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祖大寿到祖泽润：漂流海外的古墓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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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写隰县小西天大雄宝殿匾额落款时，提到了祖泽润，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个与祖泽润有关的话题——现藏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祖大寿墓”的真实身份之争。

在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中国展厅里，陈列着一组极为特殊的文物：一整座从中国运去的古墓。博物馆长期将它标注为“祖大寿墓”，并在馆藏系统中记为来自北京永泰庄祖氏墓地、年代约1656年。根据馆方说明，这座墓室内原有一座四棺台，被解释为祖大寿与三位夫人的合葬设施，这一说法至今仍在部分馆藏介绍中沿用。

随着北京清河永泰庄祖氏墓地的考古清理、辽宁兴城祖大寿谕祭碑残件的出土，以及多篇研究论文的发表，这座“祖大寿墓”的身份开始被重新审视。尤其是随着赵芷仪《祖大寿真实墓地考》、鲁克思《“侨居”多伦多——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里的祖大寿遗冢》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林梅村教授团队的专项调查研究（林梅村、郝春阳《说不尽的祖大寿》上下篇）等研究成果的发布，使得这一问题逐渐形成多种不同解释。

目前较为普遍的共识是：祖大寿本人最终归葬于辽东宁远故里（今辽宁兴城），而并非北京永泰庄。

但关于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所藏这座墓葬的具体身份，学界仍存在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它可能属于祖泽润等祖氏家族成员，也有研究倾向其与祖大寿在京陵墓体系有关。这座漂流海外的中国古墓，逐渐成为一桩横跨中国与加拿大、持续百年的文物身份疑案。

本文将目前主要的几种解释路径与证据链逐一梳理，尽可能还原这座海外中国古墓的真实身份。

第一章 一座中国古墓，为什么会出现在加拿大？

1914年，皇家安大略博物馆（Royal Ontario Museum）正式开放。建馆初期，博物馆正积极扩充亚洲艺术与建筑类收藏。馆方公开资料中提到，这座“明墓”是中国建筑展厅的重要展品之一，也是海外规模最大的中国建筑类文物展示之一。

这批墓葬构件由英籍商人乔治·克罗夫茨（George Crofts）经手采购。克罗夫茨是一位长期活跃在京津两地的皮货商人，对中国文物也颇有兴趣。

乔治·克罗夫茨（George Crofts）

1919年前后，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委托其在中国寻找具有代表性的建筑文物。克罗夫茨最初被引至北京铁匠营一带，随后又来到北京清河永泰庄的一处祖氏墓园，最终选择购买该墓园的石构件。这批文物重量巨大，石门、石像生、石柱、石供桌等构件共计100多件，总重量约150吨。克罗夫茨当年还从天津购得一部分石构件（一说均为从天津购得），除用于复原展厅石门的一套构件外，还有另一套几乎相同的石门构件。据其回忆，两套石门均来自同一祖氏墓园遗址。文物的运输过程极为复杂，先以马车从北京运至天津港，再经海船运往加拿大，最终于1921年前后抵达多伦多。随后，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按照原有布局重新搭建，形成今天展厅中所见的墓葬景观。

这座墓之所以被博物馆选中，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足够完整。墓园不仅有墓丘，还有石门、石供桌、石像生、神道石刻等整套构件，远比单件文物更具展示价值。

第二，规模宏大。墓室中发现的石桌与四个棺台被解释为合葬设施，使早期研究者认为这是一座高级官员墓葬。

第三，卖方声称墓主人是祖大寿。祖大寿是明清之际辽东著名将领，又是吴三桂的舅父，在中国历史上知名度极高。这样一个名字无疑大幅提升了这座墓葬的历史价值与收藏价值。后来的研究者发现，当年带克罗夫茨看墓的人并非祖氏后人，更可能是盗墓者冒充祖氏后裔，只为提高墓葬售价。克罗夫茨虽然熟悉中国文化，但缺乏考古与文献考证能力，最终接受了这一说法。

