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外开放持续向高价值领域深化拓展

文 / 周东洋

春潮涌动，万象更新。全国两会如期而至，世界目光聚焦中国。作为 “十五五” 开局之年的重要盛会，今年两会再次奏响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时代强音，为中国式现代化标注开放坐标，为不确定的世界注入宝贵确定性。

《中国对外贸易》邀请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教授胡麒牧，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副教授刘春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发展促进中心副研究员杨成玉，对外经贸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张美晨，聚焦两会对外开放热点议题，汇聚观点、凝聚共识，展现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信心与担当。

《中国对外贸易》：如何评价我国“十四五”规划时期对外开放取得的成就？您最感到振奋、最关注的是哪一方面？

胡麒牧：首先，需将“十四五”时期的对外开放成就置于同期外部环境的大背景下分析。“十四五”时期，我国面临两大不利因素：一是世纪罕见的新冠疫情，全球产业链因此停摆；二是中美大国博弈、贸易摩擦加剧，各类风险持续上升。在克服这两大不利影响的基础上，我国持续扩大并深化对外开放，取得的成就实属不易。

从规模来看，我国稳居全球最大货物贸易国地位，与第二名的规模差距显著，这背后是我国制造业全球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从结构来看，我国对外贸易结构持续优化，市场布局从最初高度依赖欧美发达国家，逐步向东南亚、拉美、非洲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均衡发展。同时，对外开放领域不断拓展，从最初的产品出口领域逐步延伸至服务领域，大力拓展标准、制度层面的制度型开放，如华为5G专利相关的服务标准输出。这类开放的复杂程度和实施难度更高，也体现出我国将对外开放提升至新高度，持续向高难度、高价值领域深化拓展。

从模式来看，我国对外开放实现升级创新，从最初单一的出口导向模式、长期贸易顺差，转向主动追求贸易平衡，既推动高质量“引进来”，也在新兴领域扩大出口，尤其依托数字化模式深化开放，如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及的数字贸易、数据要素开放等。对外开放始终瞄准产业前沿、发展热点、高附加值领域及产业演化方向，在新模式上持续探索。

我最振奋且关注的，是新兴产业领域的对外开放，其背后是我国新兴产业全球竞争力的显著提升。这一现象体现出我国的发展底气：近年来，我国在中高端产业、全球技术前沿领域大力拓展对外开放，说明我国在这些领域的竞争力已显著增强，不再畏惧国门打开后的外部冲击，反而希望通过引入竞争，依托市场机制进一步激发创新活力、提升产业竞争力。新兴产业领域的对外开放，涉及跨国的体制、规制、制度、标准对接，以及多边框架下的协调工作，实施难度大，但一旦推进落地，能为我国对外开放带来可观的新增量，包括市场增量和产业增长增量，因此新兴产业领域的对外开放值得重点关注。

刘春生：我最关注的是制度型开放从试点走向全面落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对接，营商环境更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为稳外资稳外贸提供了长期支撑。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等部署最令人印象深刻，释放出持续扩大开放、稳定外资预期的强烈信号。

“十五五”时期，我国对外开放将向更高水平制度型开放迈进，重点在规则对接、服务业开放、吸引外资新优势上发力。外资在华将迎来更稳定透明的制度环境、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制造业、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机遇持续增多，长期在华发展、扩大再投资的条件更加有利。

《中国对外贸易》：今年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扩大对外开放的内容中哪一点您感受最深刻？“十五五”开局之年，您如何理解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中有关2026年对外开放工作的安排？

胡麒牧：政府工作报告中让我感受最深刻的是有序扩大数字经济领域开放的相关表述。当前，多国出于国家安全考量，限制数据要素流动，忽视了数据要素的市场价值释放，而我国将这一内容纳入政府工作报告，专门提出有序扩大数字经济领域开放，体现出我国的发展魄力，也表明我国希望在产业前沿领域依托数字经济赋能，释放数据要素的更大价值。

对于2026年对外开放工作的安排，我有三点理解：

第一，对美经贸应对更趋自信、自如。我国贸易格局持续优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经贸合作深化，应对美国单边制裁的能力不断提升。美国的贸易制裁措施反而给自身经济增长带来巨大不确定性和波动，后续其出台关税、封锁等政策的边际效应将大幅下降，甚至难以引发市场波动。同时，我国坚持“以我为主”的发展思路，大力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扩大内需等战略举措，形成了对美国因素扰动的有效对冲。

第二，对外开放向新领域、新模式深度深化。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用较大篇幅、详实的内容部署投资领域、金融领域、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举措，同时聚焦电商新模式、数据要素新领域的开放，这些领域此前并非我国对外开放的重点，如今不仅明确方向，还提出需出台落实的专项行动。这一变化体现出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化，也彰显了我国在新领域、新模式开放中的底气。

第三，产业链国际化布局向更高质量、更低风险升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引导企业优化全球布局，此前企业的全球化布局多是自主自发依托市场机制推进，易受地缘政治事件等不可抗力影响，出现市场机制失灵的情况。政府的引导，能够提前帮助企业规避风险、优化布局，推动我国以更高级的形式、更低的成本和风险完成新一轮国际化布局。

