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州学研究之武威天祝慕容智墓中原化因素分析

葬之以礼：甘肃天祝县慕容智墓中原化因素分析

谢天义

(青海师范大学，青海 西宁 810007)

原载《哈尔滨学院学报》2024年第7期

[摘 要] 唐代是我国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政权并立、人口迁徙、民族交流,共同促进了唐代的文化变迁与民族融合。相较人居建筑、宗教祠庙、手工业遗迹等遗存,墓葬资料往往能被相对完整的保留下来,成为人们审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辅助材料。文章以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为研究对象,运用文化因素分析法,分析该墓葬中的中原化因素,对其壁画内容、随葬物品等与同时期的唐代墓葬进行同类比对,再现多元文化交流下的多民族一体化。

[关键词] 慕容智墓;中原化;文化认同;族属

吐谷浑先民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成员鲜卑族的后裔,早年生活在辽东大兴安岭地区。3世纪后期吐谷浑先民从遥远的辽东大兴安岭辗转河套、阴山等地,行程数万里,历时近半个世纪最终迁徙至青藏高原。在远离故土百余年后,西迁的鲜卑慕容部逐渐称雄于青藏高原,最终建立了东西四千里、南北两千里的吐谷浑王国。在此过程中,吐谷浑不断吸收和借鉴被征服各族的先进制度和优秀文化,为促进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血液。

隋开皇十六年(596),吐谷浑来降,隋文帝杨坚“以宗女光化公主妻之”,[1](P2289)此后吐谷浑人与中原王朝的交往日渐增多,开始大量接受中原地区的优秀汉文化。吐谷浑王国覆灭后,倾慕汉文化的吐谷浑王室在末代吐谷浑国王诺曷钵的带领下初居鄯州(今青海海东市乐都)浩门河(今青海大通河)之南,后迁往灵州(今宁夏吴忠地区),正式开启了中原化进程。

“中原化”是中外学界研究多民族互动的文化变迁时普遍运用的一个概念。“化”在汉语在汉语中有“变化”之意,也可以表示“化成”,即变化所达成的结果,故而在描述文化变迁时,往往加以修饰,如“胡化”“鲜卑化”“中原化”等。既可以描述某一文化受到其他文化影响而发生变化的过程,也可以描述经过变化而与之趋同的结果。故“中原化”既可指少数民族上层分子、个别人物逐步接受中原文明的礼仪制度后受其影响而发生文化变迁,也可以指经过这种变迁以后,对方在民族和文化上的趋同,从而最终融入中原王朝政治格局的过程。故而“化”兼具有同化与涵化两种含义,以同化为常见。①而吐谷浑人的“中原化”是指吐谷浑人接受汉地制度习俗、语言文字、宗教信仰、衣冠服色的过程。吐谷浑人的“中原化”进程不仅与唐王朝的边疆经营、民族政策密切相关,更影响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因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近年来,随着族属、族群等民族学概念的介入,考古学中面临的族属复杂性已非单一的考古学知识所能解决。尤其是不同族群交错杂处、嵌入互动而产生的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对于考古学的挑战更胜从前。古人有云:“视死如生。”丧葬制度不仅是逝者生前生活情景在特定空间下的再现,更体现出一个族群对其“族群记忆”的书写与展现,进而揭示出内心深处的文化选择与主观认同。[2]

凉州南山(今甘肃武威)地区,是以诺曷钵为代表的入唐吐谷浑王室的归葬之地。此地区保留有大量的唐代吐谷浑王室墓葬,为研究入唐吐谷浑王族的中原化提供了丰富详实的实物资料。特别是慕容智墓葬的考古发掘,揭示出一座完整的高等级王族陵墓。保存完整的墓葬形制、明确的墓葬年代、确凿的墓主身份、信息丰富的陪葬物品,这些墓葬文化面貌中的鲜明的中原化特征为研究吐谷浑王族的中原化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实证。本文拟从墓葬壁画、随葬物品等方面入手,运用文化因素分析法,对这座吐谷浑王室成员墓葬进行分析,藉此再现入唐吐谷浑人的中原化过程。

一、唐代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概况

2019年9月27日,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在祁连山北麓进行土地清理和开发规划时发现古代墓葬一座。经国家文物局审批通过,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武威市等相关单位与部门的配合下对该墓葬进行了抢救性挖掘。

该墓葬位于甘肃省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祁连镇岔山村浩门组域内的山顶之上,距武威市35公里(见图1),经发掘证实为唐代武周时期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