第二章 百年误判，为什么它被认定为祖大寿墓？

最初向克罗夫茨介绍墓葬的人，自称是祖氏家族后人，并告诉他这就是祖大寿的墓。对于一位外国商人来说，这样的说法听起来十分合理。如果这座墓属于他，无疑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因此，克罗夫茨在没有进一步考证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一说法，并将墓葬以“祖大寿墓”的名义出售给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博物馆随后也沿用了这一名称。这一判断之所以在百年间几乎没有受到质疑，还因为当时存在三条合理的证据。

一、祖氏家族墓地的地理线索。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馆藏明确记载，这批墓葬构件来自北京清河永泰庄的祖氏家族墓地。林梅村教授团队通过实地调查确认，永泰庄祖氏家族墓地位于北京清河镇东升乡永泰庄北（今二炮部队计量站大院，俗称“大山子”），南临清河，地表原有半径约二十五米的月牙城，城墙夯土版筑，早年墓园还设有石人、石马、石驼和石门，俗称“祖家坟”，是祖大寿家族在京的核心墓地。

鲁克思在2005年3月前往永泰庄调查时发现，原本自由流淌的清河水系已被修整为笔直运河，祖大寿之孙祖永烈的御祭碑仍伫立原地，而祖大寿养子祖可法的墓碑已无迹可寻。此外，鲁克思引用1989年出版的《北京名胜古迹辞典》记载，“祖家坟”位于海淀区东升乡马房村东约1公里处（马房村位于今永泰庄以东），1656年祖大寿以一品大臣之礼下葬，其子祖可法、孙祖永烈随后入葬同一墓地，墓前原有石刻守卫、石马、石供桌，晚清遭盗掘，构件被贩卖至天津，仅存墓冢残迹，这也与克罗夫茨采购构件的背景相吻合。

对早期研究者而言，这一点几乎具有决定性意义，既然属于祖氏家族，墓主人自然应该是家族中最具分量的人物。而祖大寿作为祖氏家族中最知名的辽东名将，自然被认为最有资格拥有如此规模的墓葬。在缺乏更多考古材料的情况下，研究者很容易将这座大型墓葬直接归于祖大寿名下。

二、墓葬规模与名将身份的匹配

这座墓不仅有墓丘和墓室，还配有完整的神道石刻，包括石门、石供桌、石骆驼、石像生等。这类配置在明清墓葬中属于较高等级，一般见于高级武官或贵族墓葬。墓的石宝顶高度约5米，接近清代一品官员墓顶规格。而祖大寿降清后被授予汉军正黄旗总兵官，属于一品武职，因此墓葬规格与其身份看似能够对应。此外，墓室中的“一桌四棺台”结构也被解释为祖大寿及三位夫人的合葬设施，这进一步强化了“名将墓”的判断。

三、文物交易中的名人效应

最初向克罗夫茨出售墓葬的人自称祖氏后人，并直接说明墓主人为祖大寿。克罗夫茨在未能核实这一说法的情况下，以此为依据完成了交易。随着墓葬长期在博物馆展出，这一称呼被不断重复：展厅说明、馆藏数据库以及相关出版物都使用“祖大寿墓”的名称，使这一说法逐渐固化为公众认知。

这一判断其实存在一个致命问题：没有任何直接证据、没有墓志、没有碑刻，也没有系统考古发掘。

后来出现的两项重要发现改变了这一局面：辽宁兴城出土的祖大寿谕祭碑残件和北京永泰庄祖氏墓地的考古发掘这两条证据，使整个问题开始发生变化。

第三章 祖大寿真正的墓地在哪里？

要厘清墓葬归属，首先要明确祖大寿的人生轨迹与最终归宿。祖大寿（1569-1656），本名祖天寿，字复宇，明末清初宁远（今辽宁兴城）人，吴三桂之舅，出身辽东军户世家，是祖氏四代镇守辽东的核心人物，一生深陷明清战乱的漩涡之中。

他初为明靖东营游击，被经略熊廷弼上奏表彰，天启初年升任中军游击，1622年广宁之战明军战败后，率部避守觉华岛，辅佐参将金冠守岛；1623年遵孙承宗之命修筑宁远城，后与袁崇焕、满桂共同镇守宁远。

