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写的人”第三期，王莫之：写作是一场清醒梦

在正式成为作家前，王莫之想要做的是乐评人，可是在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中，他只能选择老老实实去上班。但音乐和文学仍是牵挂之物，他对上海的时代曲津津乐道，对曾经的淘碟时光难以忘怀，时间带来的是一种生活的结束，也是另一种生活的开启。曾热爱自由的文艺青年当了父亲，孩子带来的是改变也是沉淀，这何尝不是一种写作的新契机。

他的写作离不开上海，离不开音乐，对王莫之而言，虚构是非虚构的消防通道，而非虚构倾注了他更为丰沛的感情。如果说这是他给自己划的一个舒适区，那么下一步，他将执拗于用文字表达的艺术，在这里将它挖得更深。

从乐评人到作家，源于理想和现实的冲突

袁欢：先形容一下你日常的一天？

王莫之：全职带娃，做家务，小家伙不闹的时候，我放点音乐，上网翻旧报刊，找出有价值的素材，归类保存，抽空也能写几百字。

以前以作（坐）家自嘲，现在是名副其实。不当宅男的日子也是为了孩子，去社区医院，打疫苗、做儿保检查，上公园成了某种刚需，前阵子去过大宁公园，发现周末天晴的下午，那里好似亲子乐园，沙滩上尽是玩耍的儿童，玩得很疯，父母们，包括一些来晒太阳的成年人躺在草地上，听着音乐，那画面叫我不禁反思，自己的“宅”多么滑稽。不过因为带小孩出去玩，会觉得自己好像又重新跟小时候熟悉的那种市民生活，接上轨了。

袁欢：我们在做预备采访时就感觉到你的“宅”属性了，可是你的爱好淘碟是需要常出门的。

王莫之：我现在确实很少出门，看文献是很吃时间的，加上一个娃，是真的锁在家里了。也许是以前太野了，2010年之前，我的情况就恰恰相反，只要有空，就想着出去淘碟。曾经的上海，各区都有卖唱片的实体店，那些地方像海绵一样吸干我的闲钱与业余时间。

现在不是流行citywalk嘛，在我的学生年代，有一个词很滑稽，叫打口地图，就是为乐迷做的一个本地唱片店指南，我出去游走的话，就会看这个，而且很多并不是精致漂亮的店铺，就是小摊位，这也可以理解为主题性的一种citywalk。

袁欢：你之前谈到走上文学创作的契机，说与乐评写作及唱片淘购、文化研究相关。这是否可以理解为，音乐将你引向了文学之路？

王莫之：其实我在读书的时候就心心念念想成为一个乐评人。初高中的时候，受《音像世界》这本杂志影响很深。但后来杂志不被需要了，接着乐评人也不被需要了。临近毕业，发现理想和现实的冲突，做乐评人好像是没有饭吃的，然后我就老老实实去上班了。

这个班上得也挺奇怪，做了几个月开始写小说了。我当时在空调压缩机厂工作，某天在做一个噪音试验，忙了一周都无法解释产品的异响问题，就很沮丧。收工的时候，我误以为地面还在低速运转的滚轮已经静止，然后，脚卷进去了，幸运的是只有大脚趾骨折。在家休养，翻了几本高中时爱看的小说，想着是不是能写点故事，只是单纯地想记录一下“打口时代”的乐趣。在工厂上班只维持了九个月，我跳槽到某城市指南杂志，继续写音乐评论，这时候，才开始严肃对待小说创作。

我觉得开始写作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突然有一天不淘碟了，很难见到同好了，我们的生活方式都在改变，比起淘碟，听数码音乐显然更流行。有时候做梦也会梦到以前淘碟的事情，还是挺伤心的。我就想是不是要写下点什么，冲动也是这样产生的。

还有个原因是，我的碟友们（那个年代热衷淘碟的多为中青年男性）大多成了父亲，他们的生活节奏跟那时的我不一样，我那时候还在做文艺青年的春秋梦，于是我落单了。一直到最近自己做了父亲，才理解他们那时的转变，理解我们为什么会变得疏远。

袁欢：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结束了，新的生活开启了。这种落差会影响你吗？

王莫之：我觉得现代人的边界感是越来越强烈了，我忙着淘碟的那个年代，人情味还是蛮浓的。举个例子，本世纪初，上海的摇滚乐迷人数也许只有现在的零头，但大家多多少少是熟悉的，就像那个时代的邻里关系，隔壁住了几口人，姓啥，你有一个大概的了解。现在呢？说起以前的乐迷群体，比起看演出，更主要的线下交流是淘碟，淘碟简直是类似泡吧的聚会，就是我们会在能买到唱片的任何实体据点偶遇，然后开启神聊模式，聊音乐，聊上海，聊一切，而那时我们甚至不从事音乐、文艺相关的工作。这种神聊也许与物资匮乏有关，我们对各种文化了解有限，如饥似渴，彼此取长补短，这种局面后来被网络的普及改变。乐迷里盛产亚文化爱好者，有些人爱看先锋文学，有时候也聊小说，聊到喜欢的作家、作品就很有激情，但到自己真正开始写了，反而觉得好像不怎么想聊了，有点像做饭的大厨，享受的是做饭的过程，而不是品尝的那一刻。

