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历史穿上罗裙：女性画家的历史题材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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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历史》肆拾贰期

文章作者：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黄牧航 苏晓琳

在西方传统艺术等级中，历史题材绘画（History Painting ）居于最高地位。自文艺复兴以来，它被认为是最能体现艺术家思想深度与技艺水准的体裁，需要创作者具备深厚的古典学识、扎实的构图能力，并能借助视觉形象传达道德教化。

正因如此，历史题材绘画长期被视为男性艺术家的专属领域。战争、英雄与革命等宏大主题，往往由男性来描绘与诠释。相比之下，女性艺术家不仅被认为缺乏处理此类题材所需的理性与力量，还在制度层面面临重重阻碍——她们往往无缘进入美术学院，无法接受人体写生等基础训练，也难以获得重要委托。形成这种排斥女性艺术家的局面并不是因为女性缺乏天赋，而是社会结构与教育资源分配长期不平等的结果。在这样的背景下，女性被迫局限于静物、肖像或风俗画等“次要”题材，在历史题材绘画领域长期缺席。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杰出的女性艺术家突出重围，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厚的艺术造诣打破性别藩篱，走入历史题材的画布之中，在艺术界取得了非凡成就。她们的存在，不仅是对传统性别分工的有力回应，也为历史题材绘画注入了更为丰富与多元的表达；而她们的作品，不仅是艺术史的珍贵遗产，更为如何构建更包容的历史叙事提供了重要启示。正如18 世纪女画家安吉莉卡 · 考夫曼的画笔所展示的那样——历史穿上的“罗裙”不是局限，而是一种新的可能性——它让过去的故事以更完整、更人性的方式被讲述。

从17 世纪的阿特米希娅·真蒂莱斯基，到18 世纪的安吉莉卡·考夫曼和伊丽莎白·维热—勒布伦，再到20 世纪的凯绥·珂勒惠支与劳拉·奈特，这几位女性艺术家以各自的方式参与到历史题材绘画之中。虽然她们身处的时代、背景与创作风格各不相同，但她们有一个共同点：都试图在这个传统上被视为“男性专属”的领域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并通过画笔讲出不同的声音。

真蒂莱斯基：以画笔打破男性垄断阿特米希娅· 真蒂莱斯基（1593 —约1652 ）是意大利巴洛克时期极为罕见的女性历史画家。她出身画匠家庭，在父亲奥拉齐奥的指导下接受系统的绘画训练，早年便展现出不俗技艺，成为首位加入佛罗伦萨美术学院的女性成员。

真蒂莱斯基的经历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她的创作倾向。她在17岁时遭遇强暴并被侵犯者诬陷造谣，而后不得不在法庭上当众自证清白，并在审讯中遭受了酷刑逼供。这是那个时代对女性的普遍态度：怀疑、羞辱、控制，妇女几乎毫无政治权利，社会对她们充满敌意。但她没有因此消失或沉默。她拿起画笔，开始在画布上发出回应，塑造出属于女性自身的力量与艺术叙事。

真蒂莱斯基创作的《作为一个琵琶演奏者的自画像》

与同时代的大多数男性画家相比，真蒂莱斯基的作品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视角。她创作的大量宗教与历史题材作品中，女性不再是被物化的对象，不再一味表现顺从的姿态，而是有意志的行动主体。比如《朱迪斯斩杀霍洛芬尼》这幅画中，她捕捉的是斩首的瞬间——不是之后的胜利情景，也不是之前的犹豫不决，而是最血腥、最困难，也最真实的时刻。朱迪斯与女仆协作，死死按住意图不轨又喝得烂醉的霍洛芬尼，神情冷峻，手起剑落，没有半分迟疑。

