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文学刊物的50年，与“老朋友们”的回忆和祝福

本文内容温情细腻，适合静下心来细细品读！

商务君按：发表过高洪波、金波、黄蓓佳、梅子涵、曹文轩、祁智、薛涛等作家的作品，培养了饶雪漫、韩寒等新生代作者，曾获得中国优秀少儿报刊奖金奖、新中国建国60年有影响力期刊奖等荣誉。在《少年文艺》创刊50周年之际，几位与之结缘多年的文学大家，深情回望了与这本刊物的温暖交集。

《少年文艺》创刊于1976年，坚持“文学少年的知音，陶冶性情的艺苑，作文入门的向导，未来作家的摇篮”的办刊宗旨，发表过高洪波、金波、刘健屏、黄蓓佳、梅子涵、曹文轩、程玮、金曾豪、周锐、秦文君、孙云晓、陈丹燕、祁智、薛涛、庞余亮等一大批知名作家的许多重要作品；同时以扶植少年作者为己任，培养了一批新生代作者，如饶雪漫、韩寒、章红、郁雨君、孙卫卫、顾抒、小河丁丁、邹凡凡、张晓玲、赵菱、王岚、周羽、王君心等。可以说，《少年文艺》一直是新时期少儿文学的参与者和亲历者，更是中国当代少儿文学走向世界艺术巅峰的见证者和助推者。

《少年文艺》创刊号

50年来，这本以少年儿童读者为阅读对象的文学刊物，始终坚守出版理想，坚持正确出版导向，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使《少年文艺》成为南京，乃至江苏省的一张文化名片。有了这样一个平台，江苏的儿童文学也有了令人惊喜的发展，江苏成为全国知名的“儿童文学重镇”之一。

因为在未成年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方面的突出表现，《少年文艺》曾获得中国首届少儿报刊奖（1987—1989年）小说栏目一等奖；1995年江苏首届“双十佳期刊”；2005年、2007年、2009年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中国优秀少儿报刊奖金奖；2009年中国期刊协会、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联合颁发的“新中国建国60年有影响力期刊奖”等。连续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国优秀少儿报刊推荐名单”“农家书屋”“中小学图书馆馆配期刊推荐目录”“中国人文大众数字阅读影响力期刊TOP100”等。

《少年文艺》目前包括文学版、《我爱写作文》、《开心阅读与作文》、《第一本日记》。

她为读者提供精彩有益、感同身受的阅读体验，也为他们提供不拘一格抒写真情实感的空间，《我爱写作文》《开心阅读与作文》《第一本日记》均有大量版面刊登学生佳作。

《少年文艺》秉持开门办刊、亲近读者的理念，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举办“书香传万里”公益活动，在全国各省市中小学举办文学讲座、家长沙龙、现场作文赛等活动千余场，受到学校、老师、家长和学生的热烈欢迎和嘉许，成为国家“全民阅读”推广活动中的品牌项目。

在《少年文艺》创刊50周年之际，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简称“苏少社”）推出“Since1976《少年文艺》典藏精品”创刊50周年特别纪念专辑。丛书精选2016~2025年《少年文艺》发表的一批深受读者喜爱的少儿文学佳作，其中不仅有和刊物合作多年的老朋友、知名作家的最新创作，也有初出茅庐写作新人的雏凤初啼。它们代表了少儿文学创作的新探索、新风向、新实力，具有鲜明生动的时代性和儿童性。

“Since1976《少年文艺》典藏精品”创刊50周年特别纪念专辑

作者：《少年文艺》编辑部/选编

出版社：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6年1月

在《少年文艺》庆祝50周岁生日之际，几位“老朋友”通过深情的文字，讲述了他们与这份杂志的温暖故事，表达了对《少年文艺》由衷的感谢和真挚的爱意。

一份文学刊物的意义

文/曹文轩

又是10年过去，《少年文艺》迎来了50周岁生日。

记得她40周岁时，我表达了对她的敬意，并阐释了我敬重她的理由。其中之一：她从创刊开始，就坚持文学性、艺术性，即使遇到压制文学性、艺术性的不良环境和商业化浪潮的冲击，也不改初衷。回头看，许多无愧于“文学”的作品都出自这份始终低调的儿童文学刊物。

