一间十二平米的单间，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收拾得干干净净。桌子上放着一盆水仙花，正开着，白色的花瓣在灯光下显得很素净。

沈若棠给他倒了杯水，看了一眼他的手，没说话，从抽屉里拿出一卷纱布，拉过他的手来，把那些磨破的地方仔细地包上了。

她的手还是凉的，但动作比平时慢了很多，像是在做一件很精细的事。

“疼不疼？”她问。

“不疼。”赵守成说。

“骗人。”沈若棠低着头，赵守成看见她的睫毛在灯光下投下一片小小的阴影，“赵守成，我跟你说，搬运工不是长久之计。你得学门手艺。”

“什么手艺？”

“我打听过了，县城里现在搞装修的吃香，贴瓷砖、做吊顶、走水电，一天能挣三四十。你本来就是车工，有手艺底子，学这个快。”

赵守成看着她，这个女人又开始了——又开始了那种精打细算的、步步为营的安排。从戒烟到糊窗户，从康复训练到学装修，她像一台精密的计算机，把他的生活一条一条地拆开、分析、重组，然后给出一个最优方案。

可这一次，他没有反感。因为他知道，她说的对。

“行，”他说，“我去学。”

7

赵守成跟着建材市场一个姓陈的师傅学贴瓷砖。陈师傅是四川人，在颍上干了七八年装修，手艺好，脾气也大。赵守成白天在建材市场搬砖，晚上跟着陈师傅上工地学手艺，不要工钱，只求学技术。

陈师傅一开始不愿意教，嫌他笨。赵守成不吭声，默默地看，默默地学。别人休息的时候他练，别人下班了他还在工地上拿废料试着贴。手上原来的血泡变成了茧子，茧子又磨破了，露出里面的嫩肉，疼得他龇牙咧嘴。

学了两个月，赵守成基本掌握了贴瓷砖的活。陈师傅看他肯干，开始给他一些零活，一天给二十块钱。赵守成一边干一边学，又学了吊顶和走水电。

到了夏天，赵守成已经能独立接活了。他花了一百五十块钱印了一盒名片，上面写着“赵守成装修队”，下面印着他的传呼机号。他在建材市场门口发名片，在小区门口贴小广告，在熟人中间口口相传。

第一单生意是城东一个住户的厨房翻新，贴瓷砖加做吊顶，工钱三百。赵守成一个人干了四天，每天从早上七点干到晚上八点，中间只吃两顿饭。干完之后，住户很满意，又介绍了他家对门也来翻新卫生间。

赵守成的装修生意就这样做起来了。虽然都是些小活、零活，但一个月下来也能挣个七八百块，比在厂里的时候强了不少。

他开始攒钱。沈若棠帮他管账，每一笔收入和支出都记得清清楚楚。她给他定了一个规矩：每个月存三百块，雷打不动。剩下的钱，两百块给家里，两百块做生活费和生意周转。

“存钱干什么？”赵守成问。

“买房。”沈若棠说。

赵守成吓了一跳。在颍上买一套像样的房子，少说也要两三万。他现在一个月存三百，一年三千六，得存七八年。

“七八年怎么了？”沈若棠看出了他的想法，“你今年二十八，七八年后也才三十五六，买了房子，以后的日子就好过了。不存钱，一辈子住那三十八平米，你愿意，你以后的娃愿意吗？”

赵守成被她最后那句话击中了。“你以后的娃”——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跟说“今天天气不错”一样平淡，但赵守成听出了里面的意思。她已经在规划两个人的未来了，不，是三个人的。

他开始拼命地干活。夏天最热的时候，他在没有窗户的新房里贴瓷砖，温度四十多度，汗珠子掉到水泥地上滋啦一声就干了。他光着膀子，肩膀上搭一条湿毛巾，渴了就喝一口自来水，饿了就啃两口馒头。

有一次他中暑了，在工地上晕了过去。工友把他送到卫生院，沈若棠赶来的时候，他正躺在病床上打点滴，脸白得像纸。

沈若棠站在病床前，看着他，嘴唇抿得紧紧的。赵守成以为她要骂他，但她什么都没说，只是在他床边坐下来，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

