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第一章 电话
手机响的时候，我正在公司开周会。
是母亲的号码。我皱了皱眉，悄悄从会议室后门溜出去。母亲知道我工作时间的规矩，除非急事，否则不会在这个点打来。
“妈，怎么了？我在开会。”
电话那头的声音是抖的，每个字都像从喉咙里挤出来，裹着黏稠的恐惧。“小远……你爸，你爸他……”
我后背一下子绷直了，手指无意识地抠紧了手机边缘。“爸怎么了？慢慢说。”
“工地上……架子塌了……砸到了……”母亲的声音碎成一片，中间夹杂着剧烈的抽气声，像是有人掐着她的脖子，“医院说，说要马上手术，要交钱，要二十万……押金就要二十万啊！”
会议室里隐约传来领导讲话的声音，玻璃门外的办公区灯火通明，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但这些声音突然被推得很远，像隔着一层厚厚的毛玻璃。我只听见自己耳朵里嗡嗡的鸣响，还有母亲那种极力压抑、却还是从齿缝里漏出来的呜咽。
“哪家医院？”我的声音出来，竟出乎意料地平稳，只是嗓子发干。
“市一院，急诊楼，三楼手术室外面……”母亲报出地址，又急急补了一句，“小远，家里卡上就四万多，我取了，都带过来了，不够，远远不够……医生说不交钱，手术排不上，人就在走廊里放着……”
“我马上到。”我说，“钱的事我想办法。”
挂掉电话，我在走廊里站了几秒钟。空调的风从头顶的出风口吹下来，拂过后颈，激起一层鸡皮疙瘩。我抬手抹了把脸，深吸一口气，推开会议室的门。
领导瞥了我一眼，眼神带着被打断的不悦。我径直走到他旁边，弯下腰，压低声音：“刘总，家里出了急事，我爸在医院抢救，我得立刻过去。”
刘总眉头松开些，但没完全舒展：“很严重？项目正在关键阶段……”
“要手术，生死攸关。”我吐出这几个字，看着他。
他顿了一下，挥挥手：“去吧，保持联系。需要帮忙就说。”
我点点头，没回工位，直接冲向电梯。在飞速下降的电梯里，我开始盘算。自己工作五年，省吃俭用，银行卡里攒了十一万。母亲那儿有四万。还差五万。
不，不是五万。手术押金二十万，后续治疗、康复、药品……那是个无底洞。但眼下，必须先堵上这二十万的窟窿，把父亲从走廊推进手术室。
电梯门开，我冲进地下车库，发动我那辆二手国产车时，手指有些僵，钥匙对了好几次才插进去。去医院的路上，我脑子里过筛子一样把能借钱的人过了一遍。
亲戚。第一个跳出来的，是我舅舅，我妈的亲弟弟，陈建国。
舅舅开着一家建材公司，规模不小。去年过年家庭聚会，他喝多了，拍着我的肩膀，红光满面地跟一桌亲戚吹嘘，说今年净利润“这个数”，他伸出五根粗短的手指，晃了晃。五百万？有人问。他嗤笑一声，带着酒气的唾沫星子几乎喷到我脸上：“五百万？乘以十！你舅舅我，现在也是摸到点门道的人了！”
五千万。这是他自己喊出来的数。当时一桌人都静了静，然后便是此起彼伏的恭维和羡慕的笑声。母亲也笑着，给舅舅夹了一筷子鱼，说：“建国有出息了，姐脸上也有光。”
舅舅确实“照顾”过我们。我大学毕业找工作不顺，母亲抹不开面子，求到舅舅那里。舅舅把我塞进他一个朋友的公司，干了半年行政，钱少事杂，老板看我的眼神总带着一种“你是关系户来混日子”的轻蔑。我咬牙辞了，自己重新投简历，进了现在这家正规企业，从底层一步步爬到现在项目小组长的位置。为此，舅舅当年还很不高兴，觉得我“不识抬举”，“辜负了他的心血”。
后来我家买房凑首付，母亲又开了口。舅舅借了八万，但打了借条，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算，一分不少。母亲每月从退休金里抠出钱来还，还了整整三年。还清那天，母亲特意做了一桌好菜，请舅舅来家吃饭。舅舅捏着那张作废的借条，随手扔进垃圾桶，笑着说：“姐，自家人，这么客气干啥。有困难再说话。”
