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德国选择党还是审判德国：两场诉讼在剧场和法院同时上演

2026年2月的一个周日夜晚，汉堡塔利亚剧院（Thalia Theater）。七名普通汉堡市民组成的陪审团缓缓起立，宣读一份具有象征意义却没有法律效力的裁决：建议由联邦宪法法院对德国选择党（AfD）启动禁令程序，并切断对该党的政府资金。然而，在这个由瑞士导演米洛·劳（Milo Rau）发起的虚构审判中，陪审团最终以微弱多数否决了立即取缔这个极右翼政党的动议。

《对德国的诉讼》，汉堡塔利亚剧院（Thalia Theater），米洛·劳（Milo Rau）导演。

就在同一天，现实中的科隆行政法院（Kölner Verwaltungsgericht）正在审理一场真实的诉讼——德国选择党起诉联邦宪法保卫局（Bundesamt für Verfassungsschutz）将其定性为“确凿的右翼极端主义政党”。一周后的2月26日，法院作出裁决：在法律纠纷的主要诉讼程序结束前，宪法保卫局暂时不得公开将选择党定性为“确凿的右翼极端主义政党”。

两个“法庭”，两场审判，共同构成了2026年早春德国政治生活中最引人深思的图景。一边是艺术虚构中的道德审判，一边是行政法院的法律裁决；一边追问“我们该如何面对一个反民主的政党”，一边回答“在证据确凿之前，国家机器不得越界”。而将这两场审判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标题——米洛·劳的作品名为《对德国的诉讼》（Prozess gegen Deutschland）。

这究竟是一场对选择党的审判，还是对德国本身的审判？

塔利亚剧院：一场虚构的审判

2月13日至15日，汉堡塔利亚剧院成为一座临时的“法庭”。七名通过抽签选出的汉堡市民端坐陪审席，前联邦司法部长多伊布勒-格梅林（Herta Däubler-Gmelin，SPD）担任主审法官。超过30位专家证人出庭作证，其中包括汉堡市文化局局长布罗斯达（Carsten Brosda）、著名哲学家奈曼（Susan Neiman），专栏作家马滕施泰因（Harald Martenstein）和备受争议的AfD创党人之一佩特里（Frauke Petry）等人。这并非米洛·劳第一次尝试这种“剧场审判”的形式。这位49岁的瑞士导演、维也纳艺术节总监，早已将法庭格式打造成自己独特的艺术品牌。2015年，他曾在刚果组织“刚果法庭”，召集60名证人就这个国家的冲突历史作证；在维也纳，他曾上演过针对奥地利自由党（FPÖ）的审判。

《对德国的诉讼》，汉堡塔利亚剧院

最后，经过三天控辩双方的唇枪舌剑，陪审团达成了一个各方或许都不满意的裁决。陪审团同意审查针对AfD的禁令程序，否决了联邦宪法法院直接禁止AfD的选项。另外，陪审团还认为，在审查期间，应该停止国家对AfD的政党资金（Parteienfinanzierung）支持。

前宪法法院法官穆勒（Peter Müller）曾经指出，联邦宪法法院将政党禁令（Parteienverbote）看作是最锋利的利刃，只能被视作最后的手段。在他看来，“中间派政党”应该通过政治竞争和辩论来削弱极右翼政党的影响力，而其此前与AfD的辩论长期不足。米洛·劳在访谈中表示，他的这一剧场艺术正是要为双方提供对话的平台：“《对德国的诉讼》这一项目尝试让不同的声音彼此展开对话——但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磨砺自己的论点。因为，当人们安于舒适，不再与那些自己不同意其观点、或认为其所说事实有误的人交谈时，民主就会消亡。在剧院里，可以用艺术的手段来促成这种迫切需要的交锋。”

米洛·劳的这个戏剧装置艺术并不旨在控诉“AfD有多坏”，而是为了追问“德国社会为何走到了选择党可能成为最强政治力量的这一步”。在支持取缔的声浪日益高涨的今天，这种反向的追问或许比单纯的拥护更具现实意义。

