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母亲和解，为什么总是这么难丨人间

配图 | 电视剧《山海情》

阿妈的家庭生活看起来一团糟，她不精通家务和下厨，不会带孩子，和兄弟姐妹的关系也很一般——她自己认为彼此是亲密无间的，但是只要与她们姐妹几人相处上几天，就会发现大家都只是表面的和平。也许从最开始，外公外婆把精力和资源都倾注在舅舅一个人身上，并教育其余姐妹燃烧自己托举这个弟弟时，她们的关系就注定不可能亲密无间。

资源毕竟是有限的，托举了弟弟之后，几姐妹间就需要彼此争夺了。各自嫁人之后，争夺就变成了竞赛，比谁嫁得更好，比谁能给娘家带去更多的好处，比谁的孩子更有出息。

阿妈不承认这种争夺和比较，她总是在我针对她和舅舅之间不合理不对等的关系提出质疑的时候反问我：“你和你姐姐长大后，难道就不会像我们一样吗？兄弟姐妹友爱是好事，被你说得像犯了天条。”她偷换了概念，但我当时还小，不知道怎么反驳。

我不知道究竟是因为这个家庭因素，还是因为农村就是这样子的，妈妈从一个“有一点儿在意别人看法”的人，渐渐变成了一个很爱面子的人。

她永远对别人笑脸相迎，即便有的时候任谁都能看出来她只是在假笑。她的假笑是如此地浮于表面：眼睛一眯，露出牙齿。

每每看到阿妈应承别人时的假笑，我就浑身不自在，脸上也觉得一阵阵的麻。我老是直接指出她的伪装：“你又在假笑，不想笑不笑就是了，为什么要作假？”好吧，如此看来，我总是挨揍也是有一些原因的。

随着年纪变大，她的假笑更甚了，连眼睛都不眯了，嘴角也不上扬，只直白地呲开嘴巴、露出牙齿，就算是笑过了。

“不能让别人说，这女人说话总板着一张脸。”说起来好笑，我和姐姐都成了说话总板着一张脸的人。

阿妈爱面子，还体现在她的话术。她喜欢在精心思量过的言语间不经意地透露自己的博爱和大方，实际上她既不博爱，也不大方。相反，她不经意间就会流露出自己的冷漠，不管是对待小动物还是对待人，她都是一样冷漠。

她也不大方，给客人吃的水果，她也要计算一下要怎么样才能让人家觉得她大方，但是实际上又不会真的被吃掉太多。

她会在阁楼上一个一个地挑选果子，有疤的不能给别人，但是太新鲜的也不行。太小了丢面子，大的要留着自家人吃——尽管最后可能会出现在舅舅家里，因为得到舅舅的肯定，对她来说就是在与姐妹的竞争之中小胜了一次。阿妈时常会说：“做事就要争口气。”她也是这样做的。

我一直觉得她在务农方面非常地有悟性，她种下去的东西，没有一样是不好的，烟叶比人家的等级高，豆子比别人丰产，就连南瓜，都要比别人种的大一些。她一直觉得我们家的田地太少，限制了她的能力，否则她一定可以做全村收成最好的人。

这一点我无法辩驳，阿妈种地就是很有一手，且她在种地的时候更细心和温柔，使我察觉她其实不是一个冷漠的人，她是有耐心的，只不过无法对人罢了。她对待秧苗的态度使我嫉妒，我也很想得到那样细致的呵护，只可惜我明白自己结不出那样的果实。

并且她也很是愿意吃苦，过去没有车子，收成全靠她小小的身子，佝偻着背一背篓一背篓硬生生背回家，再原样背去卖。我和姐姐也背了不少，彝族的背篓主要靠一条背带勒在前额上进行固定，我的额头上到现在还有背带留下的印子，但再怎么多，也不可能有阿妈背过的多。

为了在下雨之前抢种，她可以一个人打着火把或者手电，在空无一人的山间劳作到凌晨。她的双手因为常年刨地，已经变形了，看起来不似人的手，更像兽的爪。

我和姐姐心疼阿妈，想分担她的苦，可当我们发现，即便在我们的加入下于天黑前干完自家农活儿，阿妈也会打着手电去给舅舅家干活儿，心中的滋味便一时难以言说了。外公外婆在天有灵，看到自己的女儿变成这样，一定觉得自己教育有方吧。

