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毛泽东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

毛泽东的胜利，本质上是他所代表的那条正确反映了中国社会矛盾、深刻契合了中国人民实践的路线的胜利。

这绝非“英雄创造历史”，而是历史（人民的选择和实践）在严酷的筛选过程中，将一位最能洞察其规律、执行其意志的领袖推到了前台。

这，正是人民史观的伟大胜利最坚实、最生动的注脚。

为什么今天，我们更要强调人民史观，并将其置于绝对的核心地位？

十五五规划甚至提出一个新的概念：投资于人

因为人类科技发展到一个新的临界点：硅基智能时代。

是否坚持人民史观，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也不仅仅关系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兴旺存续，而是关系到整个人类文明生死存亡的根本性问题！

一、如果他没有踏上长征路……

前文我们提到，被边缘化的毛泽东能走上长征路，带有一定的偶然性。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博古李德产生了与“袁绍在官渡之战后愧于见田丰”类似的心理，对于事先预言失败的毛泽东，他们根本见都不想见，恨不得远远打发走，眼不见心不烦。

在最初拟定转移名单时，博古李德出于“排除麻烦”的考虑，根本没有把毛泽东列入名单，是周恩来据理力争，在最后一刻才让毛泽东上了转移名单。

我们不妨做个假设，如果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毛泽东没有上最终的转移

名单，中国革命会向怎样的方向发展？

我们把结论放在前面：

他的个人命运与整个中国革命进程，将滑向另一个黑暗的轨道。

留守苏区的队伍，继续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但处境异常险恶。国民党军队对苏区进行了彻底的“清剿”，大批留守干部和红军牺牲。如瞿秋白、何叔衡、毛泽覃（毛泽东三弟）等，均在被留下后不幸遇难。

1935年3月底，国民党军队开始对留在苏区的红军以及游击队，发起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围剿”，这一次与上一次完全不同，这一次国民党军队是统一部署、统一行动、相互配合。

据悉，当时国民党军队不仅在交通要道上层层设防，而且还将各个游击队分裂开来，想要逐一封锁、逐一剿灭。

国民党军队为了实现“围剿”游击队的目的，不惜沿着整个封锁线，展开拉网式地搜捕，不仅搜山，而且还烧山，甚至还投毒。红军不得不化整为零，分散突围。

毛泽覃率领的一支突围小队，沿着武夷山的分水岭一路北上，当时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便是补给上的困难，然而面对敌人求追不舍的围攻，毛泽覃只能率部前往敌人“围剿”的腹地——黄鳝口的深山之中。

黄鳝口是国民党军的军事战略要地，这里驻扎了国民党军的许多精锐人马，为了对红军进行围剿，国民党军还强行将黄鳝口村的几十户村民，都赶出了山。

后来，据曾经被“清剿”下山的红军以及游击队员回忆，当时红军被“清剿”以及被俘虏的事件，很少发生在大山深处，99％都发生在敌人的封锁线附近。

毛泽覃的牺牲地黄狗窝，不仅远离敌人的封锁线，而且位于黄鳝口大山的腹地，这足以说明毛泽覃小分队早就被国民党给盯上了。

准确来说，毛泽覃从闽西来，到进入黄鳝口大山，说不定时进入了敌人早已布控好的口袋。这说明，国民党对于红军知名领导人，采取了高额悬赏和专人围剿的策略。

毛泽覃

以毛泽东的知名度和蒋介石的悬赏力度，在严酷的“清剿”中幸存的可能性极为渺茫。

二、离开毛泽东会怎样？

离开了毛泽东，长征中的红军有可能拨乱反正，实现伟大的转折吗？

可能性不能说完全没有，但也是微乎其微，跟我随机敲键盘写出相对论的概率差不多。

一、如果没有毛泽东，红军还有别的路线选择吗？

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的惨痛损失后，党内军内普遍弥漫着对博古、李德错误指挥的怀疑与不满。

然而，怀疑旧路线，并不等于能自动找到新路线。

当时，能够系统提出并令人信服地阐述一套完全不同于“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和政治战略的的人，除了毛泽东之外，再无第二人。

他的“农村包围城市”、“游击战十六字诀”等思想，已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前四次反“围剿”的成功实践中得到检验。

遵义会议之所以能成为转折点，核心在于，用毛泽东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路线，取代了脱离实际的错误路线。