真蒂莱斯基创作的《朱迪斯斩杀霍洛芬尼》

与卡拉瓦乔描绘的“花瓶少女”式的朱迪斯不同，真蒂莱斯基画笔下的她，是有胆量、有情绪、有力量的女人。她不是在表演，而是在反抗。她的手臂粗壮有力，完全不是传统画作中“女性应有的样子”，她不柔弱、不娇小，但真实得令人动容。这种女性形象的出现，在17 世纪的欧洲绘画中几乎前所未有——她不是异类，而是前所未有的主角。

卡拉瓦乔版《朱迪斯斩杀霍洛芬尼》

真蒂莱斯基的这幅《朱迪斯斩杀霍洛芬尼》，像是在用一把刀，割开男性垄断历史题材绘画领域的帷幕。她没有试图温柔化或美化朱迪斯的暴力，而是让这个女性拥有最基本的愤怒、果断和力量。这样的尝试并不只停留在巴洛克时代。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更多的女性艺术家尝试用画笔讲述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安吉莉卡· 考夫曼就是其中之一。

考夫曼：融学识与古典气质于一体

安吉莉卡· 考夫曼（ 1741—1807 ）是 18 世纪欧洲最著名的女性艺术家之一，也是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创始人之一。下图为考夫曼的自画像与列支敦士登发行的纪念考夫曼的邮票，背景是智慧女神密涅瓦。

考夫曼的自画像

列支敦士登发行的纪念考夫曼的邮票

考夫曼出生于瑞士，早年随父亲学习绘画，展现出非凡的艺术天赋。尽管当时女性在艺术教育和创作方面面临诸多限制，考夫曼仍以其非凡的才华和毅力，在历史题材绘画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她的历史题材作品不仅数量可观，而且选题广泛，包含了古希腊罗马历史、神话故事以及圣经场景等传统历史画主题，展现出她广泛的兴趣与驾驭能力。

首先，在题材选择上，考夫曼通常选择历史或神话中具有智慧、美德而非暴力的女性角色，展示女性的视角与温和的叙事。例如，在《维吉尔向奥古斯都和屋大维娅读〈埃涅阿斯纪〉》这幅作品中，她聚焦于诗人朗诵史诗至第六卷，屋大维娅听闻其早逝儿子马尔凯勒斯的命运预言时情绪崩溃、悲痛晕厥的瞬间，并进行捕捉。通过对这一瞬间的描绘，考夫曼巧妙地赋予历史题材绘画以富有共鸣的情感力量，也体现出她对历史题材的别样诠释。

考夫曼创作的《维吉尔向奥古斯都和屋大维娅读〈埃涅阿斯纪〉》

在她另一幅作品《维纳斯劝说海伦接受帕里斯之爱》中，考夫曼也将描绘的焦点放在海伦及其内心的情感挣扎上。与传统将海伦视为“战争祸首”的男性叙述不同，画面中海伦神情复杂，显得犹豫与困惑，维纳斯则在一旁耐心劝说。二者的表情真实生动，这一场景仿佛就发生在我们眼前。考夫曼通过柔和的笔触与表情刻画，揭示了女性在欲望与责任之间的抉择。这不仅展现了她对古典历史题材的个人理解，也反映了她对女性复杂心理的深刻共情，为历史题材绘画注入了女性关怀。

考夫曼创作的《维纳斯劝说海伦接受帕里斯之爱》

其次，在绘画风格上，考夫曼的作品呈现出优雅、感性和柔美的气质。与大卫等同时期画家所追求的冷峻线条和宏大画面不同，考夫曼的构图更显柔和温暖。如《埃莉诺拉从丈夫爱德华一世的伤口中吸出毒液》这幅作品中，人物姿态优雅，面部表情细腻，展现了妻子为拯救丈夫而自我牺牲的场景。