杨成玉：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置于突出位置，其中制度型开放是“十五五”时期对外开放的主线。这一部署精准契合全球开放趋势与中国发展需求，即通过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建设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等安排，从“要素流动”向“规则联通”升级，为“十五五”时期对外开放定向定调。

张美晨：我感受最深的，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对外开放部分把“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拓展国际循环”放在了总牵引位置，并且在“扩大双向投资合作”中，优先强调“深化外商投资促进体制机制改革、保障外资企业国民待遇、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扩大本地化生产”。这不是简单的表述变化，而是释放出一个更清晰的政策信号：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对外开放不再主要被理解为“为国内循环补充要素和市场”，而是更突出把开放作为制度供给与改革牵引，通过更可预期、更可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的制度安排，去做深做实国际循环，以开放带动更高质量的发展。

另外，我还注意到，政府工作报告在“积极扩大自主开放”里，把规则、标准、制度安排等放在了更靠前的位置——这意味着对外开放越来越不是“硬性的准入放开”，而是更强调一整套可预期、可对接、可落地的制度接口。例如，负面清单压减、数字领域开放的有序推进、以及加入高标准协定进程等，本质上是在用规则和标准先行，去处理跨境合作中大量“看不见但很耗成本”的摩擦。这种开放取向，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表述里体现得尤其明显：不仅做“硬联通”，更强调“软联通”“心联通”，并突出战略对接、规则衔接、标准协同、以及像“智慧海关”这类制度与治理工具的合作。其指向是清晰的——在国内外形势复杂变化的今天，扩大对外开放进行国际合作的真正的瓶颈往往不是关税，而是规制差异、合规成本、通关与认证、数据与服务流动约束、争端解决与政策不确定性等“隐性摩擦”，而规则标准先行，就是在系统性降低这些制度性交易成本。

《中国对外贸易》：您如何展望“十五五”时期中国的对外开放进程？

胡麒牧：展望“十五五”时期的对外开放进程，结合数字贸易发展趋势，主要有两点看法：

第一，“十五五”时期是我国企业深化“走出去”的关键阶段，企业全球化资源配置能力将迈上新台阶。随着企业国际化布局的深化，产能、研发等环节已大量布局海外，不再局限于产品出口，这意味着海外将成为我国价值创造的重要阵地。此前我国经济增加值主要在国内创造，而未来参照先发国家经验，GNP的统计价值将逐步凸显，中国资本、中国企业、中国人才在海外创造的经济增加值将大幅提升，这也将成为我国对外开放模式的重要变化。

第二，“十五五”时期数字贸易将迎来爆发式增长，成为我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新增量，而这一发展需充分结合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去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大模型研发取得长足进步，算力、算法约束得到缓解，通过系统集成实现算力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高端芯片“卡脖子”带来的冲击。今年年初，人工智能体的落地应用已在部分领域进入商业化阶段，如智能体完成线下消费场景的操作，标志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赋能进入新阶段，实现了“虚拟世界照进现实”，具备调动线下资源的能力。

这一能力从C端消费场景向制造业移植后，将产生巨大价值：人工智能体可调动生产线、调节产能，统筹生产、销售、交付全流程，依托人工智能技术的量变积累，数字贸易领域有望涌现诸多新模式。在此背景下，市场对数据跨境流动的需求将在“十五五”时期迎来爆发式增长。抓住这一发展机遇，需要我国持续完善数据跨境流动相关机制、创新数字贸易模式、推动新技术落地应用。

张美晨：对“十五五”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展望，我会想到两个方面：首先，不只是“扩大规模”的开放，而是以规则、标准等制度供给为牵引、以“软联通”为抓手推动治理能力全面提升，降低国际合作中的制度摩擦，使跨境经营风险更可控、预期更稳定；其次，不只是强调企业“引进来”和“本地化”，也更强调主动“走出去”和“再投资”的双向配置与互动互促，且服务、数字、绿色等新业态新模式的作用将日益凸显，服务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与升级。

从全球价值链角度看，“十五五”阶段要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存在感”，关键不在于出口总量本身，而在于两件事：一是更深地嵌入关键环节，二是更强地获得价值分配权。

第一，企业层面正在发生重要转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经历了从被动嵌入全球分工，例如，以加工装配、代工为主，到如今以科技型龙头企业为牵引的主动出海、全球化经营。下一阶段的“真正走出去”，不是把产能搬到海外那么简单，而是要把研发、标准、品牌、渠道、供应链组织和本地化服务体系一起带出去，形成“全球配置资源、全球组织生产、全球服务市场”的能力；同时在合规、数据治理、知识产权保护、争端解决等方面形成体系化能力，才能把隐性摩擦转化为可管理的经营成本。

第二，配套的全球价值链评价体系也需要相应调整。“十五五”时期非常有必要建立一套与国际收支框架相衔接的全球价值链核算框架：不仅看贸易账户里货物与服务的“实物流转”，更要看经常账户里由资本、技术与无形资产带来的收益分配——比如境外投资利润与再投资收益、股息利息、知识产权使用费、技术许可、数字化服务与平台型收入等。因为在全球价值链竞争中，决定一国真实收益的往往不是“出口了多少”，而是“在链条里拿到了多少价值”，以及这些价值最终以何种形式回流到本国居民与企业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