在这场虚拟审判中，控方的核心主张是：AfD在很大程度上奉行极右翼、法西斯主义与种族主义立场，此类立场违背人类尊严、民主及平等原则，对自由民主基本秩序构成系统性蓄意破坏。AfD所营造的社会氛围，助长了仇恨、种族主义、暴力行为及对边缘群体的排斥。宪法保护办公室的报告及大量证据显示，取缔该党具备必要性与合法性。检方律师海内克（Gabriele Heinecke）在结案陈词中指出：“该政党对本国相当一部分人口构成威胁。”她的同事，记者兼右翼极端主义问题专家施佩特（Andreas Speit）补充道：“我们需要批判性对话，其中也包括‘到此为止，不能再进一步’的权利。”

控方提出的这些理由并不陌生，因此他们仍需面对这些说法通常会遭遇的挑战。例如，控方主张取缔AfD的证据是否真如他们所宣称的那般“确凿”？控方是否真能证明AfD在“系统性”地破坏德国的社会政治生活？此外，究竟谁有权界定“社会氛围”与“到此为止，不能再进一步”？某些本应深入探讨的议题，是否因被认定破坏了“社会氛围”而被禁止“再进一步”讨论？这到底算是坚守“道德底线”，还是沉溺于舒适的“信息茧房”？

辩方主要从AfD支持率飙升的原因出发，反对简单地取缔该党。作家施维尔登（Fédérik Schwilden）认为，“AfD的力量不在于它的纲领，而在于其他政党的失败。”AfD的崛起并非源于其纲领的吸引力，而是源于主流政党在移民、安全、身份认同等问题上的集体失语和信任流失。取缔AfD更像是他们无力改变当下的“摆烂”宣言。马滕施泰因进一步推演了取缔AfD可能带来的政治后果。他直言：“你们想在这里，在某种作秀审判中，讨论取缔一个政党——这个党在德国西部获得20%的人支持，在东部获得35%到40%的人支持。换句话说，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民主的终结，以及用别的东西取代它。人口中庞大且仍在增长的部分的意见，在未来将不再对政治有任何影响。”马滕施泰因的这段话触及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当近四分之一选民支持的政党被取缔，这些选民的意愿将如何安放？他们不会因为政党被禁止而消失，他们的不满不会因为禁令而消散。他们会寻找新的政治代言人——可能比AfD更聪明、更危险、更善于利用民主规则来摧毁民主。

这些辩护无疑是值得关注的。但是，他们又都不得不面对最致命的一个追问：AfD为何不愿与党内极端势力划清界限，比如霍克（Björn Höcke）？因为他是该党至关重要的“选票收割机”。可现实政治利益的考量，难道能为放弃原则底线辩护吗？强调尊重AfD中温和支持者的诉求，是否就能掩盖该党内部的极端言论？

AfD的崛起和壮大不是一瞬间发生的，控辩双方都看到了对方身上的致命弱点，所有人都意识到了问题，但是，正是无意做出实质性的改变，导致了这场“审判”的上演。因此，被告席上坐的不是AfD，而是“德国”本身。

科隆行政法院：一场真实的审判

2025年5月，联邦宪法保卫局经过数年的调查，最终升级了对AfD的定性，即在全国层面上将该党定性为“确凿的极右翼组织”。此前，在勃兰登堡州，萨克森州和图林根州等5个州一级的宪法保卫局已经将该党定性为“确凿的极右翼组织”。联邦宪法保卫局做出这一定性的主要理由是，AfD所提倡的“占主导地位的、基于族裔和血统的民族观”与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不相容。这种观念旨在“将特定人口群体排除在平等的社会参与之外，使其遭受不符合宪法的区别对待，并由此赋予他们在法律上低人一等的地位”。