自家人。我握着方向盘，盯着前方拥堵的车流，嘴角扯出一个没什么温度的弧度。
车子终于挪到市一院，停车场爆满。我绕了两圈，索性把车违规停在急诊楼旁一个角落里，下了车就往里跑。
急诊楼里混杂着消毒水、血腥气和某种难以言喻的衰败气味。声音嘈杂得像一锅煮沸的粥，哭声、喊声、医护人员短促的指令、移动病床轮子摩擦地面的尖响。我跑到三楼，手术室门口亮着“手术中”的红灯。长椅上，母亲孤零零地缩在那儿，身上还穿着早上买菜的那件旧外套，头发有些散乱，眼睛又红又肿，怀里紧紧抱着一个褪了色的布包。
“妈。”我喊了一声，走过去。
母亲抬起头，看到我，眼泪又涌了出来，但她没哭出声，只是用力抓着我的手，手指冰凉，还在微微发抖。“你爸……推进去了，说先做必要的处理，但大手术，要等钱……”
“主治医生呢？怎么说？”
“医生说，颅脑损伤，胸腔也有积血，肋骨断了好几根，腿骨骨折……要马上开颅，清创，固定……”母亲语无伦次，翻来覆去就是“要钱”，“不交钱，下一个手术台空出来，也排不上我们”。
我拍拍她的手：“钱我来想办法。舅舅呢？你给舅舅打电话了吗？”
母亲眼神躲闪了一下，声音低了下去：“打……打了。他说，他在外面谈生意，晚点回我电话。”
晚点。我抬头看了看手术室上方刺眼的红灯，又低头看了看母亲怀里那个瘪瘪的布包。父亲躺在里面，也许正在流血，也许正在等待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排到的手术机会。而“晚点”，是一个多么轻飘飘又残酷的词。
“手机给我。”我朝母亲伸手。
母亲迟疑了一下，还是把她的老年手机递给我。我找到“建国”的号码，拨了过去。
忙音。
再拨，还是忙音。
我用自己的手机打，这次通了，响了七八声，就在我以为又要无人接听时，那边接了。
背景音有些喧闹，像是饭局，有杯盘碰撞和劝酒的笑语。
“喂？小远啊？”舅舅的声音传过来，中气十足，带着一种惯常的、生意场上的圆滑笑意，“怎么想起给舅舅打电话了？你妈刚给我打了，我正忙着呢，晚点说啊。”
“舅舅。”我打断他，声音很平，语速很快，“我爸在手术室，急需二十万押金。我妈说家里凑不够。您手头方便吗？先借我二十万，我打欠条，按照银行利息，尽快还您。”
电话那头的喧闹声似乎静了一瞬。
“二十万啊……”舅舅拉长了调子，那笑意淡了些，变成了一种为难的沉吟，“小远，不是舅舅不帮你。你看，这年底了，货款都还没收回来，账面上看着是有点钱，那都是要周转的，动不了啊。我自己公司里一堆事，到处都要用钱……”
“舅舅，”我再次打断他，努力让声音保持平稳，但指甲已经掐进了掌心，“是救命钱。我爸等不了。您公司那么大，五千万的买卖，二十万的流动资金都抽不出来吗？就算一时不便，您个人先垫上，就当外甥求您。”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舅舅的声音重新响起，这次彻底没了笑意，透着一种公事公办的疏离和不易察觉的不耐烦：“小远，你这话说的。生意是生意，家里是家里。五千万那是资产，不是现金！现金流有多紧张你知道吗？每一分钱都有用处。二十万不是小数目，我说抽就能抽？再说了，你爸在工地出事，那包工头呢？建筑公司呢？他们不赔钱？你先找他们要啊！找我算什么？”
我听着，一股凉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耳边手术室门口的嘈杂，母亲压抑的啜泣，还有电话里舅舅那套滴水不漏、冠冕堂皇的说辞，交织在一起，拧成一股粗糙的绳索，勒得我喉咙发紧，喘不过气。
“舅舅，”我的声音终于带上了一丝颤音，但我强压着，“那些事后再说，现在是人命关天，手术台等着。您就说，借，还是不借？”