《少年文艺》的主编、编辑因为年龄或工作的需要，已经换了几代人。但她的传承，一直在毫无痕迹地进行着。从未有过伤筋动骨的变革，从未有过面目全非的传统断裂。说来十分奇怪，最初与我联系的主编和编辑，早就不在这个编辑部了，可我就是没有觉察出我和《少年文艺》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还是那一番自自然然的亲切。我知道，实际上她的主人从未变换过。这个主人叫“文学”。

一份文学刊物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可以有许多解读。其中有一种解读，可能还没有多少人做过。我以为，一份文学刊物的意义，在于告诉作者：一个作家得从短幅之文练起。我们干脆说写小说（《少年文艺》登载的主要是小说）。一个成功的小说家，当从短篇小说练起。而《少年文艺》作为一份文学刊物，它发表的小说，基本上都是短篇，对长篇小说的连载，是不会经常进行的。回想我的写作之路，我的文学起点，正是从写短篇小说、在《少年文艺》发表短篇小说开始的。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这样一项统计：当下那些功成名就的作家，有几个与发表短篇小说的文学刊物无关的？十有八九，都是像我这样，是在《少年文艺》这样的刊物发表《哑牛》之类的短篇小说开始的吧？

这几年在看一套书： “巴黎评论”丛书。我得到的印象是：所有被采访的那些“王者”级的作家，都写过短篇，有的主打就是短篇小说。那些在我们印象中，拥有鸿篇巨制的小说家，其实都是从短篇练起的。有的一边写长篇，一边不忘写短篇。说到福克纳， 我们往往只知道他的《喧哗与骚动》之类的长篇，殊不知，他的短篇有数百篇，研究他短篇作品的人，不比研究他长篇作品的人少。

我很想给当下年轻的儿童文学作家一个建议：多多在《少年文艺》发表短篇小说。当你能与《少年文艺》结下永久的关系时，日后你可能会在儿童文学创作方面有新气象。我就是受益者。

为什么要写短篇小说？捷克作家斯维拉克有句名言：短篇小说家犹如一个园丁，而长篇小说家犹如一介农夫。他并无褒贬，他只是说，园丁是一个精心照料一草一木的人，而农夫则是大面积种植庄稼的人。对于一个小说家而言，他可能先要做园丁，他的基本功得从短篇练起。我不相信一个人从不写短篇，却能将长篇写成经典。我看到的一个事实是：在那些伟大的长篇小说中隐藏着一篇篇绝妙的短篇。

这一点，是我很想在《少年文艺》创刊50周年之际说的。

再次谢谢发表了我短篇小说的《少年文艺》。

那些快乐和幸福的日子

文/黄蓓佳

儿童文学的研究者们普遍认为，我的儿童短篇小说处女作是《小船，小船》，其实不是。早在1973年，我高中毕业后的一年，曾经误打误撞在江苏的《新华日报》副刊上整版发表了一篇儿童小说《他们又长大了》，写一群乡村孩子的一段暑假趣事，这应该是我写作儿童作品的开始。

1974年，我作为“知青”下乡插队。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农活之余我陆续写作和发表了一些小说和散文，不过跟儿童文学无关。准确地说，那个时候我完全没有“儿童小说”和“成人小说”的概念，信马由缰，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对文学这件事更没有清醒的认识，幼稚而且懵懂，纯粹是被命运推着往前走。

1977年，我考入北京大学。1978年，一封来自江苏人民出版社（简称“江苏人民社”）《少年文艺》编辑部、署名“顾宪谟”的约稿信飞到我的手中。这封信对我一生的写作至关重要。