1626年天启六年，协助袁崇焕取得“宁远大捷”，以红衣大炮轰伤努尔哈赤，以功升副总兵；1627年天启七年，参与“宁锦大捷”，率军绕至敌后与清军激战，助明军击退皇太极。崇祯元年，祖大寿升为辽东前锋总兵，挂征辽前锋将军印，驻守锦州，后随袁崇焕入关保卫京师。袁崇焕被皇太极反间计设计下狱后，祖大寿怕受牵连毁山海关出逃，经袁崇焕书信招抚才重新归明。

袁崇焕死后，祖大寿成为明朝辽东防线的核心将领，崇祯四年修筑大凌河城，却被后金军队围困，粮尽后被迫投降，谎称回锦州作内应，归明后继续坚守锦州十年。崇祯十五年（1642年），松山城破、洪承畴降清，锦州被围困一年后粮尽援绝，城中出现人相食的惨状，祖大寿无奈再次降清，隶正黄旗，任总兵，后跟随清军入关。

祖大寿因两度降清，被乾隆帝列入《清史列传·贰臣传》，其功过也成为明清之际历史研究的重要议题。此外，祖大寿故居位于北京西城区富国街3号（旧名祖家街），原为吴三桂之子吴应熊驸马府，后改为祖氏祠堂，清代为正黄旗官学，后为北京三中（老舍曾在此就读），故居门当浮雕麒麟与博物馆藏墓二柱门麒麟浮雕形制一致，成为祖氏家族在北京活动的重要佐证。

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实物证据，祖大寿的墓地一直存在不同说法。但2013年的一次考古发现，让这个问题出现了关键转折。

2013年，辽宁兴城西河右岸当地村民祖彤、祖兴彪（祖大寿第十二代孙）在筑坝工地偶然发现了祖氏祖茔遗址，通过发掘，考古人员发现了顺治年间的谕祭碑残件。出土过程分为四天：6月7日出土残碑及7块残件，6月8日出土双龙首碑额、石香炉等11件残件，6月10日出土刻有12字的残碑及小香炉等5件文物。

经过整理，最终共出土25块墓碑残件，经过拼接，其中最关键的一段文字逐渐显现出来：

“谕祭镇国将军祖公……”

学者们通过碑文内容与史料进行比对，确认这正是清廷为祖大寿所立的谕祭碑。碑文显示，顺治十三年祖大寿去世后，清廷遣官祭奠，并赐葬于宁远故里。这一发现与《兴城县志》《祖氏家谱》等史料记载高度一致：祖大寿最终归葬于宁远西河右岸的祖氏家族墓地。

兴城文庙中保存的祖大寿墓碑高约150厘米、宽约60厘米，长方圆首，表面简素粗糙，碑文有“皇清诰封故考特进光禄大夫□大寿”等字样，左侧碑文还能辨认出至少一位夫人的名字（祖大寿正妻为左氏），该墓碑已遭侵蚀破坏，但可与2013年出土的谕祭碑残件相互印证。据估算，这座完整墓碑至少高3米、重2-3吨，碑面竖刻6行共81字（赵芷仪文献考证为80字，核心差异为纪年细节），为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廷为祖大寿所立，是辽西地区发现的规格极高的清代祭碑。

在清代，谕祭碑有着明确的制度意义，是皇帝下诏为功臣举行祭祀的凭证，通常会明确记载墓葬地点与礼制信息。康熙抄本《祖氏家谱》记载，祖大寿卒于顺治十三年四月十五日，寿七十八岁（实为八十八岁），葬于宁远西河右岸（今兴城西河南岸）的“镇国将军祖公茔”。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户部尚书张玉书为《祖氏家谱》作序时，曾前往宁远“镇国将军祖公茔”抚碑祭祀，进一步印证了祖大寿归葬故里的事实。

