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时写给林伯渠的信很罕见！

此信如今存放于台湾国民党党史馆的档案之中，已保存近百年。1926年2月14日，彼时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他给林祖涵写了一封请假信。

信的内容简短且条理清晰，表明因脑病病情加重，需请假两周，前往韶关调养身体，宣传部的工作则交由沈雁冰同志负责。信封上还特意注明“报告中央”。

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孙中山先生亲自提名时年31岁的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大会结束后，他前往上海，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担任组织部秘书，同时兼任秘书处文书科主任，主要负责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的党务工作。日常工作中，诸如文件处理、支部组织以及党员发展协调等事务，他均亲力亲为。

1925年10月5日，国民党召开第111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彼时，汪精卫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因身兼数职，无暇兼顾宣传部长一职，遂提议由毛泽东代理该职务。此次会议通过了这一安排。

10月7日，毛泽东正式到位于广州大东路的中央党部宣传部办公室履职，并立即主持召开第一次部务会议。会议制定了宣传计划，首先对中外报刊情况展开调查，随后依据不同阶层的知识水平制定分层宣传办法，同时要求各地党部日后发布传单、出版报刊均需先报送宣传部进行审查。

毛主席接手后，宣传部从原来只管广东一省，慢慢扩大范围。他建立定期报告制度，通过报刊和交通工具向各省市宣传部布置任务，要求他们按时汇报工作。到1926年5月他离开时，向中央宣传部报告工作的省市已经达到12个。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开，毛主席作宣传工作报告，参与起草宣传决议案和党报决议案，继续当选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二大结束后，2月5日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根据汪精卫提议，批准毛主席继续代理宣传部长。同一天还成立了农民运动委员会，林伯渠当主席，毛主席是委员之一。宣传部的事更忙了，他继续审稿件、开会布置任务。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2月14日他写了那封请假信。2月16日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报批准请假两星期，部务由沈雁冰代理。信里说的脑病，其实是借口。沈雁冰后来回忆，这次请假名义上是养病，实际上毛主席是秘密去韶关考察当地的农民运动。

那时候毛主席对农民问题越来越重视，之前在湖南韶山做过详细调查，知道农民是革命的重要力量。去韶关就是为了实地看农民协会组织情况，收集第一手材料，回来后好加强这方面工作。

林伯渠当时负责中央秘书处常务委员相关事务，所以这封信直接寄给他处理。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他当选中央执行委员，还兼财务审查委员会主席。

毛主席写信时，林伯渠正好在管秘书处。两人都在广州中央党部共事，经常通过会议和文件协调宣传和农民工作。

这封信为什么说很罕见？因为它是毛主席亲笔，字迹清楚，保存完好，现在还能在台湾国民党党史馆看到。党史馆里存的毛主席早年信函不多，这封是其中之一。

信函之字形呈现出早期独特的个人风格，笔画刚劲有力，在平正之中蕴含着鲜明对比，为研究其书法艺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信中内容直抒胸臆，清晰体现出当时公务往来的惯常模式，言辞简洁，仅阐述请假缘由与工作移交安排。

请假归来后，毛泽东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农民运动之中。1926年3月，他出任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精心制定教学计划，亲授“中国农民问题”课程，致力于培养全国农民运动的骨干力量。

5月，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整理党务案》，该议案明确规定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各部部长之职。毛泽东依照规定辞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职务，转而集中精力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林祖涵于1926年5月之后，辞去国民党内的一些高级职务，转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随北伐军出征，负责组织开展军队中的政治工作。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站在共产党一边，参加南昌起义筹备，后来长期做根据地建设和统一战线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0年5月29日在北京去世。

国民党党史馆对这封信的保存，本身便彰显了其历史价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诸多共产党员于国民党机关任职，留下了不少亲笔文件。此信与毛泽东1924年5月在上海执行部所写的辞平教委员会信、1925年10月在广州所写的给徐苏中的信，共同构成了他担任国民党职务期间的公务往来记录。这些信件皆存档于台湾，成为研究国共合作历史的直接资料。

毛泽东在宣传部工作约八个月时间，从整顿制度、扩大宣传范围，到撰写文章指导全国宣传工作，每一项举措都切实有效。辞去宣传部职务后，他将精力专注于农村工作，领导秋收起义，建立革命根据地，逐步引领革命走向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