很多年以后，跟顾宪谟老师聊天，问他当年怎么会启动念头向我约稿，因为我那时不过是一个寂寂无名的年轻大学生而已。他如何回答，我已经记不清了，反正是，他关注到了我，知道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中文系的收发室盲寄了那封信。

收到信的那一年，我正在“当学者”和“当作家”的选择之间痛苦徘徊。中文系的教授们一向坚持只培养学者不培养作家，进校第一天就奉劝我们不要只写作不读书。可我那时候写作刚刚起步，瘾头大，有执念，心里面总是蠢蠢欲动。顾老师来信的时机恰恰好，给了我释放心头小兽的最好的理由。于是，我给他写了一个短篇《爸爸的求学经过》（收入小说集的时候改名为《星空下》）。小说写的是解放前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苦难遭遇，跟我自己的生活经验完全不沾边，算是我当年胆儿肥，敢于撒开手编造。

也是我走运，小说在1979年的《少年文艺》上发表时，赶上了思想解放的时代，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盛大召开，知识和知识分子受到全国上下空前的尊重，据顾老师说，我的这篇作品反响强烈，社会效应极好。当年江苏评选1957年以来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这个短篇获了奖。

由此，我的写作事业便高歌猛进。我年轻，精力充沛，下笔也快（其实是不知道好作品的标准），渴望成名，也希望有足够的稿费能够养活自己，减轻父母的负担。那时候，我家里姐弟三个都在读大学，用父母的钱买饭票总让我汗颜。而江苏人民社的下属期刊《少年文艺》处于初创阶段，缺少稳定的作者和作品来源，编辑部希望时不时能收到我的稿件来填补空白。我跟顾老师通信很多，他总是殷殷褒奖我寄去的每一篇稿件，毫不吝啬赞扬之词。我总是被他的来信弄得晕头晕脑，以为真就是天降大任于我。我越发勤快地给他写稿，以至于常常逃课，躲在一个空置的宿舍昏天黑地地“爬格子”。我的一个短篇《阿兔》，就是在考完哲学，下一门功课还在复习的隙缝中完成的。

有的时候，刊物到了出刊日，稿子还没有备齐，顾老师一封信寄过来紧急催稿，恳请帮忙，我便匆匆写篇散文或者人物传记之类应差。可是当月《少年文艺》上已经有了我的小说，刊物不可能在同一个月里用我两篇作品，顾老师就给我出主意，让我随便取一个笔名。现在，50年之后，我根本想不起来当年我使用了哪些名字，有哪些似是而非的作者姓名是出于我的笔端。在那个一切从头开始的崭新年代，规矩都还在建立之中，不合常理的事情只能尽量理解。

两年之后，1980年，我在《少年文艺》上发表的作品已经足够多，江苏人民社出版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本小说集《小船，小船》，定价四角一分。我收到一笔巨款：800多元。顾老师特意来信嘱咐：钱别乱花，存起来留待成家后再用。一年后我毕业分配到南京时，把这笔钱带到南京，记得后来用它买了国债。

往事如烟，想起来都是快乐和幸福。

20世纪70年代末的顾宪谟老师多大年纪？我一直没有问过，反正比我现在要年轻很多吧。我记得他面颊饱满，容颜慈祥，略带花白的头发总是梳得一丝不苟，中山装也总是穿得板板正正，很讲究的老派绅士的模样。他跟作者讲话，吴侬软语，凝视对方的目光从来都是诚恳真切。他喜欢笑，又不会开玩笑，所以他的笑容是父亲式的，是长辈对晚辈的那种溺爱。我在北京读书的那几年中，每年寒假从北京回苏中父母家过年，他照例托人帮我购买紧俏的春运车票，帮我找招待所过夜，然后招集一群跟我同龄的本地作者聚到他家，吃他太太做的热腾腾的火锅、聊天、欢笑，度过一个类似于迎新春的夜晚。去他家的那段漆黑的楼道，他裹着围巾、戴着鸭舌帽打开大门时，从窄小客厅里溢出来的昏黄灯光、他身后那些年轻面孔和笑声、火锅沸腾之后袅袅升起的白汽，是我对那个年代，也是对我最敬重的编辑老师的永恒记忆。