图1 慕容智墓所处地理位置示意图

(一)墓葬形制与结构

慕容智墓为砖木结构长斜坡墓道单室墓,由墓道、壁龛、封门墙、甬道、墓室组成,无天井,坐北朝南。墓室结构剖面近似刀形。[3]墓葬系预先挖好带有长坡形墓道的近刀形竖穴土圹,再于土圹加砌砖室,进而形成单室砖砌墓穴(见图2)。墓壁以青砖砌就,墓道底部墓门前东西两侧各开有一弧形壁龛。木质墓门,砖砌棺床,葬具为一厢式木棺,其上覆盖有丝织物。

图2 墓道俯视图

(二)出土器物

墓葬保存完整,出土器物较为丰富,包括陶器、漆木器、金属器、石器等。出土陶器包括陶罐、陶俑等。漆木器主要有彩绘镇墓兽、木俑、床榻、胡床、马具、漆碗等。金属器主要包括金银器、铜铁器等。金银器主要是食器、酒器、腰带饰以及马具等;铜器主要有铜锁、泡钉、铜构件、铜钱等;铁器主要包括甲胄、马具、铁钉等。石器主要有调色石、石构件、墓志等。

甬道正中出土一合墓志,青石质。墓志由盖、志两部分构成,正方形,志盖盝顶,正中阴刻篆书“大周故慕容府君墓志”,周围饰以缠枝卷草花卉。志文为楷书写就,20行,392字。[4]据志文可知,墓主“大周云麾将军守左玉钤卫大将军员外置喜王慕容智”,系吐谷浑末代国王拔豆勤可汗慕容诺曷钵第三子,因病卒于天授二年三月二日,享年四十二岁。

二、慕容智墓中原化因素分析

文化因素分析法是考古学最为常见的分析法之一。所谓“文化因素分析法”,就是借助对某个考古学遗存内部所包含的不同文化因素的组合情况的分析,进而认识其文化属性。[5](P115)针对历史时期墓葬,考古学的文化因素分析主要是通过对葬制、葬俗、随葬品的分析,进而对墓葬所属族群的社会习俗、社会文化、社会组织结构、权力运行进行研究。

(一)慕容智墓出土《门楼图》壁画与唐代葬俗

慕容智墓《门楼图》壁画高1.65米,宽1.25米,是该墓葬中面积最大、保存状况最好的一幅壁画(见图3)。壁画在地仗层上涂以白灰,其上采用红、黑两色线条勾绘出一座双层门楼的建筑形象。[6]该建筑屋顶为庑殿顶,屋角起翘,正脊中间装饰有宝瓶状脊刹,下有台基。上层屋身面阔三间,柱头铺作为一斗三升,正面开有双门,每扇门扉上均有四行泡钉,每行5枚,共计20枚,门扉两侧各开有一扇直棂窗;下层屋身除去补间施以人字栱外,其余结构均与上层相同。图3中的慕容智墓《门楼图》为唐代早中期高等级墓葬中较为常见的壁画题材,如李寿墓、昭陵长乐公主墓(见图4)、新城长公主墓、韦贵妃墓、苏君墓、永泰公主墓、懿德太子墓中都有相似的《门楼图》壁画。无论从双层楼阁的建筑风格,还是一斗三升、人字形斗栱、直棂窗等元素来看,慕容智墓《门楼图》都具有关中地区早期唐代建筑的特点,但又兼有宝瓶状屋刹、台基等同时期中原地区少见的元素,这为研究唐与吐谷浑之间的文化交流、唐代建筑样式提供了重要依据。

图3 慕容智墓《门楼图》壁画

图4 长乐公主墓《门楼图》壁画

(二)慕容智墓嵌金蹀躞带与唐代冠带制度

墓中出土嵌金蹀躞带一围,带鞓、带銙、䤩尾皆备,年深日久断为七节。其中包括两件圭形銙、四件方形銙、七件桃形銙,共计十三件。除去带鞓为皮革制成外,其余组件均为金质(见图5)。

