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秦朝对人贩子的惩处极为严厉，将其视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和破坏户籍制度的犯罪行为。根据秦律规定，凡拐卖人口者，无论是否得逞，一经查实，均处以重刑。若将他人略卖为奴婢，主犯处以磔刑（分裂肢体后处死），从犯亦处以黥面、劓鼻或斩左趾等肉刑，并罚为官府劳役。若所卖之人是官府登记在册的平民或官私奴婢，则按盗窃罪论处，但量刑更重，常处死刑。
若官员知情不报或参与贩卖，与人贩同罪。此外，秦法还规定，被拐卖者一经发现，立即归还原籍或原主，买方若明知是被拐人口而购买，同样治罪。为防止人口流失，秦朝实行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百姓迁徙需持官方凭证，擅自买卖、藏匿或转移人口均属违法。这些措施旨在维护国家对人口的控制，保障赋税和徭役来源，故对人贩子的打击贯穿整个秦代司法实践。
汉朝对拐卖人口的行为采取严厉惩处措施，将其视为严重犯罪。根据汉律，凡“略人”（即诱骗、强掳他人）为奴婢或转卖者，无论是否得利，主犯一律处以死刑，通常执行弃市（公开处决）。若所略之人是官府登记的良民，罪行更重；若被略者为奴婢，量刑稍轻，但仍处以重刑。知情购买被拐人口者，亦按“和卖”论罪，视情节处以罚金、徒刑或黥面等刑罚。若官员纵容或参与贩卖，与人贩同罪。
当时战乱频繁，人口流失严重，朝廷倚重户籍控制赋役，故严禁私相买卖、藏匿或强掳平民。地方官须定期核查户口，发现人口异常须追查来源，失察者受罚。寺院若收留来历不明者，亦需上报官府。尽管社会动荡导致贩卖人口现象屡禁不止，但南北政权均通过严刑峻法试图遏制此类行为，以维护统治基础与社会秩序。
唐朝对拐卖人口的行为制定了明确而严厉的法律规定，主要载于《唐律疏议》。凡“略人”即以诱骗、强夺等方式将他人掳走并意图贩卖者，无论是否实际卖出，主犯皆处绞刑；若已将被害人卖为奴婢，则处斩刑。若所掠者为他人奴婢，量刑稍轻，仍处流放三千里。知情购买被拐良民者，以“和诱”论罪，处徒刑三年；若买后转卖，刑罚加重。若拐卖对象是十岁以下孩童，即使未售出，亦按略人罪论处。官吏若参与或包庇人贩，与首犯同罪；地方官失察不报，亦受笞杖或降职处分。
宋朝对拐卖人口的犯罪行为采取严厉惩处措施，相关律法在《宋刑统》及后续敕令中均有明确规定。凡以诱骗、强掳等方式“略卖”良人为奴婢或转卖者，主犯处绞刑；若已将被害人卖出，则处斩刑。若所卖者为他人奴婢，罪减一等，仍处流放或徒刑。知情购买被拐人口者，若买作奴婢，处三年徒刑；若买后转卖，刑罚加重。对于拐卖儿童，尤其十岁以下者，即使未售出，亦按略人罪论处。官府严禁民间私自买卖人口，合法奴婢交易须有契约并经官府备案，否则视为非法。
灾荒年间，朝廷常下诏禁止贩卖子女，并设义仓、养济院救济贫民以防骨肉分离。地方官有责任稽查人贩案件，失职者将被问责。此外，宋代还多次颁布赦令，要求释放被非法拘禁或贩卖的良民，遣返原籍。这些制度旨在维护户籍稳定、防止人口流失，并保障平民基本人身安全。
因蒙古部落曾被金人拐卖为奴，元朝对人贩子极度痛恨。《元史·刑法志》将拐卖人口与造假币、掘墓、纵火等同列为“十恶不赦”的死罪，一经查实，直接处斩。
明朝针对人贩子的“采生折割”恶行（故意弄残被拐儿童，迫使其街头乞讨），推出史上最严苛的专项惩罚：
《大清律例》对拐卖行为的惩处进一步细化，尤其针对勾结洋人的拐卖团伙：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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