她的手还是凉的。赵守成闭着眼睛，感受到那只凉凉的手掌贴在他滚烫的额头上，像一块温凉的玉。

“你吓死我了。”沈若棠说，声音很轻，轻得赵守成几乎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他睁开眼，看见沈若棠的眼圈红了。那是他第一次看见这个女人眼眶发红。

“没事，”他咧嘴笑了一下，“死不了。”

沈若棠别过头去，用手背飞快地擦了一下眼睛，然后转过脸来，又恢复了平时的表情：“以后中午最热的时候别干了，歇两个小时。”

“歇了就少挣钱。”

“挣钱重要还是命重要？”

“都重要。”

沈若棠瞪了他一眼，但那个瞪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的瞪是刀子，现在的瞪是针——还是扎人，但扎得不那么疼了。

8

一九九九年的秋天，赵守成和沈若棠领了结婚证。

没有婚礼，没有酒席，没有婚纱照。两个人去民政局拍了张合影，花二十块钱办了证，回来的时候在街口买了半只烧鸡、两瓶啤酒，在赵守成家的那间小屋里，四个人——加上赵德厚和孙桂兰——吃了一顿饭。

赵德厚坐在床上，用能动的那只手颤颤巍巍地端起酒杯，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句完整的话：“好……好日子……来了。”

孙桂兰又哭了。她这一年哭的次数比以前加起来都多，但都是高兴的哭。

沈若棠搬进了赵家，住在里屋，跟赵守成睡一张一米五宽的床。她把她的东西搬来之后，那间三十八平米的房子更挤了，但她好像一点都不在意。她把两个人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按颜色和季节分类，塞进一个从旧货市场淘来的衣柜里。她在窗台上养了两盆绿萝，又把那盆快死了的仙人掌救活了。她还买了一幅年画贴在墙上，是一个胖娃娃抱着一条大鲤鱼，红彤彤的，看着喜庆。

赵守成下班回来，看见家里变了样，站在门口愣了半天。

“发什么呆？”沈若棠从厨房探出头来，“洗手吃饭。”

她学会做饭了。不是那种多好吃的饭，就是家常菜——炒土豆丝、西红柿鸡蛋、白菜炖豆腐。味道一般，但能入口。赵守成每次吃完都夸好吃，她嘴上说不信，但嘴角那个酒窝会偷偷地露出来。

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了。赵守成在外面跑装修，沈若棠在供销社上班，下班回来照顾赵德厚和孙桂兰。她把赵德厚的康复训练接了过去，每天晚上给他按摩手脚，活动关节，一做就是半个小时。赵德厚的状况慢慢有了好转，原来完全不能动的左手，现在能微微抬起来一点了。

孙桂兰逢人就说：“我这个儿媳妇，打着灯笼都找不着。”

街坊邻居也改了口，以前说赵家小子找了个“挑剔的女魔头”，现在说赵家祖坟冒青烟了，娶了个能干的媳妇。

可赵守成知道，沈若棠的“能干”背后，是什么。

他有时候半夜醒来，看见沈若棠睁着眼睛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看。他问她怎么了，她说没事，让他睡。后来他才从孙桂兰嘴里知道，沈若棠每天晚上都要起来两三次，去看赵德厚有没有尿床，被子有没有蹬开。

“她不让告诉我，”孙桂兰说，“说白天干活累，晚上得睡好。”

赵守成听完，躲在厕所里抽了半包烟——他又偷偷把烟捡回来了，压力大的时候抽两根。他一边抽一边抹眼泪，烟熏得眼睛疼，但他知道，让他流泪的不是烟。

9

两千年元旦，县城里到处张灯结彩，街上挂满了红灯笼和横幅，上面写着“迎接新世纪”之类的话。赵守成接了一个大活——城西一个新开发的小区，整栋楼的瓷砖铺贴工程，是包工头马老板介绍的。

马老板是颍上县最大的包工头，手里握着好几个工程，黑白两道都吃得开。赵守成跟他打过几次交道，觉得这人虽然粗鲁，但说话算话，给钱也爽快。

这个活干下来，赵守成能挣五千块。五千块啊，顶他在厂里干一年的。他算了算，加上之前攒的，手头已经有八千多了。照这个速度，再过两年就能凑够买房的钱了。

他兴冲冲地回家跟沈若棠说，沈若棠却皱起了眉头。

“马老板？”她说，“我听说过这个人，名声不太好。听说他欠过工人的工钱，还跟人打过官司。”