阿妈的爱面子，有时候叫人啼笑皆非。

我和姐姐从十几岁就离开农村，也不会再回农村生活，可是为了“姐妹俩的面子”——每一次村里有红白喜事，她都会主动以我们的名义去交一份份子钱——即便别人并未单独邀请。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家里重新盖宅子、立碑，她也会替我堂弟，就是小叔叔的儿子，从生下来就没在这个村庄生活过一天的小毛孩，出一份钱，还要落上堂弟的名字，“这样比较有面子”。

我给阿爸买了一辆车，她四处和人家说是我丈夫买的，夸女婿疼人。她很怕别人知道我们有钱用的话会来开口借钱，可是又忍不住在社交时表现得我们挣钱是那么轻松，“一个在昆明，一个在重庆，都买了房子”“写半小时就挣几百块啦，这么好的工作让她给找到了”“她从狗贩子那里救下这土狗啊，坐了两千块的飞机从重庆飞回来的呢，你说说，一条狗而已”“对对对，成作家了，哎呀，回家过年还在工作，说是编辑又约了一本新书”。

她从不向别人说我们的难处，也从不正视我和姐姐很是吃了一些苦头，才有了并不算“成功”的今天，不管对外还是对内，在她所有的表述里，我们好像是自然而然，很轻易地，就在城市落脚了。

相反，她总是和我们讲舅舅有多么不容易，表哥的孩子有多么地乖巧，表嫂有多可恨……我已经烦透了。

不绕弯子，阿妈就说不了话。

她从不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七拐八绕地，要别人顺着她的话去猜，最后在她的引导下，说出她想要的答案。

阿妈有一些奇怪的习惯。

比方说看电视的时候，她宁愿渴着，忍耐着，也要等到阿爸从沙发上站起来拿什么东西，她就会说：“既然你都起来了，那顺便帮我倒杯水吧。”要是中间阿爸一直不起来，她也就一直忍着渴了。

我明白，她的一生都在这个村庄里度过，她的父母给了她这样的人生底色，她实在很难跳脱出属于村庄的怪圈。也许在别人家里，别人的阿妈也是一样的。

可为什么阿爸没能改变她？为什么我没能改变她？我是不是无视阿妈的付出却一直纠结于她的缺陷？我其实是不是也是和阿妈一样的人？

我当然明白阿妈的人生议题是她自己的责任，我就算再努力，也不可能越俎代庖，但她是我的阿妈啊，一想到我的阿妈不快乐，我就感到痛苦不已。一个人在异乡越思念阿妈时，痛苦就会越强烈，就会想要对阿妈毫无保留地献出自己，但是一到真的接近阿妈，便知道这根本不可能发生。我们之间，已经隔着整整一个人生了。

我和阿妈的关系不是现在才别扭，而是从小就这样了。我一直在心底很惧怕她。

阿爸没当老师以前做木工维生，经常不在家，阿妈独自带我们姐妹。阿妈总是打我，只要我哭鼻子，势必是要挨打的。最惨的一次，是一个夏天，我和姐姐争抢一张阿爸手工打造的小板凳。她喂完猪，从猪圈返回家里时，我们正各自拿着板凳不松手，阿妈大喝一声：“放下！”

谁也不愿意放下，我手上暗暗使劲，姐姐察觉到了，推了我一把，我不甘示弱，一脚踏在她脚背上，她气急了，也用力踏了我一脚。我们终于实实在在地打了起来。

阿妈没再多说，直接从门背后拿出藤条。姐姐一看形势不对，顺着楼梯就往阁楼跑，我先挨了一下。

“错没有？”

“没错！”

又打了一下。

“错没有？”

“我没错！我没错！明明是两个人的事，你又是光打我不打她！你偏心！”

我的控诉迎来了阿妈的暴怒，数不清的藤条一下下落在我的背上，我只穿着一件褂子，身上很快就红了。

姐姐看着不对劲，小跑下来。“你认个错就行了。”

我梗着脖子。“我没错，我没错，你打死我吧，打死我吧，反正你也不想要我，你打死我吧！”

阿妈重重地打了好几下，突然丢下藤条，跑到厨房，趴在碗柜上大哭起来。

我总是怕蟋蟀、青蛙之类的小动物，每次那些动物在朦胧的黄昏碰到我裸露的脚背，我就会吓得大哭，那种时候，她也会打我。在她看来，我不应该畏惧那些动物，也不应该哭，但到底为什么不应该哭呢？她没告诉过我，我也不知道。