考夫曼创作的《埃莉诺拉从丈夫爱德华一世的伤口中吸出毒液》

最后，在价值立场上，考夫曼的作品通常隐含对女性教育、理性与道德的推崇。与同时代男性历史画家更倾向政治隐喻（如大卫支持法国革命，绘制了《荷拉斯兄弟之誓》）相比，考夫曼作品的隐喻以道德教化优先，更具有普世性。如《科内利亚视她的孩子为珍宝》描绘了“精神财富高于物质财富”的经典寓言。根据古罗马作家普鲁塔克（Plutarch ）的记载，一位来访的贵妇向科内利亚炫耀自己的珠宝，并问她的珍宝是什么。科内利亚指着正在玩耍的两个儿子回答道：“这些就是我的珍宝。”这两个男孩就是日后著名的改革家格拉古兄弟。

考夫曼创作的《科内利亚视她的孩子为珍宝》

在女性艺术家难以进入历史画领域的时代，考夫曼能够成为历史画家本身就是一种突破。她自幼接受了良好的艺术教育，精通多国语言，广泛阅读古典文学作品，为驾驭历史题材打下了坚实基础，成为当时少数能够在这一绘画体裁中立足的女性艺术家之一。下图为德国2010 年发行的纪念考夫曼的邮票，主题为考夫曼的作品《被忒修斯遗弃的阿里阿德涅》。

德国发行的纪念考夫曼的邮票

考夫曼的历史题材绘画作品不仅在技法上达到了当时的一流水准，更重要的是，她以女性视角重新诠释了这些历史场景，赋予了传统题材新的内涵，并打破了长期以来男性主导的表达方式，展现出柔和而富有情感、道德深度的绘画风格。她向人们证明，女性完全有能力处理最“崇高”的艺术题材，并为之带来新的可能性。

更深层地看，考夫曼的作品也引导我们反思历史叙事本身——历史不仅仅是战争、征服、伟人与权力斗争的故事，也包含了日常生活、情感经验与私人领域等丰富内容。这种包容而多元的历史观在今天仍具有重要意义。而她的实践不仅是个人艺术成就的体现，还象征着女性艺术家对传统性别界限的挑战与突破。当历史“穿上罗裙”——即被从女性视角重新演绎，它所呈现的是更加丰富且有生命力的图景。下图展示的是瑞士与奥地利发行的纪念考夫曼的多枚邮票。

瑞士、奥地利发行的纪念考夫曼的邮票

勒布伦：以真挚情感赋予肖像生命

如果说考夫曼用她细腻的笔触，赋予历史画女性特有的情感和温度，那么勒布伦则在政治动荡与审美转型的年代，用她自己的方式参与其中，用画笔记录下女性的坚韧与温情，并留下属于她的印记。她的作品不仅呈现出非凡的艺术创造力，还成为我们了解法国大革命前后社会变迁与人物风貌的重要窗口。

伊丽莎白· 维热—勒布伦（ 1755 —1842 ）是法国 18 世纪末最杰出的肖像画家之一，以其为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绘制的多幅肖像画而闻名。2002 年，为纪念她去世 160 周年，法国曾发行过一枚邮票。邮票选取的是勒布伦的自画像。与原作相比，邮票运用雕刻手法将画作逼真细腻地再现出来。

法国发行的纪念勒布伦的邮票

勒布伦的自画像

勒布伦出生在一个艺术之家，早年随父亲学习绘画，展现出非凡的艺术才华。1779 年，勒布伦成为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御用画师。1783 年，她被选为法兰西皇家绘画雕塑学院院士。

勒布伦尤其擅长刻画女性的神态与气质，她的肖像画风格优雅细腻，往往以柔和的色调和自然的姿态展现人物的高贵与亲和力。比如在1783 年创作的《拿玫瑰的玛丽 · 安托瓦内特王后》这幅作品中，勒布伦摒弃了传统皇室肖像惯用的徽章与繁复装饰，仅以王后手中的一朵玫瑰替代象征权力的物品。这使王后的形象温婉而不失尊贵，也拉近了肖像人物与观者的心理距离。