“那是以前的事，”赵守成说，“我跟他也合作过几回，没出过问题。”

沈若棠没再说什么，但赵守成看得出来，她不放心。

工程干了两个月，一切顺利。赵守成带着三个工人，每天早出晚归，把活干得漂漂亮亮的。马老板来工地上看过两次，拍着他的肩膀说：“小赵，不错，以后有活还找你。”

赵守成心里美滋滋的，觉得好日子真的要来了。

工程完工那天，赵守成去找马老板结账。马老板坐在他那辆黑色的桑塔纳里，车窗摇下来一半，嘴里叼着一根中华烟。

“小赵，钱的事，再等等。”马老板说，“开发商的款还没到，到了我就给你。”

赵守成心里咯噔了一下。“马老板，说好的干完活结账，五千块，一分不能少。”

“我说了等就等，你急什么？”马老板把烟头弹出去，摇上车窗，桑塔纳喷出一股黑烟，扬长而去。

赵守成站在路边，攥着拳头，指甲掐进了肉里。

一天，两天，三天，一个星期过去了。马老板的电话打不通，传呼不回。赵守成去他公司找，人去楼空。去工地找，工地上的人说马老板回老家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赵守成慌了。五千块，那是他两个月的血汗钱，是他和沈若棠省吃俭用攒下来的买房钱的一部分。

他去找其他工友打听，才知道马老板欠的不止他一个人的钱。水电工、木工、油漆工，加起来少说也有三四万。几个人凑在一起，商量着怎么办。有人说去告他，有人说去找黑道的人出面，还有人说认栽算了，马老板那种人，惹不起。

赵守成回到家，脸色铁青。沈若棠看他那个样子，什么都没问，给他倒了一杯水。

“钱要不回来了。”赵守成坐在椅子上，双手抱着头，“马老板跑了。”

沈若棠沉默了一会儿，说：“五千块？”

“嗯。”

“报警了吗？”

“报警有什么用？他又没说不给，就是说等。警察能把他抓起来？”

沈若棠在他对面坐下来，看着他。她的眼神很平静，平静得像一面没有波澜的湖。

“赵守成，”她说，“你听我说。五千块没了，心疼，但不是天塌了。你手艺在，人在，还能挣回来。但是以后，不管跟谁合作，先签合同，先付定金。这是教训，五千块买来的教训，不便宜，你得记住了。”

赵守成抬起头，看着她。他的眼睛红了，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她的态度。她没有骂他，没有埋怨他，没有说“我早跟你说了”。她只是冷静地、理智地帮他分析，给他指路。

“你不生气？”他问。

“生气有用吗？”沈若棠说，“生气能把五千块气回来？你要是觉得对不起家里，就好好干活，把钱挣回来。”

她站起来，走到厨房，端出来一碗面条。面条上面卧着一个荷包蛋，葱花切得细细的，撒在汤面上。

“吃吧，”她说，“吃完早点睡，明天还有活。”

赵守成端起碗，大口大口地吃。面条有点咸了，但他觉得那不是盐的味道。

10

两千年夏天，赵守成的装修队已经有了固定的客户群，每个月能挣到一千五以上。他买了人生中第一辆摩托车——一辆二手的嘉陵70，花了八百块。骑着摩托车去干活，比骑自行车快多了，也能多跑几个工地。

他接的活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杂。贴瓷砖、做吊顶、走水电、刷墙、铺地板，什么都干。他手艺好，价钱公道，不偷工减料，在县城里的口碑慢慢传开了。

有一天，他正在一个工地上干活，传呼机响了。他一看，是一个陌生号码，回拨过去，对方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听起来三十多岁，说话很有礼貌。

“赵师傅吗？我是县一中的老师，姓方。我们学校要装修一批教师宿舍，想请你来看看。”