又是一阵沉默。然后，我听见舅舅叹了口气，那叹息声里充满了无尽的、被不懂事的晚辈麻烦了的无奈。
“小远啊，舅舅是真有难处。这样，我这边还有个重要客户，马上要签合同，不能耽搁。你等我忙完，晚上，晚上我看看账上能挪出多少，再给你回话，好不好？”
晚上。看看。能挪出多少。
每一个词，都像一把小锤子，轻轻敲在我紧绷的神经上。
我没再说“好”或者“不好”。
我只是说：“知道了。”
然后，我挂断了电话。
我把手机还给母亲。母亲仰着脸，眼巴巴地看着我，那双红肿的眼睛里，还残存着一丝微弱的、连她自己可能都不相信的希望。
我看着手术室门上那盏刺目的红灯，然后收回目光，对母亲说：“妈，你在这儿守着。我出去弄钱。”
“你去哪儿弄？”母亲急忙抓住我的袖子。
“你别管。”我把她的手轻轻掰开，动作很稳，“看好爸。我很快回来。”
我转身下楼，脚步很快，但一步一步，踩得很实。
走出急诊楼，午后的阳光有些刺眼。我眯了眯眼，走到我那辆破车旁边，没有立刻上车。我靠在冰冷的车门上，从口袋里摸出烟盒，抖出一根，点燃。
深吸一口，劣质烟草的辛辣冲进肺里，激起一阵咳嗽。我咳得弯下腰，眼泪都飙了出来。
等咳嗽平息，我直起身，拿出手机，点开通讯录，指尖在一个名字上停留片刻，然后按下了拨号键。
电话很快接通，一个沉稳的男声传来：“林工？难得啊，这个点找我。”
“王总，”我开口，声音因为刚才的咳嗽还有些沙哑，但异常清晰，“有件事，想请您帮忙。很急，也……可能有点让您为难。”
第二章 借钱
电话那头的王总，是我上一个项目的合作方负责人，叫王振涛。我们合作过小半年，我负责技术对接，他那边是采购和供应链。项目做得漂亮，结算也顺利，合作后期，彼此都留下了不错的印象。王振涛私下说过，欣赏我做事扎实，不浮夸，是块干实事的料。项目结束后，偶尔还会在微信上聊几句行业动态。
他那边环境音很安静，应该是在办公室。
“小林，别客气，什么事？你说。”王振涛语气挺和煦。
我斟酌着用词，尽量简练地把父亲出事、急需手术押金二十万的事情说了，略去了舅舅那段，只说自己家里凑不够，想跟他个人短期周转一下，可以打借条，付利息，时间不超过三个月。
说完，电话那头安静了十几秒。这十几秒，比我之前等舅舅接电话的那几十秒还要漫长。我能听见自己血液冲刷耳膜的声音。
“二十万……”王振涛沉吟着，“数目不小啊。小林，不是我信不过你，咱们交情归交情，钱的事……”
我的心往下沉了沉，但声音依旧平稳：“我明白，王总。让您为难了。我可以把购房合同、工作证明，还有我过去一年的银行流水发您看。或者，您看还有什么能增加信用的方式？”
“唉，”王振涛叹了口气，“不是信不信用的问题。小林，你的为人我了解，工作能力也认可。但二十万毕竟不是小数目，我这边……”他顿了顿，似乎在组织语言，“这样，我个人最多能挪出五万，不要你利息，你什么时候宽松了什么时候还。剩下的，你再想想别的办法？找亲戚朋友凑凑？或者，用信用卡、网贷什么的应应急？”
五万。不要利息。
我鼻腔猛地一酸。不是因为少，而是因为，在这个当口，一个只是合作过几次的“外人”，愿意无条件借出五万，而我血脉相连的舅舅，嘴里说着“晚上看看”，却连一个确切的、哪怕只有一丝希望的答复都不肯给。
“谢谢您，王总。”我喉咙有些哽，用力清了清，“五万够了，帮大忙了。利息一定要算，按规矩来。我晚点把借条和资料发您。”
“行了，别客套了。账号我微信发你，钱马上转过去。救人要紧。”王振涛干脆地说，“另外，小林，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您说。”
“你父亲是工伤，用工单位、项目方，还有工伤保险，这些才是大头，是他们的责任。你这头借钱救急没问题，但该追的责任一定要追，别自己全扛着。如果需要法律方面的咨询，我认识个不错的律师，可以介绍给你。”
