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36岁慷慨赴死，建国后毛主席却说：以后少纪念他，这是为何

1935年，36岁的瞿秋白盘腿坐在草地上，面对行刑的枪口，他没有丝毫慌乱，嘴里还轻轻哼着《国际歌》。

枪声响起，这位为革命奋斗一生的共产党人，倒在了血泊之中。

这样一位英勇就义的先驱，本该被永远铭记，可谁也没想到，二十多年后的1962年，毛主席却作出了一项令人意外的批示：“以后要少纪念瞿秋白，要多多纪念像方志敏这样的同志。”

毛主席为何这么说？翟秋白又做了什么？

要弄明白这些，咱们得从瞿秋白的一生慢慢说起。

少年立志

瞿秋白出生在1899年，老家在江苏常州，他的家族曾经是当地的望族，叔祖还当过湖北巡抚，算是真正的书香门第，父亲瞿世伟是个典型的儒家学者，从小就教他读唐诗宋词，培养他的文学素养。

本来日子过得还算安稳，可到了父亲这一代，家道彻底中落了，家里的经济状况一天比一天差，连基本的温饱都成了问题。

无奈之下，瞿秋白高中没能读完，只能辍学谋生，早早扛起了家庭的重担。

1916年春节前，一件让瞿秋白刻骨铭心的事发生了，他的母亲被长期的债务压得喘不过气，对生活彻底失去了希望，最终选择了自尽。

那一年，瞿秋白才17岁。

母亲去世三天后，瞿秋白写下了《哭母诗》，字里行间全是悲恸和自责，这场家庭悲剧对他的打击太大了。

也正是从这时起，他开始真正看清中国的落后和贫弱，心里慢慢萌生了改变国家命运的想法。

第二年，瞿秋白揣着一丝希望前往北京求学，他本来想考北京大学，可北大的学费和生活费实在太高，以他当时的条件根本负担不起。

无奈之下，他选择了俄文专修馆，这是当时国内为数不多能免费读书的学校。

在俄文专修馆的日子里，瞿秋白过得很拮据，寒冬腊月里，他只能穿一件单薄的夹衣，有时候连饭都吃不饱，但他从来没放弃学习，不仅熟练掌握了俄语，还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了社会主义思想。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瞿秋白主动站了出来，他作为俄文专修馆的学生代表，参与游行演说，还两次被反动政府逮捕。

那时候他已经患上了肺病，出狱后病情复发，可他却豪迈地说：“干了这平生痛快事，区区吐血算什么。”

本来想安安静静完成学业，可时代的浪潮推着他不断向前，他和郑振铎等人一起创办杂志，传播新思想，还加入了李大钊领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慢慢从一个文人，转变为一名坚定的革命者。

1920年10月，瞿秋白还没毕业，就以记者的身份前往苏俄考察，那时候他的肺病已经很严重，亲友们都劝他别去，可他却说“宁死成一行”，一心想为中国寻找一条救国之路。

在苏俄的日子里，他深入了解十月革命的成果，写下了大量报道，共产主义信仰也变得更加坚定。

从苏俄回来后，瞿秋白全身心投入到革命事业中，1924年，他参与了国民党“一大”的筹备工作，还起草了《三大政策》的纲领，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瞿秋白的理论水平在当时的党内算是顶尖的，他精通多种语言，对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刻的理解，很多革命政策的制定，都有他的参与。

更难得的是，他不是那种只懂理论的书呆子，还特别注重实践。

1927年，大革命遭遇严重挫折，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到处抓捕共产党人，就在这危急时刻，瞿秋白站了出来，参与主持了著名的“八七会议”。

这次会议彻底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明确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的战略方针，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可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1931年，王明借助共产国际的支持，掌控了党的领导权。

因为和王明的政治观点不合，瞿秋白被撤销了领导职务，被排挤到上海，从事左翼文化运动。

从党的最高领导层一下子跌到边缘，换做别人可能早就消沉了，但瞿秋白却很平静，他本来就是个文人，能回归文化领域，反而让他觉得很自在。

在上海的日子里，他和鲁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写了大量杂文，唤醒民众的革命意识。