勒布伦创作的《拿玫瑰的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

同年创作的《玛丽·安托瓦内特穿白纱裙像》进一步展示了王后柔和、可亲的一面。画中王后身着轻薄的白纱裙，腰间束着柔黄纱带，头戴草帽，表情柔和温暖——这让她的形象从王权的象征中稍稍脱离，转向一种更贴近生活、更富温度的姿态。相比于传统庄严的宫廷肖像，这幅画在视觉上更多地呈现了王后的个人气质与柔软的一面。

勒布伦创作的《玛丽·安托瓦内特穿白纱裙像》

在1787 年的《玛丽·安托瓦内特与她的子女》中，勒布伦则进一步尝试借由家庭图景，为身处舆论旋涡中的王后挽回公众形象。

画面中王后衣着端庄，神情沉静，小儿子坐在她膝上略显不安，长女依偎在她身旁，大儿子站在婴儿床边，构成一幅温馨美好的情景，以此回应外界对王后“奢靡”“冷酷”的抨击。

勒布伦创作的《玛丽 ·安托瓦内特与她的子女》

在这幅作品中，勒布伦不仅塑造了王后的母亲形象，也以画笔参与了对这一政治人物的重新定位。她和玛丽· 安托瓦内特年纪相仿，还有若干相似的经历与体验。这种共情使得她在描绘王后时，不只“为权力作画”，还“以情感作证”。她在回忆录中深情写道： “她给予我的善良，一直是我最美好的回忆之一”。在那动荡的年代里，这段情谊和这些画作一样，成为她生命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

透过勒布伦的笔触，我们得以看到一种不同于男性艺术家描绘的历史面貌。这些画作展现了玛丽38 年人生中的种种侧面，而勒布伦留下的不仅仅是画作，还有那个年代女性之间真挚的理解和支持。她让历史不再只是硝烟和权谋，也可以是女性的生活，或是日常的情感。正是这份来自女性视角的叙述，使我们看见历史的另一面——不是冰冷宏大的，而是充满温度、复杂与真实的。

1789 年7 月14 日，法国大革命爆发，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勒布伦意识到自己已被视为宫廷的重要人物之一，于是于10 月6 日晚带着女儿离开了巴黎，开启了流亡之旅。在这十多年的流亡生涯中，她通过为当地的皇亲贵族绘制肖像画维持生计。在流亡期间，她的作品依然受到欢迎。

勒布伦的艺术生涯不仅体现了她的才华，也反映了女性艺术家在动荡时代中的坚韧与独立。在洛可可风格盛行的18 世纪末，勒布伦以一种更为细腻且富含情感的笔触，刻画出大量真实而亲切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女性形象。了解伊丽莎白 · 维热—勒布伦，不仅可以认识一位有非凡创造力的画家，还可以透过她的生平经历，了解那个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时代的另一面。

珂勒惠支：用艺术控诉战争与压迫

当19 世纪走向尾声，欧洲风雨飘摇，工业化与战争阴云笼罩着世界，历史似乎已不再属于神话、宫廷与胜利者。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女性艺术家的关注点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她们不是只描绘被赋予荣耀的过去，而是进一步走进社会、直面现实，用画笔记录苦难，凝视死亡，思考人的价值与尊严。

凯绥· 珂勒惠支（1867 —1945 ）就是这场转变中最有力的声音之一。下面是珂勒惠支的照片与邮票，邮票上所展示的是珂勒惠支的代表形象，旨在纪念她作为德国表现主义艺术家的地位。

珂勒惠支的照片

德国发行的纪念珂勒惠支的邮票

珂勒惠支出生于德国的一个自由思想家庭，一生亲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丧子之痛与战火动荡贯穿其艺术生涯。这样的经历让她将目光投向了社会的底层：劳工、母亲、战士、饥饿的孩子……这些人在传统历史题材绘画中往往是无声的、隐没的，而珂勒惠支则以一种深沉的悲悯之情，把他们置于画面中央。

她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战争· 牺牲》所描绘的就是一个母亲悲痛地献出她的儿子，去为战争做无谓牺牲的场面。画面中的母亲，赤裸、消瘦，仿佛有无尽的痛苦。珂勒惠支让历史题材绘画脱离了英雄史诗的叙述轨道，转向战争下社会的真实写照。