我悄悄记恨了她十多年，从来不和她说心事，日常去学校住校也不会给她打电话，而是打给阿爸，跟阿爸大多也只是寒暄而已。在学校里被打了、被欺负了，也不会和他们讲半句。

就这么别别扭扭地过了很多年。上县城读中学时，十二岁半，我就彻底离开家，从此过上了自己对自己负责的生活。后来上大学、毕业、工作、结婚……我的一切都是自己做主，我很少和他们说我的事，过年才回家，偶尔会打电话关心一下他们的身体，别的话题也不多聊。大二那年他们两人先后住院，一个子宫肌瘤，一个肠道手术。我姐在外地，我离得比较近，于是请假回去带他们做手术、住院，可竟然也是默默地，谁也没有开口交流——我不问他们疼不疼，他们也什么都不说。

二〇一五年，我和初恋男友分手了，对方说了很多很伤人的话，那天我真的特别特别难过。半睡半醒的深夜里，我发短信问问阿爸：“爸，我是不是真的很差，不值得被爱呀？”

这是我第一次向阿爸示弱、倾诉、急求倚靠。他没有回复我信息，我也没再发。第二天中午下班的时候，阿爸开车好几个小时赶来了我上班的城市，他甚至不知道我住哪里，也不会用导航，就这么看着路牌，凭经验一路开来的。

那天我们在我租的小屋里做了晚饭吃，阿爸做饭，我就哭，哭了好久好久好久，仿佛把所有的委屈都哭掉了。当晚阿爸就赶回去了。

阿妈在知道这件事以后，也给我打了电话。和阿爸不一样的是，她十分自然而然地问我：“你是不是做错什么事了？否则人家为什么会和你分手呢？”

她不是质问，在她看来，这是唯一可能的理由。这让我的心又碎了一次。

所有情绪集中爆发是在二〇一七年。那一年我遇到了很糟糕的事，用地西泮 [1]用得太多了，应激障碍又很严重，晕倒送到医院，昏迷了三天在医院醒来以后，我不是我了。

我易怒、昏沉、烦躁，可是又害怕、恐慌、容易受惊，一只蝴蝶从窗外飞过，我都觉得是有人要加害我。我的认知出现了障碍，不认识爸妈。后来慢慢好转出院，体重锐减，瘦得不成人形。

出院的第一个夜晚，我想自己出门上厕所——我老家房子的厕所是在外面，独立的小房子。刚出门，我就看到一只硕大的蛤蟆蹲在地上，我们四目相对，我的汗毛一下就竖起来了，头晕目眩，恶心想吐。它一弹一跳，发出恶心的叫声，步步逼近，我却像被钉在地上一般难以动弹，浑身战栗，耳边持续不断听见“嗡嗡”的声音，大声尖叫起来。

第一个冲出来的是阿爸，他快速蒙住我的眼睛，把我连拖带拽拉回了屋里，阿妈在阁楼上铺床，听到动静赶忙冲下来，我姐也从房间里跑出来，问怎么了怎么了。

阿爸说：“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一只蛤蟆来家门口了。”

阿妈说：“来蛤蟆是好事。你就当是好事，就当是爷爷奶奶来看你了。”

我还是止不住战栗，汗水浸湿了衣服，像冬日被丢进湖里，再被捞起来。阿妈急了：“你怕什么呀，啊？你说你怕什么？这有什么可怕，你到底在怕什么，你说！”

我不知应当如何回答她，只是愤怒地死死盯住她的双眼。阿爸紧紧把我抱在怀里，不停拍打我的背，嘴里念叨着：“怎么办啊，怎么办啊，我的妹妹。”

我姐被吓慌了神，站在一旁一言不发。

阿妈来拉我的手，说：“你这样我们怎么办？你就告诉我们，我们该怎么办？”

一直到现在，我都分不清她是着急，是关切，还是责怪。只是当时我奋力甩开了她的手，大声说：“你走开！别碰我！”

阿妈急了，她喊道：“我欠你的！我欠你的！至于吗？啊？我问你至于吗？”

我说：“你为什么这么讨厌我！你为什么要打我！你说！”

她错愕地呆住了，立在旁边。她说：“你当真记恨我这么久？”

“是！”

