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的仗,是不能停的。
京城里可以争,
边境的军营不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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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里争得再厉害,奏章写得再委婉,边上的军营每天都要吃粮。冬天更是如此,马要草,人要衣,营帐要修,火更不能断。
有一年冬天,辽东巡抚熊廷弼上报军情,说士卒已经减衣,马匹瘦损,若再迟发军饷,恐难支撑。
奏章写得很直,没有太多修辞。
这样的奏章非常频繁。
另一边,兵部也在算账。
粮从哪里来,银从哪里出,调多少,拖几日,每一项都要算。
但账面上总是差一点,不多,可就是差那一点。
而差的那一点,往往就落在“再想办法”四个字上。
现在,办法有了。
各地矿监、税监开始被重新点名。某地需解多少银,两个月内到齐;某处税课,按旧例加派;有的地方甚至直接点名某些商户,“暂借军需”。
这些命令很简短,执行起来却很具体。
苏州某绸商,仓中存货本是准备来年出手。税监一到,先查账,再问价,最后开口:“助饷”。数额不定,但期限很紧。
他算了一夜账。
第二天,把一部分货低价出手,换成现银。
还有一部分,他再也记进账本。
这种事不止一处。
江南的盐、布、木材,北方的皮货、粮食,都在不同名目下被调动。账面上叫“助饷”,实际就是把还没到期的钱提前拿走。
银子一批批往北送。
有人看见船从运河上过,封条贴得很严。也有人听说,银子到辽东时,已经少了一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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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军营那边确实是收到了。
士卒拿到银子,先去换粮,再补衣。有的人领到手,还会掂一掂,说今年还算不错。
仗还是要打的。
辽东,熊廷弼换成了袁崇焕,他依然在城上巡视,修炮台、整军伍,一件件往下推。
他同样上奏要粮,要银,要火器,写得也不客气。
京城收到之后,有人批,有人拖,也有人直接转到内廷。
事情就这样转起来。
一边是诏狱在问口供,一边是银子在往北走。
有官员在朝上争论,说这样征敛,民力将竭;也有人说,边患在前,不得不为。
但话说到一半,往往就停住了。
因为账在那里,
仗也在那里。
有人继续上疏,也有人干脆闭嘴了。
毕竟“军饷不可误”这句话很容易被接受,也没人敢反对。
与此同时,地方上的动作还在继续。
有的州县为了凑数,把来年赋税提前征收;有的把本应留在地方的银子解往上面;也有人干脆把摊派压到下面,让小户去补。
账是平了,只是掏空了地方财政的未来。
但到了第二年,还得再来一遍,也还是差一点,于是再想办法。
这套模式一旦转起来,就很难停下了。
矿监、税监不再只是临时之举,而变成了一种习惯。哪里缺钱,就往哪里伸手;谁还能出,就向谁开口。
是的,边境的仗,确实打下去了。
城没有丢,人还在,旗也还竖着。
京官的私下议论,都说这样下去,迟早撑不住。
但这些话,很少写进奏章。
其实就算没有阉党,写了也没用,因为确实无法回答一个问题——
钱从哪里来?
这个问题,大多数人都知道答案。
只是不好说,也不方便说。
那就先混着吧,俸禄还在,过一天是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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