德国选择党随即提起诉讼，反对这一定性。宪法保卫局同意在法院做出最终裁决前，暂缓公开这一分类。科隆行政法院在上月的临时决议中暂时冻结了宪法保卫局对AfD的这一定性。临时决议支持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在AfD党内存在反对自由民主基本秩序的倾向，但是，现有的证据并不足以将AfD整体归类为“确凿的右翼极端主义”。所以，法院禁止联邦宪法保护局在最终诉讼裁决前，将AfD作为“确凿的右翼极端主义”组织来对待。

科隆法院的这一临时决议并没有为AfD“洗白”。证据“不足”并不是说AfD没有问题，而是法院认为，现有的证据链并不支持宪法保卫局能将对AfD的定性直接升级到最高等级。这其实反映了德国情报机构的权力与司法审查之间的谨慎平衡。内政部部长多布林特（Alexander Dobrindt）认为，法院的决议并没有将AfD从右翼极端主义的“疑似案例”（Verdachtsfall）中排除。宪法保卫局依然可以通过线人和卧底调查员等情报机构的手段对该党进行监控和调查。

这一判决在德国学术界看来，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说它在意料之中，是因为去年宪法保卫局公布对AfD的鉴定报告后，部分法学界人士就认为该报告证据过于薄弱——报告主要依赖个别言论、社交媒体帖子或地方成员的极端表达，但这些证据“不足以证明整个政党”已被极端思想控制。批评者指出，这只是“案例的堆砌”，而非对该党纲领或核心战略违宪意图的系统性证明。报告中许多被引用的例子最多只能被视为政治修辞，而非极端主义。德国法学界不认同宪法保卫局将AfD定性为“确凿的右翼极端主义”的主要理由为以下两点：“右翼极端主义”并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概念。德国当今法学界最德高望重的人物之一、前联邦宪法法院院长帕皮尔（Hans-Jürgen Papier）提到“右翼极端主义”并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用语：“德国的《基本法》中并没有右翼极端主义的定义。右翼极端主义的定义更为政治化。对一些人来说，即使是那些想阻止非法移民的人，也被视为右翼极端分子。”法律必须基于可验证的事实和严谨的逻辑，而不能仅仅依赖于一个模糊的政治标签。帕皮尔一直警告，使用右翼极端主义的标签和对AfD的取缔一定要慎之又慎。因为这样做会放大AfD的“受害者心理”，强化“体制在针对我们”的叙事。禁令或者“确凿的右翼极端主义政党”标签本身无法消除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这种受害者心理，恰恰是仇外心理和反建制情绪在遭遇外部打压后的应激反应。所以，它只会夯实甚至壮大社会中的极右翼势力。用帕皮尔的话来说，这是中了AfD的圈套。科隆大学刑法学教授罗斯塔尔斯基（Frauke Rostalski）指出，即便德国选择党采用“基于族裔与血统的民族概念”（der ethnisch-abstammungsmäßige Volksbegriff），也并不直接构成对自由民主基本秩序的威胁。原因在于，德国《基本法》并未禁止使用这一概念。换句话说，德国《基本法》并不否定“主体民族”理念本身，它禁止的是“唯有主体民族才是德国公民”的主张，以及基于该主张对少数族裔实施区别对待、剥夺其平等权利的行为。由此，罗斯塔尔斯基强调了联邦宪法保卫局鉴定报告中的两处关键漏洞。首先，AfD的党纲中并没有要求差异对待不同族裔的条款，“联邦宪法保卫局的法律观点认为，仅‘基于族裔与血统的民族概念’本身即构成对人类尊严的侵犯……但与此前针对德国国家民主党（NPD）禁令程序（例如该党纲领中存在明确要求法律上不平等待遇的具体条文）相比，这份针对AfD的鉴定报告恰恰缺失了这一决定性要素。”其次，该鉴定报告甚至在客观上帮助AfD“证明”其主张平等对待其他族裔：“联邦宪法保卫局列举的引文中，部分内容明确指出（血缘意义上的）‘非德国人’也可以成为国家公民并享有同等权利。”