很多人，结识了就是一生。很多事，纠缠起来就是一辈子。大学毕业之后，我不再写儿童文学短篇。我觉得那时候《少年文艺》有了很多新的优秀的作者，不再需要我急就章式填补空白的写作。没有想到，从1996年我动笔写下第一部长篇儿童小说《我要做好孩子》开始，我又成了苏少社的“忠粉”作者，我把我所有儿童文学长篇作品的首发版权都交到了苏少社的手上。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啊，正是当年跟《少年文艺》那段珍贵的记忆，奠定了我跟苏少社一辈子的缘分。我从《少年文艺》出发，在文学的路上跋涉了大半生，最终还是要在这里画上一个句号。

谨以此文，致敬我亲爱的《少年文艺》，祝她的生命永远繁花似锦。

老派的爱

文/梅子涵

一个人难免会重复地讲一个故事。别人听了以为你没有别的故事，觉得你单调，或者觉得你啰唆，其实你是不由自主。其实他们也可能重复地讲过一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对我们都很重要，后来的重要的故事离不开它的叙述，它是一个开头，或者它是一个转折，它是我们由小路拐到大路去的一个箭指的牌牌，它是一根令我们飞起来并且站住了的树梢梢，我们看见了高处，也看见了远处……

所以我总是说起这一本南京的《少年文艺》，我有些啰唆，但是它不单调，它是我还没有真正飞起来的时候的一阵温柔的风，是一棵树和树梢，是经过一片水域的船，我是一个初下水的泳者，我登上了它的甲板，要不然，那么大的一片水域很难游过，它让我登上了驶往远方，旧岸远了，新码头一个一个迎候了我，我自己成了一艘船，可我无论如何还是要说起它的甲板，它的桅杆，它飘扬的旗帜是我后来自己甲板上的旗帜，它给过我的方向一点儿也不错！

我记住它的船长，记住它的健硕的水手，就在不久前的一天，我又遇见了这位水手，我对他说我的记忆，告诉他曾经在寄给我的一张张“船票”上认真写下的登船通知，时间，地点，他的飞扬的文字和对我的激励，他后来成为另一艘大船的船长，他听得懂我的叙述中最老派也是最世界的那个词：谢谢！

如今，我其实仍旧还只是一个泳者，虽然，年纪不是那时的年纪了。我也是船长，因为有自己的甲板和旗杆，乘风也破浪。文学太浩瀚，我们毕竟太渺小。

我写下这一段文字，献给我的几十年的深厚情感，也献给这艘仍旧在奋力航行的“南京船”，虽然，我不知道如何为它的新航程增添有效的动力，可是信任它的前程，它航行得很美，它的新船长新水手们也都很美。

一切很美的事物理应一直很美，这是愿望，也应当是逻辑。很美的愿望和逻辑万岁。

《少年文艺》和我的十四行诗

文/金波

大家好！我是金波，我是《少年文艺》的读者，也是它的作者。祝贺《少年文艺》创刊50周年！

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想起了1998年8月曾在《少年文艺》发表的一组诗《乡情》。发表这组诗，在我儿童诗创作上有着重要的探索意义。我一向重视儿童诗的艺术形式，因为形式可以帮助诗流传。我用国外的十四行诗给儿童写诗，加强了诗的形式美、音乐美，使儿童诗易于流传，易于记忆。

诗的探索，帮助我创作童话和小说。我把十四行诗加进了童话和小说，作为“开场诗”，就是每一章前面先展示一首诗，用诗来引导阅读，在情调上给予暗示，带给读者诗意感受和哲理思考。由于用十四行诗作为“开场诗”，所以读者和评论者称我创建了一种诗意的童话和小说，这就是我2003年在苏少社出版的《乌丢丢的奇遇》和2015年出版的《婷婷的树》。