如果没有毛泽东，党内即便有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也缺乏一个成熟、完整且被证明有效的替代方案，很可能陷入路线争论，或寻找另一个“国际权威”的恶行循环中，甚至出现失望投降主义盛行，大量叛变革命的情况，红色革命的火苗就此熄灭。

二、毛泽东不参与的情况下，遵义会议还会召开吗？

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与毛泽东的个人努力和威望密不可分。会议前，毛泽东通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等一系列斗争，逐步争取了张闻天、王稼祥等关键领导人的支持，为遵义会议做了充分的政治和思想准备。

会议上，他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错误进行系统性总结和深刻批判，是说服大多数与会者的关键。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并开始确立他在红军和党中央的实际领导地位。

这一系列环节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如果毛泽东不在，不仅可能缺乏一个能一锤定音、指明方向的核心人物，连成功召开这样一次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会议，都可能失去契机和动力。

三、没有毛泽东，如何应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

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红军（约1万人）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约8万人）实力悬殊。张国焘依仗枪多势众，公然向中央要权，直至另立“中央”。

面对这场建党以来最严重的分裂危机，毛泽东的领导，展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政治原则的坚定性：在俄界会议等场合，党中央坚决揭露和批判张国焘的错误，维护了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和政治团结的底线。

斗争策略的灵活性：在坚持原则的同时，也作了必要的组织妥协（如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以最大努力维护红军整体团结。

人格魅力与道义感召：朱德、刘伯承等人在极端困难下，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反对分裂，其背后是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认同。

试想，如果中央缺乏一个像毛泽东这样兼具崇高威望、卓越战略眼光和坚定政治原则的核心，很可能在张国焘的“枪指挥党”的胁迫下妥协、分裂甚至被吞并。

如果没有毛泽东，张国焘不用另立中央，因为他就是中央。

在他刚愎自用和机会主义的指挥下，西进南下路线成为必然，红军迟早蜕变为一支军阀武装，消失在历史洪流中。

历史证明，正是毛泽东的领导，使党中央在极端弱势下，仍能掌握道义和战略的制高点，最终赢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

四、谁来进行战略掌舵？

即便红军侥幸抵达陕北，若无毛泽东，党和红军能否在后续惊涛骇浪中生存并壮大，仍是巨大疑问。

毛泽东不仅是军事家，更是战略家和思想体系的构建者。抵达陕北后，他主导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等军事战略，为党和红军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指明了方向。

在解放战争中，一系列关乎全局的战略决策（如挺进大别山、进行战略决战）都深深烙上了他统筹全局的智慧印记。没有这样一个能够持续提供正确战略指导的核心，党和红军很可能在抗日战争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中迷失方向，或在解放战争中错失战略机遇。

三、分裂是常态，团结是异数

左派革命的发起者往往是一群书生，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喜欢独立思考固然是好事，但往往导致一人一个想法，千人千面。有民主而无集中。想法态度，甚至无所适从。

有句古话：秀才造反，十年不成。

纵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左派无限细分，因路线、策略之争而不断分裂、内耗，几乎是普遍现象。象中共这样，存在一个唯一且稳定的核心领导，才是异数中的异数。之所以能成为这个异数，关键的变量还是毛泽东。

欧洲：法国共产党历史上多次分裂，党内派系林立；意大利共产党（及其后续政党）也因路线分歧而不断分化，力量严重削弱。

南亚：尼泊尔共产党派系之多堪称世界之最，各派别之间斗争激烈，甚至为权力相互拆台。印度共产党分为印共、印共（马）、印共（毛），三大派系，在意识形态、斗争策略和政治影响力上存在显著差异 。

北欧：丹麦共产党在20世纪60年代因国际共运“大论战”等因素，分裂出多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团体。

美国：美国共产党（CPUSA）成立时间比中共更早，所面临的条件比中共更好，但是历史上派系斗争激烈，主要围绕亲苏路线、领导权争夺和意识形态分歧展开，核心派系包括福斯特派、白劳德派、洛夫斯顿派和托洛茨基派‌。这些斗争多受共产国际（Comintern）干预，深刻影响了党的组织稳定与政治走向。

以下是美共成立到麦卡锡主义兴起前的各种分分合合：

‌1919年8月–9月‌：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美国左翼脱离社会党，分裂出‌美国共产主义劳工党（CLP）‌和‌美国共产党（CPA）‌，两者分别代表英语主流群体与多语种移民势力。