德国奥登堡大学公法学教授伯梅-内斯勒（Volker Boehme-Neßler）则对判决结果略感意外，因为此前联邦宪法法院在Covid-19、气候变化等议题的多次判决中，均对行政部门政策予以迎合和确认，而非进行批判性审视。德国思想家萨弗兰斯基（Rüdiger Safranski）也表达了同样的观感：“近年来，司法机关和法院，尤其是宪法法院，正变得越来越政治化。”

从“确凿的右翼极端主义”的定性到AfD的取缔

联邦宪法保卫局将AfD定性为“确凿的右翼极端主义”，是为进一步取缔该党做准备。取缔极端主义政党的依据，源于德国独特的“防御性民主”（wehrhafte Demokratie）理念。这一理念可追溯至对魏玛共和国悲剧的反思：德裔美籍学者洛文斯坦（Karl Loewenstein）流亡美国期间提出的“战斗性民主”（streitbare Demokratie），正是其前身。其核心思想在于：为维护民主制度的存续，民主国家必须立场坚定、采取必要防御措施，对抗那些试图利用民主自由颠覆民主秩序的势力。

联邦宪法保卫局网站

这一理念本身存在悖论——民主制度为保护自身存续，必要时甚至需采取与自身理念相悖的手段，即不得不以非民主的方式保卫民主。尽管存在这种难以避免的矛盾，该理念仍贯穿战后德国《基本法》的制定过程。最典型的例子是《基本法》第20条第4款，即“抵抗权”条款：“若其他手段均无法解决问题，所有德国人有权反抗任何试图破坏这一秩序的人。”此类条款在西方其他国家宪法中并不存在，体现了德国独特历史背景下的紧迫性。此外，《基本法》第21条第2款为取缔极端主义政党提供了法律依据：“凡根据其目标或支持者行为，旨在损害、消除自由民主基本秩序，或危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存在的政党，均属违宪。”

在德国历史上，共有两次成功的取缔政党案例，另有两次失败的尝试。联邦宪法法院曾于1952年和1956年，分别取缔了社会主义帝国党（SRP）与德国共产党（KPD）。2003年，针对德国国家民主党（NPD）的取缔申请因取证方式类似“无间道”而被联邦宪法法院驳回——为获取NPD违宪的证据，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在该党安插了大量线人，法院认为，无法判断NPD高层的言行究竟是出于自身意志，还是受线人诱导或指令影响。2017年，取缔NPD的议题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此次宪法法院虽认定NPD的政纲确属违宪，且该党存在危害联邦共和国的行为，但指出“缺乏确凿迹象表明这些破坏宪法的行动具备成功的可能性”，因此NPD仍不满足取缔政党的条件。两次针对NPD的取缔尝试均以失败告终：第一次因取证方式不合法，第二次则因NPD实力过弱，不足以构成现实威胁。

从上述失败案例来看，在德国，取缔政党至少要满足两个条件：1）政党必须明确追求违宪目标，如废除自由民主基本秩序或危及联邦共和国的领土存在；2）政党必须积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有具体迹象显示，这些敌视宪法的努力至少看起来有可能成功。简言之，禁令的条件是有意愿，有行动，并且也要有能力。