“我明白，谢谢王总。”我真心实意地道谢。他不是敷衍，是真的在给我指路。
挂了电话，不到两分钟，微信提示，银行卡到账五万元。
我靠着车站着，又抽了根烟。烟雾缭绕中，我开始盘算。自己十一万，母亲四万，王总五万，正好二十万。够了。至少，手术的押金够了。
我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灭，转身上车，开到医院门口的银行自助取款机，把二十万凑整，转到母亲那张卡上。然后回到三楼手术室门口。
母亲还像一尊雕塑般坐在长椅上，布包抱在怀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手术室的门。我走过去，把转账成功的短信给她看。
母亲盯着手机屏幕，看了好几遍，又抬头看我，嘴唇哆嗦着：“哪……哪来的？你舅舅……”
“不是他。”我把手机收起来，在母亲身边坐下，握住她冰凉的手，“一个朋友借的。钱够了，妈，你去缴费窗口，把钱交上。我在这儿守着。”
母亲像是被抽走了全身力气，又像是被注入了某种强心剂，她猛地站起来，身体晃了一下，我扶住她。她攥着那张卡，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复杂极了，有终于落下一块巨石的虚脱，有对儿子的担忧，或许，还有一丝对我没能从舅舅那里借到钱的、难以言喻的失落和难堪。但她什么都没说，只是用力点点头，转身小跑着向缴费处去了。
我重新坐回长椅，后背靠在冰冷的墙壁上，闭上了眼睛。
脑子里走马灯一样闪过许多画面。小时候，舅舅骑着崭新的二八自行车来我家，车把上挂着用油纸包着的糕点，我踮着脚去够，他哈哈大笑着把我抱起来，用胡子拉碴的下巴蹭我的脸。母亲总说，舅舅疼我。后来舅舅做生意，起初艰难，经常来我家吃饭，和父亲喝酒吹牛，说将来发了财，带我们全家过好日子。父亲总是憨厚地笑着，给他倒酒。再后来，舅舅生意真的做起来了，来的次数少了，偶尔来，开的车一次比一次好，说话的气焰也一次比一次高。母亲去还那八万块钱时，他坐在宽大的老板椅后，接过母亲用布包了好几层的现金，随手递给旁边的会计，对母亲说：“姐，以后用钱吱声，别见外。” 母亲笑着点头，搓着因为常年劳作而粗糙的手。
不见外。
我扯了扯嘴角，没笑出来。
手机震了一下，是舅舅发来的微信。一条语音。
我点开。舅舅的声音带着饭饱酒足后的慵懒，背景很安静，应该是在车里或者某个私密空间了。
“小远啊，我刚忙完。你爸那边怎么样了？钱凑了点没？舅舅这边啊，确实是紧，刚盘了下账，最多能给你挪出三万。你看，要不你先拿着应应急？唉，谁家没个难处呢，你也别太着急，慢慢想办法。”
三万。从“晚上看看能挪多少”，变成了“最多三万”。
我盯着手机屏幕，指尖冰凉。我没有回复，直接退出了微信界面，然后把手机调成了静音。
母亲交完费回来，脸色稍微好看了点，但眉头依然紧锁。“交上了，医生说钱一到账，立刻安排手术，下一个就排你爸。”她挨着我坐下，沉默了一会儿，小声问：“你舅舅……后来又来电话了？”
“发了微信，说能借三万。”我语气平淡。
母亲身子微微一僵，半晌，才低低“哦”了一声。她没问为什么我没要，也没问为什么是“三万”。她只是低下头，看着自己那双洗得发白的旧布鞋鞋尖，手指无意识地捻着外套的衣角。走廊顶灯惨白的光打在她花白的头发上，那身影显得格外瘦小，也格外疲惫。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每一秒都像在油锅里煎熬。手术室的红灯一直亮着，偶尔有护士匆匆进出，门开合间，能看到里面幽深的走廊和更里面影影绰绰的人影。
不知过了多久，手机屏幕又亮了。这次是来电，一个本地陌生号码。