图5 十三銙嵌金蹀躞带

带具,即指腰带上的组件,具体包括带鞓、带扣、带銙、䤩尾。其中带鞓即皮带,是整套腰带的主体,作束衣之用,一端连接带扣,一端连接䤩尾,材质多为皮革、丝、麻等,通常为黑色;带扣多为金属材质,形制繁简不一,常由一半圆形活环与扣舌组成;带銙,原为鞓上用于悬挂物件的构件,其上有小环,环上系有用于悬挂筭袋、刀子、砺石、契苾真、哕厥、针筒、火石袋等“蹀躞七事”的小皮条,后实用功能淡化,演化为镶嵌在带锃之上的装饰物;䤩尾,又称“挞尾”“鱼尾”,以销钉连接在带鞓的另一端,原为钉在鞓用于保护皮鞓的一种装置。其所用材质常与带銙材质相同,主要有玉、金、银、铁、铜,通常形制略长于带銙,一端方正,一端呈弧形。腰带束好后,䤩尾需垂下,“取其顺下之意。”[7](P527)

隋唐时期,结束了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的战乱纷争后,隋唐版图延伸到了前代未有的广度,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更胜前代。大一统的国家机器的顺利运转,需要严密的法度与森严的等级秩序提供保障。出于明确尊卑、维护等级制度的需要,统治者对冠带做出了极为详细的规定。这一时期的带具不仅是一种功能性较强的实用物品,更是一种文化符号。

唐代对于官员所用銙带做出了明确且详尽的规定,不同官爵、品秩使用不同材质、不同数目的銙带。对此,文献有明确记载(见表1)。

表1 传世文献中所见唐代官阶与所用带具材质、数量的规定②

据墓志可知,墓主慕容智卒于武周天授二年(691)三月二日,生前官至从三品。墓中出土的腰带不论是装饰材质还是制式,都与《唐会要》所载的三品官员的腰带制式的规定相符合,生动再现了唐代官员服制的规格,体现出入唐吐谷浑人对于唐代冠带制度的遵从。

(三)慕容智墓出土紫色对凤纹绮袍与唐代服色制度

内棺出土紫色对凤纹绮袍一件,衣长1.35米、通袖2.43米,右衽,长袖。主体为紫色团窠对凤纹,袖口深黄地团窠对狮纹锦,领口为深黄地花卉纹锦,内衬黄绢(见图6)。

图6 慕容智墓出土紫色对凤纹绮袍

唐代礼服主要包括祭服、朝服、公服、官常服四大类。其中祭服、朝服、公服主要用于陪祭、朝飨、拜表等重大活动,是儒家传统审美、礼仪制度的物化表现。祭服、朝服不仅对穿着者的身份、品秩有明确要求,且依照相关“服令”适用于不同场合。这是儒家传统礼仪制度历经近四百年南北对峙后在服饰制度上的再次回归,体现大唐职官制度内在的礼仪精神。

唐代职官体系“按命秩之载于甲令者,有职事官焉,有散官焉,有爵号焉。然章其务而授俸者,唯系于职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贤德,此所谓施实利而寓之虚名者也。其勋散爵号,三者所系,大抵止于服色资荫而已”。[8](P94)唐代以职事官表示其实际职守,而以散官表示其资历,封爵则表示血统,勋官则表示功劳。这就决定了唐代以散官品秩为基础的服色制度,具有完备而复杂的制度规范性。

系统化、精细化的唐代职官制度直接影响了唐代的服色制度,不同品秩之间以不同的材质、纹饰、佩饰、色彩等严格区分。上元元年(674)八月,高宗敕“文武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深绯;六品深绿;七品浅绿;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这一规定极其详细,使得九品之内服色各异,从此正式形成了由赤黄、紫、朱、绿、青、黑、白七色构成的阶序性颜色序列,成为帝制时代中国社会的等级框架的鲜明标志。

墓志记载,墓主慕容智为“大周故云麾将军守左玉钤卫大将军员外置喜王”。“云麾将军”为唐王朝授予墓主的“散位”,在唐代散官序列中属于从三品;左玉钤卫大将军为墓主生前具体担任的官职;“员外置”即“员外置同正员”。唐代在法定员额之外置有一种特殊的职事官,即为“员外置同正员”,除去弥补正员不足之外,更主要的是用于嘉奖军功卓越的武将、皇室宗亲以及承优授官者。“喜王”即墓主的爵号。唐代封爵为亲王、郡王(嗣王)、国公、开国郡公、开国县公、开国县侯、开国县伯、开国县子、开国县男九等,各有食邑、阶品。其中郡王(嗣王)专授亲王承嗣者以及太子之子,余者可以封给异姓。