AfD可能不满足上述的任何一个条件。首先，从科隆行政法院的裁决中，我们不难发现，法院强调了，只是部分AfD的派别和成员有追求违宪目标。部分党员的言行并不能代表全党。帕皮尔曾经表示：“AfD有来自右翼极端主义阵营的支持者，但其中许多选民并非右翼极端分子——他们只是失去了政治归属感。”如今，帕皮尔的这一观点也正越来越受到德国社会各界的认同。AfD的内部是极其撕裂的，充满了派系纷争。党内既有霍克所领导的极右翼派别“翼派”（Der Flügel），也有温和务实的经济自由派。《对德国的诉讼》的受邀嘉宾之一佩特里在2017年时就因不满霍克而以一种极其戏剧化的方式退出了AfD。但是，党内的温和派也不可能抛弃霍克，因为，AfD与联盟党之间支持率的差距非常小。如果抛弃霍克支持者的选票，AfD就等于自动放弃在下次大选成为第一大党的可能性。即便民调数据高企，这种结构性的撕裂也是外界质疑AfD未来能否执政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也就很难证明AfD作为一个整体在破坏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

其次，第二个条件意味着必须证明AfD已经有废除自由民主基本秩序的行动，并且他们的行动很有可能成功。支持AfD禁令者往往会援引“防御性民主”或者“早期阶段”等说法支持自己的观点。AfD近年来在政治上的成功也给禁令支持者们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他们认为，AfD的成功大大增加了其实现破坏自由民主基本秩序目标的可能性，所以有必要尽早实施最严厉的防御性措施。但是，他们通过AfD中的极端分子的言论“假设”了整个政党会按照党内极端派的想法行事，执行这些最极端的政策，这与基本法的原意和此前的判例都不符。

德国《基本法》及此前的判例为政党禁令设置了极高门槛，这并非意味着德国人已淡忘二战的惨痛教训，而是为了防止“政党禁令”被滥用，沦为铲除反对党的便利工具。战后数十年的实践表明，德国的政治工具箱中已有足够多的工具来防范二战悲剧重演。正如前宪法法院法官穆勒所言，“政党禁令”只能被视为最后的手段。然而在现实中，无论是主流政党还是媒体，却总希望不断提高这一“最后手段”的使用优先级。这究竟是为何呢？

禁令是一种逃避

要回答上一节最后提出的问题，我们必须回到汉堡的那场虚拟审判中。“‘右翼’与‘右翼极端分子’这两个词是否更趋近于同义？”这是在《对德国的诉讼》这场演出中获得高度关注的马滕施泰因“证词”中提出的一个问题。不出意外，他的这类问题引发了德国社会的又一次撕裂。左翼的《明镜》周刊将其看作“可怜的颤音和神圣的愤怒” ，政治光谱的另一边则把他的讲话称作“里程碑式的”。

在德国的公共辩论里存在一种倾向，即任何在移民、气候、能源及性别等议题上与左翼叙事相悖的言论，很容易会被自动贴上“极右翼”的标签。尽管保守派阵营在2025年大选中获得了近六成的支持率，但其在德国社会中的合法性越来越“存疑”。柏林工业大学传播学荣休教授博尔茨（Norbert Bolz）曾在德国《世界报》（Die Welt）撰文指出，现在德国的保守派处于一种无家可归的状态。基民盟的名字是具有欺骗性的，因为，默克尔已经彻底改变了这个党的本质——该党已经无法和“保守”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了。此外，“在施密特（Helmut Schmidt）甚至在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时期，保守派选民都有可能选择社民党。”也就是说，当时的社民党都会采纳相对“保守”的政策。但是，如今这是完全无法想象的。因此，AfD成为了这些政治上的“无家可归者”无奈的临时落脚点。AfD选民基数的扩大并不一定意味着“极右翼”势力的增强，更可能的情况是这个“无家可归”的群体规模在变大。

减少“极右翼”势力的方式或许在于为这些“无家可归者”找到合适的归宿，但现实却是他们的立足之地不断被蚕食。资深的社民党党员、德国政治学家默克尔（Wolfgang Merkel）认为，政治道德化（Moralisierung）的加剧是左右两个阵营彼此的隔阂和敌意不断加深的重要原因。社会政治生活必定需要道德，但是道德化恰恰是不道德的：“道德化则是一种带有排他性与贬抑性的道德表达形式。它是一种自以为是的自我道德立场粉饰，是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表现，是一种道德上的炫耀与身份确认，旨在彰显自身道德的优越性。这种过度的道德化倾向，恰恰塑造了左翼自由派世界主义者阵营的特质。”