“小时候的事了，你还记恨我？”

“对！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

“那你要我怎么办！”

我姐骂我：“你怎么回事！我们欠你的吗？这几天来都围着你转，谁也不敢乱说话！是我们欠你的吗？你要把妈气死你才满意吗？”

“那我去死！我死了你们都解脱了！”

血冲上脑了，我战栗着，咬着牙，咬得咯吱响，挣脱阿爸，夺门而出，越过那只蛤蟆，冲进黑夜里。我不知道是阿爸先出来追我，还是阿妈先出来追我，只记得没出门多远，我就跌倒在那个寒凉的夜里，晕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其实也没过几分钟，我看到阿爸抱着我坐在沙发上，阿妈在旁边哭，我也哭了。哭着哭着，我姐也哭了，阿爸也哭了。那个夜晚，平静的村庄里，我家小小的瓦房里，四个人都放声哭了出来。

第二天醒来，我情绪稳定了很多。阿妈守在床头，端着一碗红糖鸡蛋，她眼睛红红的，她说：“妹妹，是阿妈对不住你。”我又哭了，可我不想让她看到我的脸，用被子蒙住头啜泣。阿妈轻轻抱住被子，一下一下拍打我的背，一直说对不起。她说：“有的时候，阿妈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妹妹受委屈了，阿妈对不起你。”

我哭了很久，才伸出头来，问她：“阿妈，为什么你从来不打姐姐？为什么每次都是我？每次丢东西是我，惹你烦也是我。”阿妈说：“因为你姐从前比你学习差、比你矮……她一直很自卑，并且总觉得你阿爸偏心你，我……哎……”

这算什么理由？每次被打完了没一个人站在我这边的感受、自己在黄昏的草垛子里放声大哭的感受、在学校被同学打了也不敢说的感受……这些种种，到底是谁的错呢？或者说，每个小孩都是这样长大的吗？我不知道。

那天我没有再继续逼问阿妈。

事实上，我们没有敞开聊，也没有彼此沟通心意，但是不知为何，那一次世纪争吵全家痛哭过后，我家的氛围和谐多了。

由身到心的康复，每一步都是艰难的。在康复的那段时间里，爸妈不敢太轻，也不敢太重，小心地处理着我们之间微妙的关系。

为了让我多换环境，他们尝试带我重回森林，去做小时候常做的事，带我去县城新修的公园，能看到整个湖泊，我们每晚都一起看电视，在十点之前睡觉。

有一次去散步时，阿爸对我说：“妹妹，那天赶到医院，看着你像个憨包一样眼睛不知道看哪里的时候，阿爸和阿妈都没有想到你还有能恢复的一天，我们已经准备好，就把憨包一样的你一直带在身边照顾了。”

阿爸是油皮，古铜色的皮肤。我们爬了许多台阶，他出了不少汗，头发贴在脑门上，夕阳把他的大油脸照得闪闪发亮。

那天他是笑着说的，我当时没好意思哭，又觉得“憨包”这个词实在好笑，夜里却在房间又哭了。我听到心里有一些东西土崩瓦解，却道不明它们都是什么。

我今天写到这里，又一次哭了。好像也不是哭所谓父母对孩子无私的爱，也不是哭曾经有过的种种艰难时刻，就是觉得，爸妈也在笨拙地成长，爸妈也在不断地充盈他们的内心，他们在努力尝试去优化自己的方方面面，学习怎么去爱人，真的太好了。“具体地去爱人”，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难以习得的能力。

父母当然不是一下子变成这样的父母，我也不是一下子变成这样的女儿，我们都在慢慢去体验着人生，去调整自己和家人的关系。但还是很感谢我的父母，让我今生有机会享受哪怕只一次这样的亲子关系，即便来得不早，但也不算太晚。

一直到今天，我们都没再提起过那个争吵的夜晚。

我的阿妈二〇二二年十二月满六十岁。她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还有老幺是个弟弟。这个家庭组合就不难猜出这家四姐妹过的是什么日子，整个家的中心都围绕着弟弟，甚至阿妈长大了，生崽了，变老了……依然摆脱不了这样的惯性。

在六十岁以前，阿妈最勇敢的事就是用半个白面包子换了阿爸的野菜粑粑，然后在和乡中学的一个老师定亲之前，和阿爸私奔。结婚第二天，奶奶就过世了，没有棺材也没有钱，阿爸和叔叔变卖了家里所有能卖的，又借了些钱，把老母亲安葬。没多久，小姑又病逝了。

