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女儿的心理学家，尝试借助“悲伤复原力”走出困境

2014年，12岁的女儿艾比因车祸丧生，这让心理学家露西·霍恩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在《悲伤复原力》一书中，她坦诚地分享了痛失至爱时的无助与脆弱，并将“自己作为方法”，通过制定、遵循“悲伤复原力”策略，重新拥抱生活，发现生命的真谛。

正文选读

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和大卫·凯思乐说过：“另一个失去是‘旧我’的失去，她是悲剧发生前的那个你，永不复返的那个你。直至今日，你从未接触过这种程度的悲伤。你甚至从未想象过世间竟会有如此令你难受的事情。你痛不欲生，感到自己已经被彻底改变、粉碎、摧毁，一切都无可挽回。这些一时的情绪终会过去，你却无论如何都做不回之前的你了。现在的你是全新的你，不同以往。这个‘你’再也无法回到从前，再也不会像昔日一样看待世界。”这段话非常精准地描述了我的感受 。

作为孩子们的保护者和他们机会、希望、梦想的推动者，与孩子们的日常互动在许多方面定义了我们的自我认知。艾比去世的前一天，我清晰地知道自己是谁，我的人生任务是什么。可突然之间，一切都变了。我记得，艾比去世的第一周，我对她最喜欢的老师（也是我们生活中的挚友）说，我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上周我还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即将拿到博士学位，现在我却认不出自己了。”傍晚我们在海滩散步时，我对布里奇特说。她回答道：“你永远都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我哭了。我永远都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我当然是。艾比永远都是我的小女儿，她当然是。但我依然需要别人告诉我这一点。

因此，对我而言，悲伤过程的一部分就是设法纪念我们曾经拥有三个孩子的事实。最便捷的方法就是，我会有意识地坚持称帕迪为“排行中间的孩子”，每次这么说，我内心都会好受一些。早些时候，我发现自己在提到孩子时会说“我得回家看看小伙子们”（比如，我得回家看看小伙子们有没有吃饭/起床/睡觉/开派对），现在变成了“我得回家看看孩子们”。一个词的变化，艾比就留在了我们的生活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不再刻意保持这种区分，但有那么几个月，承认她在家中的存在的确改善了我的心情。

成为四口之家的事实也曾困扰过我们。我无意冒犯四口、三口和两口之家，但在成为五口之家的十二年后，“五”这个奇数给我一种熟悉、完整和“正确”的感觉。四口之家太对称、太规整并且实在太小了。我不想成为四口之家的一员。一切都感觉不对劲。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慢慢适应了这个新的家庭。我清晰地记得，假期我们一家人准备出门踏青时拍过一张合影。当时我忽然觉得，四口之家其实也不错。在这个全新的家庭结构中，我们看起来还是快乐的：就我们四个人，正在一起学习适应一个更小的家庭单元。

同样令人苦不堪言的是，我们家失去了一切“女孩”的元素。我们为失去独一无二的艾比而难过，还为失去她对这个家的意义而难过。这个12岁的女孩曾为这个家带来欢声笑语。她总是载歌载舞，会咯咯地笑，也会偶尔尖叫；她为这个家带来粉色、亮片和芭蕾，还有穿比基尼的朋友、丢弃的手镯、杏仁味的身体乳、蓬松的奶白色睡衣、装饰着从蝴蝶到大圆点的各式发夹丝带；她对烘焙和装饰纸杯蛋糕无比热爱，还对准备晚餐时叽叽喳喳的闲聊充满渴望。少了她的那份无限的热情，生日派对和圣诞节的筹备工作彻底变了味。

艾比离开后，我们一直怀念她身上的少女感，无论是在表面还是更为本质的层面。所有关于我们美丽女儿的希望和梦想，都随着艾比的离世一同陨落了。特雷弗再也没有机会挽着她走上红毯；我们再也无法兴奋又骄傲（当然也会焦虑和沮丧）地看她收获自己的事业；埃德、帕迪和特雷弗不会有机会帮她赶走不合适的男友；毕业典礼、21岁生日、试婚纱，还有节日一早的拥抱都不复存在。这些继发性的丧失令我备受打击。我再也体验不到“母女似闺密”的感情了。我期待未来某一天我们能够再次团聚，但与此同时，我对女孩们曾经的美好存在一直念念不忘。

