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 | 破解智能时代的人类主体性危机

“人工智能+”开启了文明转型的新纪元，但技术指数式狂飙背后，人类主体性正面临被消解的危机。智能时代的文明是资本逻辑与工具理性共同构筑的现代性体系之延伸。资本作为开创现代文明的根本动力，已深度嵌入智能时代文明发展的轨迹，无论技术形态如何演变革新，资本逻辑的深层运行机制并未改变。未来应探索超越资本逻辑的人机共生之道，探寻以智能向善为价值引领的新型人机关系，培养兼具人文温度与科技素养的“完整的人”，在科技与人性的融合同生中塑造不仅有“算力”更有“温度”的新文明形态，守护人类主体性的精神家园。

原文 ：《破解智能时代的人类主体性危机》

作者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薛俊强/教授 周婉玲/教学助理

图片 |网络

智能时代的人类主体性危机

人工智能、大数据、脑机接口等技术的融合发展，人机界限趋向消融，悄然变革人类与智能机器的关系，对人类主体性构成多维度挑战。

首先，生成式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的融合，标志着技术从传统受动的辅助工具向具有交互能动性的“准主体”跃升。人工智能在科学发现、艺术创作等人类智能专属领域，可能冲击人类基于理性能力的主体自信，动摇知识生产与意义创造的人类智能权威。其次，通过脑机接口、智能义肢等赛博格化技术，技术接口逐渐成为身体图式的内在部分，侵蚀人类的感官认知和直接经验，深谙人类身体历史的终结将迈向后人类时代。最后，在技术“便利性”承诺下，人类将信息筛选、行为选择乃至医疗决策等核心自主权外包给智能系统，个体批判性思维与主观能动性因缺乏实践基础走向萎缩，或沦为只会发出指令和接受推送信息的“机器”。

人与机器的关系问题在技术洪流中再次成为关乎人类发展的重大现实课题，我们必须深入追问：智能技术是否出自人类本性与意愿，属于人的机能延伸？抑或，其发展受更深层的非人格化的力量驱动？这一危机源自形塑文明的资本逻辑。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作为商品交换、市场经济与机器大工业生产的原则表达，是支配现代文明物质生产与社会运行的“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当代文明依然处于资本逻辑与工具理性构筑的现代性构架中，其中资本是现代文明发展的决定性要素。智能时代的主体性危机，本质上是资本借助智能技术手段的强势扩张。面对这一现实，探究资本如何利用技术重构人与世界的关系，成为勾画人类未来文明蓝图的理论前提。

智能时代的技术与资本逻辑

理解智能时代的主体性危机必须透过技术表象，审视其背后文明运行的深层架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技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沦为资本增殖的手段，成为资本主宰和架构人类文明的“执行器官”。资本追求增殖的本性，不断以机器、厂房等“死劳动”统治“活劳动”，将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异化为压迫性力量。当前文明的进步仍服从于资本增殖的需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的规律在智能系统和算法模型中得到强化。资本依托对数据要素的垄断私有、数字劳动的隐性剥削和全球市场的强势扩张，持续推动价值增殖循环。资本布展操控技术的开发应用，将文明属人置换为资本至上，导致文明演进日渐偏离“属人化”方向，引发主体性危机。

首先，资本将新技术渗透至人的日常生活，在人的认知、情感与社交领域实施深度规训。算法模型成为隐形且全知全能的管理者，以“数字泰勒主义”增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加剧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矛盾。资本逻辑凭借生成式搜索引擎、行为预测与数据监控等技术编织隐蔽的支配网络，无形深入生活场域。数字用户在生成式搜索引擎的普及应用下将认知视域锁定在算法构筑的信息围城中；消费者在“精准匹配”的服务体验中失去对商品交换背后资本剥夺劳动的反思能力；劳动者被智能技术肢解为可量化的数据指标，算法控制实现了对劳动过程的实时监控与精准奖惩。人的情感表达、欲望偏好乃至价值观，无形中被算法模型所塑形和引导，主体性自由在看似自主选择的诱惑下逐渐消解，导向人类失去自我的“去人性化”危机。