此后长达十年的时间里，父母都只能干农活儿求生计，家里的嘴太多，两人真是吃尽了苦头。直到后来阿爸算是争气，憋着一口气考了民办教师，又读了函授大学，日子才慢慢好起来。

他们不能说是神仙夫妻，但至少事事都是有商有量。两口子把几个叔叔和我们两个孩子都供出来以后，日子就更不愁过了。自从我和姐姐都工作以后，我们就提出阿妈不要再做活儿了，身体慢慢会受不了。

最近几年，同村的妇女流行相约去打工。我们鼓励阿妈去外面上班看看，体验一下，她退缩了。

一开始是对出去城市上班的同龄人嗤之以鼻，觉得她们不顾家庭，不算“贤妻良母”；后来又认为，如果地没有人种，那就是忘本；再后来，又说我们就是都嫌她没有文化，没有接触过外界，所以才一直撺掇她……

我们都明白，她害怕。她无法直接言明自己对于小村庄之外的恐惧，尤其是在到过几次我们生活的城市之后，呼啸的车流和普通话让她觉得害怕。过年唱山歌的时候，她是最得意的，别人都说“三姐唱得最好”，阿妈的脖子红红的，眼睛里流动着星河。但提到外面，她害怕了，她的眼神变得黯淡，用一种强撑着的“体面”，来拒绝和揣测着每一个家庭成员的想法。

她吃了很多苦，她被枷锁压了这许多年，在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枷锁之后，无数次想把她的枷锁也卸下来，但她激烈地抗拒，伤到我们也伤到自己。

阿妈对于外界的排斥太过剧烈，我们一直觉得她也许永远不会走出村子了。

阿爸退休的时候叫了亲朋好友来家里吃饭，我很内向，向来不咋和长辈交谈，但想搜集写作素材，想知道她们都在想什么，于是红着脸和媲媲们拉了一天家常。阿妈很高兴，她觉得我长大了，于是也坐下来一起聊天。

我问：“你们平时都在想什么呢？现在最想要什么？”

大部分媲媲的回答就是收成呀，收购价呀，有没有化肥补贴，孙儿会不会去镇上读幼儿园之类的。聊着聊着，她们放开了许多，开始聊男人和女人，开始聊哪个村的谁谁谁最帅，却是个衰佬，在家打老婆之类的。

可她们还是没人说现在最想要什么。仿佛“要”什么，是一件很大的罪过。

直到我四婶意识到了这一点，她张开标志性的大嘴，皱起画过的眉毛，把潦草的鬈发抓了几下，大大的银色耳环在颈间晃动：“你们根本没回答人家的问题！人家问你想要什么。我来说，我就想要钱，想多赚点儿钱，想去北京玩！”

四姊是这波姐妹中第一个出去打工的人，以前她因为嘴巴大，有点儿跑牙，皮肤黑，又是外乡嫁进来的，总被人叫“猴子”一类的外号。自从她去打工，气质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也是接近六十岁的人了，因为皮肤白了许多，又稍微搭配了一下服装，坐在这群妇女当中，时髦得格格不入。

我其实一直没少听别的孃孃婶婶讲她的闲话，编派女人，人们就爱说性相关的事，四婶自己也知道，至少她表现出来的是完全不在乎，自己该出门还是出门，该打扮还是打扮。

但就在那一天，或许是天气刚刚好，又或许大家都喝了酒有点儿高兴，又或许是第一次有年轻的下一辈女性突然闯入这个妇女闭环里打乱了秩序，总之气氛变得非常热烈。大家接着她的话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越说越离谱，还有一个婶婶开始开黄腔，一大群人笑得前仰后合。

我小心翼翼看向阿妈，观察着她的反应。她一开始并不是很想听我把话题带到“要什么”上，但后来，她的眼睛渐渐发亮，她看四婶的眼神从旁观变成了观察，再后来也跟着一起闹起来，就像过年唱山歌的时候一样。

当天晚上，我和阿爸、姐姐说：“要不咱们再鼓励鼓励阿妈。”

三月，阿爸带着阿妈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在四姊工作的水果销售公司里做采摘和装盒工作。具体安排到阿妈手上的工作量跟无休止的农活儿比起来，那可真是轻松多了，还直接和舅舅一家进行了物理隔离，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体力劳动和操心。