与紫色长袍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放置在墓主胸部位置的象牙笏板。笏板是大臣上朝或者列席重大活动时使用的一种道具。《唐会要》记载:“武德四年八月十六日,诏五品以上执象牙笏,以下执竹木简。”[9](P581)墓主手持象牙笏板、腰系十三銙嵌金蹀躞带、身穿紫色团窠对凤纹绮袍、足穿黄靴,这是官员出席朝会或重大活动时的穿戴。冠带、服色完全与《唐会要》中的相关记载符合,属于典型的“具服葬”,彰显了墓主人从三品武官的身份,更体现了墓主对唐代冠带、服饰的尊崇,以及对儒家礼仪制度的内心认同。

三、吐谷浑王族葬制与文化认同

认同(Identity)是指一种个体实现自我归属的心理活动,文化认同则是指个体在文化的意林之中受家庭、教育、场域的影响,从而主动归属于某一文化群体最终完成自我身份建构的过程。

入唐吐谷浑人对唐王朝统治的文化认同,在墓葬上表现为墓葬制度的中原化。丧葬制度是统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由统治者根据身份地位的差别而制定,并颁行于所辖境内的各民族。对于与统治者同属同一族群的群体而言,使用该葬制是自身种族文化的体现。而对于被统治的异族而言,使用相同的葬制,则是与墓主人的文化认同有关。丧葬制度作为一个族群对其族属的“记忆”的选择与表现,能够揭示出墓主内心深处的文化心理与文化认同。丧葬制度不仅是物化的族属符号,更是文化认同的重要内容之一。入唐吐谷浑王室虽然受到了唐王朝极高的礼遇,但其作为少数民族,社会地位较低。为表现与唐王朝的臣属关系,吐谷浑王室必须采用唐王朝的丧葬制度,遵守唐代墓葬等级制度,这是政治认同的前提。吐谷浑入唐之后的凉州南山、灵州等地各民族和部落交错杂处,族属问题相当复杂,文化认同在地区事务、国家生活中占有很大比例。在文化认同的前提下,同一葬俗葬制的选择才成为可能。葬俗葬制来源于族群对于所处环境的适应而产生的一系列经验的积累,这是族群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交往交流中逐渐形成并且世代相沿的,是文化认同的物化表现。

四、结语

甘肃天祝岔山村慕容智墓是目前为止,国内保存最完整的唐代吐谷浑王族成员墓葬。墓葬以中原汉式葬俗为主,兼有吐谷浑自身葬俗,这说明吐谷浑人入唐以后随着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的变化,自身文化也在随之悄然改变,在政治、礼制等方面完全纳入了唐王朝的治理体系之中。[3]慕容智墓葬的发掘,对于研究唐代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为研究河西走廊地区的古代族群活动和文化变迁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同时,也提示我们在对古代墓葬族属问题进行研判时,切忌主观臆测。族属和文化并非单纯的对应关系,与墓主的身份、政治地位以及对所属的政权认可程度密切相关,也是出于保护族群所有的经济、政治利益而转变其文化认同,进而对族属的血缘、地域进行的模糊化处理。对于此类蕴含多元文化信息的墓葬,我们需充分考虑到其特殊形制与来自某一特定时代背景的物质文化的关系,而不是将其与之割裂开来。[10](P170)

注释：

①文化涵化是文化变迁的一种主要形式,是指异质文化接触导致原有文化模式的变化,不同民族间的文化接触引起的原有文化变迁即属此类。文化的同化则是指不同文化发生接触后,一种文化完全被另外一种文化取代。

②所列信息根据《旧唐书》卷二十四《舆服》、《新唐书》卷二十四《车服》、《通典》卷六十三《嘉礼》、《唐会要》卷三十一《章服品第》等相关记载整理而得。

[参 考 文 献]

[1]李大师,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陈斯雅.唐蕃之间:试论唐代河陇地区吐谷浑的“吐蕃化”进程[J].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

[3]陈国科,刘兵兵,王山,等.甘肃武周时期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发掘简报[J].文物与考古,2021(2).

[4]刘兵兵,陈国科,沙琛乔.唐《慕容智墓志》考释[J].考古与文物,2021(2).

[5]俞伟超.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考古理论文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6]杨文宗,顾文婷,李倩,等.吐谷浑慕容智墓《门楼图》壁画的科学保护与修复[J].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22(3).

[7]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8]陆贽.陆宣公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9]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

[10]琼斯.族属的考古:构建古今的身份[M].陈淳,沈辛成,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作者简介] 谢天义(1990—),男,山东济宁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西北区域史研究。

本文消息来源：武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本文原标题：《葬之以礼：甘肃天祝县慕容智墓中原化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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