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杜鹰做客“乡村振兴大讲堂”，系统解读食物安全、农业现代化与乡村振兴

3月26日，江苏省乡村振兴研究会、江苏省乡村振兴研究院主办，南京农业大学协办的第三期“乡村振兴大讲堂”在南京农业大学开讲。两个半小时的报告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杜鹰围绕确保国家食物安全与构建农业新发展格局、小农生产与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乡村振兴的本质与路径等议题作了系统阐述。

台上讲解深入浅出，台下观众反响热烈。大家一致认为，报告内容丰富、数据翔实、观点鲜明，对深化“三农”工作规律认识、准确把握乡村振兴战略方向、科学谋划江苏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发、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从“吃得饱”迈向“吃得好”：以食物安全观拓展粮食安全观

“大家可能会有疑问，近20年来，为什么我国粮食产量从5.5亿吨跨上7亿吨新台阶，人均粮食占有量从368公斤提升至508公斤，农产品进口量却在不断增加、食物自给率在不断下降？”报告中，杜鹰的问题引发大家思考。

杜鹰介绍，进入新时期，我国国民膳食结构发生了历史性转变，已经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实现历史性转变，这种转变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当下我国农产品进口量居全球前列，形成了“大进小出”的贸易常态，进口量增加较多的是油料、大豆、糖类、肉类和奶类。

从供给侧来看，我国农业进入了高成本阶段，比如2005年至2024年，三种粮食（稻谷、小麦、玉米）亩均成本从425元增至1285元，20年间增长了三倍，而农业技术进步速度未能跑赢成本上升速度，导致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

随着消费结构升级和供给侧的结构变化，国家粮食安全被赋予了新的含义，食物安全问题显得愈来愈重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新粮食安全观：“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2013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依靠自己保口粮，集中国内资源保重点，做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中国是人口大国，我们必须守住食物安全底线。”杜鹰介绍，当前我国小麦、稻谷口粮自给率达97%~98%，矛盾集中在大豆、玉米等饲料作物及高蛋白食品。随着城乡居民的膳食结构升级，我国热量自给率从2000年的96.7%降至2022年的76%。结合新粮食安全观，他建议将粮食安全拓展为食物安全，确立“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食物供给保障有力”的底线，将以热量计算的食物自给率稳定在70%以上；同时立足国内，主攻单产提升，加快农业育种从传统杂交向生物育种、智慧育种转型，挖掘增产潜力，同时主动“走出去”，打造安全可靠的海外权益农产品产业链。

中国农业现代化要走自己的路，在泰州看到现代化农业的样子

回顾中国农业生产历程和特点，杜鹰深入浅出地分析了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现实约束。“一方面供给侧有着小农生产结构的特点，包括小规模、半自给、兼业化、非法人化，另一方面我国‘人多地少水更少’的资源结构，也影响了产出结构的形成。”他表示，在此背景下，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着农本上升、竞争下降的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近年来农业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阶段性变化。杜鹰从四方面进行了总结：即农业物质基础和装备条件显著改善、农业产业结构变革深入推进、新型经营主体大量涌现，农业与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比值明显缩小。

当前，以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成为“强农兴村”的中坚力量，发展成效显著。现场，杜鹰晒出一组数据：2025年，全国累计培育家庭农场接近400万个，农民合作社超过200万家，联农带农服务网络不断织密，有力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关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杜鹰特别提到了在江苏泰州考察家庭农场的经历，“六七年前去看的时候，泰州家庭农场的平均经营规模只有200亩，今年已经发展到500亩，每亩地纯收入能达到200-300块，一年就有十多万元的收入。收益水平的提高，带动形成了商业化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体系。”

他进一步解释说，现在泰州家庭农场自己拥有的机械越来越少，都是请外部服务队服务，完全商业化付费。“经营主体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上去了，才能刺激社会化的服务体系和社会分工的发展，中国农业现代化将来的前景应该就是这个样子。”杜鹰表示。

如何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杜鹰认为，中国农业现代化要走自己的路，做好五方面政策和战略上的选择。第一处理好粮食安全与发挥比较优势的关系；第二坚持走分区分类突破的农业现代化道路；第三积极稳妥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并大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第四努力实现农业技术的突破；第五进一步强化和完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

乡村振兴不是“复制城市”，要找回独有核心价值

“乡村振兴不是把乡村建得和城市一样，本质是振兴乡村特有的功能。”杜鹰表示，乡村有三大不可替代的功能——提供农产品有效供给、供给生态公共产品、传承中华优秀农耕文明，而这三大功能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正面临弱化甚至衰败的风险。

杜鹰认为，农产品供给是关乎全局的大事，要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产品有效供给作为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与此同时，乡村振兴关键要在“乡村价值再发现、乡村资源再开发”上下功夫。他坦言，中国农业已从“要素投入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过去“种出来就不愁卖”的时代已过去，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卖不出去、卖不上价”。“比如乡村的空气好、环境好，这就是吸引人的资源。要把乡村好环境变成旅游资源，把闲置农房改成民宿，让乡村资源焕发新的价值。”

在人才需求上，杜鹰认为乡村当下缺的并非单纯技术型人才，更稀缺的是经营型人才，“要大力培育农业经理人、乡村 CEO、新农人”，建议江苏要把新农人队伍团结起来、发展壮大，这才是农业现代化真正的希望所在。

报告中，杜鹰还直面基层实践中的痛点，详解了龙头企业与农民的四种利益联结模式，点出“股份合作制这种最紧密的模式，实践中占比较少”的情况。他分析，这既有工商资本“不愿让利”的顾虑，也有农民“怕担风险”的心态。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扩大规模、培育农民的契约意识、健全农民组织。说到这儿，杜鹰还结合费孝通《乡土中国》的观点谈到，城市是典型的“生人社会”，而农村则是传统的“熟人社会”。他指出，只有在生人社会中，才能自然形成规范的买卖与契约关系；而要在农村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传统熟人关系里，培育生长出新型契约关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围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他表示“集体经济组织不等于企业”，改革的核心是把产权落到村民头上，让村民真正关心集体资产保值增值。“乡村振兴的主体是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搞得好不好，直接决定乡村振兴的成色和质量。”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卢河燕 徐红艳/文 牛华新/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