一开始几天，我们打电话去慰问，她恋家得不得了，总说睡不好、吃不惯，记挂家里的狗子和鸡鸭。阿爸说：“我都退休了你还操心啥，这么多年跟着你干活儿又不是白干的，我什么都会，什么都能做，你放心工作。”

过了一段时间再给她打电话，她的语气变得轻快起来，像小孩子一样分享着种种见闻：第一次独立寄快递，第一次请姐妹唱K，第一次完成银行转账，第一次凌晨三点去烧烤摊喝酒……

阿爸每周去看她一次，姐妹们总是笑她老了老了还像热恋似的。她一开始很生气，后来渐渐得意起来。

我打电话时问她：“阿妈，打工好玩吗？”

她说：“好玩，等蓝莓过季了，我就回家栽万寿菊。”

我以为她又害怕了，正想鼓励她，她接着说：“万寿菊栽好就交给你爸看管，我们姐妹就要一起去别的公司了，她们说那边城里更好玩，还能看恐龙。”她所说的恐龙，其实就是那种公园里的塑料模型。

跟着她又顺便问了我朋友麦子的消息，我说苦逼的她还在加班。她接上话头：“我们加班一小时十七元，当场加当场结。”

我说：“麦子加班没有加班工资的。”

她拿着电话沉吟许久：“加班没有加班工资，那不是旧社会做苦工吗？”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她的问题，或许不回答也好，剩下的未知世界，就让她自己去探索吧。

阿妈的第二次打工生活在二〇二二年九月告一段落。

上一次在蓝莓直播间做包装员的工作时，家里的圆白菜和万寿菊丰收了。今年蔬菜价格很差。阿妈不太想放弃包装员工作回家收蔬菜，可想到菜烂在地里，总觉得心痛，于是还是回家了。好在公路一直修到田地间，收获的过程比从前快了许多。

丰收过后，阿妈又找到了新工作。这一次的工作是她自己去找的。她和七八个上次打工相识的孃孃一起，去参加了第一次非正式的“面试”。

距离我们寨子大约一百公里的一个大寨子，是镇上的产烟大户，每年到了烤烟季节，就需要大量人手。也并非有手就行，得技能达标才能打上这份工。

“第一次一窝人地站在坝子上像洋芋一样让别人挑拣，还真是不好过啊！从前你和姐姐找工作，一定受了很多罪。”

她是年纪最大的应聘者，别人大多是四五十岁，就她一个“六”字开头的，她说其实当时有点儿退缩了，但结果还算顺利。阿妈之前有很丰富的拣烟经验，所以很顺利地应聘上了分拣员的工作，日薪比其他流程的工种高出二十元。

所谓拣烟，就是给烟叶按照标准分级。从前家里种烟的时候，她时常带着我在外婆家的阁楼里拣烟。刚烤出来的烟叶一阵呛味，她习惯用头巾把脸包住，只露出眼睛。

我很喜欢闻那种焦香的味道。有一回，烟叶刚抬出来时就不知天高地厚地猛吸一口，肺部猛地被干了一拳，从此彻底对烟叶再无好感。

但家里前一年没有种烟叶，并且那个地方没有她很熟的人，我还是很担心。在她去上班之后的几天，我每天都问她一下：“还习惯吗？废腰吗？身体受得了吗？吃得好吗？同事好相处吗？”

她直嫌我啰唆，次次挂电话都快得不得了：“吃得好着呢，每天都有一个猪肉，其他时不时一个鸭肉或者鸡肉，要不就是鱼，主人家还给我们买糕点吃呢，好和善的主人家，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人！”

这就是她的语言风格——“怎么会有这么坏的事”“怎么会有这么倒霉的老板”“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人”……听着她语气兴奋中带着感叹，大概率是真的遇到了不错的雇主。不过上班嘛，肯定会有烦心事的，有一回她说漏嘴。“主人家说下次让我直接来，结果给某某听到了，她就不太高兴。”她语气停顿了一下，“没事的，下次不和她们一起就是了，我会干的活儿多着呢，不愁找不到事做。”

我本想用我不成熟的办公室经验安慰她一下，最终也没有。如果人生终究要有烦恼，实实在在地愁打工的烦恼，总比自己胡思乱想，愁孩子、愁老公、愁亲家的烦恼好一些。自从她爱上打工，我们就没有再产生过争执，她管自己都管不过来，没心思再操心我的人生。