‌1921年5月‌：在共产国际施压下，两党合并为‌美国共产党（CPA）‌，后改称“美国工人党”（WPA），实现组织统一，但派系矛盾未消。

‌1928–1929年‌：党内爆发“美国例外论”之争，‌杰伊·洛夫斯顿派‌因主张美国资本主义具有特殊稳定性，被共产国际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遭系统性清洗并开除。

‌1928年起‌：支持托洛茨基的成员被陆续清除，其组织“左翼反对派”被定性为“反党集团”，标志着斯大林路线在美共确立绝对主导地位。

‌1930–1944年‌：‌厄尔·白劳德‌任总书记，推行“人民阵线”策略，与民主党合作反法西斯，淡化阶级斗争，扩大了党在工会与文化界的影响。

‌1944年‌：白劳德宣布解散共产党，改组为“共产主义政治协会”，主张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和平共处，被视为背离革命原则。

‌1946年‌：白劳德被党内强硬派开除，‌威廉·福斯特‌重建美国共产党，恢复马列主义纲领，重新确立亲苏立场。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引发美共内部激烈争论，亲苏派与改革派进一步分裂，部分党员退党。

‌1957年‌：在麦卡锡主义打压、意识形态内耗和苏共二十大冲击三重打击下，美共党员人数锐减至约‌5,000人‌，较1940年代峰值（10万）下降95%，组织影响力严重萎缩。

美国共产党衰落的三大核心原因‌：

首先，面对外部的政治打压，没有办法团结一致坚决斗争。

1950年代初，美国政府以“反共”为名推行麦卡锡主义，通过《史密斯法案》起诉共产党领导人、设立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HUAC）、强制党员登记、解雇疑似党员公职人员。至1957年，党员人数从1940年代峰值约10万人骤降至‌5,000人‌，组织网络被全面瓦解，公开活动几近瘫痪。

其次，‌对苏联指令的绝对服从‌，没有办法独立自主。

美共自成立起即受共产国际（后为苏共）直接操控，重大决策如“人民阵线”“解散党派”“和平共处”等均非自主制定。1929年洛夫斯顿因“美国例外论”被开除，1944年白劳德因脱离斯大林路线遭清洗，均体现其丧失政治自主性。苏共二十大（1956）批判斯大林后，美共因长期意识形态依附，陷入理论真空与方向迷失。

‌第三，内斗不断，持续性进行意识形态整肃‌和清洗。

1928年起，托洛茨基派被定为“反党集团”遭清除；1929年洛夫斯顿派因理论异端被系统性驱逐；1946年白劳德因“取消主义”被开除。每一次清洗均以“纯洁性”为名，消灭异见声音，导致党内人才断层、思想僵化，改革派无力形成替代性纲领，组织活力持续流失。

这些案例反复印证：

缺乏一个能够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本国实际深刻结合、并赢得全党公认的领导核心，左翼运动极易陷入无休止的理论争论和组织分裂，然后被内外敌人所消灭。

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在长征后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实现了空前的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走向革命胜利，这在国际共运史上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异数”。

四、毛泽东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

长征的伟大转折，绝非一个可以随意替换主角的历史剧本。

它是特定历史危机、正确路线选择与杰出领袖个人特质三者紧密结合的产物。毛泽东的军事天才、政治智慧、坚定意志及其在实践中形成的崇高威望，是遵义会议得以召开并取得成功、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继而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最关键变量。

这段历史深刻揭示：在重大历史关头，一个成熟政党的领导核心的形成，往往不是简单的组织程序结果，而是历史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做出的严酷选择。

以上强调毛泽东突出的作用，也绝对不是什么“英雄史观”，恰恰是“人民史观”的伟大胜利。

因为毛泽东路线之所有行之有效，就是因为它紧密地联系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伟力的历史选择。

毛泽东的胜利，正是人民的胜利。

毛泽东路线的形成、验证与胜利，绝非简单的个人智慧展现，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矛盾论与实践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其最终归宿和力量源泉正是人民群众。这正是“人民史观伟大胜利”的哲学与实践根基。

一、 矛盾论：精准定位革命的核心问题与依靠力量

毛泽东的《矛盾论》指出，必须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他将这一原理应用于对中国社会的剖析：