从明清时期的葬俗来看，许多在京城去世的官员，会先暂厝京郊，待祖籍墓地修成后再迁葬故里。因此，祖大寿死后灵柩被送回宁远祖茔，是符合当时家族葬制与社会习俗的。这一结论，使得一个新的问题随之出现：既然祖大寿归葬兴城，那么北京永泰庄祖氏墓地中那座大型墓葬究竟属于谁？

时间回到1993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永泰庄祖氏墓地进行考古清理时，出土的一块墓志残盖给出了重要线索。墓志上刻有：

“诰封显考特进光禄大夫固山额真加伯爵荫溪祖公墓志铭”。

“荫溪”是祖泽润的号，而“固山额真”则是清代汉军旗都统的官职。《京北畿甸清河镇》记载，祖泽润墓位于清河镇永泰庄东村与西村之间（今二炮部队计量站大院），茔地坐北朝南，占地数十亩，即当地俗称的“祖家坟”，这块76厘米见方的墓志石，经专家考证确认为祖泽润墓志，结合墓志中“显考”二字，可推断墓地为其子女所建（不排除祖泽润生前自建生圹），且祖泽润生前为子爵，死后加封为伯爵，与墓志记载完全吻合。

祖泽润本为祖遇钧之子，后过继给祖大寿为嗣，因此在家族体系中具有特殊地位。史料记载，祖大寿早年无子，遂收养从子泽润为后，后虽有亲生三子（祖泽溥、祖泽洪、祖泽清），祖泽润仍长期被视为家族的重要继承人。

祖泽润的仕途起点与明清战争密切相关。1631年大凌河之战时，他率先归附后金。与祖大寿在明清之间多次摇摆不同，祖泽润归附后基本保持对清廷的忠诚，因此逐渐获得皇太极及清廷的信任。与祖大寿相比，祖泽润在清廷体系中的政治地位反而更为稳固。祖大寿虽然官阶亦高，但因两度降清，始终受到一定程度的政治防范；祖泽润则属于较早归附的汉军将领，更容易获得清廷信任。

祖泽润生前官至正一品，死后加封伯爵。从身份地位来看，完全有资格拥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墓葬。该墓地北部由半径约25米的半圆形夯土墙围绕，中心墓葬出土的墓志残盖铭文，与《清史稿》及1680年祖永烈御祭碑上对祖泽润的记载完全相符。因此，1993年的考古报告将永泰庄墓地中的大型墓葬编号为M10，并根据墓志认定其为祖泽润墓，M11被认为是其后人祖植松墓。

既然这个墓地属于祖泽润，这也让学者开始重新思考一个问题：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所藏的那座墓，会不会其实也属于祖泽润？

第四章 学界的三种解释

随着新的考古材料出现，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祖大寿墓”的身份逐渐成为一个学术争议问题。目前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种解释。

一、祖大寿墓说

这是最早、也是博物馆长期采用的观点。这一解释认为，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所收藏的墓葬构件来自北京永泰庄祖氏墓地，而该墓地中最重要的历史人物正是祖大寿。因此，墓葬很可能属于祖大寿本人。

鲁克思在研究中指出，博物馆所藏墓门门额原有满汉双语题刻，其中满文末尾两字可辨为“公之墓”。如果结合汉文部分进行复原，可能为“皇清诰封光禄大夫祖公之墓”。这一形式与兴城祖大寿墓碑铭文存在一定相似性，因此很可能就是祖大寿墓或其纪念性墓冢。

此外，鲁克思还注意到，博物馆所藏石像生为明代文武官形象，而非清代常见的满族服饰形制。这一特点也可能与祖大寿特殊的历史身份有关，作为明朝旧将，清廷在其葬礼上或许允许沿用部分明制。因此，在鲁克思看来，这座墓葬仍可能与祖大寿有关，只是具体形态与葬制仍需进一步研究。

二、祖泽润墓说

这一观点主要依据1993年永泰庄墓地发掘所发现的祖泽润墓志。由于祖泽润在清初官至固山额真并加封伯爵，其地位完全足以拥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墓葬。赵芷仪在《祖大寿真实墓地考》中指出，祖大寿最终归葬于辽宁兴城，而北京永泰庄墓地主要属于祖泽润及其后人。因此，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所藏墓葬可能属于祖泽润家族墓地的一部分。