烤烟季节很快就要过去了，结算工钱那一天，她就先回家了。当天傍晚她很高兴，主动在家庭群里说：“领了六千多块钱呢！好多啊！”

当初，她没具体说多少钱一天，我想着农村里包吃住不加班，应该不会太多，没想到算下来，竟也有一百二十元一天。

“是真的很多啊，阿妈！很多年轻人都没有这么多工资的，你真的好厉害。准备怎么花呀？”

“存起来。休息几天，换个地方再去。”

要说打工带给阿妈什么，我会说“参与感”。蓝莓直播间的工作让她接触了直播卖货的概念，倒不是说她一下子就能直播带货到达人生巅峰了，她也未必晓得背后一整个链条上的所有环节，但是她知道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货物是如何从田间地头流转到消费者手中的。这一次当拣烟员，她又真正体验了朝九晚六吃食堂的生活，明白了“外面的”现代社会究竟是如何运行的。

从前我们共同语言不算多，说不到一起去，她动不动就是举案齐眉、兄友弟恭、父慈子孝、手足情深大过天，一套套的，她说得累，我听得烦。现在打工生活和吃喝玩乐填满了她的脑袋，她已经记不清那些一套一套的东西了，一门心思只想把钱存起来，存在自己的账户里。

不夸张地说，她“皮都展开了”。真的，现在她整个人，从肢体到表情，肉眼可见地舒展开来，亲眼见证她一点点的变化，我是真的好高兴。

阿妈的生活发生转变之后，我曾几次和阿妈对话，试图问清楚她现阶段的渴望和追求。阿妈一直很排斥这样的话题，不知道是因为她不敢说出真正的想法，还是因为她根本就没有什么清晰的想法。

有一次我问她：“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初你不是和阿爸结婚，而是和那个乡里当老师的人，或者你离开村子，去外面打工，你的人生会不会少吃一些苦？”

这可把她激怒了，在她看来，我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大逆不道，在全盘否定她的人生，并且在挑拨她和阿爸的关系，即便当时只有我和她两个人。

是的，我和阿妈很难达到真正的亲密，所以也很难去以两个成熟女性的身份面对面地讨论这样的问题。她板着脸，有些气急败坏地回应道：“如果我不嫁给你爸，还会有你和你姐姐吗？你的意思是我嫁你阿爸嫁错了？你不想做我们的孩子？”

我本想顶回去，这完全就是在偷换概念。但我已经过了顶回去的年纪了，我安抚她，解释了我的动机：“我只是想知道关于你的更多的事，我想了解你，了解你心里的想法而已。”

她撇撇嘴：“我没什么想法，你也别问了。”

我不想对话就在这里停止，这只会增加我们之间的距离，所以我觉得我有必要再说得更清楚一点儿。“我不是以你的女儿的身份问你，而是以一个女人的身份问你。我也有婚姻，也组建了家庭，我对婚姻也会有感受，我想从一个女人的角度出发，问一问生命里和自己最亲的女人，对于婚姻选择的感受，这么说的话，你可以理解我吗？”

她思考了一下，面色缓和起来，面子上却依旧挂不住，她匆忙地收起手里在整理的针线：“没什么好感受的，这都几十年了，也不可能回到过去，说这些没意思。你和你自己的老公好好过日子，这就是最好的。”

这无疑是一次失败的对话，我们都没有得到正面的反馈，反而把我们之间的关系推远了一点儿。但我已经习惯了。忽远忽近，这就是我和阿妈。

于是我选择不再对话，而是细心观察，观察她的情绪，观察她和别人的对话，观察她所做的事情。我花了挺长时间，频繁地回家和她同住，快吵架了就离家，过几天又回去，如此反复了两年左右吧，我好像开始搞明白阿妈内心的渴望了。

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她很渴望大家庭的生活。

和我相比，她对于家庭有着极大的眷恋，尤其是自己的家庭。她真的很渴望和姨妈、舅舅等她的兄弟姐妹们保持亲密无间的关系，她希望一家人可以经常聚在一起，可以事无巨细地互相分享，可以互相依赖、互相信任，最好每天都能打打电话，这样她就会开心很多。