《少年文艺》2007年成为半月刊，为小学生们特别制作了“写作版”《我爱写作文》。接受“访问作家”栏目采访时，我和小读者们分享了一个故事。一次夏令营，有个孩子兴奋地宣布：狗尾巴草是狗屎变的！我没急着纠正这个知识错误，鼓励大家一起来编故事：想想看，一只小狗的大便变成小小的狗尾巴草，一匹马的大便更大，变出来的植物会不会大一些？牛的呢？再接下来，大象的呢……后来，编辑告诉我，很多小读者都来信续写这个故事，这就是我为什么说要“尊重儿童天性，倡导快乐作文”。

那时候，我的责任编辑陈文瑛的儿子小熊还是个小学生，有一天他突发奇想，写了首诗《枕边的阳光》，请他的妈妈发给了我。我们俩就“诗的押韵”“让感情升华的结尾”在QQ上进行一番讨论，结果呢，这首《枕边的阳光》变得光芒四射，小熊也教会了我如何保存QQ对话。小熊保存下来的QQ对话，还发表在了《我爱写作文》的“作文QQ堂”，一个专门讨论如何指导孩子爱上写作文的栏目。

祝贺《少年文艺》创刊50周年！我要感谢这份杂志对我的帮助，《少年文艺》是一份读者期待的杂志，读者期待着每期都有好作品发表，这激励着我努力写出好作品。每期《少年文艺》都会发表众多作者的好作品，使作者可以互相借鉴、互相学习，我就是在借鉴中学习着写了十四行诗，我和小熊同学也在借鉴中各有收获。

我和《少年文艺》的故事

文/薛涛

《少年文艺》是一本很好的刊物。很好，不仅指刊物的品质，还指那些可敬可爱的编辑。因此，我和《少年文艺》的故事，实际是我和那些好编辑的故事。

我最熟悉的编辑是沈飙老师，我通过肖显志老师的引荐结识了他。当年我还是一个小伙子，痴迷儿童文学，深得肖老师关爱。肖老师有意为我铺平文学道路，乐于帮我引荐敬业的编辑，于是把我和我的稿子推荐给了沈飙老师。沈飙老师认真对待我的每一篇稿子，给予我很多鼓励，也给我提出很多高明的建议。那些年我在创作上的进步，离不开沈飙老师的引导。我们书信往来好几年，我才在《少年文艺》的笔会上见到沈飙老师。沈飙老师的长相很有个性，很年轻的时候头发就灰白了。仔细看去，竟然白里掺着灰，灰里又杂着白，分布很是均匀。它们不长，密密实实地卷在一起，一丝不苟地呵护着那颗装满智慧和学识的大脑袋。因此，那头灰白的头发一点不难看，完全构成了一种审美现象。可以说，沈飙老师的文人气质是靠那头灰白鬈发彰显出来的。我常常想，将来我要是能长出沈飙老师那样的灰白头发，我将喜迎苍老的人生。现在结果出来了，很遗憾，我并没有长出那样的头发。沈飙老师本来是喝酒的，我们见面都会愉快地喝上几杯。这个习惯很不好，读者朋友们不要模仿。后来，他戒酒了，我们就喝着茶聊聊天，仍旧很快活。聊着聊着，他忍不住又喝了一杯酒，但是只喝一杯我就不让他喝了。我很久没见到沈飙老师了，我常常想起我们交往的点点滴滴，那些点点滴滴给了我很多力量。