现在在唱片店遇到的，以及网络上聊音乐的人，他们对我来说更像符号式的存在，不是一个真真切切的朋友。可是呢？现代人的文化消费热情和欲望又是很强烈的，那为什么人变多了，情感却变淡了呢？我有时候也在想，可能还是因为交流依托着手机，不像以前是面对面的沟通。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一定对。

袁欢：那你收藏了如此多的唱片，是否每一张都完整听过？

王莫之：没有全听，特别是CD，买了没听的比比皆是。我是流媒体时代之前买的CD，有大量的“翻车”案例，很多不认识的艺人是凭感觉在买，属于开盲盒，那时候你会在淘碟现场遇到很多人随身带了discman之类的器材，而现在，所谓的试听只需要一部智能手机。

文字是最成熟的表达自我的方式，

所以我会执拗于写作

栗鹿：作为旁观者来看，你聊起回忆里的人事，可以感受到无比的热情。

王莫之：刚刚说到这些年我越来越宅了，但写小说，需要我们更多地去接触社会。我太太一直“讽刺”我，她说很多事情你都不了解，还写什么小说？我觉得她讲得也蛮有道理，她就觉得我在闭门造车。不过我不是一个很贪心的人，我写的东西很窄，而我恰好足够了解这方小天地。

我觉得自己的写作，从一开始，是存了写点不一样的东西的想法的，就像拍武侠片，别人在拍打打杀杀，我想拍个大侠日常，当时是有点这样的逆反心态的。就像我早期对小说的理解是比较诗化的，不太讲故事的，现在反而越来越愿意去讲故事了。

栗鹿：如今，非虚构与虚构写作之间的界限似乎渐趋模糊。在你的创作实践中，这两种形式兼具。曾听你提及，非虚构写作似乎有一种“带你回家”的感觉，能否具体谈谈？

王莫之：2021年，因为做课题采访音乐人李苏友、李泉，不约而同地听他们讲了黎锦光的晚年，突然对这位时代曲大作家的后半生产生了兴趣。我想写一本书，叫《黎锦光的后半生》。我花了三年时间查阅文献，采访黎锦光的亲属、同事、学生，我的非虚构作品《为时代曲写的蓝色情歌》是那段时间的衍生品，是一组有学术风味的音乐随笔。

栗鹿：谈到这本书，我的一个感受是它的写作难度是非常高的，比如采访素材准备就是大量的。

王莫之：要写得好的话是这样的。其实研究时代曲之前，我更想做的是跟朋友合拍一个纪录片，关于摇滚乐在上海的早期传播。准备了很久，拍摄难度远超我们的实力，被迫放弃。但我有点不甘心，也是为了还吹牛的债，就陆续采访了很多人，写出一系列稿件，在澎湃发表，未曾想，因为这次采访，竟然为我打开了过去上海的一个新世界。

栗鹿：刚刚你提到了身份的转变，从文艺青年变成父亲，可以详细说说它如何影响写作呢？

王莫之：其实我一直觉得自己是文艺青年，现在这个词有点被误解了。初高中时期，我学习不太好，不是老师喜欢的那种学生，真正对我特别好的是流行音乐，它从来没有嫌弃过我，当然以前也喜欢看漫画书，但是这些在我妈妈看来，属于不务正业。

在听流行乐的过程中，我也喜欢上了一些小说。摇滚乐里其实有很多跟文学相关，比如说有个苏格兰乐队叫Josef K，就源自卡夫卡的小说。当然这些感受是一种后知后觉，包括我以前看的漫画，如日本漫画家荒木飞吕彦的《JOJO的奇妙冒险》里面很多元素全是从摇滚乐里来的，这个我也是后面才发现的。

说这么多，我是觉得文艺作品不大会辜负你。我喜欢的东西原本是并联的，后来线路稍微调整，突然，那一盏盏灯像是串联一样都亮了起来。

所以我说写小说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我太太怀孕的时候，我当时想的是后面可能就不写了，多花点时间在家庭上。孩子是去年出生的，我当时有本写了十万字的传记，孩子出生后就没再碰过，停工的时候，写作变得有点奢侈，那就退而求其次，多看史料，好像还在工作，结果呢，越看越慌，我意识到自己对过去的上海歌坛还有许多盲点，我还需要积累。孩子的到来让我一下子沉淀了下来。

栗鹿：那不写会觉得焦虑吗？

王莫之：肯定会焦虑的，但是没有办法，如果写砸了还不如不写。我觉得积累真的很重要，对天才来说它不成问题，但对我们这样类似工匠的人而言，积累沉淀是很重要的。

栗鹿：我觉得天才也会有焦虑的，只要是写作者都会有的。大家都会有面临自己困境的那部分，有的人会表达出来，有的人会熬过去。你之后的写作重心会放在哪里？

王莫之：近两年还是会专注非虚构的写作，我去年就只写了一篇两万字小说，偶尔写一下小说还挺开心的。

我现在的时间被切得很碎很碎，夜里九点左右孩子入睡后，我有几小时的自由时间，可以写点，不过也不稳定，最近小家伙开始长牙齿，睡眠不稳定，哭闹很难哄。

栗鹿：最后一个问题，你怎么理解“正在写的人”。

王莫之：我理解的“正在写的人”可能就是一群正在清醒地做白日梦的人。大家最朴素的想法是希望自己的作品会有人愿意看，但现在看来，阅读这件事没那么容易实现了。对我个人来说，文字是最成熟的表达自我的方式，所以我会执拗于写作，这梦我做得也挺开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