可事与愿违，兄弟姐妹们和她的想法并不一样，尤其是最近一年来，大姨妈和其余几人之间闹了好几次矛盾，阿妈在其中做了很多调和的工作，但大多是无用的，有时候还弄巧成拙。比方说自己拿了几万块钱给二姨妈，说是大姨妈家入股一起种三七，实际上大姨妈根本没打算这样干。又或者把小姨的外孙女接到舅舅家去玩，结果舅舅的儿媳并不欢迎……阿妈很受伤，她的努力是徒劳的，她花了很长时间才接受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她想要的生活和她们想要的，现如今很难达成一致了。

村子里的经济一直在发展，信息化的世界使得人变成一个一个的人，不再是一群一群的人，可她是那么渴望获得一种快乐，一种不论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都能达成的快乐。但她也明白了，这已经很难实现了。

除此之外，阿妈还很渴望获得两个杰出的孩子。

但我不知道，在她心里，究竟怎么样才是杰出的。她既希望我和姐姐婚姻美满，三年抱俩孩子，跟婆家和和气气，经常带着丈夫和孩子一起回家，门前停满我们开回家的车，路过的人都知道女儿带着孩子和女婿回来了。哪怕这样的热闹只是片刻，哪怕过后她和阿爸也许需要收拾很久的屋子，哪怕她需要准备好多红包给来家里凑热闹的亲戚的小孩，她也很渴望这一幕的出现。

为难的是，与此同时，她又很渴望我和姐姐可以飞黄腾达，周游世界，做常人难以企及的工作，获得非一般的收入和声望，最好是比村里最厉害的人还厉害百倍，最厉害才好。且与之相比，她更渴望我们的丈夫们可以飞黄腾达，最好是当村里人有求于我们之时，只需女婿振臂一呼，就立即有千军万马回应……

这两种她所渴望的场景，实在是很难同时出现。如果要相夫教子，长伴膝下，又怎么能飞黄腾达，周游世界？对于女婿的期盼嘛，倒也不是不行，可我们也没有这个实力找回那么不一般的女婿呀。

看看现实，我辞掉了她引以为傲的电视台工作，干着一份朝不保夕的写作工作，运气好的时候版税多一些，或者卖个版权什么的，运气不佳时，还不如在家种地；姐姐更不必说，她已经彻底躺平了，辞掉工作，打打零工，工作一周，休息一周，只要还有钱吃饭，就不焦虑明天。自然了，我们的丈夫也不算人杰，甚至因为承受不了进山的道路，每回都晕车，吐得七荤八素，不敢再同我们一起回乡下。

阿妈的这个愿望，算是彻底落空了。有时候细想想，也许在别人吹嘘自己的孩子多么优秀时，她也是寂寞的吧，她那么要面子，我们却一点儿面子也没给她争回去。

那阿妈的渴望到底有没有一件是实现了的呢？也许还是有的。

她渴望和“别人”建立一些联系。

在亲情上没能达到理想中的状态时，阿妈开始尝试和别人产生联系，因为她的行事作风，这件事推进得有一些困难。这不能怪别人，但也不能怪阿妈，怪只怪，阿妈已经习惯了言不由衷，很难突然之间变得赤诚，再者，对方其实也并不那么地真诚。

真诚是很难寻找的，不管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一样。付出真心的人往往更容易被占便宜，剩下的人则互相比较，互相提防，虚与委蛇地交往着，即便是寂寞得想把所有真心话和盘托出，又怕对方会在某个时刻用它们来伤害自己。

阿妈不知道，她的渴望是每个人的渴望，也是最难以实现的。

写着阿妈的渴望，写着阿妈的困境，我无力地感受到，阿妈的人生没有坐标，她自己也不知道她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也许在她的少女时代，没有一个同性别的先例可以作为参照和榜样，以至于她的未来是如此地面目模糊。有时候我会想，每个人的结果都能从养育上找到原因吗？似乎也不尽然。回望自己的人生，如今的我，只有一小块是父母养育的结果，其余更多部分是我的人生经历带来的，那么阿妈应该也一样。

我的经历注定我并不能成为一个十分美好的人，而她的经历，比我的更贫穷、更贫瘠、更狭隘，她的渴望，也许只会比我的更难实现。令人悲伤，却无法改变。

我只能祝愿阿妈至少是健康的。至于快乐和满足，我们都在等待和寻找，也许有一天可以真的找到吧。

文章内容来源于《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已获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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