说起来，我认识赵菱很多年了。她刚来《少年文艺》工作时气质像个中学生，声音憨憨的，很好听。有一年到南京参加《少年文艺》的笔会，我前一天晚上喝多了饮料，有些受凉。第二天早上，她很关切地问我身体是否无恙。我和舒辉波住在一个房间，那时舒辉波还在当导演。我就说，来来来，我们演一出好戏给赵菱。于是我躺在床上装病，等着看赵菱的反应。赵菱一进门，舒辉波便说薛老师一直没有动静，状态不妙啊。舒辉波的行为恰好诠释了这样一个说法——不会演戏的导演不是好导演。赵菱果然上当，气喘吁吁跑过来喊我，我一动不动，眯着眼偷看。赵菱急了，双手颤抖着翻电话号码。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她在翻什么号码，120这个号码需要翻吗？可是当时她只是慌乱地翻着电话号码，好像翻电话号码就能救我。我突然坐起来，赵菱立刻惊叫起来。我和舒辉波哈哈大笑，赵菱满脸错愕，仿佛开始怀疑人生。我想是不是从那年开始，赵菱的作品里多了复杂的思想，也越来越厚重了。一个作家的作品不会无缘无故就厚重起来，作家必然要经历生活的磨砺，“上当受骗”也是一种生活体验。

我时常推荐我们省年轻作者的稿子给《少年文艺》，就像当年肖显志老师推荐我的稿子给沈飙老师那样，这个举动实际上是一种精神传承。《少年文艺》总是善待那些年轻人的稿子，这也是对我的尊重，我很感谢。有一年，我在一个场合替《少年文艺》说了几句好话，不过是几句良心话。后来，田俊主编遇见我，特意向我表示感谢。《少年文艺》的编辑们多么热爱这本刊物呵，完全把它当成自己的孩子，所以当有人赞美了这个孩子，就那么开心。是的，大家都爱《少年文艺》。编辑视《少年文艺》如孩子，我视《少年文艺》如知己。田俊是一个有高度的人，她主编的《少年文艺》也一直保持了文学的高度，让它一直有尊严地站在期刊之林。

《少年文艺》创刊50周年了。50年来，因为这些好编辑的操持和打扮，《少年文艺》永远是少年，有自己的气质，有不俗的品位，仍旧天真。

“三点”“一线”

文/祁智

我和《少年文艺》的联系开始于1984年深秋。

深秋，南京最好的日子。我把写春天的散文《四月》投给《少年文艺》，认识了编辑部的小说编辑刘健屏老师，又先后认识了主编顾宪谟老师、报告文学和诗歌编辑章文焙老师，并应邀参加1985年夏天在连云港举行的全国笔会。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笔会。在去连云港的绿皮火车上，我认识了苏少社社长张彦平先生。

车轮滚滚，汽笛声声。火车穿行在盛夏农作物疯长的辽阔大地。

在连云港，我认识了北京夏有志、天津高春丽、河北董天柚、湖北董宏猷、上海秦文君等老师，北京曹文轩老师因临时有事没有到会。20岁刚出头的我，一下子见到那么多在《少年文艺》上驰骋的著名作家，特别新鲜、特别惊喜、特别激动，也感受到了《少年文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没想到，12年后我进入苏少社文学读物编辑室，和《少年文艺》编辑部为邻；更没想到，3年后我成为苏少社社长。

从1985年阅读《少年文艺》起，我就被封面顶部那行字所吸引：新一点、深一点、美一点。这3个“一点”，影响了我的儿童文学创作、我的儿童文学创作观，以及我对儿童文学的判断。

新一点、深一点、美一点，就“新”而言，很好理解。儿童文学是创作，不是制作，更不是“复制”，每一篇作品都应该是新的，唯有“新”才是创作。

就“深”而言，让我怦然心动。我一开始以为，儿童文学是写给小孩子看的“东西”，明白、浅显、易懂就好。读了《少年文艺》杂志上的作品，我深切感受到，明白、浅显、易懂不是一杯淡而无味的“白开水”，它有逻辑关系、社会关系，甚至包括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等诸多因素的糅合，只不过经过作家的独特创作，深入浅出。