当地时间2026年3月19日，德国勃兰登堡大科尔齐希，民众参加德国选择党地区行政长官选举举办的竞选活动。视觉中国 图

各类左翼精英通过在移民、气候、能源和性别等议题上坚守自认为绝对正确、绝对道德的立场（典型的话语，如“科学已经确定……”，“没有替代方案”），获得了向社会上游流动的入场券，而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却要承受由此制定的错误政策带来的代价。与此同时，德国的左翼精英还掌握着绝对的舆论话语权，任何对这些“绝对正确”的质疑，都可能被贴上“仇恨言论”，“极右翼/纳粹”或“滑向危险的极右翼/纳粹”等标签。“极右翼/纳粹”等标签在德语世界各类讨论中被通货膨胀式地滥用，正是对戈德温法则（Godwin's Law）最贴切的注解。1990年，美国律师、作家戈德温（Mike Godwin）观察早期互联网的讨论之后，发现了一个现象：“当一个对立的讨论不断延展时，参与者用纳粹或希特勒来类比对方的概率会趋于1，也就是100％，几乎没有例外。”他指出，这种类比往往意味着讨论的理性基础已经崩溃。简单粗暴地给对方定性，往往是为了逃避对复杂的社会和政治议题的深入讨论。

萨弗兰斯基指出了“政党禁令”背后的政治算计，民意支持率节节败退的左翼政党心知肚明：“这项禁令根本不可能成功，但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可以让政治对手受到质疑，将其污名化为麻风病人——这就已经足够达到效果了。”他们试图通过“污名化”的“恐吓”手段，让更多选择AfD的选民改变立场。但是，博尔茨认为，左翼愈发频繁地使用“防火墙”（Brandmauer）和“纳粹”等词汇，恰恰表明这些污名化手段正在失效。这些词汇原本应有的威慑作用正逐渐减退：“禁忌效应（Tabu-Effekt）在不断弱化。越来越多的选民认为与AfD开展议会合作是可以接受的——甚至能想象自己会投票给该党。而基民盟（CDU）和自民党（FDP）每让保守派选民失望一次，‘蓝色’（指AfD）的潜力就随之增长一分。”在刚刚结束的巴登-符腾堡州的选举中，AfD得票率较上次选举增加了一倍，达到了18.8%。要知道巴符州是德国最重要的经济引擎之一，这里汇聚了大量知识与商业精英，长期以来，该州一直是基民盟与绿党的票仓，被认为是德国最不可能支持AfD的地区之一。

绝大多数AfD选民不想要新的希特勒，他们想要一个新的施密特式的人物。批评一种功能失调的移民政策并不意味着拒绝所有形式的移民；质疑当前与热力学、物理学和经济学等基本原理相悖的激进能源转型政策并不是对气候变化的否定。这也不是“滑向危险的极右翼”，不是对民主的系统性攻击。默克尔（Wolfgang Merkel）在德国《每日镜报》（Der Tagesspiegel）上撰文严厉批评了社民党早已脱离工人阶层，绿党则已经成为了特权阶层的政党：“中间派政党非但不反思自己的选民为何流失，反而高筑防火墙、通过不兼容决议。”用禁令替代对话，用法律武器取代政治竞争，只会让问题被掩盖而非解决。取缔选择党的呼声越高，越可能成为一种危险的逃避机制：与其反思为什么20%的选民支持一个极右翼政党，不如直接把这个政党从政治版图上抹去；与其倾听那些投票给AfD的人的焦虑和不满，不如把他们全部归入“种族主义者”的阵营，拒绝与之对话。这种“道德豁免”固然令人感到正义，但它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帕皮尔认为：“温和的中间主流政党必须重振自身，重新赢回选民支持。”若想有效对抗德国AfD，或许应制定更完善的政策。