鲁迅后来还专门把他的译文编集为《海上述林》，以此纪念他。

《多余的话》

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瞿秋白因为肺病加重，身体实在无法承受长征的艰苦，被留在了苏区，负责领导文化教育工作。

他心里很清楚，这一留下，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和同志们一起奋斗了。

1935年，红军撤离后，瞿秋白在根据地打游击时被国民党军队捕获，蒋介石知道他是党内的重要人物，多次派人劝降，甚至提出让他担任国民党大学的教授，只要他放弃革命信仰就行。

可瞿秋白始终不为所动，他拒绝写自白书，也拒绝向敌人透露任何党的秘密。

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他对革命的忠诚从来没有动摇过，但让人没想到的是，在狱中，他写下了《多余的话》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后来成了瞿秋白最具争议的遗作。

文中，他回顾了自己的革命生涯，坦诚地表达了自己内心的迷茫和挣扎，他说自己本来是个“半吊子文人”，被时代推上了革命领袖的位置，深感力不从心。

很多人看到这篇文章后，就把它解读为“投降自白书”，认为瞿秋白动摇了，可这恰恰是瞿秋白的坦荡之处。

他没有刻意塑造自己“完美革命者”的形象，而是敢于直面自己的内心，把自己的迷茫和挣扎都写了出来。

对比方志敏在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的坚定豪迈，瞿秋白的《多余的话》确实多了几分悲观和迷茫。

但这并不代表他背叛了革命，他只是用一种更真实的方式，展现了革命者的内心世界，毕竟，革命者也是人，有迷茫、有挣扎，才更真实，也更可敬。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押往刑场，他衣着整齐，神态平静，走到罗汉岭下的一块草坪上，盘腿坐下，对行刑的士兵说：“此地甚好。”

随后，他高唱《国际歌》，从容就义，年仅36岁。

按说，这样一位坚守信仰、从容赴死的先驱，应该被永远铭记。

可建国后，虽然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安葬在北京八宝山，但1962年毛主席的一句批示，却让他陷入了争议。

毛主席的批示

1962年，《多余的话》在香港公开发表，引发了国内思想界的争议，很多人把这篇文章解读为“背叛革命”，毛主席看到后也颇为不满，于是作出了“少纪念瞿秋白，多纪念方志敏这样的同志”的批示。

很多人看到这句批示，就觉得毛主席否定了瞿秋白，但实际上，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那时候，中国正处于意识形态高度紧张的时期，革命宣传需要的是坚定不屈、毫无动摇的英雄典型。

方志敏就是这样的典型，他在狱中始终坚定不屈，写下《可爱的中国》《清贫》等文章，字里行间全是对革命的忠诚和对祖国的热爱，非常符合当时的革命宣传需求。

而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因为里面有迷茫和挣扎，被认为不符合“完美英雄”的标准。

所以，毛主席的这个批示，更多是出于政治宣传的考量，并不是对瞿秋白个人的全盘否定，他只是希望树立更符合当时时代需求的英雄形象，引导民众坚定革命信仰。

更何况，瞿秋白为革命事业作出的贡献，是无法被抹去的，他参与制定革命政策，推动国共合作，领导左翼文化运动，翻译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为中国革命的发展付出了太多。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瞿秋白的一生。

1980年，中共中央为瞿秋白平反，明确指出《多余的话》不是叛变自白书，恢复了他革命烈士的名誉。

史学界也逐渐对他作出了客观的评价，认为他是“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

瞿秋白的一生，是非常真实的一生，他不是那种高高在上、完美无缺的英雄，他有自己的迷茫和挣扎，有自己的无奈和遗憾。

但他从来没有背叛过自己的信仰，从来没有放弃过革命事业。

很多人喜欢把英雄塑造成完美的符号，但实际上，真正的英雄，往往是有血有肉的。

瞿秋白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的坦荡和真诚。

他敢于直面自己的内心，敢于承认自己的不完美，这种勇气，比完美的形象更让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