赵守成赶到县一中，见到了方老师。方老师带着他看了六套宿舍，说学校要翻新这些房子，给新来的老师住，活不算大，但要求高，要做得精细。

赵守成仔细看了看，量了尺寸，算了一下，报了个价：六千块。

方老师跟学校领导商量了一下，同意了。但提了一个条件：一个月之内干完，不能影响新学期开学。

赵守成接了这单活，带着四个工人，没日没夜地干。他每天早上五点到工地，晚上十点才走，中间除了吃饭，一刻不停。沈若棠下了班也来帮忙，搬材料、打扫卫生、给工人做饭。

方老师来过几次，每次来都要检查质量，拿尺子量瓷砖的缝隙，拿水平仪看地面的平整度。赵守成一开始觉得这老师太挑剔，后来发现她挑的都是对的，有些地方确实做得不够好，他二话不说，拆了重做。

工程完工那天，方老师把六套宿舍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最后站在走廊上，看着赵守成说了一句话：

“赵师傅，你是我见过的最实在的装修工。以后学校有活，还找你。”

赵守成憨厚地笑了笑，说：“应该的。”

方老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他：“这是六千块，你数数。”

赵守成接过信封，没有数，直接揣进口袋里。他说：“方老师，您信得过我，我也信得过您。”

方老师笑了笑，说：“你这个人，能成事。”

这句话赵守成记了很久。“能成事”——这是他活了快三十年，听到的最好的评价。

那天晚上，他骑着摩托车带着沈若棠回家。夏天的风热乎乎的，吹在脸上像一块温热的毛巾。沈若棠坐在后座上，一只手搂着他的腰，另一只手举着一支冰棍，自己咬一口，往他嘴边递一口。

“赵守成，”她在风里喊，“咱们攒够一万五了！”

“嗯！”

“再攒一万五，就能买房了！”

“嗯！”

“买个两室一厅的，你爸妈住一间，咱俩住一间！”

“嗯！”

“以后有了娃，就挤一点了，得想办法换大的！”

赵守成没说话，他握着车把的手紧了紧。后视镜里，他看见沈若棠的头发被风吹得乱飞，她的脸在路灯的光影里忽明忽暗，但嘴角那个酒窝始终都在。

他突然想起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坐在茶社里，一本正经地念他的“条件清单”，冷冰冰的，像一台机器。他又想起自己拍着桌子说“谁娶了你谁倒霉”，而她笑了。

那个笑容，他现在终于看懂了。

那不是嘲笑，也不是苦笑，而是一种被戳中了心事之后的、带着一点无奈的、真实的笑。她知道自己挑剔、刻薄、不讨人喜欢，但她改不了，也不想改。她只是在等一个人——一个能在她所有的刺都竖起来的时候，不转身走掉的人。

赵守成那天在茶社里转身走了，但他又回来了。他回来了，拍了桌子，说了最难听的话，然后留下来了。

也许就是那个“留下来”，让她笑了。

11

两千零一年的春天，赵守成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

是马老板。

“小赵，好久不见啊。”电话那头，马老板的声音还是那么油滑，“去年那五千块，我一直记着呢。最近手头宽裕了，你过来拿一下。”

赵守成握着电话，沉默了很久。五千块，他等了一年，已经不当回事了。但现在马老板主动打电话来，他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马老板，你在哪？”

“老地方，建材市场对面那个茶楼。你过来，我还有别的活要跟你谈。”

赵守成去了。他到茶楼的时候，马老板已经坐在那里了，面前摆着一壶龙井，两碟点心。他比一年前胖了一圈，脖子上戴着一条金链子，手指上套着两个金戒指，看起来混得不错。

“小赵，坐。”马老板从包里掏出一个信封，推到他面前，“五千块，你数数。”

赵守成拿起信封，掂了掂，没数，放进了口袋里。

“不数？”马老板笑了，“你不怕我少给？”

“马老板，您能主动找我来，说明您还记得这个事。我信您。”

马老板的笑容僵了一下，然后变得有些不太自然。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说：“小赵，我听说你现在干得不错，县一中的活都是你干的？”

“还行，混口饭吃。”

“我手里有个大活，”马老板往前探了探身子，“县里新盖的那个商贸城，三层，一万多平米，全部要装修。你要是接得住，我分你一层。”

赵守成的心跳加速了。一层商贸城，少说也有三千多平米，就算一平米挣十块钱，那也是三万多块。这是他做梦都不敢想的数字。

但他想起了沈若棠的话——“不管跟谁合作，先签合同，先付定金。”