分析社会主要矛盾：在土地革命时期，他深刻指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与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而非照搬苏联的“工人-资本家”模式。这决定了革命的根本任务是土地革命，主力军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

界定革命主要敌人：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敏锐把握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据此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地主、资产阶级中的爱国者），集中打击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最主要敌人。

明确依靠力量：基于矛盾分析，他始终将工农群众，尤其是农民，视为中国革命最深厚、最根本的力量源泉。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都围绕着动员、组织和武装群众展开。

历史案例：土地革命与“工农武装割据”

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毛泽东路线没有盲目追求攻打大城市，而是基于对中国社会矛盾（农民渴望土地）和敌我力量对比（敌强我弱）的分析，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通过“打土豪、分田地”，解决了农民最核心的土地问题，从而将千百万农民的革命积极性转化为拥护红军、保卫根据地的磅礴力量。这不是理论推演，而是对现实矛盾的精准回应。

二、 实践论：在群众实践中检验、修正与发展路线

毛泽东的路线之所以令人信服，正是因为其源于实践、高于实践、并最终由实践胜利所验证。

从群众实践中来：毛泽东著名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体现了他路线形成的根基。无论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农民革命性的热烈赞颂，还是长征途中对基层指战员和群众的广泛调研，他的决策都深深植根于对中国国情和群众诉求的切实了解。

到群众实践中去：一切理论、路线、政策，都必须放到群众的革命实践中去检验。例如，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都不是书斋里的产物，而是在残酷的军事斗争和与群众的密切互动中总结提炼出来的，因而极具生命力和操作性。

由实践胜利所最终验证：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从反面证明了脱离中国实际、脱离群众基础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错误。而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路线的指引下，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成功北上，最终建立陕北根据地并迎来全民族抗战的高潮。这一系列绝处逢生、由弱变强的实践胜利，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明，让全党、全军从事实中认识到毛泽东路线的正确性。

历史案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巩固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策，是矛盾论（抓住民族矛盾）与实践论（适应形势变化、团结最大多数）结合的典范。它并非一蹴而就，经历了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复杂过程。每一步调整，都是基于对日军侵略加剧、国内各阶级态度变化、国际形势演变等一系列实践情况的深刻洞察和灵活应对。这一路线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全国各阶层民众，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最终赢得了抗战胜利。胜利的实践，赋予了这条路线无可辩驳的权威性。

三、 矛盾论与实践论的统一
塑造“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方法。
二者的结合，最终结晶为党的 群众路线。这既是认识论，也是方法论：

1. “从群众中来”（实践论与矛盾论的起点）：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将群众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感性认识、实践经验）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分析（运用矛盾分析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理性认识、路线政策）。这解决了“路线从哪里来”的问题。

2. “到群众中去”（实践论的检验与矛盾论的解决）：将集中起来的正确意见，向群众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并在群众的实践中检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同时，通过群众的实践，去解决革命中遇到的具体矛盾（如如何打仗、如何生产、如何建政）。这解决了“路线如何落实和检验”的问题。

3. 循环往复：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

毛泽东路线之所以是“正确且令人信服”的，正是因为它完美地体现了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矛盾论的精髓）和 “实事求是”（实践论的精髓）。

这条路线为何是正确的？

源头：因回应人民最深切的诉求（土地、生存、解放）而正确；

实践：因源自并经过人民革命实践的反复检验而令人信服；

结果：因能够有效组织起人民的伟大力量而获得胜利！

因此，毛泽东的军事天才、政治智慧和个人威望，正是在这个“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的循环中形成、巩固和升华的。

他的胜利，本质上是他所代表的那条正确反映了中国社会矛盾、深刻契合了中国人民实践的路线的胜利。

这绝非“英雄创造历史”，而是历史（人民的选择和实践）在严酷的筛选过程中，将一位最能洞察其规律、执行其意志的领袖推到了前台。

这，正是人民史观的伟大胜利最坚实、最生动的注脚。

为什么今天，我们更要强调人民史观，并将其置于绝对的核心地位？

十五五规划甚至提出一个新的概念：投资于人

因为人类科技发展到一个新的临界点：硅基智能时代。

是否坚持人民史观，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也不仅仅关系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兴旺存续，而是关系到整个人类文明生死存亡的根本性问题！

（未完待续）

本文为《伟大的转折——遵义会议始末》的第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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