创伤经历会带来一系列后果，其中突出的一点便是身体和情感变得更加脆弱。最近一次假期中，特雷弗的嗓子忽然痛得厉害，最后他不得不坐出租车穿越一座陌生的亚洲城市，自己去寻找深夜还在营业的医生。他出门时我并未多想，直到十分钟后，他给我发来照片，我才意识到他乘坐的出租车被卷入一场大规模的街头骚乱。突然之间，熟悉的焦虑感涌上心头——虽然我的大脑清晰地知道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但直到确定他找到医生且正在接受治疗时，我才安心。我（突然又强烈地）意识到，我们现在变得多么脆弱。在这个世界上，将任何事视为理所当然都是愚蠢的做法。

一旦你经历过地震后层出不穷的余震（它们总是毫无征兆地出现，将你的世界掀翻），又接到过警察的电话（说他正在来找你的路上），曾经的确定感便烟消云散了。世事无绝对，一切皆有可能，改变只在一瞬间。

既然已经深刻领悟到了生命的无常和脆弱，我们又该如何继续正常生活，每天看着我们仅存的宝贝们走出家门？勇敢是知道恐惧却不被恐惧压垮和击倒，尤其是在失去孩子或失去任何英年早逝的亲人后。

社会人类学家薇妮斯蒂·马丁对此做出了精辟的总结。她写道，你会产生一种“疯狂又完全合理的强烈冲动”,想要将仅存的孩子藏起来，让他们远离危险；你还会产生“难以释怀的恐惧，担心他们被车撞到、掉进泳池，或是莫名其妙就死掉了”。不过，学会带着恐惧和脆弱生活是复原力必不可少的技能。我们很容易将不恐惧当作勇敢，但大量证据表明（我的个人经历也证实了这一点），勇敢是知道恐惧却不被恐惧压垮和击倒。

艾比去世后我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寻找能让我尽快接受事实的线索，无论是当代的声音还是古老的智慧，只要能成为我拼图的一部分，帮助我理解眼前的新世界即可。痛苦是生命不可协商的一部分，一切皆有变数，这种认知帮我熬过了日日夜夜，让我专注于当下，而不是担心未来会怎样，两个男孩能够健康地活多久，特雷弗又能活多久。我正在学着接受这样的事实：焦虑只会徒增我的痛苦，我对生命的无常没有任何掌控。“对佛教徒而言，人终有一死的事实一直是高尚和智慧行为的主要动力。思考死亡绝非病态，反而能让人从恐惧中解脱出来。”

博南诺对丧偶者的纵向研究也揭示了人们对死亡的看法与他们如何应对丧亲之痛之间的密切关系。1987年至1988年间，博南诺及其团队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采访了底特律地区1532名已婚男女。采访涵盖了他们的世界观、社会支持、家庭环境、幸福指数和抑郁症诊断情况（丧亲前）等诸多变量。这之后，团队对丧偶者进行了三轮跟踪评估，考察他们在接下来五年中的社会心理调节和复原能力。参与者对“死亡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和“我不认为担心死亡有任何意义”等陈述的反应预示了他们应对悲伤的能力。博南诺解释说：“那些多年前就表示不担心死亡，以及接受死亡是正常现象的受试者，往往也是在配偶去世时，能够更好应对悲伤的人。”

艾比去世让我觉得最难承受的两个方面是：一、我变得更加脆弱（会担心一切可能发生的事）；二、曾让我热切期盼的女儿的未来不复存在。意识到继发性丧失真实存在且需要加以关注对我帮助巨大。我因此认识到，亲人离世带来的丧失是多维度的，也理解了自身悲伤的复杂面向和深广程度。

写下这些继发性丧失亦对我有益，因为这迫使我承认它们的存在并思考它们的影响。我喜欢为自己的文字提炼结论，这一过程也鼓励着我制订方案以应对继发性丧失。不过，继发性丧失经常会在时间的流逝中不期而至。其中一些能够解决，而另一些糟糕的却只能继续忍受。我至今仍在摸索应对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