“马老板，”他说，“活我可以接，但这次咱们得签合同，先付三成定金。”

马老板的笑容又僵了一下，这次僵的时间更长。他把茶杯放下，靠在椅背上，看着赵守成，眼神里有一种赵守成没见过的东西——不是欣赏，也不是不满，而是一种审视，像是在重新评估面前这个人。

“小赵，学聪明了嘛。”马老板说，语气里带着一丝嘲讽。

“不是聪明，是长了教训。”赵守成说，声音不大，但很稳。

马老板盯着他看了几秒钟，突然笑了，笑得很响，茶楼里其他几桌客人都看了过来。

“行！”马老板一拍桌子，“签合同，付定金。小赵，你这个人，有出息。”

赵守成回到家，把马老板还钱的事跟沈若棠说了。沈若棠正在洗衣服，听完之后，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

“他还了？”她问。

“还了。”

“那你接不接他的活？”

赵守成犹豫了一下，说：“我想接。但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沈若棠把湿衣服从盆里捞出来，拧干，抖开，搭在晾衣绳上。她做这些事的时候，动作很慢，像是在想事情。

“赵守成，”她终于开口了，“马老板这个人，能用，但不能信。你跟他合作，把合同签死，把账算清，该拿的钱一分不能少。但你不要跟他走得太近，这种人，今天对你好，明天就能翻脸。”

赵守成点了点头。沈若棠说的这些话，他不是不懂，但从她嘴里说出来，就像给一把刀开了刃，更锋利，也更清楚。

他签了合同，拿了定金，开始干商贸城的活。这一次，他做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认真，因为他知道，这个活干好了，他在县城里的名声就彻底打出去了，以后的路就好走了。

12

两千零一年的秋天，赵守成和沈若棠在县城东边的新华小区买了一套房子。两室一厅，六十二平米，二楼，朝南，采光好。总价两万八，首付一万五，剩下的分两年还清。

拿到房产证的那天，赵守成站在空荡荡的毛坯房里，看着墙上的水泥灰和地上的建筑垃圾，突然觉得鼻子酸了。

他想起了三年前，他骑着那辆二八大杠从农机厂回家的样子。那时候他二十八岁，临时工，一个月四百二，父亲瘫痪，母亲操劳，一家三口挤在三十八平米的公房里，连对象都找不上。

三年了。他下岗了，又站起来了。他从搬运工干到装修工，从装修工干到包工头。他结了婚，买了房，父亲的病有了起色，母亲的白头发好像也少了几根。

而这些变化里，有一个人的影子无处不在。

沈若棠站在他旁边，手里拿着房产证，翻来覆去地看。她的表情还是那样，淡淡的，看不出有多高兴。但赵守成注意到，她把房产证翻到写有两个人名字的那一页，用手指轻轻地摸了摸上面“沈若棠”三个字。

“赵守成，”她说，“这房子得装修。”

“那是当然，我就是干这个的。”

“我不要你那种工装，”沈若棠说，“我要住得好好的。”

赵守成笑了。这是他第一次听沈若棠说“我要”——不是“你应该”“你必须”“你不能”，而是“我要”。这个“我要”里，有一种他以前没在她身上见过的东西——期待。

他开始装修自己的家。这是他这辈子干得最用心的一个工程。每一块瓷砖，每一根线条，每一道工序，他都做到最好。他在厨房里装了一个排气扇，因为沈若棠做饭的时候总是被油烟呛得咳嗽。他在卫生间里装了热水器，因为沈若棠的手总是凉的，冬天用热水洗手会好一些。他在卧室的窗台上留了一个花架的位置，因为他知道沈若棠喜欢养花。

装修完的那天晚上，两个人在新家里吃了一顿饭。孙桂兰做了一桌子菜，赵德厚坐在轮椅上——他现在已经能坐轮椅了，左边的手脚还是不太灵便，但比三年前好了太多——一家人围在一张折叠桌旁边，吃了搬家后的第一顿饭。

吃完饭，沈若棠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的街道。路灯亮了，街上有人在散步，有小孩在追逐打闹，远处传来小贩的叫卖声和汽车喇叭声。