我接起。
“是林致远先生吗？”一个略显急促的男声。
“我是。”
“你好，我是市一院手术室的。你父亲林德海的手术正在进行，但术中情况有些复杂，颅内有活动性出血点，位置比较深，可能需要用到一种特殊的生物蛋白胶和辅助材料，这部分是医保不报销的进口材料，费用大约需要额外增加五到八万。主刀医生让我出来问一下家属的意见，用还是不用？用的话，需要立刻补缴费用，我们好通知楼下药房准备。”
五到八万。刚刚凑齐的二十万，瞬间又出现了巨大的缺口。
我感觉刚刚回暖一点的血液，又一次冻住了。母亲在一旁，显然也听到了电话漏音里的内容，她的脸“唰”一下变得惨白，毫无血色，嘴唇抖得厉害，看着我的眼睛，里面是全然的恐慌和无助，像一个即将溺毙的人，连抓住最后一根稻草的力气都没有了。
“用。”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响起，干涩，但斩钉截铁，“用最好的材料。请医生全力抢救。钱我马上想办法，尽快补缴。”
“好的，那请尽快。手术不等人。”那边挂了电话。
母亲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手指掐得我生疼，她张着嘴，却发不出完整的声音，只有急促的、破碎的气音。
“妈，你在这儿，盯着。”我把她的手拉开，站起身。腿有些麻，我晃了一下，扶住墙。“我再去弄钱。”
“你去哪儿弄？二十万都……都……”母亲的声音带着哭腔。
“你别管。”我重复着之前的话，但这次，语气里多了点别的什么东西，一种我自己也说不清的、冰冷的决绝，“看好爸。等我回来。”
我再次下楼，脚步比之前更快，更重。
走到医院门口，傍晚的风吹过来，带着深秋的寒意。我摸出烟盒，里面已经空了。我把空烟盒捏扁，扔进垃圾桶。
然后，我拿出手机，打开通讯录，指尖在一个名字上悬停。
那是我工作通讯录里的一个名字，备注是“腾达建材-陈建国（舅舅）”。后面还跟着他的职务：总经理。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几秒钟，然后移开，往下翻，找到了另一个名字，拨了过去。
“喂，李总监，是我，林致远。不好意思周末打扰您。关于我们公司下半年和‘腾达建材’的那几个集采订单，对，就是陈总那边供应的管线、五金那些……我这边审核供应商资料，发现了一些可能的问题细节，想周一上班立刻跟您当面汇报一下……对，比较紧急，可能涉及后续合作……好的，好的，周一早上我直接去您办公室。谢谢李总监。”
挂了电话，我站在医院门口，看着马路上川流不息的车灯，汇成一条冰冷的、奔腾的光河。
夜色，完全降下来了。
第三章 筹码
周一早上八点半，我准时出现在公司。
眼睛里有血丝，胡子也没刮，但西装穿得整齐，头发用冷水勉强压了压。父亲的手术持续了六个多小时，结束时已是后半夜。医生说手术还算顺利，但还没脱离危险期，要送进ICU观察至少72小时。我和母亲在ICU外的家属等候区坐了一宿，天蒙蒙亮时，我让母亲回家休息一会儿，换件厚衣服，自己则直接来了公司。
项目组同事看到我，都有些惊讶。小组里一个平时关系不错的同事凑过来，低声问：“远哥，你爸怎么样了？刘总说你家里出了大事，让我们这几天别打扰你。”
“手术做了，人在ICU。”我简短地回答，打开电脑，“有点急事处理完，下午还得过去。”
同事拍拍我的肩膀，没再多问。
九点整，我敲开了供应链管理部李总监办公室的门。
李总监四十多岁，精明干练，是我们公司负责供应商审核和采购的关键人物之一。他正端着杯咖啡看邮件，见我进来，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小林，来了？坐。你电话里说腾达建材那边有问题？”