就“美”而言，振聋发聩。体现“深”，必须不仅对光明赞颂，而且要对丑恶鞭笞、对黑暗揭露，必须不回避、不推诿、不做作、不矫情。为什么体现美、怎么体现美呢？还是读了《少年文艺》上的作品，我才明白，儿童文学是给孩子的文学，相当于给孩子的食品、用品。孩子需要呵护，如同幼苗需要呵护一样。树木需要经历风霜雨雪才能根深叶茂，但倘若在幼苗时期就遇到寒潮、霹雳，一定不能健康、茁壮成长。风和日丽是幼苗成长的最理想的条件，这也就是幼苗都在春天萌发的原因。一个儿童文学作家，无论所描写的事件、人物是什么背景、时代，始终要记得面向的对象是幼苗般的儿童，因此必须“美”，就像必须春和日丽一样。美是儿童文学的灵魂。

《少年文艺》坚持的“新一点、深一点、美一点”，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要做到“三点”统一，何其难。但是，唯有克服困难，才是为儿童的精心酿造，才能充分体现一个作家的认知、水平、能力甚至使命和担当。

于是，我在担任曹文轩老师长篇小说《草房子》、黄蓓佳老师长篇小说《我要做好孩子》责任编辑之后提出一个观点：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适合一家人共同阅读。

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适合一家人共同阅读，其实是“新一点、深一点、美一点”自然、必然延伸出的一条线。这“一条线”也是“三点”自然、必然的结果。

我以为，做到“三点”得体、完美的结合，就是优秀的儿童文学。

儿童文学有别于成人的长篇小说、散文、诗歌等其他文学作品。举两个不太恰当但能说明我的观点的例子。陈忠实先生的长篇小说《白鹿原》是当代现实主义精品力作，但是中间相当一部分情节不适合“一家人共同阅读”；鲁迅先生的作品是伟大的经典，但是绝大部分因为内容艰深、背景复杂、寓意深刻，不适合孩子阅读。和这两个例子相佐证的是，恰恰是伟大的成人作品的篇章或片段，有意或无意“照顾”到了儿童，又经过成人的“整理”，成为适合孩子阅读、并且适合一家人共同阅读的作品。

我自己的创作就是以“三点”为过程，以“一线”为目标。我在《少年文艺》上发表了散文《四月》、报告文学《征服》，以及短篇小说《狂奔》《夜过》《点火》《稻草的人》《螳螂，你站住》；在苏少社出版了《芝麻开门》《小水的除夕》《方一禾，快跑》等文学作品组成的“芝麻开门”系列。这些作品，得到许多读者的喜爱，获得不少大奖，有的被改编成影视剧，有的版权输出到国外。

我担任苏少社社长之后，也以“三点”“一线”为标准，组织出版了曹文轩老师《草房子》《青铜葵花》等优秀作品组成的“纯美”系列，黄蓓佳老师《我要做好孩子》《今天我是升旗手》等优秀作品组成的“倾情”系列，金波老师《乌丢丢的奇遇》《追踪小绿人》等优秀作品组成的“我喜欢你”系列。这些作品，得到了大家的赞美与尊重，被誉为“曹黄金”。

我担任苏少社社长之后，仍然是《少年文艺》的作者——现任主编田俊老师，就是当年催我稿子的编辑。我仍然是《少年文艺》的忠实读者——虽然不具体分管《少年文艺》编辑部，但是在一段时间内，每期都对《少年文艺》从封面到封底、从目录到内容，写上阅读感受。每一期的感受密密麻麻，其实就是根据“三点”“一线”思考的结果。

我从2015年起，担任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兼任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主任。在省委宣传部、省作协的领导下，组织文学创作活动、组织儿童文学创作、担任“名师带徒”名师，我的指导思想、工作路径也是“三点”“一线”。

《少年文艺》创刊50年了。我的儿童文学创作是从《少年文艺》起步的，一路走来，我见证了《少年文艺》的成长、发展、攀登，见证了每一个时期所达到的高度和闪烁的光芒。

我把对《少年文艺》几十年如一日的感激，化作真挚的祝福，祝福少年永远风和日丽，祝福《少年文艺》永远盛夏生长，永远硕果累累。

*本文图片由苏少社提供

编辑：杨志敏

审核：盛 娟

终审：陈佳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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