赵守成走到她身边，递给她一杯热茶。

“想什么呢？”他问。

“没想什么，”沈若棠接过茶杯，捧在手里，“就是觉得，这地方挺好的。”

“嗯。”

“赵守成，”她转过头来看他，路灯的光照在她脸上，她的眼睛很亮，“你还记不记得，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说了一句话。”

“哪句？”

“你说‘谁娶了你谁倒霉’。”

赵守成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那时候不懂事，你别记着了。”

“我记着呢，”沈若棠笑了一下，那个笑容跟三年前在茶社里的一模一样——很轻，很淡，但很真，“你说得对，谁娶了我谁倒霉。但是你娶了我，你没跑。”

赵守成看着她，伸手把她额前的一缕碎发拢到耳后。他的手指碰到她的耳朵，她的耳朵是凉的，跟他第一次握她的手时一样凉。

“我跑了，”他说，“我又回来了。”

沈若棠没说话，把头靠在了他的肩膀上。她的头发蹭着他的脖子，有点痒，但他没有动。

远处，颍河大堤上的柳树在夜风里沙沙地响，像有人在低声说话。河面上倒映着两岸的灯光，星星点点的，碎成一片金色的光斑。

尾声

两千零二年的春天，赵守成的装修队在县城里已经小有名气。他手下有八个工人，两辆面包车，每个月能接到三四个工程。他还清了房子的贷款，又攒下了一笔钱。

三月里的一天，沈若棠从医院回来，手里拿着一张化验单。她进门的时候，赵守成正蹲在阳台上给那盆绿萝浇水。

“赵守成，”她站在他身后，声音平平淡淡的，“我怀孕了。”

赵守成手里的水壶掉在了地上，水洒了一地。他转过头来，看着沈若棠，她的脸上还是那种淡淡的表情，但嘴角的酒窝比平时深了一些。

“你说什么？”他问。

“我说我怀孕了，”沈若棠把化验单递给他，“两个月了。”

赵守成看着那张化验单上的字，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看了三遍，确认自己没有看错。然后他站起来，一把把沈若棠抱了起来，在阳台上转了一圈。

“放下！放下！”沈若棠拍着他的肩膀，“小心摔着！”

赵守成把她放下来，蹲在她面前，把脸贴在她的肚子上。沈若棠的肚子还是平平的，什么都听不到，但赵守成觉得他听到了什么——也许是一个心跳，也许是一个声音，也许只是他自己的心跳太大声了。

“沈若棠，”他抬起头，眼睛红红的，“谢谢你。”

沈若棠低头看着他，伸手摸了摸他的头发。她的手还是凉的，但赵守成觉得，那只凉凉的手掌贴在他头顶上，比任何温暖的东西都让人心安。

“谢什么？”她说，“过日子而已。”

那天晚上，赵守成一个人骑着摩托车去了颍河大堤。他把车停在堤下，一个人走上去。春天的河风吹过来，带着泥土和水草的气息，不像冬天那么冷了。

大堤上还是那两排柳树，但不再是光秃秃的了。枝条上冒出了嫩绿的新芽，在月光下泛着银色的光。他走到那个拐弯的地方，蹲下来看——那丛野菊花还在，虽然还没到开花的季节，但叶子已经长出来了，绿油油的，挤挤挨挨的，像是在攒着劲儿等着秋天。

他站起来，看着远处的县城。万家灯火，星星点点的，在夜色里明明灭灭。他知道其中有一盏灯是从他家的窗户里亮出来的——那是六十二平米的小房子，阳台上养着绿萝，窗台上放着水仙，厨房里装着排气扇，卫生间里安了热水器。

那盏灯下面，有一个女人，正坐在沙发上，手里捧着一杯热茶，安安静静地等着他回家。

赵守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春天的空气灌进肺里，凉丝丝的，带着一股说不出的甜。

他转身走下大堤，骑上摩托车，往家的方向开去。风吹在脸上，不冷了。路灯把路照得亮堂堂的，前面的路很长，但他不着急，因为他知道，终点在哪里。

颍河的水哗啦啦地流着，从远处来，到远处去，带着这个小城的故事，带着两个人的日子，不急不慢地，一直流下去。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