其次，资本表现为社会权力耦合智能技术构筑起以资本为中心的物化结构，加剧物对人的主体僭越。马克思指出：“资本表现为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权力，这种权力作为物，作为资本家通过这种物取得的权力，与社会相对立。”在智能时代，人与人之间具体的社会关系变成以数据为核心的物与物之间的交换关系，资本依托对数据要素的垄断占有，将人的情感、交往与主体性建构物化为可计算和交易的数据符码。智能技术作为被赋形的资本化身，用冰冷抽象的数据编码遮蔽了鲜活具体的人际关系，将分散有限的人类智力转化为可无限利用的物化智能资料，构筑起以资本为中心的物化结构。算力系统表现为异化的、独立于个体之外、隐形控制个体的社会权力，人的存在、情感体验和创造力被简化为海量数据流献祭于算法模型。人不再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沦为数据关系的附庸。

最后，资本逻辑与技术理性共谋，造成“物的人格化”与“人的物化”之间的主客颠倒。一方面，“物的人格化”达到新阶段。由智能技术构筑的“物”，被赋予了类人的智能与意向性。推荐算法被视为具有“洞察力”的决策者；生成式人工智能营造出拟主体的认知幻觉。物的人格化使技术物获得前所未有的权威，以精确化、数字化、组织化实现了对社会的整体建构。另一方面，“人的物化”趋于动摇人类文明根基。人被压缩和还原为资本网络中的数据节点和交易变量。智能化发展瓦解人的独特性和整体性，挑战人类认知与理解的权威，无形中丢失定义自我的权利。当资本将智能技术系统皆纳入价值增殖的循环，技术便与资本合谋，侵蚀人类的主体性。一旦效率和利益成为无可辩驳的准则，对生命意义的叩问、道德尊严的持守和超越性智慧的追寻，将在人类精神世界中渐次凋零，存在之思让渡于功利性的技术沉迷。

超越资本逻辑与彰显技术的人文向度

智能时代的主体性危机是资本逻辑在智能技术中内化、扩张与固化的结果。资本通过操控技术将人的发展桎梏于智能编码的“物”，窄化消解了智能时代文明的属人本质，从而对人实施精细隐蔽的规训控制，这是资本现代性痼疾在智能时代的显现。马克思早已在机器大工业中洞察到，机器体系如同“有灵性的怪物”，将工人贬低为“活的孤立的附属品附属于它”。工人被强制纳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失去了有血有肉的个体人格。鉴往知来，未来要警惕人工智能在21世纪沦为“有灵性的怪物”，克服技术对人性的抽象简化。真正的智能文明，不应是资本增殖的赛博朋克式狂欢，而应彰显技术的人文向度：让技术重新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延伸，而非统治人的异己力量，坚守人的主体性和价值伦理。

智能时代的发展宗旨在于以人文反思引导技术向善，让人类在认知革命中理解自己创造的智能体，深刻反思技术繁荣下的精神荒芜和存在危机，在硅基与碳基的交融中捍卫情感共鸣与意义建构，维系技术普惠与人类尊严之间的动态平衡，从而将文明重心从物质扩张转向精神发展和智慧成长。

探索智能时代的文明发展路径，一要构建智能向善导向的技术路径。超越工具理性与资本逻辑，将公平正义、人文关怀等价值准则转化为算法底座的技术参数，在设计源头植入人文基因，确保技术创新以增进人类福祉为终极方向。二要驱动跨学科融合的范式革新。打破智能技术与人文社科的认知壁垒，构建“技术—文化—审美”三位一体的协同生态，通过“数据与机理双驱动”的研究范式，为人机共生提供跨语境知识创新的理论支撑。三要涵育复合型的人文智能素养。建立“技术素养+人文精神”双轮驱动的培养体系，在艺术与科学的交融中提升主体的审美感知与批判思辨，培育既能驾驭技术浪潮、又能守护精神家园的“完整的人”。唯有实现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和谐统一，从“工具使用”转向“认知共生”，才能在智能风暴中重塑人类主体性，走向精神充盈与主动自觉的人机智慧文明实践，抵御技术对人类的异化，超越资本逻辑与彰显技术的人文向度。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94期第3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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