不过，目前尚缺乏直接证据证明博物馆所藏墓葬构件一定来自祖泽润墓本身，因此这一观点仍属于一种推测性的解释。

三、祖大寿在京陵墓（或迁葬前暂厝墓）说

北京大学林梅村教授提出了另一种解释。他认为，祖大寿最终确实归葬宁远祖茔，但北京永泰庄很有可能是暂厝墓。当时在京官员去世后，暂厝京郊择期归葬故里的情况很普遍。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所藏的石门、石翁仲、石驼等构件，均与北京永泰庄M12前的神道、配属文物位置完全对应，而祖泽润墓（M10）并未被外运，二者同属永泰庄祖氏墓地，只是功能与墓主不同，M10为祖泽润的正式墓葬，M12为祖大寿的暂厝之所。M12为六角形砖室墓，形制与辽金时期北方流行的六边形砖室墓一致，地表无宝顶，与祖泽润墓（M10，斜坡墓道穹隆顶圆形砖室墓，由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组成）的形制差异明显。后来随着祖大寿迁葬辽东，这座墓园逐渐废弃，其石刻构件在20世纪初被出售并运往海外。

此外，林梅村教授还发现，兴城祖大寿墓所用的汉白玉和青石，与京郊清河镇马坊村祖永烈墓的石材相同，推测部分构件可能随祖大寿墓从京郊迁葬而来。而京郊永泰庄祖氏墓园的性质，实则是祖大寿迁葬兴城前的京郊暂厝之所（寿藏），顺治十三年祖大寿病逝后，因兴城祖茔尚未竣工，其棺椁暂厝于北京清河永泰庄，直至顺治十六年兴城墓地落成后才迁葬故里，这也是清廷在其去世三年后才于兴城立谕祭碑的核心原因。

这一解释能够同时解释两个事实：祖大寿最终葬在兴城、北京永泰庄又确实存在规模宏大的祖氏墓园。因此，被一些学者认为是较为合理的一种解释。

第五章 回声：一座古墓背后的历史

今天，当人们走进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看见这座来自中国的古墓时，它所讲述的故事，其实远不止一位将军的墓葬。它记录着三段历史。

第一段是明清鼎革之际辽东武将家族的命运。祖氏家族四代镇守辽东，在明清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家族成员在不同历史阶段做出的政治选择，也折射出那个时代的复杂局势。

第二段是近代中国文物流失的历史。20世纪初，中国社会动荡，大量文物被盗掘和贩卖。这座墓被整体拆运出国，正是这一历史背景下的典型案例。

第三段则是学界不断修正历史认知的过程。从祖大寿到祖泽润，从“祖大寿墓”到“祖大寿暂厝墓神道构件”，这个认知的修正，让这座漂流海外的古墓重新回归真实的历史语境。祖氏家族在北京的墓葬分多处，形成了完整的家族墓葬体系：永泰庄为祖大寿、祖泽润一脉，南马坊村为祖大寿养子祖可法、孙祖永烈一脉，铁匠营为祖大寿次子祖泽溥一脉，各支系墓葬规格均与其官职匹配，构成了研究明末清初辽东武将家族葬制的重要样本。

或许直到今天，这座漂流海外的古墓仍没有完全揭开所有谜团。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史料与考古发现出现，它的真实身份，正在一点一点接近历史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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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赵芷仪.祖大寿真实墓地考[J].兰台世界,2017,(05):101-103.DOI:10.16565/j.cnki.1006-7744.2017.05.29.

[2]鲁克思,高菲池.“侨居”多伦多: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里的祖大寿遗冢[J].美成在久,2018,(04):38-47.DOI:10.19993/j.cnki.2095-865x.2018.04.004.

[3]林梅村,郝春阳.说不尽的祖大寿(上)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祖大寿墓调查记[J].紫禁城,2019,(01):131-142.

[4]林梅村,郝春阳.说不尽的祖大寿(下)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祖大寿墓调查记[J].紫禁城,2019,(02):150-156.

山河有意