“李总监，”我在他对面坐下，脊背挺直，打开随身带来的平板电脑，“腾达是我们合作了三年多的二级供应商，主要提供项目部用的部分标准管件、五金和辅助材料。之前的供货和质检记录，表面上没有问题。”
李总监喝了口咖啡，示意我继续。
“但是，”我把平板转向他，调出几份文件，“这是我最近半年，因为项目需要，多次下工地实地勘察和验收时，顺便收集的一些情况，还有从几个长期合作的一线施工队队长那里侧面了解到的信息。”
屏幕上显示的不是正式的检验报告，而是我手机拍摄的一些照片，以及一些聊天记录摘要。照片里，是同一种规格的螺丝、卡箍，但材质和光泽度有明显差异，一些包装箱上的生产批号模糊不清，甚至有两张照片拍到了不同批次、但箱子上贴着的却是同一个合格证的滑稽场景。聊天记录里，几位施工队长抱怨的语气很含蓄，但意思明确：腾达供的某些小件，特别是那些不显眼、但用量大的消耗品，比如某种型号的垫片、某种规格的钉子，质量“不太稳定”，有时好用，有时特别脆，容易滑丝或者断裂，他们不得不自己偷偷从市场上买点好的备着，免得关键时候掉链子。
“这些，严格来说，算不上直接证据。”我滑动着屏幕，语气平静，“照片可以解释为运输磨损或个别现象，施工队的口头抱怨更上不了台面。腾达提供给我们的每批次货，都有正规质检报告，抽检也都能过。他们很聪明，不在主材上做文章，专挑这些单价低、但采购总量大、且不容易引起注意的辅料、耗材，稍微在材质、工艺上动点手脚，成本就能下去一截。而对我们施工方来说，这些小事，只要没出大问题，通常不会专门上报，嫌麻烦。”
李总监放下咖啡杯，身体前倾，仔细看着那些照片和记录，眉头慢慢皱了起来。“你怀疑他们以次充好，降低质量，赚取差价？”
“不止。”我点开另一份表格，“这是我这半年，通过公开渠道和行业信息，整理的腾达近三年的主要客户列表及大概的采购金额估算。您看，我们公司是他的第二大客户，仅次于‘鼎峰建设’。但根据我了解到的行业均价，以及腾达供给其他一些小客户的报价，他给我们公司的供货价，平均要高出市场同类品质产品价格的5%到8%。当然，这可以解释为品牌、服务、账期等因素的溢价。但是，结合上面那些质量‘不稳定’的情况……”
我没有把话说完，但意思已经很明显：腾达可能一边以略高于市场的价格给我们供货，一边又在部分产品上偷偷降低质量，以此获取双重利润空间。而这高出来的价格和低下去的质量之间的差额，最终损害的是我们公司的项目成本和质量稳定性，尤其是那些隐藏在建筑内部、一旦出问题检修极其麻烦的细小环节。
李总监靠在椅背上，手指轻轻敲着桌面，看着我：“小林，这些情况，你为什么以前不汇报？”
“因为没有确凿证据。这些都是零散的线索和怀疑。”我坦然回答，“而且，腾达的陈总，是我舅舅。于公，我需要更扎实的证据；于私……”我顿了顿，“我之前认为，只要不影响项目大局，一些细微之处，我可以私下提醒他。”
“那为什么现在选择说出来？”李总监目光锐利。
“因为现在，”我迎着他的目光，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晰，“于公，我认为这些‘细微之处’的潜在风险，正在累积，值得公司重新评估与腾达的合作。于私……”
我停了一下，办公室里的空气仿佛凝滞了。
“于私，我需要让公司知道，在公事和私人关系之间，我的立场在哪里。尤其是在，”我慢慢说道，“我们家现在急需用钱救命，而我这位资产数千万的舅舅，认为他的现金流比亲姐夫的命更重要的时刻。”
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李总监的脸上掠过一丝复杂的情绪，惊讶，了然，或许还有一丝审视。他重新端起已经凉了的咖啡，喝了一口。