而她的艺术不仅在德国社会引起巨大反响，也深深影响了20 世纪中国抗战时期的艺术创作。鲁迅先生对珂勒惠支推崇备至。他把收藏的珂勒惠支版画编辑出版，直接影响了抗战时期中国版画艺术的发展。

珂勒惠支创作的《战争·牺牲》

希特勒上台后，珂勒惠支不断受到迫害，但她仍坚持反战创作。不幸的是，1945 年4 月22 日，78 岁的珂勒惠支在德国法西斯覆灭前夕去世了。4 月22 日，距离纳粹德国投降的5 月8 日只有16 天。

奈特：在时代洪流中守护真实记忆

如果说珂勒惠支让我们看到了女性艺术家如何将社会苦难纳入历史题材绘画，那么劳拉· 奈特（ 1877 —1970 ）则代表了另一种更为“正式”的参与方式——她不只记录历史，还直接介入历史的核心场域，用画笔见证了 20 世纪。

奈特的照片

出生于英国的劳拉· 奈特，是20 世纪初最受欢迎的女性画家之一。1936 年，奈特当选为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正式院士。她的艺术生涯横跨两次世界大战，作品风格多样，题材广泛。作为一位关注现实、关心社会的女性艺术家，奈特常以平凡却富有力量的女性作为画中主角，讲述她们在历史洪流中的“在场”与“作用”。

1943 年，她创作了著名的《卢比在制造枪膛》，描绘了一位女工在军工车间中操作精密机械的场景。画面中卢比正在聚精会神地完成高难度的制造工序，身后的工友们也都神情专注。奈特用写实又饱含敬意的笔触，不仅再现了女性在战争生产线上的实际贡献，还彰显了她们在国家利益与公共事务中的不可替代性。这幅画一经展出，便被英国政府广泛传播。

奈特创作的《卢比在制造枪膛》

战后，奈特又以一位女性艺术家的身份，受官方邀请，进入纽伦堡审判的现场，创作了她另一幅重要的历史题材作品《纽伦堡审判》。这幅画在保留法庭场景纪实性的同时，也融入了象征性的表达。画面背景并非单纯再现室内空间，而是渐次融入城市废墟——坍塌的房屋、弥漫的硝烟，仿佛诉说着战争留下的伤痛。奈特通过这种象征性的构图，将“审判”这一历史时刻置于更广阔的语境之中。这一画面不仅成为法律意义上的记录，也成为人类文明面对暴行时的一次凝视与叩问。

奈特创作的《纽伦堡审判》

奈特通过画笔让那些被主流历史叙述忽略的女性角色——无论是工厂车间中的女工，还是审判席后的凝视者——都被镌刻在历史的视觉版图之中，展现了另一种充满现实温度与人文关怀的表达。正是这份来自女性的描绘，使我们的过去更为完整。

在过去漫长的艺术传统中，历史题材绘画始终是以男性经验和男性视角为中心。然而，随着女性艺术家的逐步涌现与努力探索，她们不仅进入了这一曾被视为男性专属的领域，更以独特的视觉语言和叙述方式，赋予了历史全新的面貌。

当历史题材绘画穿上“罗裙”，并不意味着软化，而是给予历史更多角度、更深温度。女性艺术家们并没有规避苦难与矛盾，她们以细腻的目光切入宏大的叙事，用亲身的经历、感情的脉动、日常的生活去构建一种新的历史叙事。她们的创作不仅是对历史绘画领域内男性特权的反击，更是对历史本身的一次补全。她们以独有的视角和经验，赋予历史题材绘画以新的可能。她们让那些曾被忽略的声音、被掩盖的画面，浮现于画布之上，也进入我们的记忆之中。

诗赞曰：丹青自古属男功，偶见蛾眉笔底雄。补作云霞垂史册，千秋影照海棠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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