然而，现实却与这些理性建议背道而驰。由左翼主导的“交通灯联盟”无疑是战后德国最糟糕的执政联盟，去年大选时，选民选择了保守派政党。但默茨为了与社民党——这一“唯一”可行的合作对象——谈判组阁协议，在施政纲领上大幅向社民党妥协。这直接导致，推动德国“去工业化”、推高国内物价的能源转型政策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德国民众最关心的移民政策也未出现根本性扭转趋势；过度膨胀的福利支出同样未得到大幅削减；此前备受争议的庞大特别基础设施建设基金，被发现存在巨额资金挪用问题。尽管选民在大选中投票给了保守派政党，最终却只能接受左翼的政策。

虽然这些建议在理智层面不难成为社会多数人的“共识”，但在现实政治中，左右两翼政党不调整政策，一味坚持对AfD的强硬立场，却有可能是最“符合”各方政治利益的选择。从左翼政党的视角来看，首先，坚持设置对AfD的防火墙暂时确保了左翼政党在德国政治中“立于不败之地”。如果，左翼政党在大选中获胜，自然他们可以主导组阁和政策；如果，联盟党胜选，由于防火墙，联盟党为了组阁必须向左翼政党做出大幅度妥协。这是我们在默克尔和默茨执政期间反复看到的现象。其次，左翼政党的经济、政治和道德资本都已经与其此前的叙事和政策牢牢绑定在了一起。他们一旦开始反思过去在各方面的政策错误，就意味着对过去的政治遗产作彻底清算，这是左翼政党完全不能接受的。所以，他们只能坚持这些已经被公众所唾弃的政策是“更好的政策”，“AfD从中作梗”是这些“更好的政策”无效最好的替罪羊。

从中间派右翼政党，即联盟党的视角来看，首先，他们与左翼政党面临同样的政治遗产包袱。在默克尔主政的16年里，她已经成功完成了对联盟党“社民党化”和“绿党化”的改造。联盟党的政治利益和遗产早已经与左翼政党捆绑在了一起。其次，联盟党只有坚持对AfD的防火墙，才能获得执政的机会。因为，任何与AfD联合执政的尝试都是政治自杀。

从AfD的视角来看，他们未必会“排斥”借助防火墙与政党禁令展开的舆论战和法律战。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述，在德国取缔政党的法律门槛极高。也就是说，AfD被真正取缔的风险很低。此外，防火墙虽然阻止了AfD实质性地参与联邦层面的执政，但是，这也帮助AfD避免了过早暴露由于长期在野，执政能力不足的弱点。此前，欧洲的一些极右翼政党上台之后，因其施政不佳，支持率立马跳水。另一方面，如果“中间派政党”在政策工具箱中只剩下了反AfD，那就意味着“中间派政党”在现实政治中已经黔驴技穷了。现实生活中越来越糟糕的民生和受害者叙事是AfD天然的助选人。另外，像霍克这样的党内极端分子也可以搭便车，不断扩大其基本盘。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一幅极为吊诡的图景：对于政治光谱的两端而言，以极端化的方式对待AfD似乎都是实现自身政治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其最终的结果是德国政治的这口高压锅越来越趋向爆炸。AfD的崛起并不是德国政治迈向脱轨的原因，而是其结果。取缔一个AfD，会有新的AfD不断涌现。正如文中所引用的诸位德国重要学者所言，“原因”在于“中间派政党”本身。但是，这些“中间派政党”出于自身盘根错节的利益算计，无意去做真正的改变，只愿意拿AfD的崛起作为替罪羊，以掩盖真正的社会问题。

行文至此，笔者不禁想问，是否会出现一个AI一劳永逸地解决这样的极化对立呢？又或者，随着人文科学在数智时代的进一步式微，人的心智与判断力会不可避免地进一步萎缩，以至这样的对立会越来越频繁地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