“你父亲的事情，我听说了点，很遗憾。”他放下杯子，“你的立场，我明白了。但这些材料，毕竟还是间接的。单凭这些，不足以动摇一个合作多年的供应商，尤其腾达的总体供货记录还算平稳。陈建国那个人，在行业里也有些关系。”
“我明白。”我点头，“所以，我来找您，不是要求立刻终止合作。而是希望，公司能给我一个机会，也给我们部门一个机会，对腾达，以及其他几家同类型供应商，进行一次更深入的、突击性的‘质量与成本合规性复查’，范围可以限定在那些易损耗、单价低、但采购总量大的辅料耗材上。复查可以由我们项目部联合质检、采购一起做，不通知具体时间，直接下到他们仓库和近期供货的工地现场抽样，并对比市场同规格产品的价格与质量。”
我看着他，继续说道：“如果复查结果没问题，那皆大欢喜，说明我多虑了，我也能更安心。如果复查确实发现问题……那么，公司可以据此与腾达重新谈判，压低价格，提高质量要求，甚至调整采购份额。这对于控制项目成本、防范质量风险，是有利的。而我，”我扯了扯嘴角，“也算是为公司做了一次应有的风险提示，同时，也和我舅舅的生意，划清了一道界限。”
李总监沉默着，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桌面，发出轻微的“哒哒”声。他在权衡。
许久，他抬起头：“你需要公司怎么做？或者说，你需要我怎么支持你？”
“我需要一个名正言顺的‘复查’授权，由您牵头，我具体执行。需要质检部和采购部的同事配合。时间越快越好，最好就这周内启动，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我语速加快，“另外，在复查有明确结论之前，我希望公司能暂时放缓与腾达签订新的采购合同，特别是那几个正在谈的、关于新开项目的集采意向。”
李总监看着我，忽然问了一句：“小林，你想过这么做的后果吗？如果复查没问题，或者问题很小，你可能会里外不是人。如果问题很大，你和你舅舅，可就彻底撕破脸了。那是你亲舅舅。”
我迎着他的目光，脸上没什么表情：“李总监，昨天在医院，当我拿着电话，听我亲舅舅用‘现金流紧张’、‘晚上看看’这种话来搪塞我，而我父亲躺在手术室里等着钱开刀的时候，我就已经没什么‘脸’可撕了。”
“亲情是亲情，生意是生意。”我慢慢重复了一遍舅舅在电话里说过的话，语气平淡得像在复述一句天气预报，“他说得对。我现在，只是在商言商。”
李总监又沉默了片刻，终于，他点了点头，拿起内线电话。
“小张，通知质检部老赵，采购部刘经理，还有……对，现在，马上，到我办公室开个短会。紧急事项。”
第四章 突查
会议开得简短高效。
李总监没有提及我的家庭纠葛，只从公司质量控制和成本优化角度，提出了对部分二级供应商，特别是长期合作、采购量较大的供应商，进行不定期深度复查的必要性。腾达建材被列为首个复查对象。理由很充分：合作时间长，采购份额大，具有代表性。
质检部的老赵是个较真的老师傅，一听可能存在的质量隐患，尤其是那些不起眼小件的“不稳定”，眉头就拧成了疙瘩，当即表示配合。采购部的刘经理则更关注价格问题，如果真能以确凿证据为抓手，在续约谈判中压价，那是他的业绩。
方案迅速敲定：组成联合复查小组，李总监挂帅，我作为项目接口人牵头具体事务，质检和采购各出一名骨干。当天下午就制定抽查清单和方案，明天一早，直接奔赴腾达建材的仓库和最近一批供货的工地现场，不提前通知。
散会后，李总监把我单独留下。
“小林，流程上，我们会公事公办。但你要有心理准备。”他看着我，“陈建国不是傻子，他在行业里混了这么多年，人脉有一些。就算查出问题，也可能只是罚款、警告、压价，未必能动摇根本。而且，他很快会知道是你主导的这次复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